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明的结构

300年前（前后不超过50年），一波爆炸性震荡波及全世界，破坏了古老的社会，创造了全新的文明。当然，这一波震荡就是工业革命。扑向全世界的巨大浪潮 ——第二次浪潮，冲击着所有旧制度，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

在第一次浪潮文明称霸时期，地球上的人口可以分为两类：“原始人”和“文明人”。所谓的原始人，生活在小部落里，以采集、渔猎为生，他们已经被农业革命淘汰了。

相反，文明世界中大部分的人都靠土地维生。农业一兴起，文明即生根。从中国、印度到贝宁、墨西哥、希腊和罗马，文明起伏聚散，形成无数多姿多彩的混合体。

各种文明在表面的差异之下隐藏着相似之处：土地是其经济、生活、文化、家庭结构及政治的根本；生活围绕着村落进行；简单的分工盛行一时，少数明确的身份和阶级也于此时出现，比如贵族、教士、军人、奴隶；权力是严格的集权；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很分散，每个地区都可以自给自足。

其中也有例外——历史并不是如此简单。水手横渡大洋，形成商业文化；在庞大的灌溉系统周围，权力非常集中的王国建立起来。撇开这些差异不谈，我们不妨把这些看似各不相同的文明视为同一现象的特例，而所谓的同一现象就是第一次浪潮文明——农业文明。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偶发事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出现了新兴的批量生产工厂。在公元前400年的一个希腊岛屿及公元100年的缅甸，都展开了钻探石油的工作。大规模的官僚制度盛行于巴比伦和埃及。大都市崛起于亚洲和南美。货币和交易都出现了。贸易路线跨过沙漠、海洋和高山，从中国延伸到法国。企业和国家的雏形已经形成。在亚历山大港甚至出现了蒸汽机的前身。

然而当时并没有任何可以称为工业文明的迹象。这些未来的先兆只是历史上的异象，在不同时期零星散布于不同的地方，从未形成一个凝聚的制度。因此，直到1650—1750年，我们才能谈到第一次浪潮的世界。虽然原始部落和工业化的未来共存于这一时期，但是农业文明主宰了全世界，而且似乎会永久长存。

工业革命就发生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掀起了第二次浪潮，创造了一个奇异、强大、精力充沛的对立文明。工业主义不仅仅是烟囱和流水线，更是丰富多元的社会制度，触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冲击第一次浪潮社会的所有内涵。工业主义产生了底特律郊外的大工厂，同时也把拖拉机引入农场，将打字机带入公司，把冰箱送入厨房。工业主义还带来了报纸、电影、地铁、DC–3型飞机，带来了立体主义绘画和12音阶的音乐，带来了包豪斯派的建筑、巴塞罗那的椅子、静坐罢工、维生素，以及更长的寿命。它使手表和投票箱得以普及。更重要的是，它把所有事物连接在一起，像机器一样分别装配，构成世界上最强大、最团结、最具包容力的社会制度：第二次浪潮文明。

用暴力解决问题

当第二次浪潮横扫各个社会时，既往农业的护卫者和未来工业的支持者之间展开了一场血腥的长期战争。第一次浪潮的力量和第二次浪潮的力量正面冲突，不仅淘汰了生存于其间的“原始人”，而且往往对其赶尽杀绝。

在美国，这一冲突始于欧洲人的到来，他们努力建立起农业的第一次浪潮文明。白种人的农业浪潮无情地向西延伸，吞噬了印第安人，留下了农场和农村，一路向太平洋蔓延。

追随农民脚步而来的是最早期的企业家——第二次浪潮未来的使者。工厂和城市崛起于新英格兰与大西洋中部各州。到19世纪中叶，东北部的工业发展迅速，能制造枪械、手表、农具、纺织品、缝纫机等产品，而美洲大陆其他地区仍然偏重农业。第一次浪潮与第二次浪潮之间的经济和社会紧张局面不断升级，最后在1861年爆发了武力事件。

