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朱家王朝的缔造者 太祖朱元璋
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家境贫寒，父母早逝，年轻时曾入寺为僧。1352年率众投红巾军，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并逐步成为一位杰出的领袖。他运用“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壮大军力。1356年，他率军攻克集庆（后改名应天，即今南京）。以此为根据地，先后击破陈友谅、张士诚部，于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建元“洪武”，从而开创了朱氏家族统治中国的历史。朱元璋死于1398年，在位31年。
1.乱世投军，攀凤起家
封建社会是个家族社会，权力主要由大而显赫的家族来掌握。朱元璋出身贫寒，即使他再有本事，凭借个人的奋斗，在那个时代也是难以成功的。朱元璋与郭家和马家这两个比较有名气的家族联系起来之后，则如虎添翼，为以后登上皇帝宝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朱元璋的家庭世代务农，因没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只能为地主干活，自然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不仅如此，由于经常受到地主的压迫，常常一年艰苦劳作，到头来还是全家不得温饱。因此，朱家经常搬迁，力图寻找一个压迫比较小的地方生活。
据考证，朱元璋的太祖居于沛县（今江苏省沛县），祖籍是句容（今江苏句容），住在朱家巷。朱元璋出身贫寒，他的祖父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在元朝是一个“种地的淘金户”。所谓种地的淘金户，这是一种特殊的、在元代矿户中属于承担向朝廷交纳定额黄金的户籍。句容县原本没有黄金，官府同意以种地代替淘金，即以种地的钱买了黄金来交纳。由于元朝的赋税很重，实在交不起，朱家只好再次迁移，逃到淮北一带，在泗州盱眙（今江苏盱眙）安顿下来。祖父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连一点基业也没打下，便一命归西了。
朱元璋的父亲名叫朱五四，又名世珍，是个老老实实的佃农，就像当年一首歌谣所唱的那样：“佃农佃农老实人，只种庄稼不管事，种了十亩肥庄稼，到头来，两手空空回家来。”的确，朱五四为别人种了一辈子庄稼，可到头来什么也没捞到，以致自己死后也没个葬身之地。他一生当中，像候鸟一样把家搬来搬去。在盱眙活不下去了，只好逃往虹县（今安徽泗县）。到50岁的时候，又举家迁往钟离东乡给人做佃农，60岁时无力耕种，生活难以维持，又搬移到孤庄村落户。正如中国有句古话：“穷搬家，富挪坟”。这正好是朱元璋家境的写照。在每一次举家搬迁的过程中，一家老小总把希望寄托在新地方、新田主身上，可他们哪里知道，一百个田主，九十九个心比锅底还黑，根本不会给穷人留一条活路。
朱元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下出生的，正是由于生活的艰辛，使得朱元璋过早地在自己的性格当中注入了刚毅、果敢、勇于做事的素质，使他自强不息，面对着强大的势力从不低头，但又不缺乏斗争的机智忍让之术。
朱元璋的母亲陈氏，出身行伍之家。外祖父陈公曾在宋朝大将张世杰部下当过兵。兵败后辗转回到家乡，在原地怕被人抓去充军，迁居盱眙津里镇。他原来是巫师，就靠当巫师画符念咒、看风水、算命批八字过活。陈公生有二女，大女儿嫁给季家，小女儿嫁给了朱五四。朱五四有8个孩子，朱元璋是老八，幼名重八，初名兴宗，后来他投到郭子兴麾下，才起官名叫元璋，字国瑞。因为自宋朝以来，平民百姓若不在官府任职是一概不许起官名的，只能用行辈和父母年龄合算出一个数目作为称呼，也就是说只能叫小名。
由于家境贫寒，年幼的朱元璋经常吃不饱肚子，很小的时候就去给人家放牛谋生。后来为了填饱肚子，还曾出家当过和尚。直到朱元璋参加了红巾军，投奔了郭子兴，命运才开始有了转机。
朱元璋投军完全是“官逼民反”。人没活路了，自然就豁出去了，这对以后朱元璋的执政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朱元璋在《皇陵碑》中回忆当时情景：“好友寄来书信，劝我参加义军，心中担忧又恐惧，正在犹豫不定，此事却被别人发觉，声言要告官府。形势急迫，算上一卦，结果逃亡和留守皆不吉，只有投军方大吉。”这就是朱元璋高人一等的地方，他向世人表明，他投奔起义军的决心是神灵的启示，他的行为是受命于天，是受菩萨保佑的。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朱元璋可说是用尽心机了。
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初一，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起义军，被收做一名步卒，那一年他25岁。这一过程看起来简单，但却为朱元璋带来了峰回路转的命运，为他走向成功打开了大门。
参军后，朱元璋自己非常努力，才能出色，很受郭子兴的赏识。朱元璋非常明白，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拼命努力。所以他总是比别人练得刻苦，练得认真，练得时间长。不久，他就已经成为队里出类拔萃的角色。郭子兴也越发喜欢他，每次领兵出击，都会把他带在身边，而朱元璋也总是小心地护卫着郭子兴，作战十分勇猛，斩杀俘获过不少敌人。
因表现出色，朱元璋不久就被调到元帅府做了亲兵九夫长。遇上事情，郭子兴总不忘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每次他都尽力谋划，使郭子兴越来越觉得他有胆识，有谋略，是个将才。再后来，郭子兴就派朱元璋单独领兵作战。每次打仗，朱元璋总是身先士卒，冲杀在最前面。得到的战利品，他又分毫不取，全部分给部下，因而部下都非常拥护他。郭子兴见朱元璋带领的部队凝聚力空前增强，战斗力大为提高，于是，更加器重他，特别想把他收为心腹，让他真心真意、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干。
郭子兴有个养女，是好友马公的小女儿。马公原是宿州闵子乡的一个富豪，因仗义疏财，又好交友，与郭子兴是刎颈之交。马公死后，郭子兴就将马公的女儿交给夫人抚养，把她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为了拉拢朱元璋，郭子兴决定把养女嫁给朱元璋。
这对朱元璋来说，真可谓是天上掉馅饼！一个穷小子竟然能娶到元帅的女儿为妻，真是福人、福相、福分大，连他自己都觉得像是一场梦，梦已成真，郭元帅亲自为他们主婚。从此，他有了靠山，前程似锦，众兄弟自然对他另眼相看，以后在军中就称他为“朱公子”。
这桩婚姻不仅表明朱元璋深得郭子兴的信任，而且娶到马氏，更使朱元璋大受裨益。马氏本人就是一个聪明贤慧的女人，因而成了朱元璋角逐天下的贤内助。他们珠联璧合，朱元璋做事便如同锦上添花，战场上的表现就更加出色，威望大大提高。结果，却引起了郭子兴对朱元璋的猜疑忌妒。马夫人处处为他周旋，才得以保全性命和地位。有一次，朱元璋遭人陷害被监禁，当时正值荒岁欠收，没有吃的。马夫人偷偷怀揣炊饼给他吃，竟烫伤胸口。后来她习惯于储藏一些干粮干肉，为的是军中缺粮时给朱元璋吃，从来不考虑自己。渡江时，她率全军将士的妻妾渡江。在应天，陈友谅大军压境时，她散尽宫中财物犒劳将士，鼓舞士气。因此，开国后朱元璋对侍臣说：“皇后与朕同是布衣出身，同甘共苦，比起汉光武帝危难时冯异献的豆粥麦饭来，更劳苦功高。她还多次对朕说：夫妇相保容易，君臣相处难，常请求赦免臣下过失，保全大臣。她是朕的得力助手。”他还将马皇后比作唐太宗贤德的长孙皇后。回到后宫，他把这些话讲给马皇后听。马皇后说：“陛下不忘与妾贫贱时的苦难日子，也不要忘记与群臣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但妾怎敢与长孙皇后相比呢？”
对于马氏的谦虚、深明大义，朱元璋是感激的，他更以自己的夫人能有这样的人品自豪，这使他对事业的追求更加有动力。朱元璋攀上马夫人这只凤，为自己添加了一股无法估量的力量。
2.假托神明，美化统治
