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三湘四水孕育湖南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塑造一种人的性格，湖南的三湘四水孕育了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湖湘文化，也造就了近代湖南鼎盛的“惟楚有材”时代。湖湘文化是千年的积淀和传承的结果，这种深厚的底蕴在近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喷发而出，成就了湖南人在近代历史中的地位，也使湖南人至今都引以为豪。

1.三湘四水的由来

提到三湘四水，稍有常识的人便知道那是湖南的特称了，湖南在近代历史上异军突起，与湖南的地理位置和山水孕育是分不开的，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三湘四水，四水大家基本都会知道，湘、资、沅、澧四大水系汇洞庭，构成了湖南的经脉，成为了湖湘文化特质的一大源泉，而对于“三湘”的说法，即使是地道的湖南人恐怕也知道的不是太多，“三湘”的说法一般有三种：

一说，因湘水发源于广西桂林的兴安县，有灵渠与漓水连接，称之“漓湘”；湘水东北流至永州北蘋口在潇水汇合，称“潇湘”；再东北流经衡阳北，又与蒸水汇合，称“蒸湘”。因而合称“三湘”。由于桂林的人文地理、语言风俗与永州相同，古代属零陵郡，习惯上被归入三湘范畴。

一说，是潇湘、资湘、沅湘的合称。因漓水南流入珠江，不属湘江水系；蒸水则太短小，所以去掉漓、蒸二名。而湘水北流至湘阴北之临资口汇入资水，叫资湘；北流至岳阳县西中洲，汇入沅江主洪道称沅湘。资水、沅水为湖南四大水系，流经地域占全省的2/3，故用“三湘”泛指湖南全境。

另一说以湘乡、湘潭、湘阴为三湘者，原因是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三县曾有曾国藩、左宗棠等为首的众多湘军名将名臣。但这些近代人物的历史并不可与湖南历史同等，更何况也不能代表湖南的全境之概念。

“三湘”之说到现在依然无确切的说法，但关于湘字的来历，却有准确的解释。

据宋代柳开《湘漓二水说》：“二水本一水也，……盖者人以二水相离故名之曰相、曰离，后人又加水云。”这就是说，湘水和漓水因同一发源的水，南北分流，就被命名相、离，后在相、离两字旁加上水，就成为今天的湘、漓。湘江流域是湖南省影响最广泛、人烟最稠密、开发最早的地区，因而湘成为湖南省的代称，湖南省由此也简称“湘”了。

2.“南蛮”之地在近代崛起

湖南在古代被称作“南蛮”之地，但湖南的开发还不算太晚。早在5000多年前，湖南的土地上就已经有中华民族的祖先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了。由于受中原诸部落的影响，当时的湖南就有了种植水稻的经验。同时，湖南是上古时期开发比较早的地区，这主要反映在夏禹治水、黄帝轩辕氏等神话传说和部分出土的遗迹上。

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大量移居湖南。楚人不仅与湖南的土著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也创造了充满着神奇色彩的精神文化。

春秋中晚期楚国大量移民至湖南垦殖，给湘水流域一带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当时的长沙已成为楚国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由于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水运交通相当发达，常来往于湘、资、沅、澧四水，与江汉各地进行贸易。同时，楚人与当地的百越、桂人、巴人等杂居，大部分融合成今天湖南的汉族。

秦汉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后，湖南经济文化获得新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汉墓发掘出土的女尸和帛书、帛画、丝织品等，充分反映了当时湖南工艺和文化发展的水平。南北朝时，史书有“湘州之奥，人丰土闲”的记载。

东汉时期，由于朝廷对湖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湖南当时的科学技术十分发达。桂阳郡耒阳人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为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中国人向来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之一。当时的湖南医学、天文与地理学也已有较大程度的发展，长沙太守张仲景著成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不再统一，长达400年的分裂与战乱，使得全国人口大量减少，湖南也由原来的281万减少到97万。但湖南因地处江南，远离战争中心，经济仍然向前发展。湖南在当时已开始发展成为全国大米的重要产地和供应地。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工商业的繁荣。湖南当时的酿酒业、青瓷制造业、造纸业、造船业以及金属制造业都较发达且市场十分活跃。

