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超级信息符号经济里的生活
第三章 超越浮华的时代
企业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和盈利，但人们越来越怀疑它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常见的形式。和戏剧一样，商业活动中有英雄、恶棍以及跌宕的剧情，而且还诞生了不少“明星”。
商业巨头的名字和好莱坞明星一样吸引媒体的注意力。唐纳德·特朗普、李·艾科卡（Lee Iacocca）在公关人员的簇拥和个人营销术的全面训练下，成为商业实力的代表性人物。以他们为主角的书籍（以及作者）跻身畅销书之列，他们甚至（或者也许是让别人提到他们）要参加美国总统竞选。
企业在过去也有明星，但现在这些明星的背景已经大为改观。让企业闪闪发光的新光环只是包裹在未来新经济的表面，其中信息（包括从科学研究成果到天花乱坠的电视广告等）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个全新的财富创造体系正在兴起，带来权力分配的巨大变化。
新的财富创造体系完全依靠数据、创意、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即时交换与传播，造就了所谓的“超级信息符号经济”（supersymbolic economy）。它的诞生绝非一些后知后觉的人所坚持的“去工业化”“空洞化”或“经济衰退”，而是跃入一个革命性生产系统。它带领我们跨出一大步：从批量生产转为定制，再逐步升级，从大众营销、分销转为利基和微观市场营销，将一元化的企业改革为新的组织形式，将超越国界限制转为地区性、全球性运营的模式，从“工人阶级”转变为新的“知识阶级”。
赞成并促进这种财富创造体系的力量与守护传统工业势力之间的斗争就是当今主要的经济冲突，其意义已经远超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博弈以及美国、日本、欧洲之间的角逐。
从以烟囱为标志的工业经济转变为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经济，需要大量变革力量的帮助。因此，世界大部分企业的财务或产业出现重组的热潮，企业被撕裂，新领导被任命，以便企业能够适应新的需要。
20世纪80年代，财经新闻里有关企业强行接管、并购以及企业回购的消息比比皆是，而且美国的乃至全世界的企业都是如此，许多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荷兰）都为此立法或以其他条文来限制“恶意接管”。
如果认为这些发生在华尔街的野蛮行为和企业的遭遇代表我们已经进入新型经济，这未免有点儿夸张。欧洲一体化、金融自由化、人类自古就有的贪婪等都是推动这股重组热潮的力量，而特朗普和艾科卡都只是过去时代的人物，不是新时代的先驱。尽管艾科卡成功游说华盛顿方面帮助为其衰退的汽车制造业纾困解难，尽管特朗普把自己名字打在炫目的摩天大楼和赌城上，但他们都没有为企业带来真正的大变革。
然而，在一个革新时期，各种奇招怪式纷纷出现——复古的、怪诞的、逐名作秀的，圣人、骗子以及具有远见的改革者，同时出现在世界大舞台上。
在混乱的现象背后，在融资和企业重组等表象之下，出现了一个新模式。我们看到，企业结构转变，传统工业经济所产生的权力开始向超级信息符号经济转移，这个过程将在后文详细探讨。
这场重组热潮很有必要，因为整个财富创造体系在竞争压力的推动下迈入更高层级。如果简单地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重组热潮描述为人类“自我优先”的贪婪，就会忽略更重要的方面。然而，新经济对最先看到这种趋势的人给予了很大的回报。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全球最有钱的人都是汽车制造商、钢铁巨头、铁路权贵、石油大亨以及融资理财的人，他们生财的方式主要靠组织内的廉价劳动力、原料和硬件。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福布斯》富豪榜前10位中，有7位富豪的产业属于媒体、大众传播或计算机、软件或相关服务，而不是硬件制造业，这充分反映出日本人所谓“软经济”的时代已经来临。
并购、接管、撤资和金融上的重新洗牌等“抽搐性”行为都只是转型进入新经济的一个方面。企业努力抵御他人掠夺，或努力并购其他企业，同时也在慌乱地应对一场信息科技革命、市场重组以及其他变革，这意味着商业界遭遇了工业革命以来最重大的调整。
商业突击队
这样深刻的重组势必引发冲突和痛苦。和工业革命初期一样，数以百万计的人发现自己的生计受到威胁，工作被取代，未来完全不确定，权力被大幅削减。