历代皇帝都不惜将自己的出身美化和神圣化，朱元璋也不例外。为了登上皇帝宝座，为了朱氏家族能统治天下，朱元璋不惜让自己披上神的外衣，使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使泥菩萨变成活神仙，使其统治名正言顺。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变。”做事要名正言顺。为了使自己的统治能够万世延续，统治者们往往会编造各种谎言来美化自己，神话自己，使自己的统治蒙上一层神秘的外纱，这样更能愚弄百姓，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例如，秦代陈胜吴广起义时，曾使人用帛写上“陈胜王”三个字暗中放进别人刚钓起的鱼肚中，并使人晚上模仿狐狸高叫“大楚兴、陈胜王”；刘邦当年听始皇赢政说东南有天子气，就在家乡胡编了些“赤帝子”将来要取代“白帝子”的话来抬高自己，刘邦的妻子吕氏也常说“刘邦头上常有云气”之类的话；黄巾起义，张角兄弟边令众人裹黄巾、扯黄旗，边派人传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金田起义的洪秀全称自己是天父之子，称自己为天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将政权、将个人神秘化，也的确都收到了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的成效。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没有任何家族背景。如果不编一些故事加在自己头上，美化自己的出身，那么就会让所有的人留下这么个疑问：同是平民出身，肩膀头一样高，为什么偏偏你做得了皇帝！难道我就不行吗？这种不服和挑战思想的存在对新生的王朝来说显然是不利的。因此，朱元璋登基之后，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借助神来使自己的行为名正言顺。
朱元璋为了神话自己，编造了自己出生时的一些故事。朱元璋出生之前，他母亲在田地里干活，由于疲惫至极而睡去。梦中一道士给她吃了一粒药丸，也就是仙丹。第二天陈氏干活的时候忽然觉得就要临盆了。她连忙往家赶，但是，走到半路的时候再也支持不住，就躲到山坡下的二郎庙里面，生下了朱元璋。
据说，朱元璋诞生的时候，整个二郎庙里面都闪着红光，以至于映得附近的山岭也红彤彤的，这自然是不同凡响的事情。而当陈氏把朱元璋抱回家之后，街坊乡亲们发现朱元璋的家里也是一片红光。起初，善良的乡亲们还以为朱元璋的家里起了火，就连忙拿着救火的工具跑了过来。等到了近处一看，却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朱元璋的家里人，一年之中也经常发现自己的家里有红光在闪，最终发现了原来是敬神的灯光在闪。从此，朱家越发认为朱元璋非同俗人凡胎。
由于古代社会里人民生活疾苦，再加上科学技术、知识文化的落后，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认识水平很有限，而天下的百姓对皇帝的出身在当时非常在意。人们普遍认为“君权神授”，认为皇帝就应该是上天派下来管理人的，皇帝的生死存亡都体现着上天的旨意。皇帝们也更乐意承认人民这样的看法，同时为了使自己的出身更加贴近于人民的观念，他们便会想出种种办法来迎合和麻痹人民大众，使劳动人民对于统治者不会生出反叛之心，以利于自己政权的稳固和统治的顺利进行。
朱元璋为了巩固万世帝业，编造出神的故事来抬高他自己。他的传说也是如此美好，但这都不可能是真实的。那么真实情况怎样呢？
在朱元璋出生之前，家境困难，负担极重。为了生计，陈氏怀胎十月仍然要坚持在田间劳作，连一点休息的时间也没有。直到临盆之前，才不得已匆匆忙忙地往家赶，以至于最后只能草草地在二郎庙里把朱元璋生下来。由此而观陈氏之生朱元璋，联想到一位母亲所经受的磨难，实在远不如传说的那样浪漫。
朱元璋出生后，朱家又多了一人吃穿，负担更加沉重，做父亲的朱五四甚至已经没有钱给新出生的朱元璋买一方新的绸布（当时绸布是常用织物，但很贵）来包裹身体了。幸好他在河里意外地拣到了一块别人丢掉的旧红绸布，就给朱元璋裹了身子，勉勉强强免去了买不起红绸布的尴尬。
朱元璋真是一名制作神话传说的大导演，使得许多“摧眉折腰事权贵”者趋之若鹜，为博帝王“开心颜”而大伤脑筋。这使得人们对于他的身份有了新的解释，并且这种传说有助于稳固朱家的江山社稷，有利于明朝的统治，这对于朱元璋来说无疑是有利的，所以朱元璋就要趋向于这种说法，不仅自己去编，而且鼓励下臣去附会。
朱元璋为了把自己神化，还曾撰写过一本《周颠仙人传》。在《周颠仙人传》中，明太祖记载了周颠的身世及其事迹。其中说到，周颠面见朱元璋，唱道：“山东只好立一个省。”然后用手画成地图，指着朱元璋说：“你打破一个桶（统），做一个桶。”朱元璋西征九江，行前问周颠：“此行可以吗？”回答说：“可以。”又问他：“友谅已经称帝，消灭他怕不容易？”于是周颠仰首看天，然后说：“上面无他的。”如此云山雾罩的事情不胜枚举。又说十年之后，一次朱元璋害了热病，几乎要死。这时赤脚僧觉显送来药，说是天眼尊者和周颠仙人送到。朱元璋服下后，晚上病就好了。
由于成功地借助了舆论，朱元璋的出身一下子高贵了许多，与真实的情况相比，的确有云泥之别。但人们接受了这个传说，同时也接受了这个皇帝，朱元璋和他的家天下因而成了这个传说最大的受惠者。
3.休养生息，发展经济
历朝历代的灭亡，主要是统治者的暴政使得民不聊生，从而暴发农民起义，从内部瓦解了统治者的统治基础。朱元璋出身于农民，对农民既了解，又同情。他登上皇帝宝座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正是朱氏家族得民心，能够坐稳江山的根本原因。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出身贫民的皇帝，朱元璋对农民阶层的苦难生活有很深刻的体会和特殊的同情心，并对该阶层的处境异常关注。他要以自己特殊的权力最大限度地改善农民阶层艰难的生活状况。而这，也为朱家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朝开国时，经济形势是十分严峻的。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从应天到家乡濠州省墓，一路“百姓稀少，田野荒芜”。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朱元璋去北伐前线开封视察，经常穿行在草莽之中。七月，徐达率部自开封北上，路经河南、山东、河北，沿途“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在中原，怨魂遍地，尸骸蔽野，收殓埋葬骸骨成了政府的善举、百姓的义举。朱元璋慨然喟叹道：“平定中原并不困难，但民物凋丧，千里丘虚，既定之后，生息犹难，这正是劳思费神之处。”不但中原，就连湖广、四川等这些昔日繁华的地区也是一片荒凉。湖广洞庭湖流域直到洪武末年尚且“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四川经过几十年战乱，也满目疮痍。到洪武二十年（1388年），各州县仍然“居民鲜少”，就连肥沃的成都平原也还有数万亩良田“荒芜不治”，明朝开国后一百多年尚不能恢复历史旧景。三吴中心城市苏州，也“里邑萧然，生计鲜薄”，如雨打残荷，秋风败叶。当时的历史名城扬州被张明鉴等部队掠夺，只剩下18户人家。徐州被元军血洗，男女老幼无一幸免，到明初依然是“白骨蔽地，草莽弥望”的鬼蜮之地。
明朝开国以后，南征与北伐在继续。残元部队长时间控制着东起辽东，西至陕甘的广大区域，明昇政权存在到洪武四年；云南旧元梁王坚持到洪武十四年。元末社会经济的全面崩溃和长时间的战乱，使民心思定，向往稳定的生活。广大民众迫切期望朱元璋能够废除元朝的暴政，重新分配土地，减轻赋役负担，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朱元璋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决心满足饱经战争之苦的民众的这一需求。他提出了“安民为本”“养民者必务其本”“民者，国之本也”等治国安民的方针。民不安，则国不宁。朱明王朝刚立国不久，只有发展农业，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活保证并使其拥有从事简单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才是立国之根本。
在朱元璋看来，“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让百姓衣食无缺，生活富足起来，是统治者应尽的责任，也是维持国家安定的根本。他指出：“百姓富裕了，国家才能富强；百姓安逸了，国家才能安定。百姓贫穷困苦而国家富强安定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的！”他多次告谕说，“百姓富裕了，就会与政府亲近；百姓贫穷了，就会与政府背离。所以，百姓的贫富，关系着国家的兴亡！”
