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早期企业战略研究主要从企业产业竞争环境等外部因素进行绩效差异的解释，但无法有效解释同一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异。资源基础理论的提出弥补了这一不足，将研究视角引入了对企业内部的分析。在围绕“资源异质性”核心概念建立起资源基础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后，资源基础理论继续向动态能力和知识管理两个分支发展，并在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中形成了“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热点研究领域。

（一）资源异质性研究述评

1．国外研究部分

Penrose（1959）的《企业成长的理论》被认为是资源基础理论的奠基之作。书中首次提出“企业是一组生产性资源束”的观点，并认为正是由于企业所控制的生产性资源束不同，所以同行业企业在本质上也是具有异质性的。其讨论还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中对企业资源的界定，讨论了管理团队、企业家才能等对企业的重要意义。

此后，资源基础的研究一度陷入停滞。直到20世纪80年代，Wernerfelt（1984）、Rumelt（1984）、Barney（1986a）、Dierickx和Cool（1989）相继发表了奠基性质的代表文章。明确了“资源基础的观点”，并探讨了企业资源应具备的特性。随后，资源基础观的研究日益活跃，并最终形成资源基础理论。

Barney（1991）指出企业异质性的资源具体包括：管理技能、组织过程和技巧、信息以及知识。Waterhouse（1992）强调了在环境不确定条件下，管理者能力对企业绩效的重要作用，同时还认为企业应在战略管理中关注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在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支撑下（罗默，1998），对人力资源的异质性分析、验证首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Dyer（1995）、Carmeli（2004）等众多研究者论证了组织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就是人力资源，并且只有在明确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之下，它才能够显现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Peteraf和Barney（2003）提出，由于资源的异质性，企业可以在产品市场上实现更多的经济价值。而当其他企业无法复制其资源利用方式时，超额经济价值的实现就是可持续的（Barney & Clark, 2007）。Chan（2006）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辨识出导致企业获得超出行业平均水平的资源和能力有：知识、沟通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技术水平、分析能力、创新性、领导力。Barney和Clark（2007）的研究强调了组织中的制度体系在资源价值创造中的重要调节作用，认为不恰当的制度体系会削弱资源异质性可能带来的绩效差异。Butler（2009）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具体分析，认为有助于企业在波动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的资源与能力包括：企业文化、知识及其在组织内部的传递、组织改善中管理人员的参与程度以及组织的学习能力。

上述理论探讨基本确立了“资源异质性”概念成为资源基础理论的基本内核，并建立起VRIO基本框架用以评价资源异质性的特征表现。即异质性资源应具备：价值性（value）、稀缺性（rarity）、不可模仿性（imitability）和组织有效性（organization）。随后，基于“资源异质性”的实证研究也不断增多。Crook等（2008）通过元分析，发现采用“资源异质性”分析框架所进行的资源基础理论相关研究更为有效。Gurtoo（2009）在对印度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公用事业部门市场化改革效果的分析中，辨识出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资源有：领导力、员工忠诚度、员工能力、知识分享、与政府的信息沟通。Reddy和Rao（2014）以印度合资医药企业为例，从社会复杂性和因果模糊性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医药开发过程中的项目管理机制及有效的客户组织管理，认为正是上述因素导致了印度制药企业近年在国际市场中的快速发展。

尽管“资源基础理论”的初始点是从企业内部寻找竞争优势的来源，但其研究对象却是处在动态环境之下的资源交换主体。因此不可避免地，应用资源基础理论的近期讨论出现了与外部市场环境相关联的研究趋势。营销活动中的能力因素、技术技巧都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而这一过程中如果过于依赖财务资源则可能适得其反（Slotegraaf et al., 2003）。Hooley等（2005）的研究认为，来自市场的客户关系、企业声誉、品牌效应、市场份额等因素都是具备异质性的企业资源，管理者对它们进行的有效运作，有助于提高公司绩效。Hult等（2005）指出，市场信息处理能力和企业对市场的适应能力是企业来自于市场的异质性资源。Evanschitzky（2007）的研究表明，在市场导向下建立的资源网络更有助于实现资源异质性的绩效差异效果。Auh和Menguc（2009）验证了高管政治背景和对市场的了解程度会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果进而形成绩效差异。Ramaswami等（2009）的研究认为理解消费者的能力有助于实现产品的差别化，因此消费者管理能力是企业的一项异质性资源。

