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坚与围困的变奏：皇太极“围城打援”思想的确立过程
——兼论“红夷大炮”在明清关外战争中的作用
摘要：明朝的坚城大炮是皇太极夺取关外的主要障碍。大凌河之战的胜利说明，围城打援是有效的解决之道，但问题在于太过迁延时日。故皇太极试图运用“红夷大炮”攻坚速胜。然而，松山攻坚的惨败使他再次醒悟，最终放弃这个念头，重新回归长围久困，并将之坚决贯彻，从而获得松锦决战的大胜。这种游移的过程，既展示了皇太极作为杰出军事家的思维弹性与反思精神；同时从侧面说明，“红夷大炮”在关外争夺战中的作用其实值得进一步商榷。
关键词：皇太极 围城打援 红夷大炮
作为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在军事方面的造诣或有青出于蓝之处。特别是他在松锦决战中坚决贯彻“围城打援”战术，实为清代军事思想的一大发展，可谓“拔人之城而非攻”、“兵不顿而利可全”的“谋攻之法”（《孙子兵法·谋攻篇》）的又一经典运用。这不仅成为清军取得关外争夺战决定性胜利的关键，也令皇太极跻身古代杰出军事统帅的行列。然而常为人所忽视的是，这种作战思路的确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皇太极在经历了数次重大失败，克服主观情感因素的干扰，尤其是不再迷信“红夷大炮”攻无不克的神话之后，方才最终坚定了“围城打援”的思想。
一 “围城打援”思想产生的背景
后金能够取得萨尔浒之战的胜利，直接原因就在于其近战能力远胜于对手。明军在战斗中非常依赖火器，“京军十万，火器手居其六”，但也因此导致“力不能挽强者，皆以火器手自诡”，
缺乏近战能力。所以，当早期那种粗糙的枪炮未能给对手造成足够杀伤时，“专倚之为护身符”的明军士兵，自然无法抵挡后金的“铁骑奔驰，冲突蹂躏”而“无不溃败”。此后，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够连下辽东重镇沈阳、辽阳广宁，依靠的也是这种优势：通过诱敌出城在野战中歼灭对手，导致城内兵力空虚且士气动摇而将其攻陷。面对关外之地大半皆失的局面，明军不得不在战法上作出调整：坚壁清野，将西洋大炮摆上城头，“凭坚城，用大炮”。这一改变在1626年的宁远之战中取得了显著效果。袁崇焕坚决不与对方进行野战，将宁远城外所有驻军及西洋大炮尽数撤入城中。这就使士兵可以凭借城墙保护从容操作火器，提高杀伤效果。而置于城头的火炮也获得了更大的射程和破坏力，打后金战车、铁骑都如摧枯拉朽一般。相比之下，后金的弓矢威力则因对手占据高处且有城墙保护而大打折扣，骑兵的近战冲击优势更是无从发挥，只能徒受炮火，最后遭致惨败。
宁远战败，本应成为继任者皇太极作战思路转变的起点。实际上，在1627年宁锦之战攻打锦州时，他也的确萌生过围城打援的念头。他曾致书锦州守将赵率教说：“我今驻兵于此，岂仅为图此一城？正欲俟尔国救援，兵众齐集，我可聚而歼之，不烦再举耳。”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急欲一雪前耻、“张我国威”的情绪所打消。再加上当时后金并无长围久困的军需准备且“家邦未固”，所以皇太极不愿也不能拖延战事。在诱敌不出的情况下，他便下令再次强行攻坚，重蹈了努尔哈赤的覆辙。明军坚城与重炮的组合遂成为皇太极要夺取关外、继而问鼎中原的最大障碍，迫使其作战思路不得不有所改变。
二 围困抑或攻坚：皇太极作战思路的反复
（一）第一次转变：大凌河围困战
连续的惨败使后金君臣意识到“攻城之计，为不得已；攻城之事，兵法所忌”，提出“凡遇城池，务围困之，方为得计”，为此还应“多备糗粮，以充军实”。所以1631年的大凌河之战，皇太极的作战思路便明显不同以往。他下令：“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由此，后金的夺城战术首次转为围城打援，尝试用饥饿来打败对手坚城加大炮的组合。从理论上说，这种战术确实是当时较为合理的选择。“凭坚城用大炮”发挥威力的前提，就是对手进行强攻。若非如此，则城头火炮便无用武之地。最早提出这一思路的徐光启对此非常清楚。他告诫说，凭城用炮并非制胜之道，只能延缓失败的速度，以达到“待兵力果集，器甲既精，度能必胜，然后与战”的目的。