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区域产业空间集聚发展研究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作为一种区域组织形式，产业集聚发展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大量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了产业集聚规模发展不仅可以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提升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竞争优势，降低城市化成本和加速城市化进程，而且还有利于集约节约用地缓解区域非农经济建设和农业生产对用地需求的矛盾，促进区域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区域经济越来越迅速地成为经济竞争的实体，产业集聚紧密结合区域资源优势及其相对的竞争优势，既能发挥分工协作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优势，又能充分体现规模经济促进区域大都市群建设的发展，因此产业集聚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为适应全球化及竞争日益激烈所提出的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我国未来很长时期内社会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的基本趋势中，地域空间的管制和规划将成为永恒的主题，是区域经济发展应对新的竞争压力所提出的有效首选模式。
最早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文献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1890）关于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理论，他在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对产业聚集进行了集中的研究，他对产业集聚的概念界定主要是从生产联系角度，认为企业集聚的根本目的是获取外部规模经济。与马歇尔同时代的经济学家Weber（1909）认为集聚是一种“优势”，或是生产的廉价，或是生产被引诱到某一地方的市场化，其中促进产业集聚的因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企业规模经济引起的工业集中；另一类是因为企业间协作、分工和基础设施的共同利用引起不同企业在既定空间集中。20世纪50年代Perroux（1955）指出，产业集聚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必然规律，产业集聚成长是区域经济增长极产生的重要条件，并最终带动整个区域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国外产业集聚的研究比较早，经典理论也比较多，这为以后产业集聚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张文尝（2002）在著作中阐述到，20世纪5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了“增长极理论”，他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一般从城市或城镇集聚点开始逐步向整个空间扩散；20世纪60年代初，德国学者沃纳·松巴特提出了“生长轴”理论，他认为区域交通条件的改善促使区域产业和人口向此集聚。
朱苑秋（2007）经过研究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生产技术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多个城市在空间上集聚的现象，目前纽约—波士顿、北美五大湖、东京、巴黎、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和都市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城镇发展聚集区。目前公认的最早关于“大都市圈”的概念是由法国地理学家Gottmann于1957年提出的。顾朝林（2000）指出戈特曼在对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地带城市化区域进行研究时发现该地域内的城市不再仅仅是单一的大城市或都市区，而是若干不同等级都市形成的巨大的都市集聚区，其社会经济活动密切联系形成的一个巨大整体，并称之为“大都市带”。日本也是研究都市圈较早的国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提出“都市圈”的定义，同时都市圈也是日本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的主要模式。1967年，日本学者木内信藏首先翻译介绍了Gottmann的著作，并根据城市人口增减的断面变化与地域结构的关系提出了三个地带学说，其思想进而被发展为“都市圈”的概念，并作为日本及许多西方国家城镇群体重要的空间组织特征之一。王放（2000）以“乡村—城市”来表达亚洲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区域中同时发生城市性和乡村性行为的特殊地域单元，并认为沿着高质量的交通干线分布是区域经济六大主要特征之一。这种新型城市空间结构包括了城市间交通走廊及城市周围较发达的农业地区，是城市居民点与农村居民点、非农产业与农业、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混合体。