唐代时湖南的文化受全国的影响也是空前的繁荣。但这些文化名人多是在唐太宗以后，被迁谪或流离到湖南的骚人墨客。如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其文其名均显赫。至于大书法家欧阳询和怀素，则都是长沙人。

在宋代（960～1279年），农业苎麻和棉花的栽培及手工纺织，成为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工业从《宋史·食货志》中，就有关湖南金、银、铜、锡等数百处矿冶的记载。文化事业亦非常活跃，长沙岳麓书院名列全国四大著名书院之一。还有衡阳石鼓书院等，也影响甚广。

元朝建立后，湖南属湖广行中书省。元末农民起义，湖南为陈友谅所占领。陈友谅死后，其子陈理投降朱元璋，湖南于是成为了明朝管辖的地方。

经过元末明初的扰乱，湖南人口大量减少，经济衰败。洪武二年（1369年），湖南隶属湖广布政使司。从明洪武年间起，邻省即大量向湖南移民。移民不仅使湖南地区居民的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的优良精神，以及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为湖南的经济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湖南人才的兴起带来了一片生机。湖南从明代始到鸦片战争前夕已基本奠定了社会生活的主要格局，即：城镇分布大体定型，城内城外已有比较严格的行政管理制度；农业和手工业的主要物产已与日后相差无几。洞庭湖周围各府县修筑起一道长达数里至数十里的堤坝，基本保障了农田的生产，使这里成为中国有名的粮仓。这时，湖南谷米在国内粮食供应中已跃居第一，“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

湖南在农业方面的成就亦为湖南在近代的崛起创造了有利的物质条件，而湖南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为湖南在近代的崛起提供了精神支持，至清朝末年，史家至称：“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湖南人从此开始了在中国近代史上纵横捭阖的时代。

3.人杰地灵的湖南

在中国的版图上，湖南位于中国的腹地，在古代，湖南的开发远远不及中原地区，但自明朝以后，湖南在全国的地位便悄悄上升了。湖南气候、土地及物产都堪称上乘，的确算得上是“地灵”。湖南位于长江中游以南，南岭以北。东邻江西，西毗川黔，南接两广，北连湖北。全省东西宽667公里，南北长774公里，土地总面积为21.18万平方公里。湖南地势大致呈东、南、西三面环山，中北部低平，向北开口的马蹄形地势。于是形成了水往北流，四水一湖的洞庭水系。总的来看，湖南是个多山的省份。按地貌类型划分，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51.2%，丘陵占15.4%，湖南省西北有武陵山脉，西部有雪峰山脉，海拔在1000～1500米之间，雪峰山是湖南省东西之间自然与经济的重要分界线。

湖南的工业近年来虽有长足的发展，但却先天不足，比起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来，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全国范围来看，也仅居中游而已。湖南在全国能被人称道的惟有文化这一块，这是山水自然的厚赐，也是老祖宗辛勤拼搏留下来的丰厚遗产。

湖南的文化之盛，有岳麓书院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为证。它记录了千百年来湖南的文采，也成为铭刻在湖南人心中的骄傲印记。然而也有人说，“惟楚有材”，这句古谚在古代指的是湖北人，湖北人才是楚文化圈子里的领头羊，湖南人只不过扮演了陪太子读书的角色。面对这样的刻薄，好强的湖南人无不身体力行奋起反驳。真材实料的才子也好，陪太子读书也好，他们总是在埋头苦干，延续着自己深厚的文化根基并在近代历史上大放异彩。