投资方、管理人员和工人都卷入这场冲突和困惑之中。过去，工会通过罢工或威胁要罢工来行使权力。现在，除了这些工会还要聘用投资者、律师、税务专家等专业人士，希望能够参与企业重组协议的过程，而不是坐以待毙。管理人员为了阻止外来并购，努力搜集市场上任何不利于企业前途的信息。这些都越来越依赖于及时且精准的信息。随着超级信息符号经济的出现，知识是赢得权力斗争胜利的关键武器。
在这个易变的世界里，擅长操纵符号的风云人物具有明显优势。法国的代表人物是企业家伯纳德·塔皮埃（Bernard Tapie）。他创建了一家公司，年收入达10亿美元。他还主持自己的电视节目。英国的代表人物是成立维珍集团的理查德·布兰森爵士（Richard Branson），《财富》杂志认为他享有“过去摇滚巨星或皇家贵族才有的名望”。
在旧体系崩溃时，原先运行这个体系的管理人员突然被一批由冒险的投资方、赞助方、主办方和经理人组成的“游击队”轻易打败，这些新“游击队队员”不仅是反官僚管理制度的利己主义者，而且都精于获取知识（有时甚至用非法手段）或控制知识的扩散。
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体系的到来不仅造成了权力的转移，而且改变了权力的风格。约翰·德巴茨（John DeButts）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解体之前掌管这家公司，他缓慢而沉稳的做事风格与威廉·麦高文（William McGowan）的气质形成鲜明对比。麦高文的父亲是铁路工会成员，最初只是卖鳄鱼皮包，后来帮助好莱坞制片人迈克·托德（Mike Todd）和乔治·斯库拉斯（George Skouras）筹集制作宽银幕影片《俄克拉荷马》（Oklahoma）所需的资金，接着他成立了专接美国国防部生意的小公司，然后才成立美国世界通信公司（MCI），直接打破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垄断市场。
形式上的变化反映了变革的需要。重组公司和产业以适应超级信息符号经济是件大事，那些吹毛求疵、死要面子、锱铢必较的管理人员完全胜任不了。事实上，这份使命需要由个人主义者、激进者、勇敢的斗士甚至怪人来承担，因为他们作为“企业突击队”随时准备去攻占码头，抢夺控制权。
曾有人说，如今冒险的创业家和从前建立烟囱经济的“强盗大亨”十分相似。如今的“浮华时代”与美国南北战争后所谓的“镀金时代”确实有相似之处。那时，美国北部地区刚推行工业化，也在经历彻底的经济重组。那个时代有炫耀式消费、政治腐败、大肆挥霍、盗用公款和投机等行为，也有不同凡响的人物，比如范德比尔特“船长”、“钻石大王”吉姆·布雷迪、“一赌一百万”的盖茨。那个年代反对工会、耻笑贫穷，经济呈现不可遏制的暴涨，将美国推入工业时期。
而当今出现的新型企业家与其说是官僚，不如说是海盗，我们也可以称他们为“电子强盗”。他们攫取的权力建立在精细的数据、信息、专业的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大笔财富。
加利福尼亚州的金融专家罗伯特·温加滕（Robert I.Weingarten）这样描述企业并购的过程：“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电脑上列出你的标准，然后搜索能达到标准的目标公司。在不同的数据库里运行这些标准，直到锁定目标。最后做什么呢？你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所以，整个过程是从电脑开始，以媒体结束。”
温加滕说：“在这期间，你应该招揽一批拥有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税务法律顾问、策略家、数字建模师、投资顾问以及公关人员等。这些人大多依赖电脑、复印机、电子通信和媒体来开展工作。如今，能够做成交易的能力往往更依赖信息，而不是金钱。在一定程度上，筹得资金比获得专业的知识技术更容易。知识是真正的权力杠杆。”
因为企业并购与重组都在挑战既有权力，所以更具情节的戏剧得以产生，也由此催生出新的主角和反派人物。卡尔·伊坎（Carl Icahn）、布恩·皮肯斯（Boone Pickens）在全球家喻户晓。苹果电脑的联合创始人、美国曾经的青年才俊史蒂夫·乔布斯虽然持有公司大多数股份，但在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发动的公司“政变”后被迫辞职；李·艾科卡与福特二世的家族宿怨一直没有结束；通用汽车公司的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在一部名为《罗杰和我》（Roger & Me）的电影中备受揶揄，而且被电脑大亨罗斯·佩罗（Ross Perot）当众抨击，因为罗杰并购了他的公司。商界斗争从没停止，对手的名单也不断加长。
