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俄国学者对俄罗斯文明的探讨

一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俄国学者中对俄罗斯文明问题感兴趣的人多了起来，报刊上登载了不少讨论俄罗斯文明的文章，出版社推出了一批专著，俄罗斯文明问题也列入了中学第11年级的教科书。参加这场讨论的学者来自多个不同的学科：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文化学学者、东方学学者等，自然还有历史学家，其中不乏知名度甚高的学者。

对文明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并不是一般的学术兴趣问题。这里面有更深的背景。我们知道，近代（或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概念出现在18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以后逐渐地流传于世界各地，并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近代“文明”概念的出现，既是自古典时期以来“文明意识”发展的结果，也是近代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发展的产物。在古代，“文明意识”不仅在古希腊、古罗马有发展，而且在古代中国、古印度有很大发展，稍后在阿拉伯世界也是如此。如果说，世界各地的古文明和“文明意识”各有千秋、相互辉映的话，那么在西方出现近代“文明”概念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当时在西方，“文明”概念往往与“西方中心论”联系在一起。17世纪时，欧洲被看成统一的地理整体，由基督教国家组成，具有相似的社会机制和国家机制。这是欧洲中心论的开始，到18世纪下半叶已发展成为把欧洲看成全世界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式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所有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道路都是相同的，而西欧是率先垂范，而非西欧的人民和文化是“不文明的”“野蛮的”，因此要推行“教化”政策，也就是要对不同于西欧的社会和文化加以根本的改造，使之“文明化”。俄国的主要部分虽然也在欧洲，但地处偏远的东欧，也属于需要“教化”的国家。不过，俄国人有一定的“民族性”，比亚洲国家要“文明”些。俄国没有达到西欧的文明水平，但已走在半道上。

一般认为，俄国的“启蒙时代”是在18世纪下半叶。此时，西方的“启蒙思想”被系统地引进。但从“文明理论”的角度看，探讨“俄罗斯道路”的特点的任务还没有提出来，俄国自己的文明理论的构建还处于初步的准备阶段。19世纪时，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民族意识的高涨、探讨俄国发展特点的热情，以及对俄国文明的认同需求，都触动了俄国各类各派的知识精英，包括十二月党人、斯拉夫派、“官方人民性理论”的支持者，甚至西方派都去探讨俄罗斯文明问题。俄国在文明理论上的探讨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特别注重两种文明理论（即线性-阶段文明理论和地域文明理论）中的地域文明理论；二是喜欢拿俄罗斯与欧洲做比较分析。19世纪20年代时已有学者明确提出一个影响至今的问题：“俄国的历史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亚洲国家的历史的不同在哪里？”自那时起，俄国的社会思想界一直在探讨、回答这个问题。到19世纪30年代，独特的“俄罗斯道路”的思想已经相当深入社会的意识。19世纪中期以后，有更多的俄国学者从文明的理论上，从哲学上探讨这个问题。其间出了不少有名的学者，如达尼列夫斯基（Н. 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列奥契耶夫（К. Н. Леонтьев）、米留柯夫（П. Н. Милюков）等，特别是达尼列夫斯基在其名著《俄国与欧洲》（1869）中提出的“文化-历史类型”的理论对20世纪的文明理论大家斯宾格勒（O. Spengler）和汤因比（A. Toynbee）的文明形态理论很有影响。

从以上的回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文明概念和文明理论问题的探讨不是凭空出现的，不是“杯中的风波”，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的。从俄国的历史看，就是与对俄罗斯的文明认同、与俄罗斯发展道路的特性、与俄国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与俄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明白了这点，近来俄国学者关注文明问题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

苏联时期，苏联的强国之路不是通过“文明”，主要是通过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来论证的。因而在苏联的学术界，包括史学界，“文明”问题长期没有得到重视，没有提上日程。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史学界才有人提出用“文明方法”研究历史的创意。到80年代以后，关于文明方法和文明问题的讨论逐渐多了起来，苏联解体以后，更是进入高潮。对此，俄国学者有很好的说明。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1997年出版的《文明》丛书第4辑的“出版说明”指出：

 

近十年来，“文明”的概念和文明理论在我国的历史科学、历史社会学和文化学都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在历史知识还缺乏一个主导的范式的情况下，文明理论遂得以成为最流行的、被学术界承认的概念。

 

从学术、文化方面说，近年来文明问题在俄国的兴起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国际人文学术界在20世纪晚期兴起的“文化热”的影响；有对冷战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反响；有苏联解体前“文明方法论”讨论的延续；有纯粹学术上的兴趣；等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次对文明问题的讨论和探讨也是与俄国在新形势下对本身文明的认同，与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所面临的挑战和需要回答相关的各种问题有关。一位俄国学者沙帕瓦洛夫（В. Ф. Шапавалов）在专论俄罗斯文明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研究俄罗斯文明的需求呈上升的趋势是和社会意识到自我认知以及自我辨识能力的重要性相关联的，也是和社会对在此道路上将要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之规模有所了解相关联的……看来，俄罗斯文明也能找到应对当今时代挑战的适当答案。

