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论题？

一 理论与现实的冲突

历史证明，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在实践中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市场之所以能获得这种成功并充满活力的机制是：第一，价格机制所发送的供求状态信号，引导着资源的有效配置，使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结构和数量适应消费者的偏好结构和需求；第二，竞争机制激励着人们的创造性和技术创新，选择最优的组织，以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第三，市场的发展使政治和经济权力分散化，降低寻租的机会，把人们的努力导向生产性的活动。

但是，这种事实证明的有效率性与一般均衡模型所证明的帕累托效率是不同的。

在主流经济学中，支撑自由市场倡导者的最根本理论基石是一般均衡理论。我们在高级微观经济学教程中看到的核心内容，不外是对这一理论的数理表述和证明。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把一般均衡模型视为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的证明？或者说，一般均衡理论是否是对自由市场的科学证明？

真正研究一般均衡模型的经济学家对这一理论模型持非常慎重的态度。阿罗（Kenneth Arrow）和德布鲁（Gerard Debreu）从来就不认为，一般均衡模型是对现实市场的真实描述，更没有想把它作为政策的指南。他们深知这一模型本身存在的局限：它仅仅是一种基于严格的一系列假设的理论分析，探讨的是自由市场经济要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应当满足的条件。因此，一般均衡模型最多只能充当一种启发性的思考框架，不能把它视为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解读，甚至算不上是一种近似的解读。

在阿罗和德布鲁的世界中，企业仅仅是一个空壳，它对市场价格做出反应，并把输入转换为输出，并不存在创新的空间，也不存在垄断者和寡头垄断者。即使其中存在金融市场，也仅仅是以一种非常简单的形式存在，不可能出现经济泡沫。

对于这种局限，对一般均衡模型有很深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哈恩（Frank Hahn, 1980）坦诚地指出，我们“已接近路的尽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好的地方。一部分原因是世界改变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分散了；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走的路过于狭窄，而且，我们现在觉得，在修建这条路时，我们避开了太多的、本该经过的荒凉而杂乱的原野。我们确实已经到达了井然有序的目的地，但我们却越来越不可能停留在那里”。

即使是阿罗-德布鲁模型的技术性假设都得到满足，也不能保证自由市场经济回到帕累托效率均衡点。这类发现早在1953—1973年间就已产生，产生于经济学家尝试进一步拓展阿罗-德布鲁模型的成果的过程：第一，它不能确保经济均衡的唯一性。也就是说，对于一组供给和需求方程，可能同时存在很多解。如果不依赖消费者偏好的某些极端假设，最多只能得出方程的解数量有限这一结论。第二，在一个企业和消费者都满足阿罗-德布鲁模型给定条件的经济体中，经济运行将会以多种方式运行。它可能表现出稳定的特征，紧紧地依附在均衡点附近；也可能非常混乱，走向各种极端情形；或者它的运行方式介于这二者之间。仅仅依赖理性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假设，并不足以决定经济以哪种方式运行。得出这种结论的学者包括德布鲁本人。

一般均衡模型是对市场运行的一种较为严格的解释，但却因远离现实的市场世界而备受批评。即使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承认这方面的缺陷，对理论与现实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感到郁闷。但是，他们却以没有一种更好的可供选择的理论为借口来安慰自己。索洛直白地道出了这种心态：“我知道那轮盘是歪的，但这是城里唯一能玩的游戏。”

这其实也曾经是西方主流教科书的典型心态。由这种心态产生出的逻辑处理方式是：承认一般均衡模型起码给“无形之手”（即价格机制）提供了一种纯理论的证明，虽然这种证明还存在缺陷；同时，又把这一模型作为一种参照系，定义出一组市场失灵，提出一组政策建议，其中包含干涉主义。这种处理方式意味着：完全竞争均衡模型的“非现实性”恰好证明自由市场制度的现实缺陷。

