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时期农民启蒙的理性唤起与现实呈现

“理性”无疑是启蒙话语中的核心概念。在西方近代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中，理性一直与启蒙如影随形，一起接受思想家的欢呼与礼赞，也一起接受思想家的批判与超越。高扬理性成为启蒙运动最显著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人享受着启蒙与理性带来的征服世界的自由与丰裕的物质财富，也经受着启蒙的独霸话语与理性的自我分化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与精神荒芜，正可谓“成也理性、败也理性”。但不能否认的是，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确立了人的主体理性，匍匐在上帝脚下、依附于《圣经》启示的人被解放出来，开始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与此同时，由于人的主体理性的不断强化与无限膨胀，越来越暴露出隐含在其自身中的缺失与弊端，致使人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处，为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的丧失埋下了祸根。由此激起了西方学者在反思启蒙中批判启蒙的心态。但批判启蒙并不意味着要消除主体理性，而是要批判主体理性的霸权话语（或谓之独断理性主义），高扬价值理性，使其与目的（工具）理性互补，从而解决社会危机。

启蒙的理论逻辑首先是在个体的层面上解放人们，使他们去追求自由，然后才是引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然而，与西方的启蒙不同，中国的启蒙恰恰颠倒过来，更多地表现为通过“运动”开始社会的转型，然后再转入个体的现代化。所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因被时代潮流所裹挟而失去了应有的色彩。马德普曾指出，“启蒙思想是西方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一般都与其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启蒙思想在非西方国家的传播一定会带来激烈的文化冲突，而这种冲突会使得这些国家的启蒙事业和现代化进程异常艰难”（马德普，2014）。邓晓芒亦指出，由于中国的启蒙“知识精英眼睛向上，希望自己的大声疾呼能够在民众中引起轰动后，最终被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听进去”（邓晓芒，2007），因而空留下一些道德化和情绪化的批判。正如姜义华教授的研究所指出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是“理性缺位的启蒙”。

作为启蒙核心概念的理性竟然在中国的启蒙中缺位了，那么启蒙的惨淡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当前，我们讨论中国农民启蒙，即要探究缺位的“理性”究竟是什么？姜义华教授指出，中国的启蒙所缺位的“理性”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太急于求成了，因此太注重于用一个又一个现成的学说来对民众进行灌输，而忽视了功效似乎比较迂回的包含启蒙思想家在内的整个民族思维方式自身的革命。它始终没有对以理性思维取代占支配地位的传统思维方式给予起码的重视，更不用说给予足够的重视了”（姜义华，2000: 2）。所谓理性的思维方式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反省的批判精神”“通过理智，锲而不舍地追求真实与发现真理的意志”“确立并严格依循一以贯之的分析、分解和结合、构建的认知方法”。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启蒙未能意识到确立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才是启蒙的根本要义，而是在“道德本体主义”为中心的传统思维方式支配下，运用“道德取向”“道德标准”指导着整个社会的运作，急于将西方现成的理论成果如进化论、人权论、科学主义等引进中国，认为这些成果“代表了至善、万能，符合人的道德本体及其未来”，而无暇顾及形成这些成果背后的理性思维方式。虽然近代以来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已经意识到，传统的纲常伦理、经籍典章是中国进步的严重障碍，从而对传统的权威如孔子、孟子、老子、朱熹等大加挞伐，但是他们也只是“以对新权威的迷信和盲从取代了对旧权威的迷信和盲从，以新的信仰主义取代了旧的信仰主义”，理性的批判精神则与他们擦肩而过；尽管“传统的思维方式也有考订、求证”，但只是“按照经、传、注、疏的程序进行演绎”，始终不肯动摇经书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由此可见，中国的启蒙延续了“一个经典不行，再找一个新的经典”的认知方法，唯上、唯书，不唯实，因而一直陷于无穷尽的困顿之中。要走出这种困顿，就必须进行一场历史性的思维方式的革命，要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取代传统的思维方式，这才是中国启蒙的本质（参见姜义华，2000）。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倡导的群众运动逐渐淡出国家的政治生活，再加上现代性疾步踏来，中国农民的思维方式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发生了改变，开始逐步确立起“反省的批判精神”，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突破各种封建迷信的迷雾，追求真实与发现真理，在科技下乡的推动下，其主体性亦不断得以提升。

为了清晰呈现新时期以来中国农民启蒙的理性面相，我们力图在澄清理性概念的基础上，围绕着农民如何运用理性突破封建迷信的迷雾、追求事实真理和价值真理、科技下乡对农民理性启蒙的作用等几个问题展开讨论，并着重探讨在经济活动中农民理性的觉醒，冀图系统梳理农民理性启蒙的演变及其内在的规律，掌握其存在的问题与危机，进而审视未来农民启蒙的应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