据统计，在朱元璋统治的31年时间里，他下诏减免赋税和赈济灾民达七十余次。他规定，凡各地发生灾害，当地官员必须及时上报朝廷。如地方官隐瞒不报，当地的人民可以直接向上申诉。一经查实，该地方官就要被逮捕严惩。有一年，湖广荆州、蕲州发生水灾，朱元璋命户部主事赵乾前去赈济，赵乾竟拖延了很长时间才到，致使一些百姓活活饿死。朱元璋知道以后，立即下令将赵乾处死。还有一次，山东青州发生旱灾和蝗灾，有关部门没有及时奏报，朱元璋就将有关官吏全部逮捕治罪。再有一次，江西彭泽粮食欠收，当地官员没有及时赈济，以致有卖儿鬻女者，朱元璋下令将彭泽知县施以杖刑。为了防止公文往来耽搁时间，使受灾百姓能够及时得到救济，后来朱元璋还规定，凡遇饥荒，各地方政府应先开仓放粮，然后再上报朝廷。
朱元璋告谕全国官员说：“天下刚刚安定，百姓财力困乏，就像刚会飞的小鸟，切不可拔它的毛；就像新种植的小树，切不可摇它的根。必须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他自己也比较注意爱惜民力，尽量少打扰百姓。在建筑宫殿时，他只求坚固，不讲华丽。宫中的空地，有人建议应建立台榭苑囿以供游憩，但朱元璋不肯，他让人在空地上种植蔬菜，供宫里人食用。朱元璋自己不肯妄兴工程，也不准各级官员浪费民力。他规定各级官府凡有“劳民之事”，必须先行奏请，得到批准才可开工，不得擅自动用百姓的人力和物力。如非兴建不可的工程，像城防、桥梁、河渠等，也要在农闲时节进行，不得妨碍农务。朱元璋的这些举措，有助于民力的休息和经济的复苏，的确起到了“安民”的良好作用。
朱元璋对农民的认识，也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知道农民有一定的狭隘心理和纪律松散性。因此，在休养生息的过程中，进行民屯，就是采用一种强制方式把一部分农民迁到地多人少的地方去，也就是“招徕耕种，以实中厚”，政府给予耕牛、农具、种子等，并免征三年赋税。洪武七年（1374年），从江南迁移14万户到凤阳。九年（1376年），又迁山西及河北真定等处无产业者到凤阳屯田。十五年（1382年）迁移广东番禺、东莞、增城等处二万四千人到泗州屯种。二十一年（1388年），迁山西泽州、潞州无田农民往河南闲旷地方屯种。二十二年（1389年），迁江南苏州、松江、杭州、湖州、温州、台州各府无田农民到淮河一带屯种。二十五年（1392年），迁山东登州、莱州无田农民五千六百多户到东昌府耕种。二十八年（1395年）又规定，青州、兖州、登州、莱州、济南五府，凡农民家有五丁以上而田不到一顷的，以及无地农民，都要分丁到东昌府开垦荒田。此外，朱元璋还采取招募农民屯种和发配罪人屯种的办法，以增加地广人稀地区的劳动力。
元朝末年，土地兼并异常严重，农民被迫流浪迁徙。朱元璋采取措施尽力使人口附着于土地。他发布诏书让流民回籍耕种，这种民屯，是行之有效的。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实行军屯。
军屯是朱元璋汲取历史经验，从汉武帝和曹操那里学来的办法。其目的是“寓兵于民”，即让士兵们“且耕且战”，养兵而不累民。早在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在江南设立民兵万户府，让士兵们在应天附近屯田，自给军粮，很有成效。明朝建立后，朱元璋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广泛推行军屯。这样，各卫所的士兵都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守御操练，称操守旗军，是战斗部队；另一部分下屯耕种，称屯种旗军，是生产部队。操守与下屯的比例，按规定是七分屯种，三分守城，但实际上，各地情况不同，屯、守的比例也各异。据估计，明初屯田士兵总数，当在一百四十万人以上。士兵屯种的田地，由政府拨给，一般是每人五十亩，政府同时还要提供耕牛、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在洪武时期，军屯取得巨大成就，屯田面积达到了九十万顷左右，军粮基本能够自给自足。朱元璋为此曾自豪地说：“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
为解决驻军的粮饷问题，朱元璋还进行了商屯。商屯，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民屯。在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推行“开中法”，就是利用食盐专卖权，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区的粮仓，政府按照纳粮数量给予盐引（即贩盐许可证），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取食盐，再运到指定的地区去销售。因路远运粮不便，商人们便雇人在边地屯垦，把收获的粮食就地缴纳官仓，换取盐引，当时人称为“商屯”。商屯的开展，既充实了军队粮储，又促进了边区开发，发挥了积极作用。
朱元璋推行的这三种屯田制度，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实现了“田野辟，户口增”的目标。耕地和人口的增加，为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朱家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实行休养生息的过程中，朱元璋进行了田地和人口的清查，编制成册。在元末长期的战乱中，各地的田地簿籍大多散失，保存下来的和实际土地占有状况也早已不相符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在占领区进行土地清理，编造图籍，据此确定赋税和徭役。如至正十八年（1358年），在徽州让人民“自实田”，即自己如实报告田产数额。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又下令“使民，实田，集为图籍”，并对各人自报数额进行复核。所谓“图籍”，是南宋以来流行于江南地区的一种土地簿籍，其中记载着每块土地的亩数、土质、方圆面积以及田主姓名等，并绘制成图，因图上田地一块挨着一块，很像鱼鳞，所以被称为鱼鳞图册。朱元璋在占领区进行的这些土地清理，虽然不是很彻底，但也颇有成效，为他顺利地征发赋役、争霸天下奠定了基础。
朱元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在明朝刚建立后才几天，他就派人到土地隐瞒最为严重的浙西地区去核实。临行前，朱元璋告诫说：“你们一定要据实办理，切不可徇私情，不可妄加、增损。否则，国法不容！”不久，朱元璋又命中书省议定役法。他指出，国家初建，工程量大，为了防止徭役过多地落到穷困农民身上，应采用验田出夫的办法敛派徭役。由于徭役负担是与田地多少挂钩的，土地清理就成为新役法能否成功的基础。经过中书商议，决定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到一顷的，用别的田补足，称为“均工夫”。洪武三年（1370年），根据上述原则，在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江西饶州、九江、南康等三府编制了均工夫图册，计田出夫，每年农闲时节，到京师服役30天。如果田多丁少者用佃户充役，要出米一石作为佃户的补充费用。如果雇佣他人应役，则要每亩出米二升五合。“均工夫”役的推行很利于土地清查，从此处也可看出朱元璋存在着农民平均主义的思想。
朱元璋推行的户籍清理运动还没完成的时候，北方地区的局势就已经基本稳定下来。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朱元璋下了一道口谕给户部，命令清查户口，推行户帖制度。这道口谕保存下来，成为洪武年间传世的为数极少的白话谕旨之一，特照录于下：“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作军。钦此。”
