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神崇拜与农业神系（代序）
人类社会自进入农耕文明时代以来，农业就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经济支柱，五谷丰登就成了人们最大的生活期盼，农耕生产也决定了先民的基本生活方式。自原始农业时代以来，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也深刻地颠覆了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有迹可稽的是自传说的颛顼时代以来，华夏先民在原始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在南北方广大的农业区域都自发地产生了对农业神灵的高度信仰和崇拜，这种功利色彩极其鲜明的宗教观念和春祈秋报的祭祀活动，它不仅广泛地盛行于普通村社农人及其日常生活，也深刻地影响着三代以来的国家社稷的政治生活、社会观念和文化形态。
西周是农神崇拜和神格提升的最重要时期。我们这样说的理由，一是由于周人记忆中的始祖神后稷兼有谷物神的农业神性，随着周人姬姓王权国家的建立，稷神的神性和神格得到了强化和提高，不仅在祖庙中享有始祖神的至尊，也在农业祭坛和土地神“社神”中具有同等神格，更得以“配享郊天”的礼敬，在主观上周人有意识地提高了农神的神格和神性。二是随着西周政权的不断强化，农业经济在维护国家稳定和王权统治中的意义和作用愈加凸显，政权对农业生产活动的组织和管理不断强化，在王权主导下的农业祭祀活动则愈加隆重，这在客观上也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神的神格和对农神的信仰崇拜。三是由于西周封建登记制度的确立和强化，在各级各类政权主导下的农业祭祀活动的区域范围更加广泛，祭祀仪式更加隆重，社会影响更加深刻，广大社会组织和成员中有效地普及和极大地强化了对农业神的信仰崇拜。正是因为西周封建国家的建立，普遍地强化了农神崇拜的国家宗教色彩，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神祇的神格和地位，作为农业主神或大神的社神、稷神——“社稷”被提升为国家保护神，“社稷”竟演变为中国古代国家及政权统治的代名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绝无仅有的语言文化现象。这在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农业神祇和农神崇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和意义是何等重大。
关于“农业神性”，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指向：一是指专司农事活动的神祇所具有的功能属性，其中以土地神、谷物神最具普遍而深刻的意义，所以也相继获得了较高的农业神格；二是本非农神但被赋予了农业神祇的某些功能属性。由于人们对农业丰收具有普遍的、急迫的以及功利上的需求，在祭祀某些非农业神祇时也提出了某些农业上的诉求，随着这些特殊诉求的持续发生，其农神功能也相对加强稳定，这些神祇也就被赋予了一定农业神格，甚至有的农业神性成为该神祇的主要功能。例如，后稷本是周人记忆中的始祖人神，其农业神性的强化使之演变成为神格最高的农业神之一。再如，“郊天”本是祭祀昊天上帝，在一元神观念生成之后，昊天上帝是神格最高的统领众神的至高神，但是由于对农业丰收的期盼成为郊祀昊天时最大的诉求，昊天上帝和配享的五帝也都具有了一定的农业神性，炎帝甚至到战国后期成为神格最高的农业神，从而造成了“农业神性”泛化的现象。
农业神系是以农业神和具有较强农业神性的诸神而构成的神祇系统。从分类学角度看，严格说来，农业神也是一种行业神，但是它和后来兴起的行业神有很大不同，的确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原始农业社会的行业划分十分简单，特别是农耕生产在古代国家长期占据着特别突出的支柱地位，从事农业活动的人群也极为庞大，所以农业神祇是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区域普遍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加之影响农业收成的因素又较为多源，故而因不同的政区、不同的地缘（如山岳、原隰）、不同的社群（如贵族、农家等）、不同的天象（如星官、风雨雷电等）、不同的物种（如百谷、百虫）等诸多影响农业生产的诸多因素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神格和功能的诸多农业众神，它们或为国家保护神，或为当方、乡社守护神，或为某种功能神。对农业众神的祭祀和诉求也是千姿百态：祭祀活动即普遍频繁又有着严格等级划分，祭祀仪式或隆重热烈或庄严凝重，祭祀形式或文明高雅或粗犷奔放，祭祀环境或富丽堂皇或简朴自然，祭祀时间或春秋或随时，祭祀诉求或为国家安宁或因某种农业灾害（如水害虫灾、霜雪气温等）或为某一作物生长，正是通过这些繁复而不同的农业祭祀活动，农业众神被逐渐纳入一个相对的神格系统。