明军要想真正扭转局势，关键不在西洋大炮，而在于能够野战胜敌。否则，便只能将交通线拱手让与对方掌控，然后眼见苦心经营的火炮要塞在弹尽粮绝中投降或者陷落。大凌河之战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此战中，皇太极拒绝攻城，而是凭借后金军强大的野战能力，四次击败对手援兵。特别是最后也是最惨烈的一次战斗——“长山之战”，后金歼灭明援军近四万，使之再也无力解围，彻底断绝了守军获得补给或突围而出的希望。此战后金虽投入红夷火炮助阵，但由于其射速低、笨重难以移动等特点而“拙于野战”，故仍主要依靠“骑兵列阵，呐喊冲击”“马兵发矢冲击”等惯用手段解决战斗，最终实现“矢下如雨霰，明兵不能当，遂溃走”的大胜。这种作战思路的转变不仅让明军的坚城大炮成为摆设，更是直接导致大凌河“城内粮绝薪尽，兵民相食”，最后不得不开门投降。而由此也不难看出，皇太极在大凌河的胜利，并不是一场火炮攻坚的胜利，而是来自强大野战能力支撑下的长围久困。
不过，事物总有其两面性。即便是相对正确的思路，也会有其相应的弊端。正所谓“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篇》），长围久困在获致大捷的同时也让皇太极付出了师老兵疲的代价。当时的大凌河城在规模上要远逊于宁、锦那样的大型要塞，甚至尚未修筑完毕，城中粮草储备也不充足，乃仓促应战。即便如此，后金军也花了三月有余才将其逼降，而且自身同样已是疲惫不堪，无法再继续作战。所以皇太极无奈承认“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遂只能摧毁大凌河城，班师回朝。这便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长围久困虽然能够扬长避短、破解坚城大炮的组合，但拿下大凌河尚且如此旷日持久，若围宁、锦，岂不需要数年时间？那么夺取关外、入主中原自然更是遥遥无期。因此，对于希望早日入关的皇太极来说，围城打援虽然有效，却不是一个令他完全满意的选择。这或许正是后来其思路发生转变的动机所在。
（二）第二次转变：松山攻坚战
再次转变的契机出现在1633年。后金虽然于1631年便成功仿制了西洋的“红夷大炮”，亦在大凌河之战中就已经投入使用，但毕竟数量有限，不足以作为攻城的主力。而1633年明将孔有德、耿仲明以及尚可喜等人的投顺，则使后金火炮的数量与质量都有大幅度提高。尤其是这些降军中还有受过葡萄牙人训练的炮手，更是大大提升了后金的炮兵水平。另一方面，孔有德等降将以及后金中的汉官也不断鼓动皇太极，强调红夷火炮攻无不克。孔有德欲投顺时，曾致书自夸其火炮“势如破竹”，若皇太极纳之，则“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后金中专管炮兵的佟养性也上奏称，火炮攻城“无坚不破，无城不取”。不过这些说法，都有夸大其词之嫌。红夷大炮以至各色火器，是“降顺汉人在大金国发展中的踏脚石”，他们自然会倾向于夸大其价值以作进身之阶。实际上，孔有德等人不会不知道，即便拥有相当数量的西洋火炮，欲攻克装备同样武器的要塞也绝非易事。1632年，孔有德等人于吴桥兵变后，利用内应诈取登州，获得了二十余门红夷大炮，并于同年用以攻打莱州。其本以为“取之当如摧朽”，却“不意屡攻屡挫”。攻城五十余日，“发红夷炮不绝”，但始终无法攻下。后来明军援兵纷至，叛军于野战中大败，遂退回登州城。明军随之围城，攻守之势易位。但装备大量西洋火炮的明军，对同样凭城用炮的叛军也无可奈何。城头“红夷大炮一发五、六里，我兵多伤，……攻城数次，俱不得志”。所以攻方改变策略，由强攻转向围困，致使城内“乏食已久，杀人为粮、熬人为烂，朝不谋夕”，孔有德等人只能出逃海上。故而，众降顺汉将说红夷炮攻城无坚不摧，意在自抬身价，多少有点言过其实。
