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陌生人社区的形成背景

正如商品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成熟的产物一样，以商品房社区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同样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现代城市社区的主体形式。陌生人社区，是相对熟人社区而言的，是陌生人社会的微观体现。由商品房开发建设而形成的商品房小区，从社区社会性质来说，绝大部分属陌生人社区。总体而言，以商品房社区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的形成，与以下整体社会发展趋势有关。

（一）社会关系个体化

在中国社会由传统的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个重要而不容忽视的转变发生了。这种转变，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社会关系的个体化。对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经典社会学家均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比如滕尼斯认为这是一种从共同体向社会的转变过程，他用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这一对概念将共同体与社会区分开来，前者往往被认为是具有直接联系与较强归属感和意义感的初级社会群体，后者则被认为是以个人主义、竞争主义和匿名性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群体。此外，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韦伯的传统权威与法理权威，库利的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雷德菲尔德的民间社会与都市社会等的社会类型区分，都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社会性质与社会关系进行了探讨。尽管社会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转型中的个体化有各自的解读和理解，但是社会关系的个体化是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与主要发展趋向是学者们的共识。

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道路尽管与西方现代国家有着不同之处，但同样指向整个社会变迁的基本方向与演进路径。关于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以及中国社会关系的变迁图景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家国一体、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无论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每个人都处在一束一束的关系之中，依循不同的角色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关系。也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如果没有特定的组织或者集体角色与关系，往往容易沦落至边缘境地，较为典型的就是单位人的盛行。在单位社会中，一个人如果没有单位或组织的庇护，往往是件很尴尬甚至是可怕的事情。这种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国家主动建构的产物，国家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控制、对流动机会的限制等而形成了总体性社会。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主义、货币、工业化、城市化等开始流行，一些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关系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日渐退出历史舞台，纷纷沦落到隐秘之地。在这当中，对以个体化发展为基本取向的城市化的影响是首要的。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不仅与美国的信息技术进步并列为21世纪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两件大事，其给中国社会关系变迁所带来的深刻而广泛影响，同样是空前的。改革开放启动后，大量农民开始“洗脚上岸”，纷纷涌入城市务工或经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开始往返于城乡之间，人口频繁流动成为城市化背景下城乡社会生活的常态。正是频繁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多的乡城流动人口涌入城市，使得整个社会越来越陌生化，即使是相邻而居也并不认识，更遑论“熟悉”、“熟知”了。流动到城市的乡城流动人口，他们或租住在社区，或购买城市产权房而成为社区居民。

以个体化取向为方向的改革，取消了单位主导的福利房的分配，转由私人进行购买。原本居住在城市的都市居民，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福利住房制度改革以来，越来越多的从过去的福利房中搬出，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选择购买商品房而居住在新型商品房小区之中，成为城市新型商品房社区的主体。无论是进城务工、经商并购买产权房成为城市居民的乡城流动人口，还是从单位房中搬出、购买商品房成为商品房小区业主的城市单位居民，他们之间均没有任何血缘、地缘或业缘联系，他们之所以成为同一小区的业主或邻居，其中的核心纽带是住房产权。而之所以城乡居民购买商品房成为一种常态，这是住房产权个体化使然，与社会关系个体化整体趋向是一致的。

（二）住房改革市场化

衣、食、住、用、行，这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执政党执政的重要基点，满足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是执政为民的重要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住房，是民生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关系到民众福祉的改善，是维持人的基本生存的重要生活资料。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向纵深发展，我国住房制度和住房事业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住房对于民众生活改善与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对城市私房建设与管理基本上是默许，所采取的方针是“奖励修建，保养现有房屋”。后来，整个国家进入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住房作为重要生活资料同样被纳入，此时国家所采取的方针则是“统一管理，以租养房”。也正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启动前，公房分配是当时城市居民住房消费的主要形式。然而，由于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再加上长期的住房无偿分配与低房租，城市存量住房有限，住房投资严重不足，住房需求日渐旺盛，住房供给日渐紧张。有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城市住宅面积为14亿平方米，为1950年的2.2倍，但远远赶不上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城市人口同期增长了2.5倍，1978年为1.7亿，城市化比率为17.92%。这样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反而由1950年的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人均建筑面积6.7平方米），缺房户869万户，占当时城镇总户数的47.5%。”

