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域文化视角的地方美术馆定位问题——以武汉美术馆为例

刘春阳 江艾婧

【摘要】 美术馆特别是地方美术馆作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其建设发展与地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以武汉美术馆为例，根据其历年的展览活动数据，立足于“自主性”“知识性”和“公共性”这三个维度，从美术馆的职能出发，试图探究美术馆的建设发展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重点分析地方美术馆选择地域性作为其文化定位的原因之所在。

【关键词】 地域文化 武汉美术馆 自主性 知识性 公共性

美术馆作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注意，他们从美术馆的功能、职责、定位等方面，都对其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然而，将美术馆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知识生产空间与“地域文化”联系起来的研究，还比较少见。

以2008年建成的武汉美术馆为例，它作为一所地方性公益美术馆，自开馆起就非常关注其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从其所关注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印证，比如美术馆运营团队所提出的“如何记录城市发展”“如何反映城市与艺术的关系”“如何让更多的人通过艺术来了解这个城市”等，都是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武汉美术馆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树立起了“艺术，美丽一座城市”的办馆理念，并通过展览、收藏、学术研究、公共教育等美术馆职能的履行，清晰地呈现出了其立足地方性和本土化，致力于记录、呈现武汉独具魅力的城市文化的“地域性”定位。然而，对于武汉美术馆的定位及其问题意识的研究，尚未得到充分展开。

展览是美术馆的五大职能之一，同时也是美术馆的主业，它反映着美术馆的价值取向，是美术馆文化定位的外在表征。武汉美术馆历年的展览数据便反映出了其以“地域文化”梳理作为主要发展方向的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在2009年到2017年这9年间，武汉美术馆的展览基本维持在每年30场左右的频次，而每年地域文化展的数量则达到甚至超过该年份展览总数的一半。虽然从发展趋势来看，地域文化梳理展相较于展览总数所占比重随年份变化不大，但偶有上升趋势。这些数据清晰地说明，地域文化展作为展览的主线，架构起了武汉美术馆展览的基本框架，同时指引着美术馆的发展方向。

那么，武汉美术馆为何会将“地域性”作为其文化定位？为了更好地理解“美术馆”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对武汉美术馆历年的地域文化梳理展进行了大致分类，具体分类见表1。

由表1，图2可见，武汉美术馆的地域文化梳理展作为展览主线，主要由学术品牌展、地域文化品牌展、个展、群展等构成。不同于其他处于初创期的美术馆，武汉美术馆自建馆初期便形成了“立足本土，着眼未来；学术领先，品牌为上”的展览理念（洪镁，2016），主动走出“借展”的樊篱，树立起了自主策划的品牌意识，形成了一定的展览“自主性”。除此之外，根据图2也可以看出，地域文化梳理展不仅将展现地域文化作为主要目的，它与提名展、纪念展、国际交流展、学术研究展、公共教育推广活动等形成了交叉展览，将展现地域文化的主要任务与推介本土优秀青年艺术家、纪念重要历史事件、增强国际影响、书写当代美术史、推广公共教育和学术研究等目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展览在“地域性”的基础上，同时维持着美术馆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和知识生产机构的“公共性”和“知识性”特征。

鉴于此，我们立足于美术馆的职能，以美术馆的“自主性”、“公共性”和“知识性”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美术馆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对武汉美术馆选择“地域性”作为其文化定位的现象做出解读。

一 美术馆的“公共性”与“地域文化”

美术馆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随着全国美术馆陆续实行“免费开放”，美术馆已从一个传统意义上以“物”为本，以“展览”为目的的机构过渡为一个以“人”为本，“从公众的期待和需求出发，积极引导不同观众进行自我塑造、自我教育与自我完善”（王璜生，2011: 65）的机构，具有很强的“公共性”。但美术馆“公共性”的实质并非是指公众获得了免费进入美术馆的通行证，更为重要的是，“美术馆所呈现的文化的特质，包括知识的公共性、公众的参与性、情感的共构性、思想的多元性等”（王璜生，2011: 1～2），是“作为文化主体的公众走进美术馆之后对美术馆文化的诉求和表达”（王璜生，2011: 1～2）愿望的达成。因此，美术馆“公共性”的实现有赖于展览内容与公众之间产生的情感共鸣，公众只有借由展览满足其情感的需求和表达，才愿意走进美术馆。