但皇太极已有所动摇。大凌河之战后，皇太极仍持“不肯攻城”的态度，认为“辽东兵马尚劲，且城上利（厉）害，不敢近城”。然孔有德等人来降之后不久，攻坚又再次成为后金作战的主旋律。比如1633年旅顺之战，便不再围困而是施以强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役后金虽能攻陷旅顺，却非运用红夷大炮强攻所致。起初后金军以火炮轰击城墙、步兵架云梯登城的方式进行强攻，但受守军矢石炮火的重创。轮班昼夜攻城两天，便损失了四千余人。所以后金军改采偷袭办法，一面佯装继续攻城，一面暗用木筏槽船在旅顺河上游渡海，突袭旅顺后方防御薄弱之处，方得以攻入城内。但无论如何，旅顺的攻取在一定程度上让皇太极相信，在拥有大量重炮之后，攻坚以得速胜看起来并非此路不通。最明显的转变出现在1639年。此时，皇太极已经基本降服了朝鲜和蒙古诸部，再无后顾之忧，便重新将目光转向了明朝关外的坚城要塞。是年，其亲率大军，“倾众犯辽，多载火炮，大攻松山，将尽力一举，妄图克破，以摇撼八城”。此役清军（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清”）总共动用了29门红夷大炮，可见其对松山志在必得，亦可见皇太极对重炮无坚不摧的说法已深信不疑，一开始就定下了攻坚的调子，没有任何围城打援的计划。这与大凌河之战正好截然相反。然而，实战的结果却向皇太极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此战，清军排开重炮猛烈轰击，使松山“城堞尽毁，只余城垣”，然后攻城部队“从颓处树梯登进”，却遭守军顽强抵抗，始终未能攻入。清军火炮昼夜攻城，致使弹药即将用尽，不得不令人回沈阳搬运。待炮弹一万颗、火药五万斛从沈阳运到后，清军“复以红衣炮移近松山城攻之”，甚至同时使用了“穴地攻城”的老办法，依旧不能破城，无奈之下只能“罢攻城之议”。守城明军的战报也指出，清军攻城火力极为猛烈，“大炮望城昼夜毒打不绝”，仅仅两日“城中拾得打进铁炮子六百余个，俱重拾余斤”。但即便如此，清军在伤亡数千人之后，仍然无法攻下松山这样“不甚高厚”的“旧城”。显然，众降将大肆吹嘘“势如破竹”的红夷大炮，在这里碰了一个大钉子。据说，负责火炮攻城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对于自己夸下海口的西洋大炮“攻不开城，反伤好些达子”，也感叹到“有何脸面见人”。
皇太极则为自己的轻敌与草率付出了惨重代价。松山一战损失之严重，似不亚于十余年前的宁远和宁锦之役：“军兵大半见败，大将数人亦为致死，行街之人，多有遑遑不乐之色，城外远处，则曲坊之间，哭声彻天。”皇太极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的失策，而是迁怒于掌管火炮的石廷柱、马光远诸汉官，指责他们“玩误军机”“身虽在此，心不忘明也”，以致攻城不克。但若细观《太宗实录》，亦可从字里行间中发现他似乎已有所反省。在连攻数日不能破城后，皇太极对大臣们说：“昨者夜梦皇考，圣颜不怿。向遇此等梦境，攻取城邑皆不能得。今虽攻松山，亦必难取，汝等试验之。”这番话一方面自然是把努尔哈赤抬出来为日后退兵找个台阶；但另一方面提及“皇考圣颜不怿”也似乎说明，此战的失利应该会使皇太极回想起十余年前的宁远之败而有所触动。这种反思与警醒，正是他能够摆脱轻敌自满、急功近利的心态，从而修正自己决策失误的前提条件。
（三）第三次转变：松、锦的长围久困
如果说宁锦战败后皇太极转向围城打援只是一个暂时的选择，那么松山的惨痛教训则使这种思路变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在1640年开始的松锦决战中，他不仅重施“困大凌河之故智”，让清军“由远渐近，围逼锦州，所以困之”，而且改在义州（今辽宁省义县，位于锦州北部）“驻扎屯田”，以三月为一期，轮班耕种、定期换防，将之作为长期围困的补给基地。从这种充分准备和长期计划可以看出，围城打援已经不再只是夺取一城一地的方法，而成为了整个松锦决战的主导思想。皇太极在军队部署、后勤等诸多方面的安排，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个思路展开。对于习惯“因粮于敌”的清军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难怪连老对手吴三桂都惊呼：“夫奴屯种义州，裹粮载炮，采木盖房，计图久住，此二十年从未经见之举。”由此不难看出，历经十余年的战争实践，在攻坚与围困的反复游移之后，皇太极终于确信：即便拥有了大量重炮，清军要夺取关外并“全争于天下”，还是必须坚持这种稳扎稳打的方式，而不再考虑攻坚速胜这样的“捷径”。在锦州围城期间，攻守士兵之间出现过一番颇有意思的对话。外城的蒙古士兵问城外巡逻清兵：“尔等围困何益？我城中积粟可支二三年。纵围之，岂可得耶？”