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破邪集》与教案

《破邪集》的作者，从官员、儒生、僧徒以至于布衣，身份地位不一，学问涵养有深浅，观点措辞也不太统一，但立场都是一致的——“破邪”。所谓“邪”，便是晚明入华的天主教。“破邪”的提法并非首次出现于此，只是被标明为“邪”的对象因人因时而异。佛教经典中就经常有“破邪”字眼，主要指佛教对“外道”的批评。有“邪”必有“正”，破“邪”与破“外道”“异端”都是与“正统”“正道”相依而立的概念，只是在不同的学统道统里，这些概念是同名而异实的。唐武德四年（621），太史令傅奕上疏唐高祖陈明佛教之弊，共列十一条，恳请减省寺塔，沙汰僧尼。其后，佛教沙门释法琳便作《破邪论》，以驳斥傅奕奏疏。黄宗羲（1610—1695）晚年也曾著《破邪论》，其中有题辞曰：“方饰巾待尽，因念天人之际，先儒有所未尽者，稍拈一二，名曰破邪。”《破邪集》的发起者黄贞，在其文中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天主教的憎恶，称天主教为“孔门之王莽”，为了“破邪”宁愿“粉身碎骨”，而“不可使其半人半日在我邦内也”。不同的是，释法琳所作《破邪论》是佛教沙门针对儒教官僚的，黄宗羲的《破邪论》却是从儒教立场出发，旨在排佛排耶而尊儒，《破邪集》却由佛教沙门与儒教士子合作完成，旨在排斥天主教。

《破邪集》是中国第一部针对天主教的文集。“文集”（而不是个人著书）意味着它背后是一场群体性的反教行为，也意味着它本身不会仅是学理上的论辩，定是与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勾连在一起的，它与教案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关联。从内容上看，《破邪集》前两卷为“南京教案”及“福建教案”的官方公文。“南京教案”是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上的第一次教案，涉及的传教士主要是王丰肃（Alfonso Vagnone）（后改名“高一志”, 1566—1640）及谢务禄（Alvaro de Semedo）（后改名“曾德昭”, 1585—1658）。从性质上来说，它是由上层官方掀起的反教行为，而福建教案则发生在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的主要传教区福建省，这次教案在官方定罪之外，有了更多的读书人参与“围剿”。这些读书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同门、同乡、同学、师生及官僚，形成了一个与天主教徒群体相对立的、庞大的反天主教群体。

宏观上看，《破邪集》正处在三起教案之间：1616年为南京教案发生的年份，此年离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去世仅六年；福建教案在1637年，《破邪集》中有署名的大部分文章正在此年前后；1664年又有钦天监教案。这两段时期间隔不长，教案迭起，个中缘由是值得分析的。《破邪集》成书刊刻时（1639）, “圣教三柱石”均已去世（杨廷筠逝于1627年，李之藻逝于1630年，徐光启逝于1633年），内阁首辅叶向高也早已致仕归里，教中已无有力的护教人士。教案作为思想分歧及利益斗争外在化的一个集中体现，《破邪集》既体现了晚明天主教与中国本土文化间的内在冲突，在总体上它也可以视为一系列势力联合及较量的结果。

类似于《破邪集》的反教作品，在此之后，尚有钟始声（藕益智旭）等撰《辟邪集》，杨光先所著《不得已》，近代以后，还有《谨遵圣谕辟邪全图》（The Cause of the Riots in the Yangtse Valley, 1891）以及署名“天下第一伤心人”的《辟邪纪实》。但“伤心”的绝不是仅此一人，从《破邪集》到《辟邪纪实》的诸多作者，从其痛心疾首的程度来看，都可称得上是“伤心人”。可见这种“伤心”情绪从晚明持续到了晚清，并在复杂的社会情势下最终酝酿成了大规模的仇教运动。比较这几部作品，虽然成书的时代背景不同，立场却大同小异，多是重弹“华夷之辨”“道统”之说的老调。就文本内容的丰富性而言，《破邪集》无疑是这几部反教文集中的翘楚。后出的几部文集，除了在个别方面有所侧重（如《辟邪集》侧重佛耶之间的义理，《不得已》侧重历法，《辟邪纪实》侧重野史传闻）外，其辩论的精深程度却未必能超过《破邪集》，这也进一步凸显了《破邪集》在中国教案史研究中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