朱元璋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改革措施上，都很有力度。他在口谕中设计的清查程序，既严密又严酷。先由中书省印造户籍户帖，印制时户籍与户帖两联合为一纸，在骑缝处统一编号，加盖印章，户籍与户帖上各有印章的一半，称为“半印勘合”，下发到各地方政府；然后由户部发布榜文，让各地方政府通知所辖百姓，都到官府去登记自家的户口和财产情况，经初步核实后，官府发给每家一份户帖；然后再调派军队下到乡村，按照登记底册挨户比对，逃避比对者或经比对所报不实者，一律发配充军；有关官吏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立即处斩。在清查完毕后，户籍上交户部留存，户帖则由各户收执。朱元璋利用军队清查户口，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平定下来，军队不用再出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不相信官吏，认为军队才能更好地贯彻他的意图。
朱元璋的清理整顿，有利于土地、户口的管理规范化。这都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提高了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不大力兴修水利，推广经济作物，就不能真正做好休养生息的工作，也就无法富国强兵，实现人民安居乐业。朱元璋有躬耕的亲身经历，所以，他始终重视水利建设。在朱元璋的督导之下，洪武年间，各地政府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洪武元年（1368年），修筑和州铜城堰闸，周围二百余里。洪武四年（1371年）修复广西兴安县灵渠，筑有三十六陡渠，可以灌溉农田上万顷。洪武六年（1373年），动用民工二十五万人，疏浚开封府自小木到陈州沙河口的十八道河闸。同年，从松江、嘉兴佥发民工二万人，开浚上海胡家港，直通海上。洪武八年（1375年），命长兴侯耿炳文督率疏浚陕西泾阳洪渠堰，可以灌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等县田二百余里。洪武九年（1376年），修筑四川彭州都江堰。洪武十二年（1379年）宁夏卫修筑汉、唐时代的旧渠，可以引黄河水灌溉田地数万顷。洪武十四年（1381年），修筑浙江海盐县海堤，又征发民工二万人修筑开封黄河大堤。洪武十九年（1386年），修筑福建长乐县海堤，防止了海潮侵淹农田，人民大受其利。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调发淮安、扬州、苏州、常州四府民工二十五万人，修筑崇明、海门溃决的海堤一百六十余里。朱元璋兴修水利一直持续到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朱元璋曾说：“耕稼是衣食的根本，民生的保障。朕曾命令各地兴修水利，可地方官们不及时执行，致使百姓深受其害。现在派你们到各地去，要召集官吏民众，趁农闲时节，因地制宜，周密规划。凡是可以蓄水以防旱、泄水以防涝的陂塘湖堰，都要加以修治。但也不要妄兴工程，祸害百姓。”水利工程的广泛兴修，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了土壤质量，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朱元璋十分提倡经济作物的种植，甚至还采取强制性措施加以推广。朱元璋运用行政手段强制种植经济作物，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但在当时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且也富有成效。据学者估计，明初全国种植的各类经济果木在十亿株以上，这个成绩是巨大的。明代以前，百姓穿的都是麻衣，在朱元璋的鼓励下，明初棉花的种植获得大发展，棉布已经成为百姓的通用衣着，这是服装面料方面的一次重大变革。总体来看，朱元璋推广经济作物的做法，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内容，提高了抗御灾害的能力，也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原料，为以后丝织业、棉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俗话说：“创业不易，守业更难。”朱元璋躬行修身，静心养性。从现实出发进行休养生息，分配土地，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为朱家王朝的统治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对于朱元璋的这一番作为，有人视之为“爱民如子”，有人看做为朱元璋对农民阶层的血缘情感。事实上，朱元璋的所作所为集中体现出他对稳定农民阶层重要性的充分认识，民兴才会业兴，业兴才能国兴，朱明王朝才能传之万代，臣僚们亦可分享富贵荣华。若民不聊生，就会民怨沸腾，臣僚的富贵荣华也将随之失去，皇位也不得保全。
4.以身作则，提倡节俭
节俭是兴盛的征兆，奢侈是衰亡的先声。汉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治”。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唐太宗李世民等都特别注重节俭。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对农民生活的艰辛有切身的体会。登上皇位后，还能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这是难能可贵的。
朱元璋是一个提倡节俭的皇帝，由于他出身贫苦农家，不仅深深体谅农民生活的艰辛、物力的艰难，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自古王者之兴未有不由于勤俭，其败亡未有不由于奢侈。”这是他总结前人历史经验教训后告诫后人的一句名言。他在位期间，大力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他常常对大臣们说：“珠玉非宝，节俭是宝。”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正式称帝。他把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提到国家兴亡的高度。他命令有关部门将他用的车轿须用金子装饰的部分一概用铜代替。有人认为这项费用小，算不得什么，他却正色地说：“天子富足四海，不是吝惜这一点，节俭是我提倡的，我自己不以身作则，又有什么理由让大家这样做？况且奢侈腐化以至误国，追其根源都是由小到大的。”平定川蜀明朝建立后，按计划要在南京营建宫室。负责工程的人将图纸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全去掉了。有个官员想用好看的石头铺设宫殿地面，也被他当场狠狠地训了一顿。
有一次，方国珍派人送给朱元璋一个饰满金玉的马鞍，朱元璋坚决不收，并对来使说：“现在国家还不稳定，所需要的是大批的人才，所急用的是粮食布帛，金银宝贝没有什么用，不是我所喜爱的。”元朝的降将张相昶暗中派人上书朱元璋，劝他及时行乐，朱元璋看后大怒，将他的书信一把火烧掉了，并且说：“这个人是想当赵高呀！”陈友谅有一张镂金床，做工极为考究，江西行省得到之后，将此床送给朱元璋，他看后却说：“这同孟昶的七宝溺壶有何两样！”于是下令将其毁掉。
朱元璋还反复告诫官吏们不要骄奢淫逸。对那些廉洁奉公、勤俭朴素的官吏，朱元璋厚加奖赏，以资鼓励。
大将徐达战功卓著，但却从不恃功自傲，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小房子里。朱元璋得知后就给他盖了座新宅院，并在院门前立下牌坊以示表彰。而对那些奢侈的官吏，则严加惩罚。
有一次，一个散骑舍人穿了一件十分华贵的衣服在宫中行走，朱元璋看到了，就问他：“这件衣服得花费多少钱呢？”他回答说：“五百贯。”朱元璋说：“五百贯钱，这足够一个数口之家的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了，而你却拿来做了一件衣服，如此骄奢，简直是太糟塌东西了。”立即命他将衣服脱掉，不许再穿。还有一次，他看见两个宦官穿着新靴在雨中走路，顿时大怒，斥责他们说：“一双靴虽是件微不足道的东西，但也都是百姓的血汗做成的，从种棉到成靴绝非一日之功，而你们却竟敢如此的不爱惜！”下令对那两名宦官处以杖刑。
