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被海洋环绕的两大帝国

海上女神“妈祖”

2003年3月我结束了在云南的调查，踏上归程。在昆明（云南省）的机场，遇到了一群颇引人注目的人。他们在候机室的座位上供放着中国人所信仰的海上女神妈祖。神像的肩膀上披着一块写有“湄洲妈祖庇佑平安”的布。我从这二十四名信徒中找到一位貌似首领的人，与之攀谈起来。

这尊神像来自台湾东岸的海港城市花莲市。因女神告诉信徒其有归乡探亲之意，所以他们一行便来到了福建的小岛湄洲。之后又在女神的恳切希望下游览了观光胜地丽江。现在是要经由澳门返回台湾。

台湾的女神造访云南的观光地，这个消息让一段长达五百年的中国历史如闪电般浮现在我的脑海。

妈祖是谁？她的庙宇为什么会在台湾的东岸？丽江为什么会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要将这些点串联起来，须讲述一段历史。

女神到访的湄洲位于中国东南部的福建省莆田市，是一座显露在海面上南北狭长的小岛。小岛位于碧蓝的东海，几乎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梦想去那里一次，因为它是妈祖的诞生之地。（以下主要参照李献璋，《妈祖信仰的研究》，泰山文物社，1979年）

有传说称宋朝建隆元年（960），女神出生于岛上的一户林姓家庭，可预知未来，拯救了无数海难。她死后的一天夜里，漂浮在海面上的木头发出光芒，正当人们感到奇怪时，妈祖在大家的梦中现身命令建馆。按照这个启示，建成第一座祭祀妈祖的庙宇，称为妈祖庙，地点就是台湾花莲的妈祖所谕示的地方。

妈祖原本只是福建一个小地方那些靠海生活的人所信仰的一位地方神，是历代王朝把她捧到了海上女神的地位。

宣和五年（1123），宋朝向朝鲜高丽派出使节。使节船队在旧历五月的一天从东海港口定海起航出发，次年八月返回。据说这支船队曾遭遇海难，得亏妈祖显灵搭救。那么为什么会是妈祖呢？因为船队的船员大多是信仰妈祖的福建籍水手。所以当船队平安归来时，朝廷赐庙额“顺济”给妈祖，这是妈祖第一次得到朝廷的认可。

因为受外来民族金朝的压迫，宋朝试图在海上寻找出路。为保平安破例给妈祖以厚遇，接连赐“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等荣称，绍兴四年（1134）赐妈祖“灵惠妃”的称号。从夫人升格为王妃，妈祖完成了从地方神到全国女神的转变。

宋朝之后，元朝为了把江南的物资运到首都大都也使用海路，所以大海依然掌握着元朝的命运。元朝也尊妈祖为特别的神，至元十八年（1281）授其“护国明著天妃”之号（《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为至元十五年封号，应是误记）。获得天妃地位的妈祖，成为海上女神，可与天相匹敌，成为守护帝国之神。从宋朝到元朝，中国沿海的各个地方都设置了祭祀妈祖的庙宇。

妈祖信仰并不限于中国境内，在本书所要考察的明朝时期，出现了向东南亚、琉球、日本发展的趋势。尤其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人们都认为是妈祖在明里暗里守护着船队，因而对妈祖的信仰也就扩展到船队所到的各个地方。

在清朝将台湾收入版图的过程中，妈祖因守护清朝舰船有功，康熙二十三年（1684）从“天妃”再升一格被封为“天后”（只不过这次加封在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才真正公开）。这意味着妈祖从一位天之配偶神一跃而成为可与皇后相匹敌的最高地位的女神。

在海上行走的中国人祈求航海安全，信仰妈祖，在世界各地建造起大小不一的妈祖庙，据说共有四五千座之多。日本、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这些亚洲各国自不必说，美国的三藩市等一些地方也有妈祖庙。每年的妈祖诞辰日（旧历三月二十三日）和升天日（九月九日），许多信徒从世界各地赶到湄洲烧香祈求平安。

海的历史

就像没有人讲过妈祖的历史一样，目前还没有人如实地讲述过海与帝国的关系。若要解开女神历史之谜还需要打破过去中国通史的框架。

在当今历史学中，整体来看有两种潮流。一种是以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研究为起点的“海的历史”。他教给我们在过去的历史学中除了以发生在陆地上的王朝、国家的历史为中心，还存在另外一种不同的视角，他向我们证明海不是阻止人类活动的东西，它也是人类活跃的舞台。“海的历史”最早在东南亚历史中被接纳，日本史中现在也正在开展有关东海、日本海等海域世界的研究。

另外一种潮流就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近代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受布罗代尔的影响，该理论大有超越直到20世纪中叶都处于主流地位的唯物史观和近代化论之势。