古代的湖南，虽然地处“南蛮”之地，但早在四千多年前，传说中的舜帝就流连于这块崇尚万物有灵、巫风盛行的土地。九嶷山最终接纳了他的灵魂，而潇湘大地随之演义出娥皇、女英泪洒斑竹的感人故事。从此，天下为公的明君、暴烈刚勇的淑女，为湖南人树立起文化的图腾。接着，历史又送来了一代忠魂屈老夫子。他那动天地、泣鬼神的《楚辞》在潇湘大地的血脉中种下了湖湘文化的基因。

正是在神奇的潇湘大地上，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中华文明的代表事物和人物：这里有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有舜帝墓、炎帝陵；有商代青铜器四羊鼎；有媲美北国的南长城；有神秘的里耶文化；有两千多年不朽的西汉女尸；有对人类文明影响极大的东汉“蔡侯纸”；有世界上目前仅存的女性专用文字——江永女书；还有名噪千年的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有彪炳史册的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这里还孕育出了统治中国思想界700多年的程朱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到了近代，更是群星璀璨，人物辈出。既出了一代哲学家王夫之、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也出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出将入相的风云人物。既出了“我自横刀向天笑”，甘愿为维新变法流血牺牲的谭嗣同，也出了为推翻封建唤起民众、甘蹈大海的陈天华，为建立共和而出生入死的黄兴、蒋翊武、蔡锷、宋教仁等。此外还涌现了平民文学大师沈从文，一代伟人毛泽东，还有刘少奇、任弼时、蔡和森等。他们在三湘四水的土地上出生，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他们的骨子里已经浸入了历经千年积淀的特有的湖南人的性格，他们在近代开创了属于湖南人的时代，他们也是湖南永远的骄傲，湖南用“人杰地灵”来形容实不为过。

4.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的一大特点便是经世致用，虽然湖南也有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但湖南人那种向上的精神和骨子里不甘人后的性格使湖南在近代以来都走在时代的前列，湖湘文化的源头是遥远的楚文化，湖湘文化吸取了楚文化的精华，并且将它发扬光大。

（1）楚文化：湖湘文化的源头

湖湘文化的历史悠久，早在青铜器时代，湖湘文化便开始在湖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楚文化孕育于夏、商时期，其时也是中原文明泽被两湖的时期。考古材料证实，湖南受中原文化影响到商代时已经十分明显。青铜铸造术在商代中期已传到湖南北部，商代晚期传至整个湖南地区。西周时期，在湖南境内仍表现为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两相并存和相互影响的局面，两者之间继续存在着地区性和民族性差异。

完整的楚文化大约形成于战国中期，它融合了周边地区的异族文化，特别是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加上楚人博采众长、因时变革的创造，从而形成了具有楚地诸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这种文化一经形成，便立即向四周辐射。它向南辐射到两广，向东辐射到江西，向西辐射到四川，向北辐射到河南等地，可见楚文化的生命力也是十分强盛的。

楚文化无疑成为后来湖南文化的源头。据古文献记载，湖南原为越人和“蛮”“濮”等民族居住地。春秋战国时，随着楚国的征湘，楚人、巴人等楚国境内的民族便相继进入湖南，并逐渐成为湖南境内的主体民族。楚人入湘后，一方面征服和统治着湖南的土著民族，一方面也推广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得湖南地区的农业、林业、牧副业、手工制造业和商业等都有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

楚人入湘后不但给湖南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为湖南带来了新的宗教信仰与神话传统。比较明显的反映在屈原楚辞中的《九歌》《楚辞》《九章》《天问》和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帛书以及各种墓葬习俗的考古资料中。