艺术史家丹纳认为，情感共鸣性的实现源自艺术家对民族和时代集体记忆的表达，一个艺术家“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招致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齐立，1981）。地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族文化有着相同属性，它也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随着历史的发展构筑成为地域性的集体记忆，包含着地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具有鲜明特征的表现形态。由丹纳的观点可以推知，地域文化作为某一区域内共同的文化背景，能将孤立的个体联结在一起，构建起个体元语言背景中最基础的部分，使得相互独立的个体在打开地域文化大门的同时，获得情感上的相通性和由共同记忆联结的亲切感。因此，美术馆积极地推行地域文化梳理展，实质上就是利用自身权力的运作为该地域的个体或群体构建或追溯一份集体记忆，促使个体在参与展览的过程中产生情感共鸣，找到情感诉求的通道，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有效地建构起个体的地域身份认同，使个体对地域文化或者所处的地域产生情感上的认同与归属。这正是美术馆作为一种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对履行其服务公众的职能，实现其“公共性”的期待。

就武汉美术馆来说，馆长樊枫曾经在接受雅昌艺术网的采访时着重强调：武汉美术馆作为地域性美术馆，其使命就在于梳理所在城市的地域文化，寻找城市的文化记忆。他认为脱离地域文化而存在的美术馆相对于所在城市而言是没有价值的，“围绕着一个城市做文章，在展览和收藏方面都注重本地艺术的梳理，关注本地艺术家；……一个城市美术馆不可能去做像中国美术馆所做的事情，而最重要的应该是把身边的事情做好”（洪镁，2016）。在樊枫看来，武汉这座城市经历了太多的历史，辛亥革命、武汉保卫战、抗日战争等丰厚的历史记忆，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公众打上了共同的文化烙印。但是在文化和艺术上发生过的事件却逐渐消失了，一个城市美术馆的作用在这方面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它能够将城市的历史或文化特色通过艺术媒介呈现给公众。例如，武汉美术馆在2014年就推出“为工农兵服务——武汉美术馆藏麻建雄捐赠武汉老橱窗照片展”，此次展览系统呈现了麻建雄收集和拍摄的300余幅橱窗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20世纪50～80年代武汉橱窗的样貌，展现了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后武汉商业的发展变化，是武汉时代演进过程中的生动记忆。“缝缝补补手艺好，勤俭安排生活好”“为革命节约用电”……这些在20世纪50～80年代耳熟能详的标语同武汉牌手表、大桥牌缝纫机等一起构成了这一代武汉人独特的城市记忆。而这次展览一经亮相便引起了公众的积极参与和社会讨论，最终被文化部评为“2014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季”的入选项目。图3、图4为展出的部分照片。

总体而言，美术馆的艺术展览与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了一个符号系统，艺术展览作为能指，指向其背后由一系列文献汇合而成的地域文化观念。艺术展览作为一种美学符号，它与地域文化观念之间的关系，用罗伯特·戈德华特的话来讲，“它们是原始的文献，不是已经获得运用的观念的显现，而是正在一个由许多其他（同样原始的）文献所汇合的集成之中寻求一个重要地位的观念本身”（格尔茨，2014: 116）。因此，艺术展览对公众的吸引力，并非指向展览的具体内容，而是指向由展览表征的地域文化观念本身。即，由一系列在历史中积累沉淀的原始地域文献构筑起的地域文化观念以及由这种地域文化观念创生出的个体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

二 美术馆的“知识性”与“地域文化”

美术馆的“知识性”是指美术馆以“知识生产”为出发点，借由收藏、展览、公共教育等职能的履行，有目的性地开展“知识制造、传播、交流、保护、再生产的一系列工作，形成有效的知识生产机制”（王璜生，2011: 12）。“知识生产”是美术馆的核心动力，它构成了美术馆的整个运作系统，正如王璜生所说：“美术馆应该以‘知识’的生产为出发点，而成为美术馆的意义所在。”（王璜生，2011: 12）知识生产作为美术馆实践其学术定位的途径，与美术馆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联系紧密。