2．国内研究部分

国内较早介绍资源基础理论的学者是王迎军（1998），他简要介绍了资源基础理论的基本观点，并结合中国企业实际讨论了资源异质性、资源位障碍的具体表现及资源扩充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蒋国平（2001）介绍了资源价值决定因素及企业应注意的问题。杨家宁（2007）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讨论了企业声誉的资源异质性及其可能带来的内外部收益。黄忠东、杨东涛（2008）分析了先进制造技术的异质性，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初步构建了先进制造技术管理框架。杨春华（2010）通过回顾资源基础理论的演进历程，分析了资源基础理论研究对象的趋势变化，并认为资源基础理论可用于指导管理层收购及企业家精神等领域的未来研究。王洋（2012）从异质性资源的角度讨论了异质性企业的边界问题。

国内较早对资源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者是贺小刚（2004）。他以医药类上市公司为例，通过对资源异质性和资源同质性的界定分析，检验了它们导致的企业绩效差异变动趋势问题。曹红军等（2011）通过定量研究分析了资源异质性与资源管理能力不同维度组合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效果，揭示了“资源异质性-企业绩效”关系成立的边界条件和影响因素。

目前以资源异质性分析为基础进行的实证研究，较为集中的研究领域是围绕新创企业展开的。秦志华、刘传友（2011）以资源异质性为起点，围绕资源利用方式的创新，指出了创业资源获取的关键问题和解决办法。张敬伟（2013）从资源异质性和互补资源可得性两个维度，对新创企业的价值创造路径进行了类别分析，并结合案例讨论了每种路径的特征与挑战。危旭芳（2013）认为创业者的异质性资源包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乡土文化资本等，与创业成长绩效之间存在互动，并以逐步回归的方法验证了农民创业者和非农创业者对上述异质性资源的偏好。王侃（2014）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154份问卷数据，从新创企业投资决策的角度验证了模仿、资源异质性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作用，认为资源异质性越高，则模仿对新创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越小。朱晓红等（2014）探究了新创企业的异质性资源，从创业机会视角剖析资源对绩效的作用机制。以山东省102家新创企业的问卷调研数据证实了人力资源和关系资源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并且有价值的创业机会在资源与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随着社会网络研究的兴起，社会关系成为企业获取异质性资源的重要途径（朱秀梅等，2010）。李玲（2010）构建了网络内企业资源异质性、组织间依赖与企业网络能力的理论假设模型，从理论上讨论了技术创新网络中企业知识及关系资源的异质性会对企业网络能力的提升产生显著影响。党兴华等（2010）在将资源异质性划分为组织资源异质性和关系资源异质性两个维度的基础上，以241份问卷数据验证了资源异质性与企业核心性之间的关系，以及跨组织学习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庄晋财、芮正云（2014）构建了“网络关系-异质性资源-竞争优势”的分析框架，以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工创业者的不同类型关系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具体影响。

另外，陈岩等（2014）利用2008～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着重考察企业资源异质性和多元化战略对其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王兴秀等（2014）将资源基础观和企业能力理论相结合，以复杂企业联盟管理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揭示异质性资源投入对竞合成功关系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

3．资源异质性研究评价

随着资源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资源异质性”这一基本理论内核的探讨已经较为充分。资源基础理论早期的研究重点在于将资源异质性概念进行可感知、可衡量的描述。哪些资源具备异质性特征？企业应该如何辨识自身拥有的异质性资源？随着VRIO框架的建立，上述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工具，企业资源异质性的量化问题依然存在较多分歧。目前实证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完成对资源异质性的衡量，但这一方法不可避免地存在较多的主观估计，从而导致所得研究结论可比性及普适性较弱。并且，目前实证研究多是从某种特定资源异质性的分析入手，开展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这种做法缺乏对企业所拥有资源的通盘考量，所得研究结论局限性大，对绩效的影响机制仍没有得到充分的描述。

另外，针对资源基础理论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其仅关注企业内部已有的资源，对企业外部环境及资源考虑不够。然而随着社会网络研究的兴起，基于资源异质性的实证研究已经开始向企业外部延伸，探寻与外部环境相关联的资源获取、资源配置以及外部环境对企业资源运用的影响等问题。