阿罗和德布鲁从来没有想过要将其一般均衡模型应用于政策分析，因为他们深知这一模型的苛刻假设使它远离现实世界。例如，阿罗——这位信息经济学的开拓者时常指出，自由市场模型的一个关键假设是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拥有做出正确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但是一般均衡模型没有充分考虑到信息问题的复杂性。因此，当他讨论现实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时，就会放弃一般均衡模型的严格思路。例如，在其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 1963, AER53, No.5）中，阿罗就指出，在医疗保障领域，存在着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特殊激励机制，由此会带来“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医疗保障行业并不像市场均衡模型推导的那样运行，将事情完全交给市场去处理，并不可能带来有效率的结果。要控制医疗保险的成本，需要政府的参与。

但是，一般均衡模型的这类局限和缺陷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到大部分自由市场的热情倡导者。只要他们在论证自由市场的优点，就必然会求助于这一理论，把一般均衡模型等同于对自由市场的科学论证，视同为是对“无形之手”的证明。这在卢卡斯（Robert E. Lucas）及其追随者的身上表现得很典型。他们认为，只要对阿罗-德布鲁模型做某些理论上的改进，就可以把它视为对现实市场经济世界的近似描述。

卢卡斯及其追随者做了哪些改进呢？主要就是引入理性预期假设，并把法玛（Eugene F. Fama）等人针对金融市场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推论到整个经济体系。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当然包含着理论真理的成分，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优秀经济学家着迷于对它们的深化工作。

但是，卢卡斯及其追随者却不顾理论模型的假设的局限性，把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结合起来，得出“政策无效”的结论。在他们看来，市场能够很好地自我监管；政府要么就是没有能力改进市场的运行，要么本身就是麻烦的制造者。这类经济学家只能算作是一般均衡模型不合格的推广者，但正是这类推广者构成了学术界的主流。他们的思想虽然存在这种重大的缺陷，却成为政策的指南。具体地说，这类数理模型，经过推广者的宣传，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安全感。

更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自由市场倡导者的新奥地利经济学家，却一直反对一般均衡模型，认为这类模型误解了自由市场的本质。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的运行有一种较为严格的理论，但却因远离现实的市场世界而备受批评。相对而言，新奥地利经济学较贴近现实的市场世界。这是人们对它越来越感兴趣的根本原因（Simpson, D., 2000）。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的观点可以视为是对新奥地利经济学抱有很大信心的那些学者们的希望，他呼吁放弃一般均衡模型，代之以哈耶克（F. A. Hayek）、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柯兹纳（Lsrael M. Kirzner）传授的新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运行模型：“我缓慢而极不情愿地正视，奥地利学派是对的，而我们一直都错了，……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指的是动态的竞争过程，而不是被古诺带入经济学的静态的、作为结果状态的完全竞争概念。”但是，新奥地利经济学家自己也已意识到，他们的理论缺少一种较完善的体系，“不足以摧毁主流经济学那种不可逾越的学术地位”（Boettke, 1994）。由于像米塞斯这样的精神领袖固执地拒绝用经验研究提出支持自由市场的理由，在这个经验工作和数量研究已经不断推动经济学发展的时代，新奥地利经济学仍挣扎在困难之中。

二 自由市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兴起

清晰和准确地描述一种学术思想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们非要找出一个自由市场倡导者阵营的诞生日，也许最适合的是1947年朝圣山学会的成立。倡议和组织第一学会会议的，是公认的“自由市场”精神领袖之一哈耶克。参与第一次会议的学者虽然成分复杂，但是，后来被公认为倡导“自由市场”的主要经济学家均位列其中，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米塞斯、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等。作为学会指导方针的《目标声明》写道：学会的“唯一目标是推进那些有志于加强自由社会之原则和实践，并研究市场导向之经济体系的运转方式及其优劣的志同道合的学者进行观念交流”。具体地说，就是要恢复“对私有财产权和竞争性市场的信念”，“因为，没有这些制度所保障之分散化的权力和广泛的创造精神，我们无法设想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保有自由”。