为教育子孙不忘创业的艰难，朱元璋还命人把自己的艰难经历画在了宫殿里，并告诫子孙们说：“富贵易骄，久远易忘，后世子孙长在深宫，只看到富贵，习惯了奢侈，不知道祖宗起家的艰难，现在你们要朝夕看一看我的经历，不忘祖本。”他还规定，他的儿子们如要外出，近的一律步行，远的也只能骑马走十分之七，剩下的十分之三必须步行。他说：“上面朴素节俭，帝业方可久传，后世子孙，必须守此法。”有一次，他的儿子们跟从他外出，朱元璋便特意叫手下人带头，沿途到农民家中一家家地察看，看他们家里的器具物品和日常饮食。回到宫中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们说：“你们都看到了吗？农民们身不离田地，手不离犁锄，一年到头劳作不停，从没有休息过。可是你看他们，住的不过是茅草屋，穿的不过是粗布衣，吃的不过是粗茶淡饭。而国家的经费却要全部由他们负担！所以我特意让你们知道，以后凡是吃穿住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生活的艰辛，要尽可能地使百姓免于饥寒。如果不顾一切，只知横征暴敛，老百姓就没有活路了！”
朱元璋不喜欢喝酒，因此他曾多次发布限制酿酒的命令。他不爱奢华，讲究实际。他命令太监在皇宫墙边种菜，不要建造楼台亭阁。为了让儿子们得到锻炼，他命令太监织造麻鞋、竹签自用。在朱元璋的影响下，后宫中的嫔妃也十分注意节俭。她们从不追求打扮，穿的衣裳也是洗过很多次的旧衣服。
由于朱元璋提倡节俭，反对奢侈，再加上政治、军事等方面一系列有效措施的实施，使得大明王朝日益巩固，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5.贪我6两，枭首剥皮
在持家理财方面，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是历代帝王中最精打细算的一位。这对巩固和加强朱氏家族的统治是非常有利的。
贪污腐败是历朝历代都存在的问题，它会危害到皇帝的宝座和国家的安危。按现代的观点来说，贪官贪污的钱款不管是国家的还是接受个人所得的受贿款，最终损害的都是人民的利益。而在封建社会，贪污损害的可是皇家的利益。在那个时代，国家的钱对皇帝来说，就是自己的钱。谁也不愿意别人拿走自己的钱，因此历朝历代都在反腐败。朱元璋是由贫民走上皇帝宝座的，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让他刻骨铭心。因此，坐上皇位的朱元璋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
朱元璋制定的《大明律》，对官吏的贪污腐败处罚特别严厉。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经查清，一律发配到北方荒漠中充军。官员若贪污赃银6两以上，就会被处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命在各府州县衙门左侧设皮场庙，就是剥皮的刑场，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堂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
朱元璋对自己制定的法律带头实行，而且执法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
明初，朱元璋在边境地区实行茶马贸易，用内地的茶叶换取边地马匹。为了保证这一贸易的正常进行，他下令兵部严禁私贩茶叶。可是私贩茶叶到边境的事情还是屡禁不止。于是他不得不重申禁约，颁发到四川、陕西官府和卫所，严禁私贩。在这种情况下，驸马欧阳伦仍派家人周保去边境贩茶，从中牟取暴利。周保等人所到之处，横行霸道，骚扰严重。陕西布政使司官员不敢惹驸马家人，只得俯首听命，为他们征派民车数十辆。经过兰县（今甘肃兰州）河桥巡检司时，周保等人对小小的巡检司官吏更是蛮横，稍不如意，便拳打脚踢，百般侮辱。小吏忍无可忍，愤而上告。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他不但处死了周保等人和布政司官员，而且把驸马欧阳伦也一并赐死，并嘉奖了河桥巡检司小吏。欧阳伦是安庆公主的丈夫，而安庆公主是马皇后亲生，因此很受朱元璋的宠爱。欧阳伦做了十几年驸马，但他触犯了朱元璋的法令，朱元璋为了维护法纪，整肃吏治，宁可让自己钟爱的女儿做寡妇，也不肯曲法赦免欧阳伦。为了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决心，是任何人都不可动摇的。
朱元璋对贪污之官，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比如，六部之中有人贪污受贿，则必深究赃款自何而来。如果是布政司行贿于六部，则拘布政司来，审问这些赃款从何得来。如果他说是从知府那里得来，则拘知府至，问赃何来，必指于州。州亦拘至，必指于县。县亦拘至，必指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
洪武十八年（1385年），御史余敏等告发北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赵全德等人，伙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命令司法部门依法严加追查。这个案子后来又诛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高级官员和许多布政使司的官员。贪污盗窃的钱折成粮食达二十四万多石。案件查清后，朱元璋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尸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及各地方布政使司以下的官员有上万人被处死；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被逮捕入狱，严加治罪。各地卷入这个案件的下级官吏、富豪，被抄家处死的不计其数。
此案令核赃株连之人遍天下，中产以上民家被抄杀者不计其数。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诛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被贬黜或杀头。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自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设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
郭桓案发生后他更加强了在治贪方面的手段，制定了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在全国财政管理上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等。后又把“陌、阡”改写成“佰、仟”。汉字数字大写，在技术层面上确是重要的举措，堵住了账册上的一个漏洞，所以一直沿用到现在。
崛起于社会最低层的朱元璋，从自身的经历中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官僚系统的内部监控，是无法澄清吏治的，因而便想借助民众的力量，完善对地方官吏的监督机制。在《御制大诰》中有一条“民陈有司贤否”，规定：“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官吏，如果不是尊奉朝廷号令，私自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允许境内的耆宿老人，以及各处乡村市井的士人君子等，连名赴京奏状。状中要详细写明有关官吏的过失恶行，事实明确，朝廷将据以定罪，更派贤良官吏以抚育百姓。如果所在布政司及府、州、县官吏，有清正廉洁、抚民有方、使百姓生活安定者，上述人等也可连名赴京奏状，使朕知道当地官吏的贤能。”
在《御制大诰·耆民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中，朱元璋号召说：“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如果廉能官吏遭到不良官吏和同事们的诬陷排挤，一时不能明其公心，又因远在数千里外，实情不能上达，允许本处城市乡村的耆宿老人们赴京面奏。以使廉能官吏得到保全。自今以后，若想根除民间祸患，最好的办法，就是乡间年高有德的人们，或五六十人，或百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年终时共同商议确定，本境祸害百姓的有几人，造福百姓的有几人，赴京师面奏，朕一定根据耆老们的奏状，褒奖好官，罢免坏官，情节严重者治罪。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能按照朕的话，切实举行此事，天下就会太平了。民间如果不主动揭露奸顽，表彰廉能，朕就不可能及时知道，所以嘱托民众帮助朕做这件事。如果城市乡村中有包揽诉讼、把持官府，或挑拨煽动官吏害民者，允许四邻及当地人民赴京，据实面奏，朕将加以清除，安定百姓。君子一定要把朕的话放在心上，千万不能坐视纵容奸恶官吏人等害民。特此嘱托。”