（二）知识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述评

国外相关研究基本都使用术语“Intellectual Capital（IC）”。国内相关研究术语使用较为混乱，有的使用“智力资本”，有的使用“知识资本”，还有的使用“知识资产”。本书此处不做明显区分，主要使用术语“知识资本”。

1．国外研究部分

国外知识资本研究是脱胎于资源基础理论相关研究的。在资源基础理论关于异质性资源的辨识研究中，“知识”作为价值创造的重要因素，对企业绩效差异以及持续竞争能力的影响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大量学术著作随之出现（Sullivan, 1999;Liyanage & Hansson, 2002; Reed et al., 2006; Dumay, 2009;Bezhani, 2010; Hervas et al., 2011; Edvinsson, 2013），并最终形成较为系统的知识管理理论。虽然国外相关研究开展得较为充分，但是在知识资本的定义、边界、种类、测量模型、披露形式等方面仍没有完全统一。知识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及效果等问题的结论仍不一致。

本部分内容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研究结论三个方面对所收集的27篇实证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从研究方法方面来看，传统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仍被采用（Bornemann, 1999; Tan et al., 2007; Maria & Bontis, 2008;Makki et al., 2009; Ahangar, 2010; Phusavat et al., 2011）。但是由于该方法在界定知识资本内容时不够统一，模型中因变量的选取不一致，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属于早期研究中的主流方法。自Pulic（2000）提出VAIC法之后，由于该方法具有数据易于获得的特性，并且模型建立符合多数研究者所认同的知识资本三分法的研究思路，VAIC法逐渐成为衡量企业知识资本的主流方法并在相关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该方法通过分别计算物质资本效率（VACA）、人力资本效率（VAHU）和结构资本效率（STVA），来验证企业知识资本与绩效之间的关系（Chen et al., 2005; Mohiuddin et al., 2006; Jin Chen et al., 2004; Bramhandkar et al., 2007; Barros et al., 2010; Pal & Soriya, 2012;Williams, 2000; Shiu, 2006; Gan & Saleh, 2008; Puntillo, 2009;Muhammad & Ismail, 2009; Dimitrios et al., 2011; Mahesh et al., 2013; Firer & Williams, 2003; Samiloglu, 2006; Goh, 2005; Kujansivu &Lonnqvist, 2007）。另外，采用VAIC法进行知识资本度量的实证研究还发现，物质资本效率（VACA）、人力资本效率（VAHU）和结构资本效率（STVA）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Mohiuddin等（2006）以孟加拉国17家商业银行2002～2004年的数据为依据，研究证实所有样本银行的人力资本增值系数大于其物质资本增值系数和结构资本增值系数。Puntillo（2009）对意大利米兰证券交易所中21家银行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仅有人力资本增值系数与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间呈现相关关系。然而由于知识资本缺乏实物载体的无形性，过于依赖财务数据的VAIC法逐渐被摒弃。通过测量量表获取数据的建模方法逐渐增多，采用SEM方法研究知识资本与公司绩效的关联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Ismail, 2005; Tseng & Goo, 2005; Cheng et al., 2010; Chu et al., 2011）。其中，Cheng等（2010）对标准普尔500构成中的美国医疗行业（包含医疗设备和制药企业）企业的研究，更是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传统SEM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主观数据的方法局限性，选择了大量量化指标。如以员工产出、平均员工收益等指标衡量人力资本。