清兵应道：“无论二三年，纵有四年之粮，至五年后，复何所食？”这番问答出自兵丁之口，却能载于实录之中，或许正因为这就是皇太极决心的写照。而正是有赖于这种决心，围城打援才能得以坚决地贯彻始终。围城总指挥多尔衮曾数次建议造云梯强攻，皇太极都明确予以否定，重申“不如持久，以待食尽”的思路；后来多尔衮、豪格等人违背命令，擅自让围城部队“离城远驻，遣兵归家”，以至守军能够“多运粮草入城”，皇太极闻之大怒，毫不留情地将其撤职并降为郡王，改派济尔哈朗、阿济格等人严格落实围城方针。正如都察院参政张存仁所说，“略地易以得利而围城难以见功”，让惯于剽袭、劫掠的八旗士兵长期屯驻围城，必然导致“旷日持久，将士不无苦难懈怠之心”；但张存仁也指出，“围困锦州之计，实出万全”，是当时最合理、最稳当的策略，所以就需要皇太极自己信念坚定，方能“鼓励三军之气，坚持围困之策”。
皇太极思想上的坚决，让明军又一次陷入了大凌河之战的窘境。其实，新任蓟辽总督的洪承畴也看出了问题的关键，他说：“今日筹辽非徒言守，必守而兼战，然后可以成其守。”故而想要解锦州之围，唯一的办法就是击败围城清军。于是，1641年夏，洪承畴率十三万援兵进抵松山；皇太极也御驾亲征，倾全国之兵前来决战。一场决定双方命运的大会战即将拉开帷幕。这种局势对于善于野战的清军来说已经相当有利。但此时的皇太极已比以往更加沉稳，即便在己方最擅长的野战中也不准备贸然出击、正面硬拼，而是继续贯彻“谋攻”之道。他根据明军高度集中、缺乏纵深的弱点，利用清军骑兵高速机动能力，绕至对方背后，掘壕筑垣，切断其补给线。此举造成明军军心涣散，有将领率部先逃，导致全军混乱奔溃。本来一场两军激烈厮杀的大会战，就这样变成了一边倒的追歼战。明援军之惨败，使松、锦两城已成孤注，局势完全倒向清方。但在此种极为有利的形势下，皇太极依然拒绝攻坚，而是继续“筑土城掘壕以守之”。他应该不会忘记，自己是如何惨败于此两城之下。况且当时松山城内尚有洪承畴统帅的万余精兵，锦州城内也有名将祖大寿指挥的上万守军。若强行攻坚，对手凭城用炮的惯技又得施展，清军甚或有转胜为败的危险。即便能够攻下两城，其代价也必然不小。所以皇太极决意把长围久困坚持到底。这就使此次决战中最重要的两座要塞——松山与锦州，一则失陷于“军民粮尽”情况下的将领叛变，一则因“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而开城投降。此后，清军虽用大炮强攻塔山、杏山两城，但因其城小兵寡，再加上松、锦之降已令守军斗志全无，故很快便被攻破或者自行投降。实际上，此两城之克对于整个战局而言已无关宏旨。但即便如此，皇太极依然指示将领：“举炮时，不可击城上女墙，当击城之中间，俟十分颓坏，方令我兵登进，其小有破坏处，毋妄令登进。”不难看出，尽管已经胜利在望，但此时的皇太极对于火炮攻坚依然保持着慎重的态度和清醒的头脑。
三 皇太极思想转变的启示与红夷大炮的“神话”
自宁锦惨败之后，明朝在关外的坚城大炮成了皇太极最头疼的问题。尽管大凌河的胜利说明，围城打援是当时最合理的选择，但对于急欲入主中原甚至连做梦都已经“入明宫”的皇太极来说，这条道路却并不太合心意。红夷大炮这一新式武器，则使皇太极看到了一条终南捷径，从而迅速回到强攻的路子上去。但惨痛的现实使他最终意识到此路不通。这是他始料未及也不愿看到的。不过，皇太极终归还是排除了主观因素的干扰，完全放弃了攻坚速胜的念头，重新回归长围久困这样的“笨”办法。看似简单明了的“围城打援”思想，就在这样曲折反复的过程中方才得到最终的确立。实际上，不少中外军事统帅都有类似的思想转变历程。比如1796～1797年，拿破仑率军进攻意大利著名的曼图亚要塞。由于其极为坚固且拥有大量火炮，法军强攻月余都难以见效，只能放弃速胜的念头，改取围城打援，最后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在数次击败奥地利援军之后，才迫使守军于弹尽粮绝中投降。再如李鸿章。他也曾坚信西洋大炮攻城无坚不摧、可以速战速决：“放实心弹巨炮二三尊，庶高下并落，中边俱透，使其垛楼尽坍，立脚不住，然后以先锋树梯而登，万无一挫。”但经历数次攻坚损失惨重之后，其对于巨炮强攻已持相当谨慎的态度，认为“炸炮可以攻坚，而爬城队伍可以死拒，……虽轰破城垣，竟未得入，转多伤亡”，所以后来攻常州城时一再申明“设轰坍城垣，仍爬不进，惟有围困数月，待其粮尽自毙”，“设再轰打不进，即长围困之”。