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台湾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省思
目前台湾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可以这么说，都是在替经济学做注脚，研究的层次十分不具社会学精神，有时让人很怀疑社会学到底存不存在。工业化后的台湾，屡创奇迹，台湾的社会学家也拼命解释这样的经济奇迹。台湾的社会学家在解释台湾的经济社会现象时，大概分成两类，也可说是两个阵营。一个阵营认为在台湾经济发展的奇迹或是台湾现在与过去的经济活动中，人情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很难定位，大致上并不同意人情关系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认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可以指出人情关系对于经济或产业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另一个阵营承认人情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加乘的效果，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第一个阵营强调量化的实证研究，自诩为社会学的研究，后一个阵营也进行实证研究，不过却鲜少使用量化，而是发挥诠释学与现象学的研究精神，强调脉络意义的理解，进行深度访谈的实证研究。
这两个阵营对于台湾经济现象的解释，表面上是客客气气，但是在文章上已经有较劲的意涵，那种学术上的理性竞争已经出现，这是很可喜的现象。但这样的学术竞争并未将经济社会学带离作为经济学的垫脚石的困境，只是以经济学当假想敌，有时连经济学也搞不清楚。事实上，当时经济学进一步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出来时，社会学与经济学已做了学科分工上的区隔。不过，并不是经济学就是研究市场的经济现象，而社会学就是研究市场与政治领域（属于政治学的部分）以外的社会现象，相反，社会学更艰巨地扛下对于本质性解释的工作（如后详述）。
许多台湾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十分重视美国经济社会学所发展出来的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认为这正表示了经济学的弱点，社会学可以补足它的不足之处。表面看来，社会学有与经济学分庭抗礼之势。台湾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在宣称自己的研究是经济社会学研究之时，鲜有学者对于经济学这门知识的形成用心理解。经济学在西方社会出现，作为一门学问的社会意义就在于西方社会合理化的意义，就是韦伯所宣称的意义，即西方一切事务包括伦理与道德都被转成可计算与估算。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并不表示西方的经济学忽略了非合理化的因素，这种强调关系的经济行为，被认为就是社会学的强处。其实别忘了社会资本最大的意涵，正是在于将社会关系资本化，变得可以计算，这还是在经济学的范畴内。社会学绝不是要去处理经济学不能或是根本不愿意去处理的问题。不论是在社会学诞生之时，还是中国社会学要诞生之际，都有其自己的主体性，有属于自己的路要走。
直到大概是1997年才有陈介玄进一步发展其“拟似家族连带”——人情与利益的加乘，开始大量认识与反省经济学的兴起与学科发展所隐含的社会意义。陈介玄一方面反省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也开始建构社会资源可移转理论，认为在台湾经济的发展中人情关系虽然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在经济活动范畴，经济的理性或合理化或可计算性的考量，绝不可以低估。基本上，陈介玄的理论可以写成这样的公式：IS=S/E。IS代表产业的成功，S代表人情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E代表理性考量为主的经济网络。这个公式不是用来精确计算产业的成功率，而只是用来强调陈介玄是重视也强调经济的理性考量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
不过，陈介玄的社会资源可移转理论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涵，就在“/”这个符号上。在算数领域没有人会去质疑它的意义，唯有高深的数学理论学者才会去想想这个除号所代表的意义。就陈介玄的社会资源可移转理论，必须重视与反省这个除号的存在意义。这个具有移转能力的数学符号不可视为理所当然就一定会在任何社会产生正常的移转效果，有些人、有些社会偏偏就无法运算（移转社会资源）。
本文对于这个除号的解释，发展了陈介玄的见解，认为恰恰就是专业伦理，宣告了台湾的经济社会学家们必须重返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然而，台湾的经济社会学家已经离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社会学理论很远了，他们不再问整体性的问题，而勤于填补经济学的不足，认为这就是社会学的研究所在，结果变成只是经济学的注脚而已。只要读读韦伯、读读涂尔干、读读马克思，我们就会马上被那种整体性关怀的企图心所感动与震撼，或许也会遗憾其不再现于当世。即便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也不是仅仅谈论市场，那个任何不懂经济学的人都可以轻易上口的“看不见的手”。
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不单是以经济场域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就像我们以医疗场域作为研究对象就叫作医疗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不仅仅是经济学的补充或另一种方向的知识建构。经济场域是现代社会的主干，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事实上就几乎等于是对现代社会的整体研究，古典社会学理论对应古典政治经济学而生，两者都同样对应经济的发展而生。但是台湾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却只是将经济看成现代社会的次领域，坚守Merton中程理论的信念，几乎不再有整体社会理解的企图心，也因此忽略了甚至不敢去问经济场域作为现代社会的主干所呈现的重要意义，也就慢慢让经济社会学失去社会学应有的光彩，成为各学科的注脚，失去了社会学的主体性。