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两个群体：一个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首的新奥地利学派，另一个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它们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登上经济学舞台之时，就带有浓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色彩，代表着对政府干涉经济事务的不信任。自然的，对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不仅仅是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还包括后来发展起来的、成员也不仅仅是芝加哥学派的产权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经济史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等。

其实，就自由市场研究和宣传机构来说，早在朝圣山学会成立之前，在美国纽约，Leonard E. Read于1946年就创建了经济学教育基金会，致力于“在世界上传播自由市场经济学原理：个人自由、私有财产、有限政府和自由贸易”，包括对米塞斯和Henry Hazlitt的支持。受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和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的影响，商人Anthony Fisher于1955年在英国成立了经济事务研究所（IEA），致力于“研究市场和定价原则”，出版了一系列的小册子和书籍。这些读物阐述经济问题的市场解决方案，提出了诸如私有化、放松管制、创造市场的方式等思想。1960年，Pierre F. Goodrich创立了自由基金，旨在传播自由原理。到20世纪70年代，自由市场思想库的数量大增：在英国，有政策研究中心（1974）、亚当·斯密研究所（1977）、社会事务组织（1980）；在美国，有美国企业研究所（1943）、卡托研究所（1977）、传统基金会（1973）等。

正是在这类研究机构和基金的支持下，20世纪70年代，自由市场倡导者出版了一大批文献，致力于揭露作为“保护人的国家的真相”——政府干涉主义的代价。这批文献用经济分析方法对一系列特定立法行为的社会效果进行评价，这些立法涉及最低工资、失业补贴、土地法、消费者保护、反污染标准等；对各种政府机构的运行进行效率分析。它们力图解释：官僚权力的扩大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有助于纠正市场经济的无效率部分？特定立法是否真的让民众获得了利益？这些文献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否定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借此提出的口号是：“重新创造市场”，走向自由市场制度！

对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做出贡献的，不仅仅是经济学家。《自由》杂志曾在1988年和1998年对杂志的读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进行了两次调查，请他们为对自己的思想影响最大的前五位学者打分，分值从1到5，结果如表1-1所示：

在上表中所列出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中，兰德也是直接受到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人物。兰德（1905—1982）在《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1946）、《自私的美德》（1964）等作品中，力图为基于自愿合作和交换的经济制度提供一种独特的道德上的辩护。她主张，人的最高伦理目标就是他本人的幸福，而任何用群体取代个体的概念，将对所有的人构成威胁。戈德华特曾经是一位著名的参议员。在《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良知》（1960）中，他期望未来的政治家把“不要致力于让政府变得更有效率”当作职责，宣扬政府的使命不是“通过法律，而是废止法律”。

可以看出，在这些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中，经济学家占据了多数。其中，在1988年的调查中，居于前三位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都是新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2000年，《自由》杂志甚至还将米塞斯推举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在1998年的调查中，芝加哥学派的现代领军人物弗里德曼居首位。哈耶克（1974）和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视为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在学术界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可以说，正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才让自由市场经济学获得开花结果的机会。“里根革命”及之后发生的一组事件，特别是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剧变，使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终于获得了主导地位，并对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最典型案例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登上历史舞台的美国里根主义和英国撒切尔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内在地要求一种经济自由。这是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可的市场优势。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什么条件下，市场才是真正自由的？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可以从拥护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学家中把倡导“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识别出来。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倡导的“自由市场”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从分析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开始。按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中的解释，经济自由最起码应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按照我们自己对价值的理解，自由地使用我们拥有的资源——自由从事任何职业，加入任何企业，同任何别人做买卖，只要是在严格自愿的基础上这样做，不诉诸强力来强制别人（择业自由、经营自由、交换自由等）。二是自由选择如何使用我们的收入：多少用在我们自己上，花在什么项目上；多少存起来，用什么方式；多少给别人，给谁。三是“拥有财产的自由”，每个人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其财产的权利和出售它的权利（财产私有制）。