在世界上，有政治、经济处于优势的国家和处于劣势的国家之分。20世纪的历史学试图把这种差异用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这样一种结构来进行说明。比如说，殖民地化的地区，被看做历史性落后于殖民地宗主国。与西欧和北美等国家相比，亚非地区被认为还停滞于幼稚阶段。

改变这种历史观的契机，主要来自非洲或者是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们说：被认为近代落后的地区，并不是因为在开发上落后而没有得到发展。而是在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确立的过程中，遭遇了低开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地区被强制性地让自己原本的社会形式变成为适应资本主义的形式。

过去被定位在时间轴中的地区差异，逐渐被放置于同时代的关系当中。沃勒斯坦以由时间轴到空间轴的这种视角的转换为线索，试着对世界史进行了重新编排。其成果就是近代世界体系论。

本书是根据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所代表的这两大潮流，为重新审视迄今被称作中国史的这种叙述模式书写而成。本书选择“海”作为题目的理由，是为了吸收“海的历史”的相关研究成果。把叙述范围设定为14至19世纪，原因在于“近代世界体系”论所阐述的几乎为同一时期的内容。

笔者着眼于帝国与海的关系，由此可以不断去关注通过海洋与中国连接起来的日本、东南亚、欧洲的同时代性，才有可能去把欧亚历史作为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进行描述。另外，通过把五百年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应该能够阐明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在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被迫发生变化的世界帝国。

帝国的历史

本书所考察的这一长达五百年的历史，放在日本史的脉络中，正是足利义满时代至佩里黑船来航的前夕；在欧洲历史中则是从法英之间近百年的战争到法国拿破仑登上历史舞台。本书希望尝试的是对跨越中世到近世直到近代这一急剧变化的时代进行阐述。

若为本书所考察的这一段五百年的历史冠上一个王朝的名字，应该是明清时期。

明朝是乞丐出身的朱元璋于1368年创建起来的王朝。在中国历代王朝的创始人之中，朱元璋也是一位从社会最底层爬到权力最高峰的人。1644年，明朝由于大批农民起义而灭亡。从创建到灭亡共度过了两百多年的历史。

清朝是由居住在东北亚的民族创建的王朝，始祖努尔哈赤于1616年从明朝独立，建立政权，定国号为“金”（为了区别于12至13世纪的金朝一般称“后金”）。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于1636年定国号为“大清”，1644年取代明朝迁都北京。从努尔哈赤到末代皇帝溥仪，清朝一共经历了十二代皇帝，从创建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走过了近三百年的历史。

习惯上明朝不读作“mei”而读“min”，清朝不读作“sei”而读“sin”。这告诉我们在确立了汉文读法的江户时代，知识分子们对明清两王朝的情况不是通过书本而是从中国人的口中直接得来的。

但为什么是“明”“清”呢？列举从秦统一中国之后历代王朝的名称，并考察它们的由来，可以发现元明清三代不同于以往。

奠定中华帝国基础的秦，是以周朝所封的国名而命名的。汉是创始人刘邦受楚王项羽所封的国名。直到宋朝，王朝的创始人都是以前朝赐予的爵位为国号。也就是说王朝的名称不是自称，而是他称。这是中国的传统。

主动使用前朝所封的名号将会被看做是其统治继承了前朝，具有的正统性。这可以说是自古确立的一项政治约定。还须注意的是，王朝的名称来自周朝时候的国家、地区之名。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宋朝之前的历代王朝都没有超越周所固定下来的中华范围的意识。

而蒙古帝国的盟主忽必烈却不顾这一中国传统的束缚，自称“大元”。但元朝并非汉族政权而是蒙古族的政权，这样做或许应看做理所当然。问题在于元朝以后的明朝。朱元璋在元末混乱中崭露头角的时候曾一度采用白莲教教主赐的国号“吴”。按照中国的传统，国家应该称作“吴朝”，但朱元璋采用的国号却是自定的“大明”。接下来的“大清”也为自称。

明、清这两个名称入选的理由至今仍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它们并不是一些地名或者民族名称等固有名词，里面包含了抽象的理念。这一点与忽必烈选择的“元”相同。从王朝的名称来看，明清两朝已经不在从秦延续至宋的中华帝国的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明清两朝是在蒙古帝国开创的新的地平线上建立起来的王朝。

若用稍显挑衅的话来说，明清两朝就不是之前意义上的中华帝国。即便用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这一框架，也无法准确地理解这两个朝代。