改革开放推动了各个方面和领域的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同样未被遗忘。邓小平关于住房问题的两次谈话，直接催生了城市住房制度改革。邓小平曾先后指出，“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一些、把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出售公房、分期付款、调整租金，提倡个人建房买房、鼓励公私合营”。住房由单位分配的时代开始慢慢改变。198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明确指出：“准许私人建房、私人买房，准许私人拥有自己的住宅。”这正式开启了住房商品化政策，拉开了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的序幕。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77年到1987年的福利住房破除阶段，一些地方开始试验新建私人住房；二是1988年到1998年的双轨制住房制度阶段，开始了全国性的房改；三是1998年开始的市场化住房政策阶段，全国真正开始了住房商品化和市场化改革，住房事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1998年7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明确指出：“停止住房无偿实物分配”。住房福利分配正式结束，住房市场化全面铺开。

正是住房市场化的全面铺开，使城市居民开始脱离与原单位的依附与住房分配关系，开始运用货币购买私有住房。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进城务工人员，也开始纷纷涌入到住房消费队伍中来，商品房开发建设成为城市化的独特风景，排队购买、贷款买房成为当时中国住房消费的独特景观。由于商品房购买依凭的是货币，不同阶层的货币拥有者，只要付出相应的货币量就可以成为同一小区的居民。这些居民，来自不同的区域、阶层、行业，彼此之间大多是陌生人。由这些群体所构成的社区，绝大多数是陌生人社区。

（三）大规模的城市化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指出：“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城市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和锁在传统桎梏里的乡村有本质的区别。”作为现代化的伴生物，城市化总是相伴相随。城市的拓展与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尺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化的过程就是现代性的扩散与再生产过程，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也因此，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总是被寄予厚望。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社会流动缓慢、社会分工较少、职业分化不明显，整个社会呈现出一个扁平化的社会结构状态。在这样的社会中，社区成员之间的同质性较强，社会公共服务缺乏，人们过的是一种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生活。然而，自现代化浪潮席卷人类社会以来，现代性就成为解构传统社会的内在力量，单一、扁平的社会结构开始为多元、复杂的社会结构所取代，社会流动日渐频繁，社会分工高度细化，社会分层不断加剧，城市开始取代乡村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空间样态。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城市已形成自身特有的城市心理，与乡村心理迥然不同。城市人的思维方式是因果论的，理性方式的；而农村人的思想方法则是自然主义的，幻想式的。城市与乡村在当代文明中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极。城与乡各有其特有的利益、兴趣、特有的社会组织和特有的人性。”

因此，在城市空间上的扩张与积聚为人们“多样性共存”提供广阔社会空间的同时，职业分化、价值多元、成员异质性增加等也成为城市社会中的常态。在城市社会中，不同职业、种族和信仰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多元、异质的生活环境满足了人们不同层次的生活需求。城市，带来的不只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基层社会组织形态的变革。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使得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成为必然，城市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乡-城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一个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多少是划分城市类型的重要依据，其中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的为特大城市。按照这一标准，截至2010年底，全国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已有16个，其中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的人口早已超过1000万，有的甚至达到了2000多万。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一方面是扩大了城市人口规模，另一方面则是扩大了流动人口的规模。《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2.47亿，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数的近五分之一。在大规模城市化背景下，人口大规模流动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事实，也成为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观测变量。

正是大规模的城市化演进，流动人口的持续存在，使得当下中国社会成为了流动社会，人人都是流动人口，人人都处于流动之中。流动人口同质性弱、异质性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不论肤色、不分民族，彼此不熟悉，来到同样陌生的大都市，这不仅加重了城市社区的陌生感，更使得城市社区日渐去熟悉化，城市社会的陌生性凸显。此外，伴随“单位办社会”、福利房分配时代的终结，单位式居住与生活方式日渐远去，城市陌生人社会最终得以出现成为势所必然。统计显示，中国城市化率在2015年时就达到了56.1%，乡村中国时代业已结束，城市中国时代早已到来。伴随城市化而大量涌现的商品房，就是催生基层社会组织形态转变的重要力量。高楼林立形成的商品房小区，业主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先天、自然的社会联系，只是因为产权的购买而成为相对他人。大规模的城市化，催生了对商品房的需求；商品房的出现，也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催生了城市中国的到来和陌生人社区的形成。

总之，因为受社会关系的个体化、住房制度改革的市场化和大规模的城市化的影响，商品房大量涌现，以商品房为主要构成的商品房社区日渐增多，这不仅改变了城市住房的基本类型，也改变了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形态。探讨商品房社区的治理，需要立足于商品房社区的社会性质，对以商品房社区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的基本特征有鲜明把握与精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