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主要创新点

从现有文献来看，大多数对于FDI的空间集聚集中于简单的区位分析或者采用经典的计量模型进行估计，未能刻画空间数据的随机分布特征，在空间结构的动态变化上的研究更少。本书引入空间相关，将空间回归模型和传统的时间序列或面板模型相结合，着重运用严谨的实证检验，从数据入手，探讨空间结构以及动态演化。主要创新点分布在第6章至第9章，具体如下。

第6章创新性地运用了wu-hausman统计检验方法从实证角度对我国FDI的空间格局进行了验证。本章通过引入空间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心省份对外围地区具有强有力的经济辐射，对每个省份作为中心的假定分别进行检验，继而得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全国或者区域中心。现有文献对于外资中心的确定基本上是依据外资的绝对数或者外资比例，而运用计量方法确定外资中心的文献相对稀少，截至笔者研究为止，尚未找到运用wu-hausman检验统计量来确定我国FDI中心的相关文献。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研究结果表明在外资聚集圈的内部，环渤海经济圈的外资中心并不是北京，也不是单一的外资中心模式，而是出现了双中心、三大城市群的双线空间格局。此外，泛长三角地区和泛珠三角地区的中心-外围模式也呈现出圈层结构，而不是单一的一维空间模式。

第7章将空间相关引入经典回归模型中，修正了长期忽视空间相关性的回归结果可能产生错误的估计结果，大大提高了模型参数的显著性。此外，本章将解释变量或者误差项的截面相关引入现有分析框架，从而得到更稳健的影响。空间误差模型的运用使得空间邻近变量的影响大大加强，新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凸显。而综合地理加权矩阵的独创性运用更是综合了地理距离因素和经济距离因素，进行区域数据的分析时，观测数据常常来自不同的地理位置，传统的计量方法假定回归参数和样本的地理位置无关，往往容易忽视了数据的空间结构，得到的仅仅是在研究区域的平均影响下，不能反映真实的空间特征。本章通过引入地理加权回归模型，重点探讨了区位因素在不同的时段，不同区域对FDI分布影响的空间非平稳性。重点分析了影响外资企业选择的主要区位因素和战略考虑，为三大外资聚集圈的未来发展进一步提供了政策参考。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结果强化了空间相邻关系的作用，并且支持了新经济地理因素如规模经济等效应在外资稳定发展时期的作用日趋明显。

第8章采用空间误差修正模型的修正系数衡量了我国FDI外围向中心收敛的速度以及收敛方向，同时涵盖时间和空间双维度的脉冲响应函数检验了中心地区的空间外溢性随时间和空间距离的增大而逐步衰减。本书创新性地发现了外资层级收敛的梯度性和空间外溢性的分层差异性。与现有文献对FDI空间外溢研究结果不同，本章发现泛长三角地区由于FDI结构的相似性和过度集聚化产生了负的外溢性，且向中心收敛速度缓慢。

第9章量化了中心-外围模式稳定的均衡条件，构建了均衡工资模型。通过引入“冰山成本”和两地之间的商品替代弹性，在中心地区实际工资的基础上计算得出了外围地区的均衡工资水平。本章通过对均衡工资和实际工资的比较，进而分析我国FDI各个层级空间格局的稳定性。除了单纯地衡量两地结构FDI的变动外，本章还通过修正格兰杰因果检验来研究FDI转移的方向，通过中心和外围地区FDI是否互为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来衡量外资在中心和外围地区的流转模式，具体而言，单向流动和双向流动是本章考察的重点。在FDI向内陆地区的动态推进上，现有文献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详细的计量方法论证严重缺乏。均衡工资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运用重点探讨了我国FDI东西承接转移和南北流动的动态空间变化，和已有的有限文献分析相比，本章主要发现了我国现有空间格局的稳定性存在层级性差异。一级中心的外资回流，解释了在均衡工资的角度，中心-外围结构无法打破的原因。二级或者三级中心向外围的梯度转移则相对显著。

[1] 由于目前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外商直接投资，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的是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