从研究对象上看，相关研究主要针对知识资本较为密集的金融行业（Mohiuddin et al., 2006; Maria&Bontis, 2008; Makki et al., 2009; Puntillo, 2009; Muhammad & Ismail, 2009; Mahesh et al., 2013; Samiloglu, 2006）。并且针对金融行业的研究基本都证实了知识资本与企业绩效的正向相关关系。Maria、Bontis（2008）对葡萄牙银行业的调研收集了235份问卷数据，在回归方程中以企业文化、企业信誉为控制变量，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不仅对公司绩效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还通过关系资本和结构资本实现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Muhammad和Ismail（2009）对马来西亚金融行业18家上市公司2007年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相对于保险公司和经纪公司来说，银行部门更依赖知识资本；②总的来说，知识资本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资产回报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企业市场价值更多地依赖于物质资本而非知识资本。对工业制造业的研究主要是从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角度进行的（Chen, 2005; Tseng & Goo, 2005; Kujansivu & Lonnqvist, 2007; Barros et al., 2010; Phusavat et al., 2011）。Chen（2005）对台湾上市公司的研究证实了知识资本对公司的获利性和收入增长的显著提升影响，并证明，投资者对知识资本效率高的企业赋予更高的市场估价。另外，也有不少研究是从行业比较的视角研究知识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的（Tan et al., 2007;Dimitrios et al., 2011; Chu et al., 2011）。在分行业的比较研究中，知识资本对企业绩效的贡献水平存在行业差异这一观点得到证实（Tan et al., 2007）。Makki等（2009）连续监测了巴基斯坦拉合尔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6年的数据，发现石油天然气、化工水泥行业知识资本绩效水平最高，银行业处于平均水平，公共部门上市公司的知识资本绩效水平最低。

从研究结论上看，多数研究都证实了知识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Chen et al., 2005; Ismail, 2005; Mohiuddin et al., 2006; Tan et al., 2007; Bramhandkar et al., 2007; Maria& Bontis, 2008; Makki et al., 2009; Cheng et al., 2010; Bornemann, 1999; Jin Chen, 2004; Tseng & Goo, 2005; Ahangar, 2010; Barros et al., 2010; Chu et al., 2011; Phusavat et al., 2011; Pal & Soriya, 2012）。也有研究仅部分证实了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Williams, 2000; Firer&Williams, 2003; Shiu, 2006;Gan & Saleh, 2008; Puntillo, 2009; Muhammad & Ismail, 2009;Dimitrios et al., 2011; Mahesh et al., 2013）。Williams（2000）与Gan、Saleh（2008）的研究结论都显示，知识资本对盈利能力和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无法建立与市场价值的关联。Firer、Williams（2003）以南非的75家贸易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VAIC计量方法，分别验证了人力资本增值系数、物质资本增值系数、结构资本增值系数与企业绩效（市场价值、获利能力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显示：物质资本对市场价值、结构资本对获利能力均有积极的正向促进影响；而人力资本与生产率却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Shiu（2006）以台湾地区技术类上市公司为对象，证实了VAIC各指标与企业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但VAIC值与生产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Dimitrios等（2011）依据雅典证券交易所（ASE）4个行业96家上市公司2006～2008年的数据，运用VAIC模型检验知识资本各组成部分与企业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只有人力资本增值系数与企业财务绩效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有3篇文献得出无法证实二者相关的结论。Samiloglu（2006）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股票市场1998～2001年的银行上市企业的研究、Goh（2005）对马来西亚银行业企业2001～2003年数据的研究以及Kujansivu和Lonnqvist（2007）对芬兰11个工业部门的研究都未能证实知识资本与企业价值间的相关关系。

2．国内研究部分

近几年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也较为充分，表1-2仅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列举部分较具代表性的文献。

从研究方法上看，国内相关实证研究对知识资本的测量绝大多数都采用VAIC法，采用结构方程方法的研究在最近才逐渐出现。

从研究结论上看，表1-2所列示文献中58%的研究证实了知识资本与企业绩效的正向相关关系。但同时也指出，知识资本的不同构成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具体影响程度是不同的，较为统一的观点是结构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低于知识资本的其他构成维度。37%的文献部分证实了知识资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其中，主要是结构资本与绩效的影响关系不够稳定（李嘉明、黎富兵，2004；卢馨、黄顺，2009）。仅张赟和苏屹（2012）的研究显示知识资本会形成行业利润差异，但效果并不显著。

研究对象的选取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具体行业涉及IT业（刘超、原毅军，2008）、高技术企业（李海洪、王博，2011）、生物制药行业（夏雯婷，2012）、制造企业（谢卫红等，2013）。

在以行业比较为研究视角的文献中，基本都得出了知识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的结论（张宗益、韩海东，2011；白明、张晖，2005；张赟、苏屹，2012）。卢馨、黄顺（2009）对制造业、信息技术业及房地产业间行业的比较研究证实，推动不同行业企业绩效的有效知识资本因素差别是很大的。范黎波等（2012）对856家上市公司2007～2009年面板数据进行分行业比较后发现，样本企业的智力增值效率存在行业间差异。并且，知识资本组成部分（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具体影响也存在差异。