纵观美术馆的发展历史，从最初的陈列展览到现代以独立策展人引导的展览机制，都是围绕“知识生产”这一目标展开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美术馆知识生产体系的建构和发展。近年来，随着美术馆职能向“公共服务”的倾斜，建立以公众为核心的知识生产体系，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和审美需要成为现代美术馆的必由之路。美术馆作为地域性的文化机构，在文化全球化以及满足公众文化需求和情感需求的背景下，其知识生产也呈现出本土化的趋势。作为地方具有特殊性的文化载体和文化形象，美术馆通过知识生产的方式参与到了地域文化的建构之中。

武汉美术馆则主要通过展览来表现其建构地域文化的知识生产能力。展览作为美术馆与公众进行交流对话的主要空间，肩负着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重任。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展览不再是简单的知识梳理的僵化生产模式——对知识资源的平面化呈现。随着策展机制的转变，美术馆经由展览进行的知识生产，具有了明显的主题倾向性和公众引导性。武汉美术馆利用自身合法权威的艺术界地位，通过筛选机制——展览主题的选择、展览对象的选择、展览空间的设计等，有目的性地进行知识生产。按照乔治·迪基的“授予说”理论，一件艺术品一旦通过筛选进入展览，就意味着艺术品被美术馆授予了合法性地位，并获得了进入地域文化建构中的资格。比如武汉美术馆为扶持年轻的本土艺术家，在2011年推出“江汉繁星计划”学术研究品牌展，该计划作为美术馆一项延续性的活动，至今已举办六届，使大批优秀的湖北青年艺术家得到艺术界的关注，也使他们的作品有机会参与到地域美术史的建构中。图5为第三届“江汉繁星计划”海报，图6为第四届“江汉繁星计划”海报。

事实上，“江汉繁星计划”就是美术馆利用其知识生产的筛选机制对是否有资格参与地域文化建构的艺术家进行的筛选。从理论上而言，美术馆的筛选机制是对原有的知识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组合。资源的重组是后现代语境下进行知识创新的重要方式，也是美术馆对原有知识资源的重新解读和阐释，（唐斌，2011: 47）它打破了展览观众对知识本身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模式。通过筛选，美术馆得以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学术定位，从而确保了生产知识的有效性，这种知识生产不是生产一般性的知识，而是对原有知识的升华。通过这种重组资源，美术馆的知识生产就“有可能是对藏品研究成果的发现，有可能是对艺术发展现状的回应和挑战，更重要的是基于展览主题的知识再造”（陈履生，2015）。

对美术馆而言，知识生产的关键不在于证明已有知识的价值，而是通过知识生产发现新价值，传播新价值，扩大美术馆的影响力。地域文化作为处于“进行时”状态的文化形态，与其相应的地域文化史或艺术史自然也处在不断地更新中。对当代的关注，意味着对新知识的挖掘和传播，因此武汉美术馆在进行知识生产时，更倾向于关注当代艺术，建构当代的地域艺术史。美术馆于2011年推出的“水墨文章——当代水墨研究系列展”，也是将本土艺术史的书写从古代转向现当代，关注湖北水墨画在当代的发展变化的一次重要尝试。

综合展览的数据可以发现，武汉美术馆在关注本地青年艺术家成长的同时，也关注当代艺术史，关注充满时代精神的本土艺术，它以多向度的知识生产方式参与到了地域文化的建构之中。

三 美术馆的“自主性”与“地域文化”

所谓美术馆的“自主性”，是指美术馆能够摆脱外在话语权的制约，充分掌握了美术馆运营的权力，有能力选择自己履行职能的方式，坚持自己的办馆理念。在展览上主要体现为自由自主的策展能力。武汉美术馆“地域性”的展览定位正是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积极争取美术馆“自主性”地位的结果，也是当前“美术馆时代”下，通过个性化和独特化的文化呈现来增强自身竞争力的最优选择。