从表面上看，几乎每一位经济学家都可以认同，这些自由是市场制度得以高效率运转的内在要求，而且，也都会坚持“法治下的自由”的理念。但是，如果进一步讨论哪些类型的法律和政策是对个人经济自由权利的侵害，我们就可以看到自由市场倡导者的核心理念。

这种核心理念就是“自我所有权”：如果我拥有自身，那么，我必须拥有我自己的劳动力；如果我拥有我的劳动力，那么，我就必须有资格自由运用我的劳动力，并获得自由处理我的劳动成果的权利。按照这种逻辑，每个人对自身拥有无限的所有权。这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一种根本性自由权，如果我们尊重其他人也有这样做的权利。如果政府向个人的财产和收入征税，那就等同于政府对个人的时间有索取权，等同于强迫个人为政府的利益而工作。这本质上是对个人的“自我所有权”的侵犯。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政府没有权力强迫富裕的纳税人为穷人资助各种社会福利项目。虽然富人资助穷人是可取的行为，但这类行为应出于富人的自愿，而不是来自政府的命令。为了再分配而征税的政策本质上是对富裕者的收入自由处置权的侵犯。类似的，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强制要求雇员缴纳养老保险，也是对个人经济自由的侵犯。因为，这类政策和法律都违背了个人的基本权利原则，即自由就是尊重人们所做出的任何选择，只要这些选择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在他看来，这类企图降低经济不均等程度的政策，不仅侵犯个人的自由权利，还会阻碍社会经济的繁荣。基于同样的理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反对最低工资制度、反对反雇佣歧视法、反对行业执照规定等。

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倡导的典型政策观，要让市场体系发挥作用的领域达到极致。当然，这种政策观并不倡导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的“市场经济”。事实上，在倡导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中，宣扬无任何限制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也只是个别极端主义者（如奥地利学派的罗斯巴德），多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不否认政府行为存在的正当性，而是坚持“法治下的自由”。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认识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并非自然地就会达成和谐，“无形之手”也绝非无所不能。市场秩序的运行有赖于法治。只不过他们希望把政府干预行为降到最低限度，希望建成一种能实现自由竞争最大化的制度。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显露出其最根本的信念。

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精神领袖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常常自称信仰的是古典自由主义，是亚当·斯密的信徒。那么，他们是如何理解亚当·斯密对政府职能的看法呢？亚当·斯密认为，政府有三大功能：国防；司法体系，实施保障私有财产、契约、防止暴力和欺诈的行为规则；提供私人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他们与亚当·斯密的最大分歧也许就在政府的第三项职能。他们力图把政府的这一职能最小化。

三 两大自由市场信仰者阵营的战火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支持“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学家分布极广，成分极为复杂，相互之间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但是，至少在经济学界，我们可以从中明显地看到两大阵营。诚如史库森（Mark Skousen）所言，“任何一个曾参加过朝圣山学会会议的人都会立即发现，这个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战士’的国际学术团体分成两大阵营：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和芝加哥学派的追随者。我谨慎地使用‘分成’一词。无疑，这两个阵营的共同点远远多于不同点。一般而言，他们都是自由市场和自由理念忠诚的信仰者。但是，当涉及对于方法论、货币、商业周期、政府政策，甚至谁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等基本问题的看法时，他们就显现出对立的观点”。

1974年，在美国佛蒙特州的南罗约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召开庆祝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会。这次大会被视为奥地利学派复兴的标志性事件。但是，正是在这一会议上，弗里德曼宣称，“不存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只有好的经济学和坏的经济学！”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这种评论带有轻视的味道。自然的，他们是不同意弗里德曼的这种评论的。按照卡伦·沃恩（Karen L. Vaughn）的解读，“南罗约敦是十字军东征的集合点，这次东征要向米尔顿·弗里德曼表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一门优秀的经济学”。

其实，如果我们把芝加哥学派视为新古典主义者，那么，这“两大阵营”之间的战火，早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争论中就埋下了火种。正是在这场争论中，新奥地学派经济学家明确地看到，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论证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在他们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核心优势就是对不确定性的有效处理机制。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争论已经从原来的奥地利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转化为新奥地利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直接对抗。