以企业生命周期为研究视角的文献中，基本都证实了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知识资本各组成部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都存在差异。曹裕等（2010）对374家上市公司2002～2007年的相关数据研究显示：①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智力资本及其各组成部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本是正向的，但仍有所差异；②在企业成熟和衰退阶段，结构资本负向影响企业绩效。夏雯婷（2012）对生物制药行业112家上市公司2004～2008的数据研究显示：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智力资本对绩效影响的程度和形式也不同。

以企业发展能力为研究视角的文献中，金水英、吴应宇（2008）的研究认为高技术企业的发展能力主要是由知识资本驱动的。孙羡（2012）针对中小型企业的研究揭示出，知识资本对发展缓慢的中小型企业没有显著影响，但对高速发展的中小型企业影响显著。

3．知识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评价

在国内外文献梳理过程中可以看出，相关实证研究中使用较为广泛的是VAIC模型，但是对这一方法的质疑也逐渐产生。首先，VAIC方法中增值系数的计算方法仅适用于经营收益为正数的企业，由此导致亏损企业的知识资本无法衡量。但是我们不应因为企业投入超过其产出就直接否认企业中知识资本的存在。其次，VAIC方法的运用没有考虑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风险因素。这意味着对企业各种资本价值的衡量都是不全面的。鉴于上述批评，实证研究中关于知识资本测量的量表测量法逐渐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

现有行业间的比较研究基本都证实了知识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行业间差异。这充分说明不同行业对于知识资本的依赖程度不同，因此相关实证研究应在充分考虑行业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更进一步的文献梳理发现，目前研究基本都集中于对知识资本密集型行业或者对新创企业的分析，对农业企业的研究较为欠缺。这一现状无疑凸显了本书的重要理论及实践意义。

另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作为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知识资本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只有将它与企业的其他要素相结合，才能更为客观地衡量其对企业价值创造的贡献。这也是本书研究框架的设计基础思想。

（三）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述评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甚至新加入的人力资本都构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要素，但是仅基于上述要素投入对经济发展进行解释，仍然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们仍然忽略了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作为新的解释变量被广泛接受，并成为研究的新焦点。

1．国外研究部分

伴随着社会活动的网络化发展趋势，来自于企业社会化网络的各种资源获取、能力获得逐渐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国外相关研究展现出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纵深的轨迹。

宏观经济层面开展的社会资本研究中最具启发性和代表性的是由Putnam进行的。为了探究社会发展的文化背景是否会对民主制度产生基础性的影响，他对意大利社会进行了长期研究，并最终运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解释了意大利南北部地区的发展差异（Putnam, 1993）。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的相关研究（Putnam, 1995），揭示了由于参加社会团体的人数下降，导致国家层面的美国社会资本整体下降趋势。Rajah Rasiah（2002）对马来西亚槟城和巴生两个城市的中小型企业绩效的比较研究显示，受益于政府对企业发展的协调作用，槟城已成功建立起了发展顺畅的中小型企业转包业，地方政府在公共培训和市场信息交换等方面的努力能有效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Soogwan等（2012）通过计算社会资本指数，实证分析了47个国家的社会资本对经济的影响作用。研究结论显示，在控制了企业家精神和人力资本变量的条件下，社会资本对国家经济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当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进入企业层面后，对其界定基本都认为它是来自于企业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并且这一资源有助于企业实现其利益诉求。早期的研究多是围绕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展开的。Nan Lin（1999）认为社会资本是由在社会网络中的投资而形成的、有助于获得利益回报的资源，具体包括声誉、社会网络结构、权力等。Coleman（1988）认为由于行动者对资源控制的差异，因此在各自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就需要进行各种交换活动，持续的交换活动最终会形成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社会资本。Baker（1990）认为来自于特定社会结构的、能用来进行利益获取的资源就是某行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它形成于行为主体间的关系变化。Nahapiet和Ghoshal（1997）认为社会资本是企业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的、可利用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这一资源表现为信任、社会互动及网络位置等特征变量。Portes（1998）认为社会资本是包含在个人与他人关系中的一种对稀缺资源的获取能力。同时他也认为，这种资源获取能力从本质上来看是存在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之中的一种可以发生增减变化的资产。Andrew M. Chisholm和Nielsen（2009）将企业社会资本界定为嵌入在组织内外部关系网络中的无形资源。