20世纪40年代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中出土了珍贵的先秦帛书，全书分甲乙两编，共写有948字，四周用朱、绛、青三色绘有神物、树木等图像和解说词，它是我国最早用毛笔与彩墨书画的珍贵图书资料。它的出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数十年来，《长沙战国缯书》《论长沙出土之缯书》等有关论文与专著相继发表。可惜的是，它的原件已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地的楚墓中出土了大批书写有楚文字的竹简，为人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字和简册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中国自古就有蒙恬造笔的传说，不少学者也依据各种文献记载，推断秦以前没有毛笔。但长沙先秦帛书和竹简的出土表明早在秦代之前就已有毛笔存在。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了一支保存完好的毛笔。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毛笔，被称为“天下第一笔”。毛笔的产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创造。它首先引来了一场书写革命，用毛笔蘸上墨汁，就可以把字写在竹片、丝绸和其他物件上，与以前用刀将字刻在甲骨、铜器上相比，要省力得多。用毛笔写字，可粗可细，可方可圆，十分灵活，由此推动了字体的演进。毛笔的产生，还引来了一场艺术革命，从此，毛笔成为中国古代绘画的主要用具，壁画、帛画和漆器图案，依凭毛笔绘成。学者们根据长沙出土的第一支毛笔认为，毛笔的创造也许应归功于楚人，这实在是湖南文化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结论。

秦灭六国后，湖南成为了秦王朝统治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在民族融合的同时，湖南境内的楚文化与新进入的中原文化融合，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形成新的具有汉文化特色的楚文化。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根基还是在以河南、陕西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作为“蛮夷”之地的湖南并没有在根本上左右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当时中原人的眼里，湖南当时还是一个未完全汉化的地方。中唐人张谓撰《长沙风土碑铭》，序中有云：“郡邻江湖，大抵卑湿，……地边岭瘴，大抵炎热，寒暑晦明，未愆时序……”这样一个“风俗夷僚”“蛮越杂处”的“卑湿”“炎热”之地，在当时普遍为安置贬官谪吏的去处。如王昌龄被贬龙标（今黔阳）、刘禹铭被贬朗州（今常德）、褚遂良被贬潭州（今长沙）等。当然，也有视湖南为“清绝地”而前来漂泊浏览者，如韩愈、李白和杜甫，他们也在湖南一些地方留下足迹及诗篇。

虽为“蛮夷”之地，但湖南在楚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之下为后来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楚文化作为湖湘文化的源头，在湖南的历史上抹下重重的一笔。

（2）湖湘学派——湖湘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者

真正将湖湘文化形成体系并且发扬光大的，是湖湘学派。湖湘学派最早源于宋代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周敦颐提出了从无到有，阴阳对立、五行相生、变化无穷的宇宙生成说，对湖湘学派的形成、发展，影响极为深远。他在晚期著作《通书》中提出了以“诚”核心的心性论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理学思潮的哲学基础，后人称他为理学宗主。程颖、程颐都曾受学于周敦颐。周敦颐的理论是以后湖湘学派的思想渊源。

不过周敦颐的主要活动和归宿都不在湖南而在江西，他对于本土影响也不大。而把他所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湖湘学派的却是南宋时从福建迁居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俩。故有人认为湖湘文化的形成是假借了异地的力量，这有点类似于印度的佛教，佛教在印度萌发，却在万里之遥的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可能是当时的印度人所没想到的。

胡安国在南岳紫云峰下结庐隐居著书立说，他著有《春秋传》和《二程文集》，是湖湘学派重要的理论基石。其子胡宏曾拜理学家杨时和侯仲良为师，但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胡安国的理学思想。

胡宏是胡安国的次子，因长期寓居湖南衡山五峰下，人们称他为五峰先生。胡宏从小就在父亲胡安国的督导下研习经学。他年仅15岁时就撰写了《论语学》和《程子雅言·序》，在当时就是名声显赫的少年才子。胡安国逝世后，胡宏独立治学，写成了《知言》《皇王大纪》等著作。成为声名远播的一代宗师。当时，一批有志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至此，在思想体系和人才群体上完全奠定了湖湘学派作为南宋一个重要理学派别的基础。因此，后人评价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在他教授的学生中，张栻、吴翌、赵师孟等后来都是著名学者和湖湘学派的砥柱人物，尤其是张栻，更成为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