《御制大诰》中还规定：各地政府对于进京面奏的百姓，不得阻拦。即使没有文引路条，也要放行。如有阻拦，官吏要被族诛。做出这一规定，朱元璋是想借助民间的力量惩治不法官吏，甚至像他所说的迫使官吏向善。皇上以爱民的救世主出现，允许百姓告官，使百姓成为保持官员廉洁的制约力，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由于朱元璋对吏的痛恨程度超过了对官的痛恨程度，因而在《御制大诰》中他对官、吏做出了不同的规定。他在《御制大诰》中规定耆民百姓可以到京师面奏本处官员善恶，而对于吏，则不必经过这种程序，老百姓可以直接捉拿、绑缚害民吏胥，送到京师治罪。在《御制大诰·乡民除患第五十九》中，他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和赋闲的吏胥，以及城市乡村中老奸巨滑的顽民，有专门包揽词讼、教唆害人、通同官吏祸害百姓者，允许城市乡村中贤良正直、愿意为民除害的豪杰人士，共同商议，将害民者绑缚起来，送到京师，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一律枭令。途中经过关津渡口，把守人员不得阻挡。”
在《大诰三编》中，朱元璋又写上10条“民拿害民该吏”，诰文说：“以前任用的官员，都是不才无籍之徒，上任后，勾结吏员、皂隶、不才耆宿及一切顽恶泼皮，夤缘作弊，害我良民多矣。像这类无籍之徒，贪心无厌，作恶不止，若不加以禁止，民何以堪。此诰发布后，你们高年有德的耆民，以及青壮年豪杰，务必帮助朕，给良民创造一个安定环境。如果想依靠官员们替百姓辨别曲直，朕即位十九年来，还未见到一个这样的官员。今后各地官吏，若有在办理诉讼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受冤枉的人可以邀集四邻，到衙门捉拿刑房的吏胥，送到京师来；若有采买物品不按价付钱的，就把礼房的吏胥捉拿来；若有赋役不均、差贫卖富的，把户房的吏胥捉拿来；若有借举保人才扰害百姓的，把吏房的吏胥捉拿来；若勾补逃军时有卖放正身、用同姓名者顶替的，邻里对证明白，就帮助被害人家将兵房的吏胥捉拿来；若有借工程科敛、卖放应役工匠的，把工房的吏胥捉拿来。如果百姓遵从朕的命令，切实举行，不出一年，贪官污吏就都变成贤人了。为什么这样讲？就因为良民都能辨别是非，奸邪官吏难以横行，这样官吏们就会都被逼得变成好人了。各地官员人等，敢有阻挡百姓拿送害民吏胥的，一律诛灭全家。”
在朱元璋的号召下，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全国掀起了一个捉拿害民吏胥的浪潮，大量吏胥被绑送到京师，除情节严重者处死外，绝大多数都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后来，朱元璋制定“合编充军”条例，专门列有“积年害民官吏”一款，为将捉拿的害民吏胥发配充军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然而，贪污之风终明一代也没有好转过，虽然在朱元璋不断的残杀之后，略有好转，然而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明代政府官员的工资太低，严重影响到官员们的日常生活，贪污就成了必然。在朱元璋看来，官员只是用来干活的，自己拿着钱养活他们，他们还敢贪污，那还得了？如果用现代人的观点来说，朱元璋肯定不是一个好雇主，在他手下干活，不仅吃饭有问题，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朱元璋把官员看成了工具，而没有从制度上去改善官员的待遇，贪污自然是越演越烈了。
6.废丞相，集大权于皇帝一人
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消除了帝权与相权之争，集大权于皇帝一人，从而避免了像霍光、曹操、司马氏父子和桓温等人的“专权”，甚至于“篡位改朝”，对巩固和加强朱氏家族的统治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本来该由丞相处理的政务却留给了皇帝。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主要在于统治，而不是事事躬亲。皇权加强的弊端是为维持这种极权统治而采取的各种严厉野蛮的镇压手段，制造血腥大屠杀，给明代社会的发展投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从历史上看，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开始，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而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宰相），是辅弼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手中同样握有重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权力分配上的不均，帝权与相权之间始终互为消长，不断发生冲突。这种矛盾斗争的结果，一方面表现为宰相的“专权”，甚至于“篡位改朝”。譬如霍光、曹操、司马氏父子和桓温等人，就是以相权压倒帝权的典型人物。另一方面，历代有所作为的君主，无不采取措施限制相权的膨胀。伊尹放太甲，成王疑周公，便是例证。
朱元璋登基之后，深感丞相的权力对他的帝业终究是个威胁，便在暗中计划废除丞相，以皇帝兼行相权的职责。朱元璋说：“秦代设相，是祸起源。宰相权重，指鹿为马。后来各代不以设相为鉴戒，相沿旧制，往往带来祸患，原因就在宰相擅专威福。”为此，他逐步推行集权计划，削弱相权，直至废相，铲除了心腹之患，终于使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当然，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朱元璋废除丞相制的措施并不到位。
在废除丞相之前，朱元璋首先是对丞相之位的人选进行了几次大的调整。在明初，淮西勋贵与非淮西大臣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淮西勋贵都是早期追随朱元璋的旧将，朱元璋对他们非常倚重。
朱元璋登基后，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左比右大，李善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由于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掌握在李善长手中。之后，李善长的儿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朱元璋对淮西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颇存顾忌，于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为名，让李善长告老还乡，其实李善长时年仅五十八岁。在有意撤换李善长之前，朱元璋还曾经向刘基等人请教合适人选。
刘基说：“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朱元璋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刘基连忙顿首道：“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必然会受到排挤，故而坚决不肯任相职。朱元璋又问：“杨宪何如？”刘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
朱元璋又问及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朱元璋听后默然无言。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任用了善于逢迎的胡惟庸。刘基叹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胡惟庸得知后，便对刘基忌恨在心。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基的话果然还是有道理的。
