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衡、车轨、文字的统一

谷物计量与武器的制造标准

根据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可知秦统一了法律、度量衡、车轨的尺寸以及全国的文字。对于此事，无论是什么样的一般读物都会将此作为秦统一大业的首要大事予以叙述。一般认为，战国时期由于七国之间度量衡的单位、车马轨道的宽幅、文字的形状不同，所以很不方便，因此进行了统一。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概而言之，这种改革与一般庶民百姓的生活并无直接关系，因为百姓并非度量衡、车轨、文字的使用者。

这种改革并不是综合七国的制度之后所做的新型规格，而只是将秦国旧有制度作为全国统一标准而已。比如，尺寸长度、石斤两之重、斗升之容积都是把秦国的标准变成统一规制，把小篆、隶书（秦隶）文字作为统一文字而已。而且，统一规格也不是在二十六年一次就实施完成的，在秦的占领地区，即秦以外的地区这些规格早已经开始实施了。在实际中使用度量衡、车轨、文字的并不是庶民百姓，而是那些按照规格制作产品的工人和那些按照规格从事管理的官吏。所以，因违反规定而受处罚的是工人和官吏。至于谷物的纳税，即便容器不一致也不必担心会出现什么不公平的问题，因为度量衡的规格是受到严格管理的。

“喜”留给我们的法律文书，统称秦律。后来，在云梦县龙岗秦墓中也出土了秦律，睡虎地秦简与龙岗秦简合计起来，秦律的量是很大的。张家山汉简中发现了大量的汉律，而且是与秦律年代非常接近的律文，所以与张家山汉简汉律对照的话，更有利于我们对秦律的理解。

秦律《工律》有着“制作同一种器物，其小大、长短、宽度必须相同”以及“县和工室（官营工场）由有关官府校正其衡器的权、斗桶和升，至少每年校正一次”这样的规定。《内史杂》是有关京师所在官府的杂律，其中也有“贮藏谷物的官府需要进行称量的，都应备有衡石的权、斗桶，这些器具不要借给百姓”的严格规定。在有关物品管理的《效律》中也有“秤砣不准确，误差在十六两以上，罚该官府负责人一甲的罚金，不满十六两而在八两以上，罚一盾的罚金。桶不准确，误差在二升以上，罚一甲，不满二升而在一升以上，罚一盾”。“秤黄金所用天平砝码不准确，误差在半铢以上，均罚一盾的罚金。”度量衡器有误差的话，是要受到处罚的。官吏丢失度量衡器的话，与丢失公文、证书、公印一样要受到处罚。可见其重要性。

度量衡不仅对谷物计量和武器制造极为重要，还涉及土木工程的测量、身高的测定（身高六尺的大人与小孩有区别，小孩不具备法律能力）、伤害罪的伤口测定（如人脸部被牙齿咬伤时，论罪以伤口一寸见方、深半寸为标准）等诸多方面。

道路交通网的建设与统一车轨

车轨即车辙，统一车轨就是统一车子两轮间的距离。从一般意义上说，就像铁道的轨道那样，宽窄不一会很不方便，所以需要统一。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需要呢？

在秦朝，铺设有以首都咸阳为中心辐射于全国、叫做驰道的国有道路。在古代帝国，与波斯帝国的王道、罗马帝国街道一样，秦朝为了实现中央集权的统治也有这种需要。秦朝首都咸阳连接占领地的郡，以及旧六国郡的道路，都是按照秦的规格铺设的。秦朝统一全国后的第二年，即前220年，据记载：驰道已经连接了东方的燕、齐，南方的吴、楚，而且一直通到了沿海地区。驰道路面宽幅五十步（约67.5m），沿途每隔三丈（约7m）种植一棵青松，外侧以铁锤夯实。

陕西省北部高原丘陵上可以见到夯筑的直道，这是与匈奴作战时为了迅速地将军队派往长城，以咸阳为起点修筑的一条直线延伸向北的道路。直道的调查还只是在局部展开，驰道的存在与否尚有待于今后的调查。当车马通过这样的道路时，即使路面夯筑得很结实，也会留下车辙。

秦朝道路的实际状态虽然尚不清楚，但龙岗秦简的秦律中有很多关于交通的内容，从中可以想象出当年道路的大概模样。秦朝的道路网上行驶有六匹马牵引的皇帝御驾，也有两匹马拉的战车和驿传用的车马。道路除了一级路的驰道之外，还有军用的弩道和在路两侧为遮人眼目所筑的侧墙、供皇帝专用的甬道。驰道分为三条车道，中央是天子专用道，皇帝以外的车马走两侧道路。擅自使用驰道的人，将被流放并没收其车马。在驰道与其他道路交叉的地方，就不得不横穿驰道中央道，那是被允许的。即便是夯筑的路面，遇到雨天也会出现泥泞和无法通行的情况。

地方官吏须在每年九月修筑自己管辖区内道路，进一步说，铺设于全国大范围的道路网是帝国的生命线，就中央而言，任何地方道路的中断，都意味着妨碍了对那里的统治。一条路可以通往帝国最偏僻的地方。战国时期，秦国在攻打蜀国时就利用翻越秦岭山脉的栈道修筑了金牛道，还在山区修筑了通往西南夷的五尺道，路宽仅有1.2米。