 

这里，这位学者提出了社会的自我认知能力和文明的关系问题。这对探讨文明问题很重要。具体到俄罗斯社会来说，这点就更为明显。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剧变和随后的苏联解体，俄罗斯各界民众“对文明的自我认知能力有所提高”, “对祖国文化传统的世界意义提高了认识”，因而对俄罗斯文明的兴趣得以增强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二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学者的一些具体的看法，它们可谓众说纷纭，五花八门。不同的观点主要围绕着这样一些问题：俄罗斯文明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对俄罗斯文明应做何评价？比较普遍的一种看法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解读文明。叶拉索夫（Б. С. Ерасов）可称是这种方法的代表人物。他强调文明的普遍性原则，指出文明的普遍性不只是由商品-货币-生产关系或法制调节体系产生的，以社会生产的普遍的精神因素为中介的个人间的关系也可能具有普遍的形式。文明的普遍性表现为精神形式、社会组织的结构原则和机构以及精英的活动。叶拉索夫强调，文明的普遍价值也就是跨地域的价值，而普遍的价值表现在世界宗教、道德、法和艺术体系上。由此可见叶拉索夫对文化因素的重视。

持这种文化学方法的学者还有不少，尽管他们在具体观点上会有差异。如约诺夫（И. Н. Ионов）、哈恰图梁（В. М. Хачатурян）认为，文明是人们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它们既是由共同的精神传统联合起来的，也是由物质文化的共同基础、对空间和时间的相似的接受方式、周围环境及对它的利用方式联合起来的。谢缅尼科娃（Л. И. Семеникова）则认为，文明的内容不只是文化；文明还是社会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由下列的共同因素所决定，即地理（或自然）环境、经济运行体系、社会组织、精神价值（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体系、心态、时代特点，等等。

除了这种文化学的观点外，影响比较大的另一类看法可以归纳为自由派的观点。所谓自由派的观点，是指一些俄罗斯学者，他们尽管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大多把俄罗斯文明同理想的文明对立起来，认为俄罗斯不存在完整的文明，不存在成熟的文明，认为俄罗斯是一个“不文明”“不够文明”“处于多种文明之间”的空间，是“不同文明的堆积物”。

例如，社会学家皮沃瓦洛夫（Ю. С. Пивоваров）和政治学家富尔索夫（А. И. Фурсов）创建了一个名为“俄罗斯体系”的学说，用来解释俄国的政治和历史。他们对俄罗斯现有的所有定论都提出疑问，认为西方的科学、现代的社会科学术语只能解释西方的现实，而不能解释发生在俄国和亚洲的事情。表面上，他们似乎没有使用“文明”的概念，实际上，他们的观点体系是否定俄罗斯文明的本性的。他们强调，和西方不同，政权在俄罗斯体系里不是一种历史性的机构，而是严厉的神祇，类似一种虚无缥缈的现象。由于对政权的崇拜，俄国社会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在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政权控制着社会。新的政权在经常出现的纷乱中建成，接着就来控制民众。他们还认为，俄国的改革基本上都是无所作为、毫无成果的，往往是在国家积累了一定程度的财富后，为满足政府的利益而实施的。而20世纪90年代自由派所进行的改革所得到的结果则在很大程度上逆转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总之，有权势的氏族的形成、这种现象的周而复始，将导致俄国回到前文明时期。

还有一种观点形容俄罗斯是一个介于“自发势力”和文明之间的存在。譬如，哲学家坎托尔（В. К. Кантор）在1997年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就是欧洲强国·俄罗斯——走向文明的艰巨之路·历史概要》，和令人振奋的书名不大合拍的是作者的见解，其中写道，俄罗斯之所以会成为一个介于“自发势力”和文明之间的存在，是因为基督教会于12世纪的分裂和俄罗斯脱离了正在形成中的西欧文明中心，而随之而来的蒙古-鞑靼人的入侵使俄罗斯在经历了一个短时期的文明发展之后，再次遭到野蛮化，致使“文明的生活中断了”。总之，俄罗斯虽然在朝着“文明”前进，但总是达不到真正的“文明交替”。