因李善长的提携，胡惟庸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由于他的精明干练很快便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这期间，胡惟庸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为妻，结成姻亲，使得他与李善长的关系更进一步。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加上李善长的旧属们也极力帮助他，胡惟庸可谓如鱼得水。由于他逢迎有术，渐得朱元璋宠任。到洪武十年（1377年），胡惟庸当上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独揽丞相之权。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独揽丞相大权，日益骄横跋扈，生杀黜陟，为所欲为。内外诸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阅，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就隐匿不上报。他任意提拔、处罚官员，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功臣武夫失意者，都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帛、名马、玩好，不计其数。胡惟庸一时间权倾朝野，许多人都看他的脸色行事，而敢怒不敢言。
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朱元璋也略有察觉，对他的擅权则非常不满。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胡惟庸等人未及时引见占城贡使，又与礼部互相推卸责任，朱元璋一气之下，将他们尽行囚禁。由此不难看出，此时胡惟庸已经受到朱元璋的严重猜忌，其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涂节上书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处死。然而，胡惟庸被处死后，胡惟庸案远没有结束，朱元璋把胡惟庸案当作一个捕人的巨网，并不收绳，随心所欲地陆续往里装人。而且他也明知，胡惟庸案根本构不成死罪，他必须罗织更多的罪名，把此案定成铁案，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后来，朱元璋又给胡惟庸添上了一个十恶不赦的通虏的罪名。
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事发，经审讯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谋反案有了进一步的证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又捉拿到奸人封绩。封绩本是元朝的旧臣，后来归降于明。据说他经常往来于蒙、汉之间，曾经为胡惟庸给元嗣君送过信，胡惟庸在信中称臣，并请元嗣君出兵为外应。这一下，胡惟庸通虏的罪名更加确凿了，而且，李善长也被牵连了进来。原来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大将军蓝玉出塞时，在捕鱼儿海地方就俘获过封绩，但是由于李善长施加影响，就把封绩给放了，并未上奏。这次封绩又被捕入狱，李善长自然难逃干系。
恰逢当时李善长为了娱老而大兴土木，因缺少工人，向信国公汤和借用卫卒三百名，以供营建。以营卒为工役，这种事情本是常事。但汤和胆小怕事，又不敢得罪李善长，因而表面应允，暗中却向朱元璋报告，这无疑是说李善长私自集结兵力。碰巧的是，京中吏民为党狱诛累，坐罪徙边，约有数百人，其中有一个叫丁斌的，是李善长的私亲，李善长便替他求免。由于朱元璋对李善长的猜忌之心日重，他不但没有答应李善长的请求，反而命令将丁斌拿获。由于丁斌曾经供事胡惟庸家，在审讯中就供出了不少李、胡两家的往来之事。这样，便认定了李存义、李佑父子伙同谋叛的罪状，立即将他们从崇明岛拘捕进京，重新审理定罪。
接着，朱元璋便颁布严敕说，李善长以“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在打天下时被朱元璋赞为萧何的77岁的李善长被赐死，其妻、女、弟、侄等一门七十余人被杀。只有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及两个儿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免死，流徙江浦。到此，胡惟庸案才算告一段落，网绳暂时收起。十余年来，粗粗算去，朱元璋为此案共杀了三万多人。
很明显，这是一个冤案，史学家每每论及此处，就会反讽：岂有首逆已死，同谋之人十余年始败露者？这只不过是朱元璋以胡惟庸案借题发挥，阴使狱词牵连到所有的人，以实现他的草禽之计罢了。
胡惟庸案一方面是导致大批功臣元勋被杀，另一方面是朱元璋借此废除了丞相制度。丞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将近两千年之久，中书省撤消以后，中国的丞相制度从此取消。明朝从此不再有丞相，“救时宰相”于谦、“奸相”严嵩、张居正，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丞相或宰相，而是内阁大学士或首席大学士了。
没有了丞相，皇帝的权力马上就增大了，皇帝直接统辖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控制了一切生杀大权。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敕谕廷臣说：“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废除丞相虽然使得朱元璋一人大权独揽，牢牢地将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满足了他个人强烈的权力欲，但此后六部处理的政务，事无巨细，最后全都汇总到他的手里。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废相之后，以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为例，8天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共1660份，合计3291桩事。也就是说，朱元璋每天平均要看200个报告，处理400多件事情。如此繁多的政务，朱元璋即便是精力过人，也仍然会因应接不暇而心力交瘁。尤其是定制、拟旨、批示等都要笔之于书，写成文件，此类的文书工作，更不是一个人所能操持应付的。故而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朕尝思之，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为了解决这一新的难题，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和十五年（1382年）十一月，独裁勤政的朱元璋先后设置了“四辅官”和“殿阁大学士”，让他们襄助侍从，以备顾问，并协助自己批阅奏章，处理政务。殿阁大学士的设立，标志着明代内阁制度的萌发。内阁制度的萌发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朱元璋要大权独揽而又无法不任用辅臣的必然结果。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起，相权便作为皇权的补充而存在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皇权的制约机制。尽管历朝历代在皇权与相权的分配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相权作为皇权的重要制约机制的作用是一直存在的。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使皇权在不受任何制约的条件下运作，标志着专制制度达到了极致。