习字与撰写文书

秦朝曾经几次宣布文字统一，却始终未能在全国得到彻底贯彻。官吏使用文字、书写行政文书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事。秦人去地方郡县官府任职的人员是很有限的，由中央任命的只限于郡守（长官）、丞（次官）、尉（军官）这些所谓的“长吏”。实际上的行政人员都是地方上在本地采用的官吏，至于被任用者是否为秦国出身并不构成录用的条件。尽可能地利用他国人才参与秦的地方行政，构成秦帝国的国家基础。刘邦不是秦国人，却当了秦的亭长（负责管理村落的治安）。当然，他应该能读会写。跟从刘邦的曹参是狱掾，任敖是狱吏，与“喜”是同样的职务，也一定能够用秦文字书写的法律，可以用秦文字书写文书。

能够读、写五千字左右的秦文字，与后代科举考试背诵四十三万字的“四书”、“五经”有着明显的差距。当时是在竹简、木牍上用墨和笔写字，字体为隶书。集中精力学习的话，很快就能成为秦的地方官吏。在石头和青铜器上镌刻的文字是由大篆稍加简化的小篆，这样的字有着特殊的读法。秦的文字本不产生于秦国，据说大篆是由周朝太史所创。旧六国的文字相互为兄弟关系，比如经常被人举为例子的各国“马”字，其字形虽有差异，但非常相似（见图17），若用隶书的“马”相比较的话，应该更加相似。若非如此，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文书和人员往来则不可能进行。秦王嬴政读到韩国韩非的书时甚至说，“若能见到此人，我死而无憾”。可见，秦王能够读懂韩国的文字。战国是一个非常能够吸收众人所长、重视交流的时代。

李斯、赵高、秦太史胡毋敬等人分别著有辞书《仓颉篇》、《爰历编》、《博学篇》。苍颉据说是文字的发明者，爰历出自爰书（审判文书）和历法。《仓颉篇》今天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当时的竹简、木简残片的引文中看到此书的只言片语。若想成为官吏的话，首先要能背诵这本书的文字。这些文字都是四字一句，很方便记忆。如“秦兼天下，海内并厕（秦国统一天下，海内一致服从）”这类词语，背诵的同时也进行了思想教育（《仓颉篇》流传至汉代时，将“秦”改为了“汉”）。又如“薄厚广狭”是反义词的组合，“黡黯深黑”将深黑之义的“黡黯”难字放在一起以便记忆，如此发挥了字典的释义作用。

秦朝的领土面积

嬴政从秦王一变为皇帝，自统一第二年的前220年至他去世的前210年的十年间，他五次巡行全国。平均两年一次的巡行，可谓不同寻常。第二次巡行时，为了在琅邪台建造离宫，嬴政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第四次巡行时曾逗留于碣石离宫。最长时间的第五次巡行费时七个月，秦始皇本人也死在途中，当时可能本打算离开首都咸阳巡行十个月。不论定都咸阳会付出多少牺牲，去地方巡行能够获得显示权威的政治效果是肯定的。秦朝设置左右丞相，巡行期间首都的政治委托给右丞相，秦始皇则带着左丞相在巡行地处理政务。

秦故地称为“关中”，即四方设关卡的渭河盆地。地处自然要塞，易守难攻。然而，旧六国位于黄河、长江下游大平原，秦人出六国必须越函谷关、武关而下。关中，乃为四周高原环绕之海拔八百至三百米的较小平原，而东方大平原却是海拔一百米以下的广大土地。如果仅仅封闭在关中，而想要统治那里是很困难的。中央仅仅向地方的发布命令、派遣长吏仍觉得靠不住。李斯实现统一天下的构想中，要求皇帝巡行广大领土，同时登上东方大平原的崇山峻岭，去瞭望从背后环绕六国的东海。

然而，秦的天下可没有今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广大。两千二百年前的秦帝国也就是今天中国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内蒙古自治区北部和东北三省之外的三百四十万平方公里，不过现在领土的百分之三十，日本列岛的七倍。当然远不及汉、唐的疆域。

在征服地的扬威之旅

所谓巡行也称巡守、巡幸，目的在于祭祀全国山川和狩猎。不过，秦始皇巡行东方的同时又是一种在征服地炫耀自我威信之举，在那些地方他树立了七尊应该称为彰显碑的刻石。现在仅存有泰山、琅邪台刻石的残片了，而且已见不到彰显秦始皇功绩的内容，所能见到的只是秦二世追刻的文字。其中并没有站在秦的立场、自我炫耀的主张。出于中央官僚手笔的那些文章，只是在《史记》中有所记载。大臣们将秦始皇的功绩写成四字一句的诗加以讴歌。如：

 

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皇帝神圣，平定天下，不懈治理，夙兴夜寐，为民谋利，专注强盛）。（泰山刻石）

 

在这些敬慕秦始皇的赞美之词中，不乏引人注目之处：

 

六国回辟，贪戻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徳。（六国邪恶，贪婪无厌，虐杀不已。皇帝爱民，兴兵讨伐，奋扬武德）……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歼灭强暴，振救人民，平定天下）

 

宣扬的完全是一种为统一而战、解救六国人民于倒悬的大义名分。任何时代，战争都被冠以正义的名号。在国内面对为战争而动员起来的秦国人民，在国外面对作为敌对国的旧六国人民，都要主张战争的正义性。秦国一方的正义，当然在敌对国那里是讲不通的。正义战争最终的归结点，即天下的统一。所谓：“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琅邪台刻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