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女性文学意识，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女作家，是指五四运动以来至今的女作家，而女性文学意识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指女作家的文学意识，即女作家的文学观与创作理念；二是指女作家的女性文学意识，即女作家对女性文学的看法与理解。对于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女性文学意识的研究，我们不采用已经被普遍采用的现代女作家的长廊式研究模式，即不按照时间顺序对女作家“排座次”，而是把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文学意识、创作理念、创作思想及其实践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从整体上做出价值研究、心理研究、比较研究、特色研究、走向研究。核心是“现代女作家的女性文学意识”，围绕这一核心问题，以西方女性文学为参照系，做出形而上的理论概括。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的研究构型既不是一部中国现代女作家创作论，也不是一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而是一部中国现代女作家女性文学思想论。

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思想，深入挖掘中国现代女作家在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实践中所持有的女性文学意识与文学思想。这种思想意识，既可归属于民族大文学观念的范畴，也是女性独有的文学思想观念。它既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思想，也不同于男性主体意识主宰的文学思想，并且在女性文学发展历程中呈现出历史的嬗变轨迹。

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女性文学意识经历自在、被动、自觉、被遮蔽与再自觉的嬗变过程。近代中国以启蒙思想为先导，文学是女权主义的话语形式。启蒙者兴女学，办女报，留洋求索。中国现代女作家被男性启蒙者唤醒之后，转而试图唤醒整个女界，女作家的文学只是一种女性文化修养的外化和女性资质的锻造方式。五四时期，文学立足反封建，争取妇女解放，女作家的创作如出走的“新女性”（娜拉）的宣言书。被五四运动震上文坛的女作家群体化涌现，并借助新文化运动的力量和契机发展自己。她们以文学投入现代性建设，却仍然背负着旧文化养成的“传统惰性”。知识女性对文学的认识尚处于自在状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是社会革命的武器，女作家是底层劳动妇女的代言人，写作是“孤岛”“孤独”女人生存的需要。时代、民族、国家的宏大主题赋予女性整体上的“去女性化”，认同男性性别角色身份。其文学意识虽然是自觉的，但实质上是“国家民族”大文学观，女性文学意识处于潜文本状态。新中国文学的前30年，文学是回应党召唤的“忠诚”之心的体现，是妇女新生的时代诗篇，两性“平等”，没有差异，“男女都一样”的时代神话遮蔽女性的尴尬处境。女性文学意识为共和国文学即“新的人民的文学”精神所引领，所遮蔽，所替代。新时期，女作家开始主动接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做出本土化回应，她们在颠覆男权话语霸权进行文本宣泄的同时，创建女性的话语体系，彰显多元叙事的审美张力。女作家的女性文学意识变为一种自觉，甚至出现张扬女权主义的文学思想倾向，回到五四时期，效法西方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方法和模式。文学倾向从刻意凸显女性性别特色，转为走上赤裸裸的女性主义道路，从单纯的女性诗学向建设性别诗学方向努力。

中国现代女作家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影响之下，在权力话语与个人话语的纠结之中，在对个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追求之上形成特有的女性文学意识，并把这种意识付诸创作实践。中国现代女作家近一个世纪的文学实践，表明女性文学意识经历从自在性、被动性到自觉性的生成与嬗变过程，她们的理性宣言彰显文学意识与女性文学意识的内在诉求，表现出或隐或显的性别意识。现代女作家被震上文坛，群体浮出历史地表，从心灵中涌出的写作成为她们抒发自我、表达自我、确证自我的方式，娜拉言说式的文学也因此成为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在性别文化的压抑和人类的生存困境中，她们感受“第二性”身份的不平等和作为个体的孤独、寂寞，所以永恒追求“爱”和“温暖”。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在自我的世界里封闭，实际上她们放开眼光、敞开心灵，对“人类的愚昧”进行解剖和反思，表现出鲜明的启蒙意识。她们固然是在被启蒙中逐渐走向启蒙，不过一旦她们在被启蒙中觉醒，似乎就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力量在心中被唤起，她们认识到女人作为人、人作为人的内在本质和应有地位。革命岁月里的洗礼，见证人身份的历练，使她们不断走向广博的世界，“大我”的使命感油然而生。由于第二性身份与底层身份的同构，女作家对于底层叙事情有独钟。因而，写作之于她们是基于不同层次的需要，为生存、为精神、为革命乃至于为写作本身。现代女作家的理性宣言流露或张扬鲜明的性别意识，含蕴女性生命的自然绽放、身体叙事的精神狂欢。然而她们的文本经常被男性视域误读为“越轨的笔致”、“下半身写作”与“文艺女神的贞洁”的“污辱”。而实际上，我们从中看到女性写作的别致、身体观照的深求以及日常审美的哲思。她们永远从内心出发，从生命出发，虽然在男权文化视域中屡遭误读，但是她们因执着而取得的超越性成就在中国文坛占有重要的地位。