毛敏（2005）在著作中提到英国学者威尔逊和比利时学者艾伦利用耗散结构和突变理论模拟特定约束条件下区域经济的演化过程，结果显示新的经济中心和居民中心总是在靠近交通线的地方产生，城市体系的演化也具有沿交通线两侧分布的特性。交通运输走廊与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空间扩展之间关系密切，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不同区域尺度内，交通运输走廊作为运输骨干，具有最优的通达性，使资源、物流、人流、资金、技术和信息沿交通走廊集中并扩散，从而促进运输走廊所在地域的发展。交通运输走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已经引起运输经济学家、经济地理学家和规划专家学者的关注，随着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交通运输走廊与大都市圈、大都市带的形成和发展成为研究热点。19世纪80年代，以西班牙工程师Soriay Mata为代表的许多学者提出了线性城市模型，主张沿交通轴线设置开发走廊。张文尝（2002）提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沙利文等人提出了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与沿线经济开发进行整体统一规划的思想。加拿大博士Cholakis（1999）以Pembina高速公路及其影响区为例指出高速公路的修建有利于城市走廊的复兴，并建议提高社区的可居住性和改善环境，来促进城市走廊的形成。Cholakis（1999）认为21世纪以来，由于欧洲各国城市之间的密切联系，区域需要交通运输的支持，因此欧盟开展了多项针对欧洲西北部都市连绵带交通运输发展的研究项目。
对产业集聚的自我强化进行理论创新并作为专门领域进行研究却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标志为以Krugman等（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确立，这也标志着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阶段。Krugman认为产业集聚是由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转移等通过市场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他指出企业的偶然集中以及由集聚带来外部经济，这种优势不断自我累积和强化，促使集聚的力量不断增强，而且他将产业集聚的外部经济放在开放的经济视野上，认为产业集聚是各个国家产业选择和取得优势的决定性因素。Fujita等（1996, 1999）利用数学模型研究人口和经济行为的空间集聚，认为产业集聚的动力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的供求关系和技术外溢三个方面，其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科技进步和非货币形态的外部效应、规模报酬递增和空间竞争等三大类。Pierre（2005）设计了一个经济地理模型分析农业部门经济活动集聚发展的驱动力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业商品的生产运输和生产劳动力等因素是农业部门经济活动行为空间集聚布局的重要因素。Fujita（1999）认为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并不是始终不变的，而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藤田昌久在其著作《空间经济学》中提出了集聚周期模型，当区域产业集聚越过支撑点时，集聚不经济，因此产业集聚开始减弱，但是就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绝大部分地区的产业集聚仍然处于增强阶段，即产业集聚发展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已设计和实施以产业集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这表明产业集聚政策已经成为区域或国家普遍接受并采用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工具。同时不少学者对产业集聚进行实证分析，如Eiji等（2007）以大东京组装工业为例解释产业集聚的创新力和模仿力促进了其生产能力的提高。此外Simona（2006）和Cooper（2002）等国外学者都对产业集聚做了相关的实证研究，总之国外的产业集聚理论整体上已经成熟，国外对产业集聚的研究已经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聚的发展。
由于研究产业集聚现象的学科众多，目前对产业集聚现象还缺乏统一的概念和研究范式，我国部分学者也称之为产业集群，一般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多用“产业集聚”概念，管理学科则多用“产业集群”的概念。与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相比，我国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对产业集聚的研究才逐步展开和深化，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政府和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产业集聚的学术探讨。我国学者对产业集聚的研究起初主要表现在学者对国外理论的引进和创新，如北京大学王辑慈教授（2001）把国外的产业集群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她的《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是国内研究这一理论的经典，该书评价了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产业区理论，并且对我国部分有代表性的地方产业集聚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梁琦（2004）对“新工业区”理论做了介绍，以及对Krugman的集聚理论、波特的集聚理论和其他主要经济学家的集聚理论也做了介绍和研究；同时梁琦、黄利春（2009）讨论了产业集聚对城市和乡村发展的影响，认为产业集聚不仅有利于加强企业间的合作，提升城市的竞争力，而且还有利于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和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随着产业集聚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探讨了产业集聚的发展优势和形成机制。