这两个例子说明，皇太极的这种反复与游移并非个例。人类的理性毕竟有其局限所在，在决策时常会受到诸多因素尤其是主观因素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即便如皇太极、拿破仑、李鸿章这些拥有过人军事天赋的统帅，也无法一直保持思路的客观合理，甚至还可能出现盲目乐观、轻敌大意、急于求成等心态从而做出错误的选择。因此，他们能够取得成功，除了天赋之外还必须具备一项重要的特质，那就是弹性的思维与反思的精神。这使他们能够克服主观情绪或者意愿的左右，及时修正自己的思路，从而尽可能地保证主观服从于客观。其实，基本的“兵法”或者军事规律并不需要“上智”才能掌握，有些甚至可谓老生常谈。但能否将其落实到战场上并坚持下来，真正做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火攻篇》）却极为有赖于这种思想品质。
此外，皇太极的这番思想转变历程也不禁让人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红夷大炮是否如一些学者所说，是皇太极在关外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呢？这种决定性的作用究竟体现在哪里呢？不能否认的是，红夷大炮确实有很大的实战价值，比如丰富了满族军队的作战手段，特别是使其在清理要塞外围据点时能够更为迅速，能够更有效地减少兵员伤亡。但是，具有决定胜负的作用这样的评价却似乎未可轻许。因为皇太极在关外战争中的几次重要战役，都是依靠围城打援制胜，而非运用火炮强攻克敌。况且，红夷大炮投入战斗并未根本改变后金（清）军以万矢齐发、铁骑纵横的方式来取得各次打援战斗的胜利。正如美国学者狄宇宙所说，八旗军装备了火炮“并没有导致他们完全放弃金/清以前的战争方式，而是使其更加完备”。既然如此，红夷大炮的决定性意义又从何得见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红夷大炮便似乎有点被“神化”的嫌疑。而其之所以被“神化”，或许正因为历史研究中一种“后见之明”的惯性所致，即会不自觉地根据后世的发展结果，去有意识地放大或者高估某些看似更具“现代化”特征的因素，从而忽略了对历史场景与细节的考察，倾向于对历史上一些复杂、费解的现象做出简化的解释。具体到这个问题上，便习惯于出现这样一种解释路径：相比于刀枪弓马甚至是明军的早期管状火器，西洋传来的红夷大炮——作为近代火炮的前身，显然更具有“现代性”，故理所当然更有决定性意义；满族军队也只有掌握了这种代表着“现代化”方向的西洋大炮，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否则，仅凭其“落后”的弓马又如何能战胜已经装备火器的明朝军队呢？推而论之，后来满族统治者依旧强调骑射，自然是一种落后保守的表现。但从关外各次重要战役的细节来看，弓马骑射确实发挥了比红夷大炮更关键的作用，因为这是他们能够实施围城打援从而赢得决定性胜利的前提。若缺少此项条件，仅凭红夷大炮则显然无法取得松锦决战的胜利。因此，满人抱着弓马不放，并非仅仅基于顽固的民族情感，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因为铁骑弯弓乃其入主中原的根本。毕竟，在生死攸关的战争中，现实需要总比民族情感更有说服力。故其自称“我国家以弧矢定天下”确非虚言，“满洲夙重骑射”则亦可理解。而批判满人强调弓马骑射甚于象征着“现代性”的西洋大炮，甚至认为他们应该早早放弃铁骑弓矢，便颇有难为古人之嫌。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应该“在他们特有的环境中，用他们自己的言语来评价这些帝国的军事技术，而不必从十九世纪失败于正享用经济和政治扩张的持续发展果实（作为一个独特的众多因素汇合之结果）的西方工业的列强之手来予以事后的解读”。如此，或许有助于我们避免那种“以今情测古意，特别是有意无意中容易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的“倒放电影”的研究取向，从而发掘出更多未被重视的历史细节。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