由胡氏父子创立的湖湘学派经张栻之手得以向外传播，走向全国。张栻使湖湘学派达到了极盛。当时学者就评价：“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

将湖湘文化和湖湘之学推向新的高度是明朝遗臣王夫之（1619～1692）。他早年在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后隐居家乡衡阳曲兰石船山下，故称船山先生。这位明朝遗臣，著有《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内传》《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等，也是一代宗师级人物。王船山和黄宗羲、顾炎武被称为清初三大儒。谭嗣同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称其思想“空绝千古”。清末民初之际，知识界几乎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王船山当时在读书人的心目中，成了诸葛孔明一样的人物。

宋代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学派，是湖南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学者群体，它那尊程朱理学、重经世务实和包容众家之长的学风，衍化成湖湘文化基因，氤氲于三湘四水之间，历千百年而不竭。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到杨昌济、毛泽东；自嘉道湖南经世致用派、咸同湘军集团、戊戌维新群体、辛亥革命志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身上，都或明或隐，或多或少地闪现出这些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湖湘学派对近代湖湘文化演变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深远的。

一个著名的学派都有一定的学术风尚，开创于宋代的湖湘学派也不例外，其学风主要有：

一是尊奉理学。湖湘学派主要人物的学术思想，都直接渊源于宋代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颐、程颢。胡安国认为自己的学问主要来自二程。张栻也称二程为“圣学渊源”，学术“亦出程氏”，此后湖南士人一直与朱熹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张栻去世后，他的学生许多改从了朱熹。程朱理学在湖湘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虽然以后也有心学、农学渗入湖南，但这一主导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

二是重经世务实。宋代的许多理学家都有空谈心性，不究实用的倾向。湖湘学派虽然也是理学中的一派，却自创立之初就反对“腐儒”学风；主张“通晓时务”，强调实践，认为“知之非艰，行之维艰。”这种思想对于近代湖南的崛起，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晚清末期，一大批文臣武将的出现，挽大清于将倾，无疑是受到了湖湘学派这种经世致用风气的影响。

5.江永“女书”，湖湘文化的奇葩

湖湘文化影响中国甚为深远，在近代历史上主要是在清末，民国初年以及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湖南在政界和军界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正是这些人物的出现让湖南享有了全国声誉。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湖南江永发现了“女书”，这种女人创造的属于自己的文化，“女书”近年来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它似乎并没有融入主流文化，却一直在湖湘大地上存在着。

在湖南的永州江永县境内，这个山清水秀的偏僻小县之中，孕育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一种专为女性使用的文字，当地妇女们把这种文字叫做“女书”，又称“女字”。

女书字形娟细秀丽、倾斜修长，呈长菱形。女书有约2000个字符，笔画形式简单，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类型，书写时由上而下，先中后右再左，没有标点符号，排列工整，错落有致，阅读时从上往下、从右至左。“女书”也指用这种文字撰写的作品，写在纸上的叫“纸文”，写在布帕上的叫“帕书”，写在扇面上的叫“扇章”，绣在布帕上叫“绣字”，内容涉及婚姻家庭、生产劳动、女红艺术、文化娱乐、风俗习惯、道德情操等。

据传清末和民国初年江永县上江圩乡的每个村庄，都有一批精通女书的才女。每年五月花山庙庙会的前夕，许多妇女请这些女书高手代为书写女书纸扇巾帕。有些集市上还有女书纸扇巾帕出售。

女书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为何独以在湖南江永县上江圩乡及道县新车乡周围方圆不到百里的范围内流传，而且仅为妇女使用呢？这就不得不提旧时江永一带的婚俗和妇女、少女之间盛行的结拜习俗。