很多人认为，美国南北战争纯粹是因黑奴制度的道德问题或税制等狭隘的经济问题而爆发的。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这块富饶的新大陆会由农民还是企业家来统治，也就是由第一次浪潮的势力还是第二次浪潮的势力来主宰？未来的美国社会将以农业还是工业为主？北方军队获得胜利后，局势已定，美国的工业化正式确定。从此，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农业隐退，工业出头。第一次浪潮消散，第二次浪潮涌现。

同样的文明冲突也出现在其他地方。日本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就日本而言，这一改革运动也伴随着既往农业和未来工业之间的冲突。1876年废除封建制度，1877年萨摩藩叛乱，1889年采用西式宪法，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冲突，促使日本成为新兴的工业强国。

俄国也发生了同样的第一次浪潮与第二次浪潮的冲突。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美国南北战争的翻版，战争的目的并不只是建立共产主义，同时还包括了工业化问题。布尔什维克党摧毁了农奴制度和封建政体最后的残迹，把农业推上舞台，而且有意加速工业化，其成为俄国第二次浪潮时代的执政党。

在各国内部，第一次浪潮势力和第二次浪潮势力发生的争执催生了政治危机和动乱、罢工、叛变、军事政变和战争。到20世纪中叶，第一次浪潮的势力没落了，第二次浪潮文明统治了世界。

今天，工业带环绕于北纬25度到65度之间。在北美，有2.5亿人过着工业化的生活。在西欧，从斯堪的纳维亚到意大利，另有2.5亿人生活于工业制度下。在东欧的工业地区，也有2.5亿人生活于工业社会。最后，我们看到亚太工业地区，包括日本、中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又有工业化的人口2.5亿。工业文明总共约涉及10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4。

这些第二次浪潮下的社会虽然在语言、文化、历史和政治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为差异太大，战争应运而生），但也具有共同的特点。事实上，在显著的差别之下隐藏着相似之处。

要了解今天变化的冲击浪涛，我们必须能够清楚地辨认所有工业国家相似的结构——第二次浪潮文明潜在的架构，因为今日摇摇欲坠的正是工业的架构。

活电池

任何新旧文明的先决条件都是能源。第一次浪潮社会从“活电池”（人力、畜力）或太阳、风和水中获取能源。森林因烹饪和取暖的需求而遭到砍伐；水车利用水流的力量来运转，从而转动石磨；风车在田野间作响；家畜牵犁。据估计，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欧洲能源仍来自约1 400万匹马和约2 400万头牛。所有第一次浪潮社会使用的能源都是可再生能源，大自然最后总可以重新补充人们砍伐的森林、张帆的风、转动水车的水流，就连动物和人也是可再生的“能源奴隶”。

相反，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开始从煤、天然气和石油等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中获取能源。纽科门（Newcomen）在1712年发明了一台可以运转的蒸汽机后，掀起了革命性的改变，新的文明首度吃自然的老本，而不只是靠利息维生。

挖掘地球的能源蕴藏为工业文明带来了不为人知的好处，大大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从此，第二次浪潮所到之处，各国均建立起大规模的科技与经济结构，而其前提是廉价化石燃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工业社会，也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一转变均十分明显——从分散式能源到集中式能源，从可再生能源到不可再生能源，从众多不同的资源和燃料到少数资源和燃料。化石燃料成为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能源基础。

技术的发源地

新能源体系的出现与科技的巨幅进步相呼应。第一次浪潮社会仰赖2 000年前罗马工程师维特鲁威（Vitruvius）所谓的“必需的发明”，但这些早期的绞盘、楔子、弩、榨汁器、杠杆、起重机主要都是用来对人力和畜力进行补充的。

第二次浪潮使技术达到全新的水准，产生了庞大的电动机器，其可拆卸的零件、传送带、水管、轴承和螺丝钉全都会转动作响。这些新机器的效率超过原始的人力。工业文明赋予了新技术以“感官”，使机器比人类更能准确地听、看及触摸。工业文明赋予技术一个容器，发明可以一直生产新机器的机器——工作母机。更重要的是，工业文明把机器合并成相连的系统，安置在同一处，因而产生了工厂和工厂中的流水线。

