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欧美消费—中国制造”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正逐步改变，世界金融体系、国际产业链结构也将面临新的调整。同时，国内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传统的“低价工业化”发展模式受到严峻挑战。调结构、促转型已成为政府的重大使命。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应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努力在“做大蛋糕”和“分配蛋糕”两个领域进行调结构和促转型，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可持续的良性循环、财富增长与民生需求的均衡协调，国内市场需求扩大与国际市场竞争力提升紧密结合，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构建起“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均衡发展、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协调、平稳、可持续发展。

一 从过度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向以消费为主力，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的方式转变

在长期的发展中，政府逐渐形成了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推动来维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惯性思维。我国存在投资与消费失衡的问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据有关统计，2009年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达到90%以上。直到2010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才有所攀升，全年消费对于GDP拉动达到5.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55.4%，本世纪以来首次超过投资的贡献率。但这种增长和我国政府出台的刺激消费政策，特别是家电、汽车、摩托车、农机下乡和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等政策的刺激紧密相关。我国居民消费率从1985年的53%降至2008年的35.3%，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率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呈现双下降的趋势。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能引导投资方向，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力量。当前，我国迫切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形成以消费为主力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要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拓宽民间投资领域，通过畅通投融资渠道，加大财税扶持，健全服务体系，建立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合作机制等方式激活民间投资。要优化创业致富的环境，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建设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培育更多的具有高消费能力的群体，彻底改变消费“短板”。

二 从过度依赖“两头在外”的外需拉动向出口和进口并重、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发展方式转变

“资金来自国外、产品销往国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虽然在我国经济起飞阶段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也导致我国对外依存度持续攀高。据测算，上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徘徊在30%～40%, 2000年达到43.9%, 2007年达到66.2%, 2008年和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分别为59.2%和44.8%。因此，在扩大内需的同时，要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积极转变外经贸增长方式，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实现从商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强国转变。要推动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中的积极作用，提高外贸增长质量和效益。积极发展新的贸易伙伴和新兴市场，减轻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实施贸易再平衡战略。通过加强海外投资立法、财税扶持、金融支持等举措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探索如何利用高额的外汇储备支持企业海外拓展，实现从“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藏汇于企”的转变。

三 从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方式向创新驱动、内生增长方式转变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和大规模政府投资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和要素结构的转变，原有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优势开始减弱，外延式、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并且，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也使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潜力受到挑战。廉价劳动力强化了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过度依赖，使得企业缺乏革新技术的动力，安于低价劳动成本投入，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和低端产业的恶性循环，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处于弱势地位，抑制了产业转型升级，导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球价值链受控于人。这就要求我们要全面整合创新资源，推进技术创新工程，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高技术化，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要充分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要优化创新环境，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扩大科技开放合作，推动开放式创新。

四 从过度依赖房地产业支撑的增长方式向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多元支撑的增长方式转变

近年来，房地产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是一些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据有关研究估计，如果房地产价格下降30%，将导致全社会投资增速放缓约6个百分点，GDP增幅下降约2.5个百分点，地方财政增速下降约15个百分点。从经济长期发展来看，房地产业投资回报率的持续走高和房地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将吸引大量资金涌入。一方面会加剧市场过热，加大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将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产生分流作用，挤占实体经济的资金投入，抑制实体经济的效率提升，并且造成实体经济对房地产形成更大依赖，甚至出现消费、投资、出口被房地产“钳制”的状况，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美国次贷危机和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经验教训表明，如果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巨大风险。当前，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增量创造”来推动“存量调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增长的多元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创造经济增长存量的最大潜力所在，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源泉。为此，要健全资本市场与新兴产业的对接机制，引导过剩流动性回归实体经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要发展新兴服务业态和消费业态，推动经济服务化，构建社会公共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相均衡协调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五 从过度依靠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的粗放增长方式向低碳、绿色、集约的发展方式转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能源资源利用率和配置效率不高，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量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单位GDP能耗相当于日本的8倍，美国的4倍，以占世界8%的经济总量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7.7%，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当前，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增长将越来越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突破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制约，已成为我国当前乃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亟须解决的问题。我们要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推动经济向低碳、绿色、集约的发展方式转变。要把发展绿色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实施积极的能源战略，通过技术创新、规模化经营和政府补贴来破除新能源发展的高成本瓶颈，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改善我国能源资源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培育绿色消费观和绿色消费行为，推进绿色建筑、绿色家庭和绿色交通建设，形成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的互动机制。同时，要加强公共监督和制度约束机制建设，为发展方式的积极转变提供保障。

六 从过度依赖部分人先富的非均衡发展方式向均衡共享、包容性增长方式转变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并首次明确提出居民的收入要在十年的时间里实现倍增，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当前，我国已步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既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各种不和谐、不协调因素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多发期。但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上都存在制约分配公平的缺陷，导致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严重失衡。如果“穷人想消费但没有钱，富人有钱却不消费”，消费将长期低迷。据统计，我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达3.3倍，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扩大到15倍，全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达到23倍之多，人均GDP最高的地区与最低地区的收入差距达13倍。如何趋利避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新跨越新发展，关键就在于积极转向均衡共享、包容性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进程，建立居民收入跟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所得与企业效益挂钩、工资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远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的现状。要调节收入差距，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构建“橄榄型”社会格局。要积极实施“化税为薪”或“提薪让税”，与企业联手推进收入倍增计划。加快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还要深入量化改革目标，制定分配制度改革的时间表，提高改革政策的执行力，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进程。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具实践意义的战略对策。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镇化不仅与工业化相联系，而且同市场化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紧密相关；不仅要实现与工业化协调发展，而且要实现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同时还要适应经济服务化的趋势。易善策博士这本著作恰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进行的深入研究。作者选取“互动”这个主题，对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协调发展进行了充分论述。选题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现实意义。该书背靠理论，面向现实，在探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机制、运行状态与影响因素等问题的基础上，对照我国的发展实际进行了诠释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如，“城镇化应当是数量外延与质量内涵的统一”“实现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关键是要逐步增强互动的内生性”。这些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具有启发性和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开拓思路，深化对产业升级、城镇化发展的认识。

中国经济转型的大棋已至中局，未来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我衷心地希望这些青年同志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保持勤于思考的习惯，坚持务实求真的精神，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