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潜藏”到“被遮蔽”
学界曾对“十七年”时期女性文学的存在与否进行争论，并以对此时期女性文学的高度肯定作结。“十七年”时期的女作家和作品，已经成为那个时代同一类题材、同一类风格的组列，成为新女性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时期的成就，既是五四时期女性文学优良传统的新果，更是20世纪40年代女性文学的直接延伸和发展。但是，这个时期又明显有别于其他时期，其女性意识混合着特异性与复杂性，呈现出“潜藏”的特征。它那昨是今非、时沉时浮的曲路，勾画出独特的命运轨迹。这种“潜藏”的特征，既是“主人翁意识”对“女性意识”同化取代的结果，也是文学意识形态化的一种表现。
回顾“十七年”文学初始，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那些亲身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战士、作家更是异常兴奋。那些被战争耽搁已久的创作计划终于有了实践的良机，新生活也急切地等待他们去反映。“在紧张的战斗空隙，我常常幻想：要是有一天革命胜利了，我要是能够平静地坐在书桌前拿起笔来写够多美！”杨沫的幻想不是她一个人的，是一种群体期望。所以，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当代文学出现了一个颂歌时代。
在文学界，作家们从各个领域广泛开拓，创作了一大批英雄的赞歌、党的赞歌、人民的赞歌，谱写出一篇篇社会主义的颂歌。女作家们也同样以满腔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激流中；以主人翁的姿态拿起笔来，以女性特有的热情和柔美，参与到书写当代文学史的事业中来。这时，女作家队伍人数不多，其主体仍是现代著名女作家或成名女作家。全国解放后，由解放区和国统区、由都市和乡村聚首的作家构成一个新的作家群体。她们继承现代文学的光荣传统，适应新的形势，迅速调整自己，投入新的创作。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丁玲、草明、陈学昭就分别以自己的中长篇小说预报了当代女性文学的早春气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动力》等作品，其视角从农村延展到矿区，其主要人物从农民写到工人，其涵盖地域从华北延伸到东北，在一个比较广阔的维度上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土地革命、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拉开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描写了一个从五四时代走来的中国女性，跨越新旧两个社会，为争取职业地位而奋斗的历程，从而“表露大时代的一个小角落或一个小小的侧面”（《工作着是美丽的·前记》）。草明的长篇小说《火车头》、陈学昭的《土地》、丁玲的《跨到新时代来》、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更属于跨时代的文学新篇。此外，女作家们还创作出一批短篇小说、散文、通讯等，在儿童文学方面也做出了新贡献，如刘真的《我和小荣》、郁茹的《曾大惠和周小荔》等。再有，菡子的《和平博物馆》、柳溪的《妇女劳动模范果树英》（合著）、韦君宜的《前进的脚迹》、黄宗英的《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后改编为电影《平凡的事业》）等，都是当代女性文学的初步成果。尽管这时女性文学的自觉性、独立性并不十分明显，可女作家的创作实绩已经证明，当代女性文学有了一个良好的发端。
回顾20世纪50年代，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积极性被重新唤起，女性文学在当代文学的黄金年月形成了新局面。杨沫的《青春之歌》、草明的《乘风破浪》、茹志鹃的《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韦君宜的《女人》、叶文玲的《无花果》、刘真的《长长的流水》、冰心的《小桔灯》、黄宗英的《特别姑娘》《小丫扛大旗》、柯岩的《“小迷糊”阿姨》等，都是这个阶段的文学成果。此时，当代女作家已经以其丰硕的成果引起文学批评界的关注。杨沫、茹志鹃的创作都曾是“十七年”文学评论的热点。这些作品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们出自女性之手，又很具有女性化的特质，我们很容易从作品的表征上感受到那种包裹在“主人翁意识”下的“女性意识”。韦君宜的《女人》细致地刻画了林云这个解放初期的新“娜拉”形象：她不情愿人们在工作中、在交际场合把她视为“负责干部的老婆”，希望给她一个平等的称呼“同志”。
女作家叶文玲的一句话“信仰是我的太阳”代表着“十七年”女作家群体的普遍精神追求，也是“十七年”女性文学创作的主体精神。在这样的主旋律之下，“女性意识”被“主人翁意识”“报恩意识”“改造意识”所遮掩，呈现一种“隐性”特征。“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自然成为女作家的神话想象，它遮蔽了女性文学的本真样态。
尽管女性文学创作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学的制约，但性别意识仍有显露，女性与生俱来的文化特征很难被彻底磨灭——“十七年”文学之所以还有《青春之歌》，还有茹志鹃的“百合花”风格，还有宗璞那细腻的情爱心理描写，还有韦君宜《女人》中“新娜拉”的形象，说明女性意识、女性视角、女性笔致是抑制不住的。“十七年”女性文学仿佛“无花果”，虽无火爆艳丽的花季，却悄悄地结出了果实。
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不仅给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带来了巨大创伤，也给文学界制造了一场空前浩劫。极左文化政策深刻地影响了一批知识分子的命运，更扼杀了包括女性文学在内的文学艺术的创造力。毋庸置疑，“文革”时期的女性文学，是在“十七年”女性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汲取了“十七年”女性文学的学养。“文革”时期的女作家创作是在极“左”的文艺政策的束缚和牵制下艰难前行的，此时的女性意识几乎完全淹没于政治意识之中。
“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意识是被淡化的，发展到“文革”时期，女性意识逐渐消隐，为政治意识所取代。这个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女英雄不再是独立的个体，她们化为一种符号，一种模式，转身为男性话语的代言人，女性意识几乎完全被遮蔽。然而，“文革”时期的女性意识并非绝对退场，一些由于种种原因而被剥夺了创作权利的知识女性留下了不能公之于众的手记与文学作品，这些手记和文学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她们对时代的切身感受与思考，即所谓“潜在写作”。例如，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女诗人灰娃的代表作《我额头青枝绿叶》《路》《穿过废墟穿过深渊》《只有一只小鸟还在唱》等，上海女诗人张烨的《追求》《迷惘之日》《一个戴高帽子游街的人》《雪城》等，“白洋淀诗群”诗人周陲的《情思》和赵哲的《丁香》等，这些作品是在政治意识框定的敏感时代中发出的珍贵的女性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