如果你以为并购、重组只是美国特有的问题，而且是因为华尔街监管不力造成的人为现象，那你就忽略了其深层意义。在英国，罗兰公司拼死抗争哈罗斯百货公司对自己的控制；盛气凌人的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Sir James Goldsmith）豪掷210亿美元强行收购英美烟草集团；意大利奥利维蒂公司的董事长卡弗·德·贝那蒂提（Carfo De Benedetti）向菲亚特汽车集团的董事长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和他根深蒂固的产业帝国核心集团宣战，并突然出价要并购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兴业银行，此举震动了欧洲，因为这家银行控制了比利时全国1/3的经济。
除此之外，以计算机为主的法国布尔集团一直觊觎美国齐尼思数据公司；维多利亚集团收购了德国第二大保险公司科克尼亚公司，而德国的德雷斯登银行则买下了法国国际投资银行。
在西班牙，这种公司间的争斗剧变成了情节剧。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描述说，西班牙人每天都能够观赏“数十年来最引人入胜但结局很乏味的表演”。
争斗的焦点集中在西班牙三大银行及其相关产业帝国。双方的代表人物是阿尔贝托·科尔蒂纳（Alberto Cortina）及其表哥阿尔贝托·阿尔科塞尔（Alberto Alcocer），另一方是来自基督教会的律师马里奥·孔德（Mario Cond）。孔德很精明，他已经控有西班牙信托银行，并准备兼并西班牙最大的银行——中央银行。这场争斗甚至登上了色情小报，因为两位表兄弟中的一个爱上了一位28岁的舞女，而这位女士在夜总会跳舞时被人拍下照片，照片里她在迷你裙下没穿底裤。
结果，这场被西班牙总理称为“20世纪最大经济事件”的并购战像玻璃般碎在世人眼前，留下孔德在自己的银行里苦苦坚持。
所有这些故事都是媒体特别感兴趣的素材，但国际特性告诉我们，除了浮华、贪婪和当地法规缺失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正在发生。权力的转移同时发生在千百个不同的前线，而且权力的来源——暴力、财富和知识的组合在我们向超级信息符号经济转变的同时，也在发生改变。
戴尔·卡耐基与匈奴大帝
有时，连聪明的企业管理人员都不免困惑。有些人忙着阅读“怎样……”系列丛书，书名往往比较愚蠢，例如《匈奴大帝的领导秘诀》；有些人寻找灵修小册子；有些人参加卡耐基培训课程，学习如何影响他人；还有些人参加谈判术的研讨会，好像权力完全属于心理学或战术学的范畴。
有些人私下哀叹公司里有人玩权斗，抱怨权力游戏会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因为这样分散了大家的精力，不能全力去追求利润。他们认为，权力游戏消耗了能量，而对权力如饥似渴的人却把一些不需要的人也列入工资发放单中。当许多最有权行使权力的人否认自己有权力时，人们的困惑倍增，但也情有可原。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往往把经济描述为一个客观的供求机制，完全忽略权力在创造财富和利润中的作用。也可能是他们假设所有的权力争斗都会相互抵消，因此经济不受其影响。
忽略权力对创造财富的影响并不只有保守主义，美国大学最有影响的教科书之一《经济学》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am D.Nordhaus）合著的，在其最新版本中，有28页字号很小的索引，在其中却完全找不到“权力”这个词。
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完全无视或忽略权力这个因素时，J.K.加尔布雷斯（J.K.Galbraith）是个例外。不管你是否同意他的其他观点，他一直尝试把权力作为一个变量纳入经济方程式。激进的经济学者大谈商业中滥用职权、影响消费者、独裁专断、欺行霸市、操纵市场或哄抬物价。他们抨击游说企业资助竞选的现象，并为了公司利益采用令人不快的方法，如反对保护工人健康与安全、环保和累进税制的法规。
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激进分子也误解（并低估）了权力在经济中的角色，包括其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而且他们好像没有意识到，权力本身也正在经历令人震惊的转变。
在他们的批评之后有一个没有明说的观点，即权力与生产和赚钱关系不大，而且是一个外部因素，或者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的企业才有滥用权力的问题。然而，仔细审视今天权力转移的现象，我们会发现，权力是所有经济体内固有的部分。