现代女作家的文学意识与女性文学意识体现在她们的理性宣言之中，她们也把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追求付诸创作实践。不过，通过历时性考察和共时性观照，我们发现女作家的女性文学意识与创作实践的矛盾性之所在。一是传统文化积淀与现代性追求的矛盾。她们“审父认母”，奉行新的“贤妻良母主义”，反抗男权中心主义却寻找新的男性同盟军，去女性化，错位认同男性气质和性征等。二是外来影响接受与本土文化建构的冲突。从易卜生主义的着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殖民，再到西方女性主义全面登陆中国文坛，中国现代女作家经历了睁眼看世界、重新看自己，同时放眼整个人类的心路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的中外文化碰撞给女作家带来最猛烈最实际、最痛苦最屈辱、最全面最深刻的冲击，也导致她们对本土文化建构的焦虑。三是“诗意的栖居”与经验性写作的错位。她们追求艺术的人生与人生的艺术化，混淆生活和艺术的界限，在残酷的现实中挣扎，却幻想在艺术中建构乌托邦世界，或者建构属于自我的纯文学。她们听从心灵的召唤，保持心灵的冲动型真诚，但写作也需要理性与节制。四是坚守纯文学与遭遇商业化的纠结。她们“卖文不卖‘女’字”，坚守作家“贞操”，冷静对待纯文学与市场的对立与对话。虽然女作家的文学意识、女性文学意识与创作实践有矛盾性，但正是矛盾的存在才见探索的可贵与生命的真实。

中国现代女作家在为什么写、写什么、怎样写以及写给谁的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如果说这形成了她们特有的文学意识，那么，或隐或显的性别意识在理论与实践双文本中的潜行与流淌，则创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文学意识。而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的女性文学意识”，则是基于与域外经典女作家之比较、与中国古典女性文学之比较、与现代男作家之比较以及中国现代女作家自身等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多重考量。中国现代女作家具有鲜明的俄苏情结，这源于俄苏文学对中国现代女作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俄苏文学给她们带来新的文艺与人生的观念，她们在题材选择、内容观照、艺术表达以及风格展现等方面留有俄苏文学影响的印记。她们不断汲取俄苏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浪漫情致与人道主义情怀的营养，在接受中创造，没有在借鉴中迷失自己。她们融合本土经验和自身的生命体验，进行颇具创造力的文学实践，努力追求真善美。

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女性文学意识创生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相伴而生的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批评，有“中国经验”，也有“成长的烦恼”。以作品为原点，以实践为根据，以整合为目的，百年来的女性文学研究从有性别色彩到无视性别特征再到双性和而不同，画出了一道清晰的轨迹。女性文学与女性文学批评始终对美学经典怀有敬畏之心，在男性导师的指导下觉醒，亦步亦趋地走向现代，一步一个脚印，温文尔雅，不卑不亢。从被启蒙到自觉走向现代再到稳步建构话语体系，女性文学批评正在走进性别共荣的“新常态”。在看到现代女性文学批评“中国经验”的同时，依然不可小觑“成长的烦恼”：为女者讳，有失公允；命名太快，不能沉潜；痴迷过往，难许未来。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在女性文学批评研究文献的整理、文学史中的女性文学批评、新媒体影响下的女性文学批评等方面发现女性文学批评新的生长点。中国女性文学、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如何走出一条真正的富有生机活力的中国之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