研究显示，这个农业神格系统初步形成于西周时期，到东周特别是在战国以来则受到一定的挑战和颠覆，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姬姓王权的丧失，在各异姓诸侯国后稷的农神地位受到极大挑战，更被强大起来的秦国彻底颠覆，将其排斥在农业祭祀之外，春秋之前基本无形的“神农氏”不断凸显，甚至将炎帝和神农氏整合到一起（一说在更后的东汉时期）。二是，不再受周王控制的各诸侯国不断突出对当方神、地缘神的祭祀活动和祭祀等级，对西周初步形成的农业神系和神格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在一定意义也起到了对农业神性的泛化、农业神系的扩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农业神系的基本形成应该是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农业神系在东周时期尚难稳定，只有到了西汉之后的长期大一统的皇权时代，人们才有可能对自三代以来产生的神祇及其功能，纳入比较稳定的神格系统。农业神也自不例外。西汉立国在基本承袭了秦制度基础上不断加以改造，例如，秦国剔除后稷而只保留了社神，一直到王莽时代才改变了只有“官社而无官稷”的现象，正式回复了“官稷”地位，同时也强化了炎帝神农氏的存在。再如，灵星本是一个星官，但是到了西汉竟成为比较正式的农业星官，到魏晋之后便演变为“天农星”。正是由于汉代在大一统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以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力量整合了农业众神，农业神或可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神系。在之后的时代，农业神系及神格虽有变化，如唐代“先农神”的确立，但两汉所确立的农业神祇和神格基本得到了保持，也正是两汉学者的介入，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而道教的渗透、民间信仰的泛滥使之更加难以厘清，导致学术界至今也没法勾画出一个完整的农业神格系统。
如上所述，商周秦汉时期是中国农业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它涵盖了中国古代农业祭祀仪式从雏形确立、日趋完善到基本定型的整个过程，是中国农神崇拜和农业祭祀的发展演变、农业神系稳定成形的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原昊博士的《商周秦汉神祇的农业神性》正是抓住这一农业祭祀的最关键时期，从这个意思上讲，选题确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该书以商周秦汉时期神祇为研究对象，从“农业神性”的角度切入，来考察中国文明早期阶段的祭祀、宗教与文化问题，选题视角确有独到之处。该书从上古时期国家政权与神权的关系角度，讨论商周秦汉时期的农业神祇崇拜及祭祀体系，进而探索国家农业祭祀礼俗的源起、演化及所蕴含的原始文化意蕴，在此基础上揭示潜藏在国家祭祀活动中的农业神系，这是具有一定开创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该书也总结概括了郊祀仪式中的祖先神配祀和蜡祭、籍田礼与先蚕祭等仪典的产生与演化过程等问题，推论出农业神性为祭祀制度源起的基础及多重神性的联系点等观点，这些观点对于勾勒上古时期农业神系的历史原貌，阐释上古时期的社会体制、社会关系与神祇崇拜的关系有较大帮助。该书也较为系统地论证了商周秦汉神祇的农业神性特征，较为细致地梳理了商周秦汉农业神系的组成情况，较为深入地挖掘出农业祭祀活动中礼仪与歌诗的文化意蕴。这些理论和实证、宗教和农祀、历史和文学、民俗和考古等紧密结合的研究成绩，不但对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神话学等研究将起到一定推动作用，而且对我们认清古代农业文明的意义和价值具有一定的帮助，对我们保护农业遗产、传承农业文明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十余年前，我在撰写《后稷传说与稷祀文化》的时候便察觉两周及秦汉时期是农神崇拜和农业神系发展演变最为重要的时期，在天神、地祈、人鬼的三个祭祀系统中重点考察后稷始祖神、农业神的二重属性和农业大神之一的神格，但后稷并非唯一被寄予农业期许的神祇，上帝、社、五方、星官、山岳、河川、风雨雷云等神祇也都具有一定的农业神性，也纳入了王朝礼制化、模式化地祭祀系统，诸多天神、地祇及祖神则因其共同具有农业神性功能而得以联系，而由此建构的农业神系则呈现出日渐庞杂、来源混乱以及调整频繁等特征，而相对于官方农业祭祀系统而言善，民间对农业神灵的祭祀则凸显出原始的巫术色彩和娱乐性、随机性等特征。由此产生了一个期盼，我一直期盼着有学者能完成中国农业神系的构建工作，无论它们是属于天神、地祈、人鬼、道仙、物灵，只要它们具有一定的农业神性，都把它们纳入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加以观照，这将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的课题，也是解读中国农业社会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使我们透过那些纷繁复杂的祭祀仪式、燔烟沉瘗的祭祀香火、情意绵绵的祭祀歌诗、籍田村社的祭祀活动，来追寻先民的心灵期盼和生命体验。
原昊博士是我曾指导的硕士研究生，读书期间就表现出非常优秀的学术潜质，读书多善于思考，且对学术有很高的追求。自2006年起便在高校从事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后又师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的董恩林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在他这部博士论文即将付梓之际，我发自内心地高兴和衷心祝贺，也希望他在未来的学术研究道路上保持淡定心态，“不畏浮云遮望眼”，攀上学术更高层。
2017年12月10日3时25分于长春净月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