旧时江永一带的婚俗十分完整地保留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社会旧婚俗，少女婚前只能在闺房中做女红，不能与异性接触，婚后三天即返回娘家，直到怀孕生子后才正式居住夫家，但不能下地劳动，只能在家纺纱织布。这一古老婚俗使得当地妇女和男性隔绝起来，新婚少妇在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能享受少女时光，与同村姑娘唱习女红，结拜姊妹也就应运而生。姑娘们结识以后若关系融洽，彼此中意，就可以结拜姊妹，一般为七人，称为“七姊妹”。除了要举行结拜仪式，结拜姊妹还要不定期书信往来，大多是想念、盼望之词。结拜姊妹中如果有一人出嫁，另外的人要婚前“歌堂哭嫁”唱女书，并在她结婚后的第三天写贺信送给她，称为“三朝书”，这些贺信是由世纪相传的女书写成的。

与其他古文字相比，女书有四大独特之处：一是传女不传男，传承方式为老传少、母传女，世代传袭；二是记录当地土语并用土语吟咏读唱；三是字形奇特，呈长菱形；四是人亡书销，无文物可考。由于女书“人亡书销”的惯例（人死女书必须殉葬，只留下极个别珍品馈赠亲友）、战争中遗失以及“文革”时被大量焚毁，造成清代以前的女书至今未被发现。

“女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唯一女性文字，作为一种全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女书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西方女权主义者甚至称其为“妇女的圣经”。

女书存在的地域性很强与土话的发音有密切的关系，当地域扩大，语音稍有差别时，女书就不复存在了；江永县上江圩镇是旧时女书集中流传的地方，这里流传着两种有关女书创始人的传说：

一是盘巧造字的传说。相传桐口山冲里以前有一个名叫盘巧的姑娘，她聪明美丽，3岁会唱歌，7岁会绣花，十七八岁时，没有一样女红不精通，尤其喜欢结交姐妹。有一天，盘巧在山上砍柴，被官府的猎队抢到了道州府。墙高院深，布满岗哨，盘巧被关在官府内插翅难飞，任凭她眼睛哭肿、嗓子喊哑，始终无济于事。为了通知家人，盘巧冥思苦想，根据平常与姐妹们织花边、做鞋样的图案，每天造一个字，三年共造出1080个字。她用自己造的字写成一封长信，藏在一条由她养大的猎狗身上，让狗带信给家乡的亲人、姐妹。这条狗很有灵性，它进入村庄后东家进、西家出。终于，一位心细的姑娘发现了猎狗颈下的信，打开一看，却似天书。她邀集了49个姐妹，想了49天，把信上的字逐一认出来，才知道她的遭遇。亲人们赶到了道州府，把盘巧解救了回来。自此，姐妹们用盘巧创造的字编歌，既好认，又好记，代代相传到如今。

二是皇妃造字的传说。在女书《玉秀探亲书》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传说永明县有一位秀外慧中的才女名叫胡玉秀，宋哲宗时被选入皇宫为妃。宫中生活冷清，玉秀远离亲人与姐妹，满腹忧伤，欲诉无人。于是，她根据家乡的女红图案创造出了一种别人都不认识的文字，把自己的不幸以及对亲人的无限思念都用女书写了下来，然后托人带回家乡，并嘱咐按倾斜着的方向去辨认，按土话的读音去理解。后来，人们在江永县桐口村建了一座“鸣凤阁”用以纪念传说中创造女书的皇妃。

这些优美的传说使女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对于女书的来历，专家学者众说纷纭，令女书更为神秘莫测。

女书是女性心灵世界的投影，作者均强烈要求男女平等，极端厌恶鄙视男性所热衷的功名富贵，作品中主人公都是个性张扬的女强人、女中豪杰，男性均为配角，或小化或丑化。女书有一类是将当地汉字叙事诗翻译改编成女书叙事诗，如《祝英台》《王氏女》等；另一类是当地妇女自己创作，如《卢八女》《杨细细》等。这类作品中有的咏唱美好的少女时光、表达结拜姊妹之间真挚情感，有的则控诉妇女悲惨命运，总的来说均无关乎帝王将相，不理睬仕途经济，不承担国计民生，不讲究道德文章，带着单纯的美丽与忧愁、快乐和希望，的确有着独特的韵味。