恣意的明朝

在非传统的中华帝国这一点上，明朝与清朝可谓相同，但它们本身的特征却又大相径庭。能够真实感受到明帝国形成的地方是在距离其最初的首都南京郊外往东二三公里的地方，那里是被称作阳山碑材的明代采石场。第三任皇帝朱棣（明成祖，永乐帝）为了颂扬其父朱元璋（明太祖，洪武帝）的功绩，永乐三年（1405）下令采石在朱元璋墓前建碑。但是石碑最终没有完成而搁置在山上。

这块欲从山里运出的石碑分为碑座、碑身与碑额三部分。碑座高17米，宽29.5米，厚12米，重量为16250吨。碑身虽然横放着，但身高为51米，宽14.2米，厚4.5米，重8799吨。碑额高10米，宽22米，厚10.3米，重6118吨。或许正是因为过于硕大才没能运出去。

假若石碑完成，可与一座七八十米、高二十层的大厦相匹敌。我在南京大学留学的时候曾借学校组织游览历史遗迹的机会去现场参观。当我登上石头的时候，整个人有眩晕的感觉。不过那倒不仅仅是因为石头太大。

这么大的石头，当时真的打算运出去吗？到底曾有多少人被征用来搬运这块碑石？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们莫非经常要接受这种完全无法用近代合理性去解释的帝国命令的捉弄？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领土随着它的国力衰退一天天在缩小。但是直到最后灭亡，它成形的样子还是我们近代人无法用常识想象的。

当按照马克思提出的发展阶段论要对几千年的中国史进行时代划分时，一位学者认为明代之前为古代。其他许多学者都承认唐宋之间有一个时代区分，或者认为中世在宋代结束，或者认为中世从宋代开始，在这些争论中，明代之前为古代的主张虽然标新立异备受关注但却没有得到认可。

不过明朝时候国家进行的浚通大运河、郑和南海远征、修筑万里长城和建设北京郊外的十三陵等，这些丰功伟业确实比较具有古代性质，其宏大超出了近代的框架。在中国历史中若要寻找与此感觉相似的东西，可以联想到秦朝修建万里长城和隋朝挖掘大运河。当可以脱离这种从古代经中世、近世然后向现代前进的直线型时间意识时，就能够找寻到这种在中国鲜少出现的古代的源流。

明代的遗产和业绩多半来自皇帝的恣意妄为。在皇帝与高官中或许存在某一个理由需要启动国家工程。但是大多数百姓无法预测何时何地将会怎样被动员去参加这些工程。也就是说他们过着不知明天自己如何、难以计划自己生活的日子。

自制的清朝

在这一点上，清朝与明朝形成鲜明对比。在清朝统治较为安定的18世纪，几乎让人感觉不到帝国的恣意妄为。宦官在宫外的活动也受到严格的控制。其原因应该包括皇帝出于占少数的满族统治占多数的汉族的必要性而对人民任意行为进行的自制。或许从维持一种高效的行政秩序，即以数千名官僚统治全国数亿人口的必要性层面也可以对此进行解释。

最大的契机应该是原则上取消了从古代延续下来的赋役。也就是说，清朝时期向国家提供劳动的负担被编入土地税中。土地可以测量，因此土地税能够计算。百姓一方面可以预测明天，同时也可以为了明天的自己而对今天进行合理的安排。

几乎同一时期，西欧的市民可以通过契约限制王权，制约国家的恣意行为。中国通过不同的途径造成了同样的结果。清朝的皇帝通过对恣意行为的自我约束，获得了充满温情的统治者的职责，也就是成功地为充满暴力的权力外面裹上了权威的外衣。

由于这种恣意并未受到法律的制约，所以百姓还是受到了直接管理他们的官员的各种不合理要求。但是这种贿赂与中间剥削在不知不觉中也有了一定的尺度。所以百姓可以预测出将被剥削的部分，从一开始就把它计算在内来从事经济的或者是社会性的活动。在清朝最兴盛的时期，上至大地主、富商，下到底层的贫农、百姓，人民都生活豁达。社会中充满了近代式的活力。

从古代式的明朝为何能够跳跃到近代式的清朝？如果把从明到清的变化看做中国内在的发展来理解，我们会感到混乱。但是，只要从东欧亚这一更大的体系，把与大海相对的中国看做其中的一个元素，就能够描绘出这五百年的活力。这正是本书的意图。

本书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史。为了说明该书的框架，笔者还特意花费了第一章整章的篇幅。不过对于初次接触明清史的读者来说或许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为什么要这样展开论述，让人难以理解。我希望有这些感觉的读者仅仅记住下一章的重点是“从交易这一视角讲述历史”，然后从第二章开始阅读最后再回到第一章就可以了。

出现在中国内陆云南省昆明市的海上女神——读完本书之后大家对她的历史背景应该也会有一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