崔海潮（2005）研究认为，产业集群是介于企业组织和市场之间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紧密结合区域资源优势及其相对的竞争优势，既具有分工协作优势又能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应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安虎森（2001）从信息角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机制，认为减少空间距离可以降低信息生产和流通的成本，其中降低信息的不确定性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本质内容。戴蕾、王非（2010）认为产业集聚的动力一方面包括企业为了缩短流通时间和减少流通费用而选择特定的区域从事生产；另一方面集聚节约了企业配套投入方面的支出，使整个集聚区域的生产力得到更大的发展。尹松平（2010）认为产业集聚的形成是竞争的结果，其优势主要是产业集聚可降低成本、提高其生产效率、增强其创新能力、形成本地化产业优势氛围，但是产业过度集聚也存在风险。李敏（2010）分析了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来源，论述产业集群竞争力形成的机制和经济学原理，并将其归纳为人才流、技术流、市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五个方面促进区域产业经济的集聚发展。
产业集聚的另一研究重点表现在借鉴和运用国外的产业集聚理论来分析发生的典型的产业集聚现象。吉昱华等（2004）根据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以中国各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证实了我国城市建设第二、第三产业整体发展上普遍存在显著的集聚效益，产业集聚有利于城市建设的发展。李扬（2009）利用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和行业集中度指数三种方法来测度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程度，发现西部绝大多数产业集聚程度正在增强，产业集聚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唐根年等（2010）借助一系列投入产出指标计算分析了中国东部沿海制造业的集聚态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总体集聚程度正在加强，东部沿海集聚程度较高的15个典型的制造行业的集聚依然继续，但是部分产业已经出现集聚过度，部分产业经济发展的投入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量，应当调整其生产要素配置策略并适度进行产业转移，为产业升级及新型产业发展腾出空间。苏航（2010）从产业集聚的视角对重庆农业竞争力的内涵进行理论探讨，并提出通过提高市场竞争力、可扩张能力、可持续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等各项竞争能力以最终实现区域农业综合竞争能力的提升。
产业集聚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非农产业或非农建设的研究，形成了“都市区”、“都市带”、“城市圈”和“都市连绵区”等概念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周一星（1995, 2004）首先界定了中国的“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概念，分别与国外的都市区和大都市带相对应，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1988年，他在夏威夷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珠江三角洲（含港澳）和长江三角洲已经形成了都市连绵区。胡序威等（2000）认为都市区的形成缘于地域空间组织形式追求规模经济的内在冲动，其推动力源自相邻的城市与乡村两种异质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城乡间基础设施的改善则成为城市空间组织向都市区转化的重要媒介。张建华等（2007, 2008）认为在都市圈内实现城乡一体化能够有效地造就发达的农业，促进城市集聚和功能调整，是实现城乡集约发展的路径，并以其中原城市群为例说明都市圈建设城乡一体化中的农业发展问题。潘允康（2008）认为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大都市圈战略顺应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要求，是中国未来空间结构的调整方向。它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有利于规模经济的进一步实现，有利于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不同城市发展模式的整合。
由于区域经济联系的需要和区域经济发展平衡的规律，因此对交通都市带的研究也是区域经济集聚发展研究的重要方向。于洪俊、宁越敏（1983）在《城市地理概论》中以“巨大都市带”为译名首次向国内介绍了戈特曼的大都市带理论。北京交通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的张国伍教授（1991）在参考国内外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交通运输通道进行了系统分析。这是国内较早在交通运输走廊概念、类型、研究意义等方面做出较为详细介绍的文献。武伟、朴寅星（1997）系统地论述“铁路经济带”的概念及其主要特征，分析其主要组成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讨论铁路经济带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上应注意的若干问题，研究了铁路经济带与点—轴开发及点—轴系统的关系，并分析了我国京广经济带等几个重要的铁路经济带。杨荫凯等（1999）在回顾交通经济带研究历程的基础上，界定了交通经济带的基本概念、基本性质、基本类型以及时空演化机制，并以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客观审视了哈大交通经济带在特定演化阶段的空间模式及其基本特征。韩增林等（2000, 2001）在对高速公路经济带的基本内涵、特征以及它对区域经济拉动作用阐述的基础上，对我国主要高速公路经济带发展规律做初步探讨，创建性地提出了交通经济带的生命周期理论，并以大连市旅顺北路为例，探讨新时期交通经济带产业规划方法，并重点指出此种规划方法的创新之处，即通过空间功能管制区（基本功能单元）的划分来推进规划。李友好、施其洲（2005）基于郑汴洛三个城市间经济和交通联系的天然条件，提出郑汴洛交通“走廊型”经济带实现产业分工和城市功能互补的构想。