流传得很广的一种看法是，俄罗斯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文明体系，它是同时存在的几个不同的文明的堆积物，或者说是周期性地一个接着另一个地轮换的几个文明传统的堆积物。俄国知名东方学家科比山诺夫（Ю. М. Кобищанов）就持这种看法。他1996年在《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的一篇论文里写道：“我基于这样的看法：俄罗斯是作为一个活跃多变的文化和文明的体系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俄罗斯从来不是任何单独一种文明的领域。”他在引用大量的民族学资料的基础上指出，在俄国，和“纯粹”的东正教、伊斯兰教以及佛教区域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些过渡性质的、中间性质的、“无主的”介于多种文化之间的领域。在分析俄罗斯内部的多种文明的相互关系时，他展示了在俄国的不同地区，多神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些文化成分是怎样组成一些混杂的不同情况凑合而成的堆积体的。按照科比山诺夫的看法，俄国人行事的糟糕的“不可预见性”正是同俄国文化的这种五花八门的杂烩性质分不开的。历史学家谢缅尼科娃也持相同的观点。她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地由凡是存在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形成，并由一个强大的集中制的国家联合起来的各民族的堆积物。许多有着不同的文明取向的民族同为一个国家的一个成分，这就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成分驳杂的、多节体的社会。

 

综观自由派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到存在这样一些片面性。一是把一种文明视同一块“单成岩”，或者说看成用同一种材料做的砖块盖成的大厦。如果遇到一种文明里同时存在着几种民族的、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成分，就名之曰“不完整的文明”“不同文明的堆积物”，这样组成的国家就只能是“多节体的社会”。殊不知“文明是多样性的统一”。俄国学者沙波瓦洛夫指出，在多种情况下，多样性在某些文明中是如此广泛地存在，以至于很难从理论上去充分地概括其本性。除此之外，文明的框架内也可能存在一些系统外的成分，即由于地域原因而产生的某些和该文明具有共性的成分，它们并未完全融入该文明的机制和系统中。这些成分就好似特殊的“附加物”，对文明发展的总进程施加着不同的影响，有时在很大程度上和该文明一体化，有时则远离而去。二是在关于俄罗斯文明问题的讨论中，自由派流露出明显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对人类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几大文明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对欧美以外的文明，无论其历史如何悠久，无论其为人类带来了多少成果，统统都是“不文明”、“不够文明”和“野蛮化”的。以俄罗斯的历史发展为例，有学者认为，俄罗斯之所以相对落后于西欧，沦为“一个介于自发势力和文明之间的所在”，是因为在基督教会分裂时脱离了正在形成中的西欧文明中心。也就是说，这些学者总是把西方的文明看作理想的文明，看作标准，以此来衡量俄罗斯的或别的文明。

 

三

另一类比较有影响的看法可以归入“地域文明”理论，对此，需要做些说明。一般来说，“文明理论”可以分为两种，即“线性-阶段文明理论”和“地域文明”。它们的发展状况大致如下。近代（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概念出现在18世纪中叶的西方时，“文明”一词用的是单数。在这之前，即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存在的是超民族的“文明意识”。那时也曾出现过一些早期的“文明理论”，如古罗马的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和阿拉伯的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m）创建的理论，但存在的时间都不长，没有形成传统。近代以后出现的“文明理论”已是一种稳定的“文明意识”。这与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密切相关。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存在的主要的是“线性-阶段文明理论”，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反映在诸如伏尔泰（Voltaire）、弗格森（A. Fergusson）、杜尔阁（A. Turgot）、孔多塞（Jean Condorcet）、孔德（A. Comte）、基佐（F. Guizot）、黑格尔（Hegel）等人的著作中。19世纪上半叶，由于历史乐观主义的危机、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等原因，“线性-阶段文明理论”逐渐衰弱。浪漫主义思潮虽然带有宗教色彩，却最早提出了“地域文明”概念。到1819年，“文明”一词有了多数形式（civilizations）。这表明各民族的文明结构的多样性得到了承认。到19世纪下半叶，“地域文明”概念已获得正式身份。这表明，过去只认为欧洲文明具有普遍意义和世界性影响，现在已扩及其他文明，特别是建立了世界性宗教的那些文明。法国社会学家戈比诺（Joseph Gobineau）在19世纪中叶指出，各个地域文明是平等的，而德国学者吕克尔特（H. Rückert）最早认为，“地域文明”理论中所说的“地域文明”指的是独立的文化世界，这些文化世界有一定的对抗外来文化影响的能力和扩散自己的精神经验的能力。一位俄国学者指出，在19世纪，“地域文明”概念和理论的应用经历了三个阶段：（1）1813～1827年，这是这个概念出现的阶段，当时的应用是自发的，其背景是欧洲的文明自我意识还不发达；（2）1827～1857年，当时是试图把其他的文明及其精神基础——宗教“纳入”欧洲历史观的解释模式；（3）1857～1869年，在这一阶段，对非欧洲文明的生命力的积极表现越来越关注。只是到第三阶段才奠定了地域文明理论发展的坚实基础。但应指出，“线性-阶段的文明理论”和欧洲中心论公式并未消亡，其影响一直存在。