关于社会资本构成内容和类别的划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Coleman（1988）认为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即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权威关系、信息网络、义务与期望、制度规范、惩罚机制及社会组织等。Nahapiet和Ghoshal（1997）认为企业社会资本由三个维度构成。其中，结构性社会资本反映不同主体间的联结方式，具体又包括专门组织、网络联结、网络形式；关系性社会资本反映来自于各种关系的资产，具体又包括规范、信任和认可、义务等要素；认知性社会资本反映不同主体间通过共同认知、符号、习惯等所形成的资源，具体又包括共同理解、意义系统等。Adler和Kwon（2002）认为规范、规则、网络联结、信任和社会理念是企业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

在企业微观层面开展的相关实证研究数量众多，研究视角多样。Anastasia和Irene（2013）运用两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希腊旅游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的关系进行了检验。Enrico和Hien（2013）通过对越南1398家创业企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企业从弱联结中获取的收益强于从强联结中获取的收益，并且社会资本对越南创业企业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通过对近十年相关文献的梳理，Westlund和Adam（2010）指出，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基本都支持二者正向影响的相关性。但在宏观层面上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效果结论并不统一，这恰好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社会资本对经济影响的复杂性。

2．国内研究部分

边燕杰、丘海雄（2000）是较早应用社会资本概念分析中国企业经营活动的学者。他们认为行动主体与社会网络间的各种联系及通过运作这种联系获得稀缺资源的能力就是社会资本，并基于中国社会背景讨论了具体测量、理论解释以及腐败行为与企业社会资本关系等实际问题。周小虎（2002）基本上以企业家的社会关系完成了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定义，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嵌入由信任、规范所制约的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类资源集合。郭毅、朱熹（2003）认为规范、承诺、网络位置、信任等能用于反映企业社会关系特征的各种资源就是企业社会资本。龚虹波（2013）从比较分析的视角研究了中西方社会网络的差异，认为本质上中国社会的联结是基于关系基础的，而西方的社会网络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并具体论证了以关系为导向的社会资本的竞争优劣性。

表1-3列示了引用频率较高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国内相关实证研究。

从研究方法上看，国内研究多数采用多元回归模型的方法进行。但是，近期实证研究中通过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有所增加。由于社会资本研究通常采用的研究维度包括信任关系、社会联结、网络强度等，一般数据都需要进行大量的问卷调查或者通过打分赋值的方式获得。数据的不易获取无疑增加了研究的工作量和难度。

从研究结论上看，大多数实证研究都证实了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部分证实的情况主要是指，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对绩效的具体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张宏、薛宪方（2014）的研究认为民营企业家具有的社会资源存量及其层次会促进绩效的改进，但却无法支持企业的长期发展。孙俊华、陈传明（2009）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认为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政府关系维度对企业绩效呈负向影响，但企业家声誉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3．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评价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在研究层次上，国外对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层面；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层面以及从个体特征视角进行的企业家个人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层面。国内相关研究基本上都是在企业层面开展的，早期研究偏重企业家视角展开，随着网络研究范式的兴起，基于企业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逐渐增多，但基本没有地区间的比较研究。

在研究结论上，针对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得出了社会资本正向影响企业绩效的研究结论。但是由于对社会资本基本理论仍存在争议，因此在社会资本各细分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面，结论并不统一。

在研究趋势上，随着对社会资本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网络研究的兴起，“网络+资源”的研究范式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社会资本的价值被嵌于网络中的可获取资源的价值所取代，研究重心出现了转移。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扩展，“社会资本”概念被众多学者引入更为广泛的分析层面，导致这一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这一概念不但用于描述企业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还同时涵盖制约这些关系的制度体系、结构，甚至理念等概念，概念内涵出现了泛化的趋势。这一趋势体现了社会学、行为学、制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深入交叉，但同时也给企业绩效评价等管理活动带来了障碍。因为这种从形成性的角度所定义的企业社会资本掩盖了来自不同网络关系的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的特点和方式差别，造成研究逻辑链条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