在这个技术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工业，为第二次浪潮文明烙下印记。起初是煤、纺织和铁路，然后是钢铁、汽车制造、铝、化学和机械。大型工业城市出现了：纺织城市里尔和曼彻斯特、汽车城市底特律、钢铁城市埃森和后起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等。

这些工业中心生产出无数一模一样的产品——衬衫、鞋、汽车、手表、玩具、肥皂、洗发水、照相机、机关枪和电动马达。以新能源体系为动力的新技术开启了大规模生产之门。

朱红宝塔

不过，如果分配系统不相应做出改变，大规模生产就毫无意义。在第一次浪潮的社会里，人们通常手工制造产品。产品是依据顾客的需要，每次生产一件。分配大致也是如此。

在西方旧封建秩序崩溃之际，商人已经建立起复杂作业的大贸易公司。这些公司在全球拓展贸易路线，组织船队和骆驼商旅，贩卖玻璃、纸张、丝绸、肉豆蔻、茶叶、酒、羊毛、靛蓝染料和香料。

但是这些商品多半都由小商人或游摊小贩肩挑车运送到顾客手中。恶劣的通信环境和原始的运输方式大大限制了市场的发展。这些小商人和游摊小贩只能提供极少数货样，而且往往不是缺了这样就是少了那样，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还不能补齐。

第二次浪潮为这个不胜负荷的分配系统带来的改变不亚于广受关注的生产进步。铁路、公路及运河打开了内陆要道，工业主义带来了“贸易皇宫”——第一家百货商店。中间商、批发商、经纪人、制造商的代表纷纷出现，形成了复杂的贸易网络。1871年，乔治·亨廷顿·哈特福德（George Huntington Hartford）把纽约的第一家商店漆成朱红色，将出纳员的柜台设计成中国宝塔的形状，哈特福德在分配方面的贡献相当于亨利·福特对工业生产的影响。哈特福德更进一步跃入全新的阶段，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大型连锁商店——大西洋与太平洋茶叶公司。

直接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的方式被大规模分配和大规模销售方式取代，这些销售方式同机器一道，成为所有工业社会最熟悉、最重要的因素。

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些变化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科技领域”之变化。所有的社会——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都使用能源，生产货物，分配货物。在所有的社会里，能源系统、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都是一个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个大系统就是科技领域，而它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不同的形式。

第二次浪潮横扫全球，农业的科技领域被工业的科技领域取代，不可再生能源被直接注入批量生产系统，而这一系统又把货物送入高度开发的大规模分配系统。

现代化的家庭

然而，第二次浪潮的科技领域需要一个同样具有革命性的“社会领域”来配合，也就是需要崭新的社会组织形态。

比如，在工业革命之前，家庭的形态具有地域差异。在农业至上的地方，人们多半生活在一个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里，叔伯、婶婶、姻亲、祖父母、堂表兄弟都住在同一屋檐下，都为同一个经济生产单位而工作——不论是印度的“联合家庭”、巴尔干半岛的“扎德鲁加”还是西欧的“数代同堂的大家庭”。这些家庭都是定居的——根植于土地。

当第二次浪潮开始横扫第一次浪潮社会时，家庭感受到了变化的压力。在每个家庭里，波涛冲击之下产生了冲突，家族内部挑战家长的权威，改变了亲子关系，促成了新的礼仪观念。由于经济生产由田野转向工厂，家庭成员之间不再并肩工作。为了将工人送入工厂，家庭的主要机能被转移到新的专业化机构。儿童教育交给了学校，老年人的照料工作移交给养老院、老年之家和疗养院。最重要的是，新社会需要流动性，工人必须随着工作从一处迁往另一处。

大家庭拖着老弱病残和孩子，毫无流动性可言。因此，家庭结构逐渐开始进行痛苦的转变，家庭因移入城市而宣告分裂，再遭受到经济风暴的打击，不得不减少与远房亲戚的来往，变得更小、更具流动性、更能满足科技领域的需要。