再来简单看看俄国的情况。一般说来，18世纪时，线性-阶段的文明方法已进入俄国的历史思维，但是对发展俄国的文明思维来说，还是很初步的。到18世纪下半叶，即俄国的“启蒙时代”时，文明的自我意识和文明理论才有了明显的发展。当时，俄国在引进西方的文明理论时已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实用”需要，即为了反对农奴制，为了反思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说，文明思想和文明理论的引入不是为了构建新的历史哲学，而是为了构建新的社会意识。19世纪时，在文明理论方面，俄国逐步走出模仿西方的阶段，但直到40年代才出现独立的文明思想。在这一世纪，除了线性-阶段的文明理论，也开始探讨地域文明。两者在整个世纪同时存在，但只有在世纪初和60年代，地域文明理论才占据上风，其余时间占上风的都是线性-阶段的文明理论。然而，在俄国却出现了达尼列夫斯基等地域文明理论大家。

俄国的地域文明理论是与俄国民族-历史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是为了寻找文明的自我认同的理论基础。俄国的思想家们努力寻找确立自己文化特点的途径，同时又不把“地域文明”与“世界文明”对立起来。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这个问题在俄国学术界中一直争论不断。但对这个问题的再次热烈讨论已是在苏联解体以后。

在最近的这次热烈的讨论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线索，那就是学者们首先强调的是要用文明的方法来研究俄国历史，特别是强调俄国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如沙帕瓦洛夫提出，俄罗斯是不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呢？意识到这一点的时机是否已成熟了呢？他指出，这不是由“上面”下指示可以解决的。这一观念“要求俄国的人民和所有以为自己是俄国人的人对（共同的）未来自愿地、有意识地做好准备”。沙帕瓦洛夫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俄罗斯文明就是地域文明，但是已经包含这一思想。他说，地域文明概念要求一些稳固的结构在长时间内存在，这些结构不能相对地依赖于诸如政治、经济、文化产品等因素。运用文明方法，就是要在历史变化的海洋中找出那些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在文明存在的全程内不变的、恒久的东西。他认为，俄罗斯文明正拥有这样一些不变的、恒久的结构，因而1917年的革命、1985年的改革和之后的苏联解体都不能根本地改变它。

如果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文明，那么是什么样的文明呢？这里有众多不同的探讨，譬如，谢苗诺夫（С. И. Семёнов）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边际文明”，认为俄罗斯文明就属于这种“边际文明”。什么是“边际文明”呢？这种文明不同于东西方的古典文明，而是在几种古典文明的夹缝中诞生的。它往往形成于边境，以不同形式吸纳了起源不同的多种文明的多种成分。他认为，俄罗斯-东欧和欧洲的巴尔干、伊比利亚半岛属于这种文明。舍米亚金（Я. Г. Шемякин）把俄罗斯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进行比较，认为也可把它们视作“边际文明”。

约诺夫等学者明确地把俄罗斯文明定义为“地域文明”。普罗斯库里亚科娃（Н. А. Проскурякова）指出，最近10年来，俄罗斯学者的文明意识明显增长，可谓出现了“文明复兴”，其表现是形成了不同的对俄国历史的解释模式。这些模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是把俄罗斯的形象与理想的文明相对立，否认俄罗斯存在完整的、成熟的文明；二是约诺夫等人主张的，俄罗斯文明是“地域文明”，并以这种主张反对上述第一类看法。“地域文明”是指某种文明，它处于地球上的一定区域，这个区域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数个国家。不同的地域文明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也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区别于野蛮状态和蒙昧时期的特点，如都有一定的规范和准则、理想和价值观、有序的社会结构的存在等。然而，这些共同的特点在不同的“地域文明”里的性质和表现是各不相同的。

这里需要指出，一定的较稳定的结构的存在是“地域文明”的重要特点。持这一主张的俄国学者都强调俄罗斯文明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这种文明的完整性不仅包括俄罗斯人，而且包括属于这一文明的各民族、各文化。约诺夫指出：“要确定俄罗斯的文明的完整性，就必须明白，进入这一整体的各种文化的亲缘关系和内部开放性的原因，以及跨文化的共同体和发展前是如何形成的。”他还强调“首先应该相信俄罗斯，相信它的文明的完整性和文化的丰富性”。

诚然，我们还可以举出俄国学者关于俄罗斯文明的其他种种看法，但上述几种主要的看法已经可以勾勒出概貌，就不需再多说了。

（原载《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