陈介玄试图将古典社会理论的情怀拾回来，也清楚地让我们感受到他大量理解经济学的目的正是企图让社会学的主体性重现，不再沦为经济学的“小妾”。社会资源可移转理论用来解释台湾现代社会的兴起，将面临两个问题，就是如何移转，以及要移转哪些资源。以保险专业为例，保险公司一定是要赚钱，不论是保险营业员、保险代理人或是保险经理人，甚至是辅助的专业如法律、财经与医疗等，都是以赚钱为目的，即使保险的目的是在大数法则的原理下，集合众人之力来降低生活上的风险，但是这种风险规避的方式，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生存风险的规避而已，更衍生成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与银行及股市共同成为金融体系的三大次体系。保险公司与从业人员本身的专业，必将涉及根本的利益与道德冲突的问题，一方面宣称是要替被保险人规避风险，另一方面摆明就是要赚钱，这种矛盾的心态，在台湾寿险营业员的身上表露无遗。另外，投保人也将纯粹是生存风险规避的心态转为金融理财的规划，当然透过金融理财的规划还是要回到追求风险规避的最初考量，不过被保险人也开始学会与承认拿自己的生命做估算，将其像资产一样来计算，用普通话来说就是“我的命还值多少钱，可以用来借钱”。
不论是保险公司与从业人员，还是投保人都面对传统时代的根本问题，拿生存来讨论，而在过去不敢直接讨论生存的问题，都直接转成道德或信仰的问题，甚至借此形成一种宗教来彼此集体地约制，成为一种非合理化的集体保护。当然这与过去的卫生与自然风险的不可预测性有很大的关联。现在整个社会的平均余命可以普遍计算出来，个人可存活的余命也可以透过医学估计出来，整体的生存环境也可以估算出来，生命变得可操弄，可以计算，同时也发展出一种商品。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台湾已经开始接受这种估算生命的合理化经济行为，但是在光复以后，却沦为一种人情保，被保险公司借由操弄人情来获取公司单方面的利益，同时也借由高获利来引诱从业人员扩张自己的人情网络，直到用尽所有的人情信赖关系。
台湾寿险或意外险的购买方式渐渐有主动投保与理性了解保险商品的趋势，传统“人情保”逐渐很难再起作用。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保险市场的开放打乱了传统保险公司垄断的局面，许多传统保险公司的资深从业人员纷纷被挖角，但是市场竞争激烈，也使得许多人败下阵来，转向其他相近行业如直销事业。许多保险公司也逐渐放弃传统人情保的经营方式，不断教育从业人员必须学习专业的保险知识以及做好后续服务，强调续保率与再保率，将传统的人情与专业的服务紧紧结合在一起。
从保险业的经营看来，传统的人情网络的确重要，但是如同陈介玄的社会资源可移转理论的解释，一种成功的保险经营逐渐是以经济理性计算当分母，人情关系当分子，也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台湾正要形成现代金融社会的特质，重视与承认个人的选择权利。但是台湾目前尚未完全抛弃既有人情网络的经营方式，人情关系在保险业依然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不过原来保险买卖的信任关系纯粹是人情面子在起作用的方式，已经加重理性因素的考量，这也迫使保险从业人员必须走向专业。整个保险业架构在现代专业与传统人情的基础之上，这种专业与人情的关系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做调和，如最常听到的叙述就是：我们是好友，我介绍你这个好商品，你自己可以做决定。保险从业人员的人情关系只是个起点，专业性的说服变得很重要。台湾整个教育水准很整齐地提升，经济的资讯也快速流通，不论是保险杂志还是网路的讯息，都唾手可得。专业与人情之间正是以知识的实践作为联结，保险从业人员除了要理解既有的保险专业外，也要理解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动，让保险配合整个经济活动的变化，以期能够替客户规划理财之道。而投保人也必须具有相关的知识，主动追求这些知识。在保险专业与人情之间，如果没有知识实践这一层，实在很难想象有调和的空间。
虽然台湾整体已经要走向现代社会，但是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与社会实践作为一种知识，尚未完全成熟，正在形塑当中。西方社会已经将保险透过国际金融体系，发展为无风险套利的衍生性商品。例如中国台湾可以向瑞士银行贷款100万美元，年息1%，然后趸缴给加拿大的保险公司，每年可以获利6%，两相加减每年可以获利1万美金，同时享有保险的保障。但是，就作者的实际接触经验，面对这样无套利风险的获利，台湾人却多是犹豫百般。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就是尚安稳于目前的获利，对于国际金融体系这种极端抽象的操作方式，具有不确定的安全感；另一个原因就是对于个人退休生活的安排尚未进入合理化的阶段。先就后者而言，目前台湾最保障的退休生活就是公务员的退休生活，可享受月退奉以及年息18%优惠存款，退休后每月领的钱可能比退休前高。公务人员以外的台湾人退休就是陷入贫穷，或是等待子女的安养，但是后者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至于商人，多半经由无套利风险的衍生性商品的规划来理财。
未来保险的衍生性商品势必走向无套利风险的方向经营，特别是台湾已将银行、股市与保险整合起来，形成金控公司。保险的专业势必加剧，加剧的过程中，保险从业人员必须借由说服客户的过程，对所学习的知识进行社会实践，试图改变一般人过分保守的理财方式。台湾经济的发展正受到中国大陆产业竞争的影响，产业外移所造成的空洞化现象，势必迫使台湾走向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金融服务与观光服务这两大行业。整个社会的发展变成一种很重要的知识，也就是社会实践必须作为一种知识。过去台湾人的知识是一种不具社会实践意涵的知识，只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就仅仅懂得知识，不知知识必须从社会实践中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