在所有的工业社会里，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所谓的核心家庭——父母加上几个孩子，在没有亲属拖累的情况下，变成社会认可的标准“现代化”模范。就连一向崇拜祖先、特别重视老年人的日本，在第二次浪潮来临后，几代同堂的紧密大家庭也开始分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核心家庭。总之，就像化石燃料、钢铁工厂和连锁商店一样，核心家庭变成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显著特征，与第一次浪潮社会形成对比。

隐秘的课程

在工作场所由田地和家庭外移的同时，孩子必须迎接工厂生活。1835年，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表示，在工业化的背景下，英国早期的矿场主和工厂主发现“几乎不可能把成年人变成工厂的有用人手，不论他们来自农村还是手工行业”。如果未成年人能够预先适应工业制度，那就可以大大减少他们日后在工作中的纪律问题，结果就产生了另一个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中心结构：大众教育。

大众教育依据工厂模式，教授基本的读、写、算术及一点儿历史和其他科目的知识。这是“表面的课程”，大众教育还包括一个更为重要的“隐秘的课程”，其中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守时，二是服从，三是单调而重复的工作。工厂的工作要求工人准时上班，尤其是流水线工人，还要求工人无条件服从管理层的命令，不论男女，都要在机器旁或公司里进行非常单调的作业。

因此，自19世纪中叶第二次浪潮掠过各个国家后，人们发现了一项无情的教育进展：孩子的入学年龄越来越小，在学校的年限越来越长（在美国，教学年限从1878年到1956年提高了35%），义务教育的时间不可避免地被延长了。

大众教育显然是一项人性化的措施。1829年，一群技术人员和工人在纽约市宣布：“除了生命和自由外，我们认为教育是人类享受到的最大福祉。”然而，第二次浪潮社会的学校把一代代的未成年人打造成电机科技和流水线所需要的顺从、整齐划一的工作人员。

总之，核心家庭和工厂式的学校变成未成年人为进入工业社会做系统准备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也不论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第二次浪潮社会都是一样的。

不朽的存在

在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里，出现了第三个将核心家庭与工厂式学校的社会控制功能加以延伸的机构——大公司。在此之前，典型的商业机构是由个人、家庭或者合伙人所有的。虽然也有公司，但是为数很少。

根据商业史学家阿瑟·杜因（Arthur Dewing）的说法，直到美国革命时期，“还没有人可以断定”，（非合伙或个人所有）公司会成为主要的组织形态。到1800年，美国只有335家公司，而且多半均从事半公共行业，如修建运河或经营收费公路。

批量生产崛起后，情势一变。第二次浪潮科技需要的大量资本，绝非个人或一个小团体所能供应的。如果所有者或合伙人必须把所有财产孤注一掷，他们自然不愿意投资庞大或有风险的行业。为了鼓励他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概念就此诞生。即便公司倒闭，投资者也只损失他所投资的资金。这一创见打开了投资的水闸。

同时，公司在法律上被视为“不朽的存在”——公司可以比原始投资人活得更长。这也就意味着，公司可以制订长期计划，开展非常大规模的工程。

1901年，世界上第一家资产达10亿美元的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成立，这笔资产的累积在早年是无法想象的。到1919年，有6家这类大公司成立了。事实上，大公司成为（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内的）所有工业国家经济活动的特征，其在各个国家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实质（在组织方面）大致相同。核心家庭、工厂式学校、大公司三者构成了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的典型社会机构。

在第二次浪潮世界里，不论是日本、瑞典、英国、波兰还是美国，大多数人都遵循着标准的生活轨道：在核心家庭长大，一起进入工厂式学校，然后进入私营或国有的大公司工作。第二次浪潮的关键制度控制了人们生活的每个阶段。

音乐工厂

在这三种核心机构周围产生了其他的机构。政府部门、运动俱乐部、教会、商务部、工会、专业组织、政党、图书馆、种族协会、娱乐团体，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在第二次浪潮中纷纷出现，形成了一个各团体彼此服务、协调、制衡的组织生态。

乍看之下，这些不同的团体显示出随机和杂乱的迹象，但是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一个潜在的形态。在各个第二次浪潮社会里，社会制度发明者相信工厂是最先进、效率最高的生产机构，他们希望将工厂的原则应用于其他机构。因此，学校、医院、监狱、政府机构等都采用了许多工厂的原则——分工、阶层结构、冷酷的无人性作风。