整体而言，我国学者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已逐步迈向较为系统和深入的阶段，能够紧跟国际理论研究前沿，在学科交融上有一定创新，但与国外产业集聚政策研究相比较还存在差距。就研究区域而言，我国学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大多数主要考察某单一企业、产业部门或单一城市内经济行为主体所获得的最佳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等外部性效应，而忽视了区域经济建设的整体实力和地方产业发展优势的协调；重视非农经济建设而轻视农业集聚发展，忽略了地方在区域产业发展的主体功能定位和地区之间产业分工与协作的联系。就研究实体而言，多数学者把研究对象看作只具有规模大小差别而没有产业差别的“质点”，很少考虑研究对象内部产业组织与分工的作用及其空间演替规律，而且目前的研究多重视非农建设中产业的集聚，而轻视农业生产的集聚发展，也缺乏对区域不同产业间集聚发展的相互关系研究，割舍了非农经济建设与农业生产发展之间的联系。在实践中地区产业发展主体功能分工不明确，区域产业发展地域空间集聚性差，区域产业集聚发展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在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区域经济发展只有整合经济实力，优化区域产业集聚发展模式才能走出地方经济发展的陷阱，因此对区域产业集聚与土地地域空间配置的调控手段研究越来越受到产业经济学、区域规划、土地管理和地理学方向的学者和行政管理机构的重视。研究区域产业集聚发展的演替规律，分析产业集聚发展中土地利用的阻碍因素，评价地区产业优势空间集聚发展的地域边缘性，构建区域各产业空间集聚发展优化模式。基于土地权能的视角探讨土地利用配置宏观调控区域产业地域空间集聚发展模式，研究区域利益主体之间的产业发展和土地利用的经济收益分配问题，并探讨产业和土地利用集聚对社会、生态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这对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优化产业布局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同时丰富了产业集聚和土地利用控制理论的研究。
本书所选取的研究区域——黄淮海地区农地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也是我国非农经济建设崛起的重要力量，整个区域土地面积共37.28万平方千米，县级行政单位318个，平均每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土地面积为1172.33平方千米，平均县域土地面积仅相当于中国平均水平的27.08%。目前区域经济发展处于城市化和非农化建设的加速阶段，但是由于地区间的经济建设缺乏合理的分工与协作，因此区域内地区产业发展优势不明显，产业结构趋同。由于土地的固定性和基础承载功能以及区域内行政地域划分的细碎性造成区域非农建设用地的分散性，这也是提高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和土地利用效率的重要障碍因素。由于各地经济建设的逐利性，部分地区在利益的驱使下忽略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目标，过分强调地方非农建设的积极作用，使得地区无明显竞争优势产业，同时削弱了区域经济建设整体实力。当前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区域某一局部地区或者某一产业的空间集聚过程，缺乏区域整体宏观调控。基于产业集聚发展的视角，研究重点也集中在非农产业的集聚或者集群发展，而轻视农业生产的集聚发展，因此其研究无法准确定位地方经济建设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竞争优势，割舍了不同地区产业之间的联系，其产业发展建设很难避免盲目性和重复性。就产业集聚的实现手段而言，当前的研究也主要从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宏观调控产业集聚地域的空间布局，忽略了土地利用配置这一宏观调控手段，虽然区域产业经济集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当前区域集聚发展步伐缓慢，并没有达到区域产业集聚发展的最佳状态。地少人多的特殊国情使得用地需求矛盾越来越成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制约因素，土地利用供应政策也日益成为整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力量与加强其内部产业分工协作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之一，部分学者也称其为“地根”。因此，本书着眼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背景，针对黄淮海地区产业集聚发展趋势中土地利用地域空间分散的问题，利用“地根”宏观调控，构建区域产业集聚发展与产业分工转移的综合研究框架，探索优化区域产业在地域空间的集聚优化模式，对于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优化区域产业空间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减缓区域用地矛盾具有一定的实际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