首先，从中国美术馆的发展史来看，其建立和发展的时代背景都是西方现代文化全球化扩张的结果。早期文化全球化的内涵是文化的同质化或趋同化，它象征着霸权国家对弱势国家的文化入侵。体现在美术馆上就是对霸权国家的文化认同和由此引发的频繁借展。但在今天的许多学者看来，文化全球化作为一把双刃剑，是“一种同质化与异质化并举的过程和现象”（唐斌，2011: 22），它更多地导致人类社会对独特性和差异性的关注，而非完全走向文化趋同化的“绝路”。因此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落后于西方美术馆100年左右的中国美术馆，必然更加关注具有独特性的民族文化，这是本土化的美术馆作为一种弱势文化的代表与强势文化争夺话语权，并与其抗衡的体现。因此，展览的本土性，也是实现美术馆自主性的必然选择。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地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成为地方美术馆在建立和发展中迫切需要表现的主题之一。

不过，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性美术馆，由于“同质性”和“异质性”并举的趋向，使得美术馆不仅通过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彰显其个性和自主性，同时也关注与之相异的地域文化对本土文化的观察和影响。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曾提到，对地域文化的呈现应该是“互动性”的，既要通过本土艺术家由内向外展现地域文化，同时也要通过异域的艺术家由外向内去呈现地域文化，这样对某一地域文化的呈现才是充分的（洪镁，2016）。越是通过不同的展览，从而多视角地呈现地域文化，越是能表现美术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自信和对“自主性”的掌控。在武汉美术馆地域文化展的“个展”和“群展”中，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家就是非湖北籍人士，他们或在武汉短暂生活过，或师从于湖北的艺术家进行艺术学习，他们关于武汉的艺术创作就从不同视角呈现出了武汉本土人无法觉察的情绪和体验。例如2015年初，武汉美术馆与法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策划了一场以拍摄武汉为主题的摄影展，即“彼城——贝特朗·莫尼埃和田飞摄影艺术展”，此次展览邀请了法国的摄影师贝朗特·莫尼埃和来自武汉本地的摄影师田飞，两位摄影师以十天为期分别对武汉这座城市进行了拍摄。这两位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摄影师的拍摄便为公众呈现出了不同视野下的武汉。图7为此次展览的海报。

其次，武汉美术馆的“地域性”定位是“中国美术馆时代”到来的必然选择。随着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美术馆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美术馆作为地方艺术文化集大成之地，其发展水平逐渐成为城市和地方文化竞争力的主要体现，是城市文化的一张重要“名片”。要想在美术馆林立的时代保持自己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就要与城市合作，参与到地域文化的建构中，努力塑造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和个性。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创作的源头和灵感。因而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地域文化凭借其自身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可以为美术馆提供不竭的展览来源。因此地方性美术馆往往会在发展中聚焦于地域文化，例如广州美术馆致力于沿海艺术和海外华侨艺术作品，上海美术馆致力于国际交流，武汉美术馆则以荆楚文化、荆楚艺术家作为其关注重点。地方美术馆通过取借地域文化资源，得以在“美术馆林”中树立其“自主性”地位，同时与地域文化的合作，也使其获得了地方文化生产的合法性地位，从而推动了地方美术馆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机构，美术馆特别是地方性美术馆，在服务公众、生产知识、呈现地域文化的同时，要保证其自身的自主性，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就武汉美术馆的经验来看，自2008年开馆至今，它一直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为大武汉的“艺术之岛”，并在不足10年的时间内，凭借其准确的“地域性”文化定位以及专业性的艺术知识生产，从60多家提出申请的美术馆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二批全国重点美术馆。这是武汉美术馆在当前普遍浮躁、追逐功利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自觉实践其文化定位的必然结果，体现了武汉美术馆作为公益性美术馆所具备的学术判断力和历史责任感，也为诸多地方性美术馆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参考文献

〔美〕格尔茨，克里福德，2014，《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杨德睿译，商务印书馆。

陈履生，2015，《美术馆的知识生产以公众为核心》，《美术观察》第5期。

洪镁，《樊枫：把武汉美术馆建成一座“可以比赛的球场”? 》，http://huanan.artron.net/20160110/n808721.html。

齐立，1981，《论文艺的共鸣问题》，《文学评论》第2期。

唐斌，2011，《美术馆与知识生产》，湖南美术出版社。

王璜生，2011，《大学与美术——作为知识生产与文明体制的美术馆》，同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