就连在艺术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工厂的影子。为投资人或顾客服务的农业文明时代的作风已经消失了，艺术家、作家都受到市场的左右，他们在为无名的消费者制作“产品”。由于在各个第二次浪潮国家都出现了这种变化，艺术生产的结构也随之改变。

音乐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第二次浪潮来临后，音乐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伦敦、维也纳、巴黎等地，票房和经纪人也应运而生，经纪人是支持生产工作的生意人，他们卖票给文化消费者。

当然，票卖得越多，钱赚得越多，因此音乐厅的座位也越加越多。然而，大音乐厅只有配备响亮的音响，才能使最后一排的人听得清楚，结果便促成了由室内音乐向交响乐的转变。

库尔特·萨克斯（Curt Sachs）在他的名著《乐器史》（History of Musical Instruments）中说：“18世纪由贵族文化过渡到民主文化，以越来越庞大的音乐厅取代了小客厅，而音乐厅需要更大的音量。”由于技术解决存在困难，乐器和演奏者的数目越来越多，用以产生足够的音量。于是产生了现代化的交响乐队，也正是这种工业化的制度促使贝多芬、门德尔松、舒伯特、勃拉姆斯创作出他们最伟大的交响乐乐章。

交响乐队的内部结构也反映出工厂的一些特征。起初，有些交响乐队没有领导人物，有些由演奏者轮流领导。后来，演奏者与工厂和官僚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样，被分成许多部门（乐器组），每个部门都对整体的生产（音乐）有所贡献，每个部门由经理（指挥）负责协调，或由副领班（首席小提琴手或各组负责人）再细分管理阶层。这个机构把它的“产品”卖给广大的市场——在“产品”之外还录制唱片。音乐工厂由此产生。

交响乐队的生产模式只是第二次浪潮社会的例子之一，在这个社会里，三个核心机构和其他数千个机构都配合着工业化科技的需要和作风。文明不仅包括科技领域和社会领域，所有的文明都需要信息领域来生产和分配信息，而第二次浪潮在这方面的变化也是十分惊人的。

纸片满天飞

从古至今，所有人都依靠面对面、人对人的通信方式，但是跨越时空传送消息的需求自古有之。古波斯人建筑高塔或“喊话站”，让声音尖锐、洪亮的人在塔与塔之间喊话，借以传递消息。古罗马人则利用一种广泛的信差服务，叫作“公共邮路”。从1305年到19世纪初，“出租社”经营着遍布全欧洲的小马快递服务。1628年时它雇用了2万人，信差穿着蓝银相间的制服，横越大陆，为君主、将军、商人、放高利贷者传递消息。

第一次浪潮时代，所有这些传递工具都只为有钱有势的人服务，一般人无法使用，正如历史学家劳林·齐利亚克斯（Laurin Zilliacus）所说：“连用其他方式送信都会引起当权者疑心或者遭到禁止。”总之，面对面交换消息是开放的，但利用新系统来传递消息到家庭或村庄之外在被禁止之列，其被用于对社会和政治加以控制，是领导阶层统治的武器。

第二次浪潮由一个国家波及另一个国家，摧毁了这种通信方式的垄断局面。这并不是因为有钱有势的人突然间主张利他主义，而是因为第二次浪潮科技与工厂的批量生产需要大规模的通信活动，而以往的传统通信方式已无力承担。

在原始社会和第一次浪潮社会里，经济生产所需要的信息比较简单，而且往往唾手可得，在形式上也多半是口述或打手势。相反，第二次浪潮经济需要人们在不同场所紧密协调并一致行动，不仅需要生产原料，而且必须提供大量信息并仔细地传送出去。

基于上述理由，在第二次浪潮掀起之后，每个国家都竞相开展邮政服务。邮局就像虽今日久为人所遗忘但曾经在人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轧棉机和纺织机一样，成为当时的一种富有想象力和社会意义的发明，激发了人们的热情。美国演说家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说：“我不得不承认邮局仅次于基督教，它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右臂。”