在这一过程中，也伴随着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之间的某些直接对抗。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新奥地利学派显著复兴以来，这种对抗似乎更趋强烈。这种对抗更多地表现于芝加哥学派对新奥地利学派的某些观点的轻视。例如，货币主义者艾伦·迈尔泽（A. H. Meltzer）在1994年朝圣山学会大会上，批评哈耶克提出商业周期理论的《价格与生产》一书“是晦涩的、难以理解的”。同年，米尔顿·弗里德曼为纪念《通往奴役之路》出版50周年所写的文章中也批评说，《价格与生产》是“一部非常蹩脚的著作”。但是，新奥地利学派及其追随者却认为，哈耶克在此书中提出的资本和商业周期理论是最有解释力的。因此，在对“大萧条”的解释上，两派的对立就更容易理解了。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大萧条”的祸根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种下了，即通货膨胀型的繁荣必然导致30年代的经济崩溃。但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却认为，“大萧条”的根源在于美联储应对萧条的政策错误。

米尔顿·弗里德曼对另一位新奥地利学派领袖米塞斯的某些基本观点也持批评态度。米塞斯倡导基于主观动机和演绎推论来建立抽象的经济理论。这被奥地利学派称为“人类行动学方法”（praxeological approach）。弗里德曼评论说，“这些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是：决定、验证理论的时候，事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关心的只是阐释理论，而不去验证理论，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都是些不证自明之理。而这些理论之所以是不证自明的，乃是因为它们是关于人的行为的，而我们自己就是人。因此，终极的知识就在我们内心世界中，任何经验方法都不能驳倒它们”。“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观点。我从来搞不懂怎么会有人接受这种观点。”

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芝加哥经济学家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对宏观经济学）也不以为然。最典型的是哈耶克的观点。在他看来，与凯恩斯主义一样，芝加哥经济学家对经济总量进行的比较分析是毫无意义的；建立在这类比较基础上的宏观经济理论也没有多大的价值。

四 “学术分歧”的理论价值

上面所述的各种具体争论其实暗含着这两个学派之间对自由市场的解读存在分歧。研究这种分歧有助于我们对市场制度的理解。

（1）自由市场的本质特征是一般均衡还是一种动态过程？价格传递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信息？竞争与效率是什么样的关系？……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奥地利经济学都有着不同的解读。对我们来说，更麻烦的是，即使是在每一个阵营内部，对某些问题的细节，也存在不同的看法。这就要求我们在总结共同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各种理解的合理成分，使之综合成为对市场制度的一种可以相互补充的解释。

（2）一般均衡模型虽然能够说明价格如何协调分散化的个人决策和实现静态效率的问题，却因为“完全竞争”假设而无法对价格的决定和竞争的本质问题给出一种良好的理论解释，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心病。新奥地利经济学通过把竞争视为发现知识的过程，把价格视为加工、编码和传递分散的个人所发现的信息和“默会知识”的工具，使经济学家有望对市场的动态效率做出良好的说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克服一般均衡模型的某些缺陷。但是，由于新奥地利经济学的这些深刻见解还没有在理论上得到系统化和形式化，如何把它们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合理部分融为一体，还面临分析工具上的重大挑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3）哪些类型的政策是符合竞争性市场的要求的？对这一问题，两个阵营之间存在重大的分歧。把竞争作为一个发现过程的观点，从中产生的政策含义在实质上不同于新古典均衡模型和福利经济学角度产生的含义。新古典经济学是根据均衡模型得出的帕累托效率标准，从“市场失灵”推导到经济政策层面上。而按照奥地利经济学的逻辑，竞争性政策对政府的要求仅仅是：政府在其政策中只诉诸普遍适用的行为规则，不以任何直接的措施使潜在竞争者无法进入市场。

本研究还不能直接解决这些理论问题，但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某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