20世纪60年代，西方一些知识女权主义者狂热地追求创造女性文字，没有成功。然而在中国江永，身居偏僻山区的农家妇女，却用自己的智慧和灵气创造了“女书”这种人类历史上只有女性认识和使用的文字符号，以表达她们对男性社会的反抗和提高妇女地位的愿望。由于女书流传范围极狭窄，能在漫长的社会历史中、在汉文化的强大压力下生存，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文化现象。她本身的文学性及艺术性蕴涵着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这是女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6.影响近代中国的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不同于巴蜀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等，它是深深扎根于湖南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深深地印上了湖南的区域性特点。文化要受特定的地理环境限制，那么毫无疑问一种区域性文化的形成总和地理环境有着密切联系。所以说，湖湘文化“生于斯，长于斯”必定要打上湖南地理环境的烙印。

国学大师钱基博这样分析湖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围。其他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淡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

钱先生的地理分析说是比较符合湖湘文化的特质的，纵览湖湘文化古今发展变化的脉络及其丰富内容，通过对其层垒积淀的透视，可以发现它大体上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是湖湘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创新精神。这种文化交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其二是与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融。其三是与不同学派之间的交融。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曾坦言：“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于万派争流，终归大海。”这种认识和主张，充分表现了湖南文化的开放精神。其四是与外国文化之间的交融。明末清初，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湖南是比较集中的地方之一。到了近代，曾国藩首倡清政府派遣出洋留学生。对打开国门看世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戊戌期间，谭嗣同等人摆脱传统束缚而大力提倡西学，而民主革命期间的黄兴、宋教仁等人探索民主革命的救国道路，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对于湖南新文化运动方向的探索，以及毛泽东等人后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尝试等，都蕴含着博采众家、广为交融的开放精神和独立奋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二是湖湘文化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从宋代湖湘学派创立时起，经世致用的学风便已在湖南士人中代代相传。这是湖湘文化中的重要特色，它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相结合，尤其注重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正是这种学术心理与积极面世的人生价值取向为湖南政治家群体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此也就造就成了湖湘文化中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现象。特别是到了近代，这种现象更加明显。

三是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爱国主义乐章的是屈原。屈原对文化的影响，甚至跨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20世纪国外评价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与伟大的莎士比亚、但丁、哥白尼同列。

屈原之后，便是贾谊。此二人虽不是湖湘本土人士，但他们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动人事迹，以及遭谗被逐的共同遭遇，却深深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湖湘人民。在宋代，特别是在南宋，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湖湘学者运用儒家的“华夷之辩”的理论，坚持抗金、抗元主张，反对妥协投降。二是许多湖湘士人还直接投身到抗金、抗元的第一线。到明末清初，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王夫之身上。王夫之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早年举兵抗清，后兵败返乡，遁迹乡里，陋居山洞，誓不降清。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民族矛盾的急剧上升，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更加发扬光大。近代湖南士人几乎都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当作自己的最大使命。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坚决抵制外国侵略同时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湖南人不仅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也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在这一方面，郭嵩焘和曾纪泽是先行者。湖南新政运动中所取得的各项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最早尝试。在学习和宣传以及实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时，湖南人中不仅出现了杨毓麟、陈天华、章士钊等一大批文字宣传家，而且也出现了为民主共和的实现而浴血奋战的实干家，如黄兴、宋教仁等。袁世凯复辟帝制，奋起捍卫共和成果、护国讨袁的是湖南人蔡锷。当民主共和被后来的军阀政客偷梁换柱，仅仅变成一块空招牌时，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湖南志士又乘时而起，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转而以俄为师，把反帝爱国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发展到了崭新阶段，湖南的现代历史也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