邮局为工业时代的通信掀起了第一个热潮。到1837年，英国邮局已不再限于为领导阶层传递消息，一年的邮递件数达8 800多万——按照当时的标准，简直可以称得上通信大爆炸。到1960年，在工业时代的巅峰和第三次浪潮初起之际，这一数字已经升至100亿。同年，美国邮局平均为国内每个成人和儿童递送了355件国内邮件。

工业革命之后，邮政信件的增加只大略显示出第二次浪潮信息的真实数量，更多的信息流通于大组织内部所谓的“小邮政系统”。备忘录就是从未被纳入大众通信的信件。1955年，正是第二次浪潮在美国到达顶峰时，胡佛委员会偷看了三家大公司的档案，发现薪水册上的每位职员在档案里分别有3.4万、5.6万和6.4万份文件与备忘录。

工业社会对信息的巨大需求无法仅仅通过书写得到满足，因此在19世纪发明了电话和电报，以分担逐渐膨胀的通信负荷。1960年，美国人每天要打2.56亿通电话，一年超过930亿通，连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话系统和线路也常常超载。

这些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传送消息的系统。一个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社会也需要传送大量消息——由一人同时向多人传送。工业社会以前的雇主可以亲自到为数有限的员工家中拜访，而工业社会的雇主不可能和属下数千名员工逐个接触，产品的经销商和分销商更不可能与顾客直接接触。第二次浪潮社会需要有效的方法把同样的消息迅速、可靠而廉价地传送给许多人，由此便产生了一些传递方法。

邮政服务可以把同样的消息传给数百万人，但是不够迅速；电话可以迅速传递信息，但是不能同时传给数百万人。这一鸿沟就要由大众传播工具来填补了。

当然，今天大量发行报纸和杂志已经成为工业国家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然而这些刊物能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正反映出许多新工业技术和社会形态集中发展的趋势。因此法国作家让–雅克·塞尔旺–施赖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火车可以在一天之内运送刊物到一个相当于欧洲大小的区域；印刷机能在几个小时内印出千百份副本……最重要的是，义务教育使人人懂得阅读，而企业界必须大规模分配它们的产品”。

从报纸、广播、电影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工具中，我们再度发现工厂基本原则的具体表现。这些传播工具让同样的消息映入无数人的脑海，正如工厂把一模一样的产品送入无数家庭。标准化、大规模制造的“真理”就像标准化、大规模制造的产品一样，由少数集权的“形象工厂”传给无数消费者。如果没有这种输送信息的有力系统，工业文明就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有效地运作。

因此，在所有工业社会，不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出现了复杂的信息领域——可以像输送货物和原料一样迅速传播个人与大众消息的通信网络。这一信息领域与科技领域、社会领域相结合，使个人行为与经济生产步调一致。

这些领域在整个大系统中执行着重要功能，缺一不可。科技领域生产和分配财富；社会领域包括无数相关的组织，分派角色给大系统中的个人；信息领域传播必要的信息，使整个系统能够运转。这些领域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

我们现在已经大致了解了所有第二次浪潮国家的基本结构，不论它们的文化和气候有何差异，不论它们的民族和宗教传统有何不同，也不论它们称自己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共产主义国家。

苏联、匈牙利、联邦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基本结构限制了其政治、社会和文化差异的表现程度。企图保留第一次浪潮旧式结构的人和认识到唯有新文明方能解决旧问题的人，在经历了痛苦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冲突之后，产生了上述结构。

第二次浪潮为人类带来了更大的希望。男女老少第一次敢于相信贫穷、饥饿、疾病和暴政都可能被征服。摩莱里、罗伯特·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路易斯·勃朗、爱德华·贝拉米等哲学家和未来派作家都在工业文明中看到了和平、协调、人人都有工作、财富和机会均等、取消出身决定的特权、消除原始社会和农业文明时代似乎永久存在且不可能改变的一切情况。

如果今日的工业文明并非乌托邦，事实上令人觉得窒息、可怕，生态环境很危险，战争迫在眉睫，人们精神压抑，那么我们必须了解个中原因。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观察将第二次浪潮精神领域一分为二的一把“巨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