超额和各种利润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时候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而不是效率。（即使是最低效的企业，只要有权力把条款强加在劳工、供应商、分销商或消费者的身上，照样可以赚钱。）在生产过程的每一步，权力都是不可避免的部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任何类型的经济里，无不如此。
即使在平时，生产过程都会要求建立或割断权力关系，或需要经常调整，但如今并不是“平时”。激烈的竞争、快速的改变要求不断创新，而每次创新的尝试都会遭到抵制并引起权力冲突。在当今革命性的环境中，不同的财富创造体系发生碰撞时，小幅度的调整已经不足以弭平彼此之间的鸿沟。权力冲突的强度越来越大，而且由于企业之间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一个企业的权力变动常常会激起别的企业也发生权力变动。
当进一步研究高度依赖知识和全球竞争性经济时，我们发现冲突和对峙的规模更大，其结果是，权力变量在企业里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个体以及整个企业都很重要，所带来的权力的转移对利润的影响远远大于廉价劳动力、新技术或者理性的经济核算。
从预算分配斗争到官僚主义团伙的建立，企业越来越受到权力的影响。升迁、招聘、工厂搬迁、新机器的引进、生产、价格的变化、需求的改变、成本的核算以及有关审计账目的不同解释，所有这些都会引发新的权力争夺大战和权力的转移。
管理顾问的隐秘使命
意大利心理学家玛拉·塞尔维尼·帕拉佐莉（Mara Selvini Palazzoli）带领团队专门研究规模较大的机构。该研究小组曾参与了一个案例，并披露了一家由两个人共同拥有的公司。这家公司拥有许多工厂。总裁聘请了心理顾问，表面上是要提高企业效率。他告诉心理顾问，企业内的士气很低，并鼓励顾问多和员工谈话，找出员工间弥漫着怒气与嫉妒情绪的原因。
副总裁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拥有30%的股份，总裁拥有70%），他质疑总裁聘请心理顾问是否有用，但总裁只是耸耸肩不在乎地说，这年头请个顾问到公司里来是“应该做的事儿”。
帕拉佐莉团队的分析揭示出一个扭曲的权力关系陷阱。表面上，顾问的任务是提高效率，实际上，顾问的真正任务并非如此。总裁与副总裁之间已经到了兵刃相见、水火不容的地步，总裁只想借顾问来增强自己的同盟力量。
帕拉佐莉和她的研究团队在报告中说：“总裁的秘密计划是想通过这位心理顾问获得对公司的全面控制，包括基本由副总裁控制的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而副总裁的秘密计划则是证明他比总裁更优秀，展示他的权力来自更高的技术能力（即知识）和严谨的性格。”
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事实上，企业无论大小，都不能摆脱在同一个“权力场”中运营，暴力、财富与知识这三个基本工具被不断组合使用，来调整或转变关系。
但上面那个案例还只能算是“正常”的权力冲突。在未来几十年里，当新旧财富创造体系发生激烈冲撞时，当全球化更加广泛、风险上升时，这种“正常”的竞争就会上升为前所未有的、更剧烈、更具破坏力的权力大战。
权力不是唯一的目标，也不是公司和个人竞相分食的一块大饼。权力不可能产生公平的关系，不可能实现人们常说的“双赢”（双方都有所得），也不可能产生所有的人际关系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现金交易”，而是都可以简化为“权力交易”。
这里有一个强烈的暗示，即我们未来所面临的权力的转移会让现在的并购和变革不值一提，而且会影响企业的各个层面，从纵向的劳资关系到横向的职能部门（市场营销、工程技术和财务）的权力，并延伸到制造商与零售商、投资方与管理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做出这些改变的是人，但工具依然是暴力、财富、知识及它们的衍生物。企业内部和外部世界一样，还是依赖这三种主要的权力工具。不了解这三样工具如何转变，等于拿到一张通往经济衰落的车票。
如果未来就这样变化的，那么企业家将需要承受个人与组织上的压力。但是，事实远远不止如此。权力的转移既包括权力转变，也包括权力的本质发生突变——在暴力、财富与知识的混合作用下发生了剧变。
因此，为了预测很快就要来到的深层变革，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这三种权力工具。在讨论财富与知识之前，我们应该准备好，带着忐忑的心情，细看暴力在企业里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