废除了丞相制，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得以基本解决。君权空前膨胀，这对于大明朱氏江山的稳固，自然是极为有利的。在明代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前后在位的皇帝多达数十名，其中，有好几位是在童年时代便成为九五至尊的，有好几位则多年避居深宫，倦于理事。但尽管如此，君权还是极为牢固，并不曾出现过权倾一朝、觊觎皇位的人物。这自然与丞相制的废除有着莫大的关系。而与君权的空前膨胀相比，阁臣的作为则相形见绌。明代的阁臣绝大多数是由进士而翰林，然后再拜命入阁。这些人的人生道路基本是靠书本铺砌的，一生久在翰苑，舞文弄墨，从总体上看，他们都缺少长袖善舞的政治实践经验。像宣德年间的“三杨”和万历朝张居正那样的权臣，毕竟是凤毛麟角。在张居正当朝的时期，内阁权威曾发展到了顶峰，但这个“震主”的权臣却最终祸发身后，惨遭抄家之祸。其他的内阁辅臣大多庸庸碌碌，只知恪守皇明旧章，而极少勇于任事、敢言直谏者。于是，明代阁辅有许许多多的绰号，如“纸糊三阁老”“万岁阁老”“刘棉花”“伴食中书”“青词阁老”“土木偶”“魏家阁老”“门生宰相”和“清客宰相”等等。
朱元璋一方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一方面又实行与之相矛盾的政策，分封诸皇子为王，使其“屏藩皇室”。朱元璋实行分封制度的目的，一是在于加强对北方蒙古的防御，一是为了防止朝中奸臣篡夺皇位。朱元璋规定诸王可以“移文取奸臣，举兵清君侧”。虽然为防止诸王跋扈难制，朱元璋又允许以后皇帝在必要时可以下令“削藩”，但分封诸王为后来的皇位之争埋下了祸根。
7.封王建藩，加强皇室力量
在处理“国”和“家”的问题方面，朱元璋算得上是处理得最好的一个。通过封王建藩，朱元璋把“国”和“家”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使“国”变成了“家”，使“家”变成了“国”，“国”和“家”真真正正地变成了一个“国家”。不但巩固和加强了朱氏家族的统治，而且使朱氏家族的统治也演变成了国家的统治。
为了确保朱明王朝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朱元璋一方面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其具体的办法就是分封诸王。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他分三次把自己的24个儿子和1个孙子都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想通过他们来屏藩王室。朱元璋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明太祖实录》卷五一）群臣对此自然都不敢反对，逢迎朱元璋是“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
元朝有户领分封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源于蒙古时期对战争中俘获的人口、财产的分配。元代诸王主要是从封地分取赋税收入，并非裂土为王。朱元璋继承元朝旧制而有所损益，明代藩王“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明史稿》列传三，诸王）。诸王虽分封各地，拥有爵位，但藩府之外，没有封地和臣民。由朝廷颁给“宗禄”。除宁王、燕王、晋王拥军防边外，其余诸王只能拥有少数护卫军。在朱元璋看来，分封皇室子孙控驭各地，防止外姓臣僚跋扈，便足以“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使国家固若金汤，而长久之计，莫过于此了。
明初封建诸王除了屏藩国家之外，还要对付残存的北元势力。所以，朱元璋赋予了某些藩王带兵统军的大权，分封习兵事的皇子于北边军事要地，皆预军务，习称“塞王”。他们中间的诸如燕王朱棣等人在长期的军事活动中得到应有的锻炼，军事指挥才能日益提高，而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
朱元璋虽然分封诸王，但是对诸王的要求一直是很严格的，所以，诸王尽管权力比较大，然而对于朱元璋一直都是敬畏有加的。朱元璋作为他们的父亲和皇上，也自然很难站在另外的角度来考虑诸王对于国家的某种潜在的威胁。然而，有识之士对此却是洞若观火，明初著名能臣卓敬、叶伯巨等就曾先后上书过分封的弊端。
卓敬说：“京师，天下视效。陛下于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饰与太子埒，嫡庶相乱，尊卑无序，何以令天下？”而叶居升的论证就更加理论化了。早在洪武九年（1376年），训导叶居升就“应诏陈言”，极论朱元璋“分封太侈”的隐患：“《传》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国家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竟之弊，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之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
在点明了诸侯藩王尾大不掉的隐忧之后，叶居升进一步力排众议，深入分析了“疏不间亲”论点的害处：“今议者曰‘诸王皆天子亲子也，皆皇太子亲也’。何不摭汉、晋之事以观之乎？孝景皇帝，汉高帝之孙也。七国之王，皆景帝之同宗又兄弟子孙也。当时一削其地，则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之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拥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云扰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记今，昭昭然矣。”
在举出了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的鲜明例证后，叶居升还在奏表中为朱元璋出主意：“昔贾谊劝汉文帝早分诸国之地，空之以待诸王子孙，谓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愿诸王未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圣贤之德行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辅，可以与国同休，世世无穷矣！”
然而，此奏章却激怒了朱元璋，他认为叶居升居心叵测，离间皇室，马上将叶居升从家中逮入大狱，拷打至死。此后，就分封诸王之事再无敢言者。
叶居升的远见在后来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其实，就朱元璋自己而言，他也不是不知道分封的利弊所在，然而由于他地位的特殊，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如何之大，直到卓敬等人一再指出后，他也不得不承认“尔言是，朕虑未及此”。当时朱元璋肯定也知道会有这种后果，但是为什么他还这么做呢？或许朱元璋是这么想的：让自己的儿子割据一方，即使发起战争，也还是自己的子孙当皇帝，总比别人抢去要好得多。而这也直接导致了他选择的接班人被自己的儿子抢走了皇位，酿就了靖难的苦果。
8.杀功臣，除后顾之忧
同样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家族的统治，唐玄宗李隆基外贬功臣使其悠闲自保，宋太祖赵匡胤则杯酒释兵权，而朱元璋却是疯狂地屠杀功臣。与他们相比，朱元璋手段真是卑劣至极。
朱元璋收兵权就同他废相一样，并非一步到位，而是首先着眼于机构的调整，阶段性地削弱中央军事机构的权力。这其中最费脑筋的，是军队和统帅的关系问题。要打仗必须任命统帅，但是在战事结束以后，如何收回这个统帅权呢？不收回，将帅有固定的直属的大军，一旦有变故，他的统治是不牢靠的。要收回，采取什么方法？
元朝兵权主要由大都督府所掌握，任何将领调动都需要通过大都督府，这无形中会对皇帝的权威造成影响，鉴于此，朱元璋在废除了中书省的同时，就借势把大都督府也撤消了，同时又设立了前、后、左、中、右五个都督府，每个都督府又设了两个长官，即左、右都督，两人都有自己的都司及卫所。朱元璋又明确规定：五军都督府管理兵籍及军政，但是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兵部掌管军官的提拔并且制定军令，但不能直接指挥军队。如果要调动军队，则由皇帝直接负责，然后从卫所中调动部队并且委派将领。将领出征时有印在身，以示皇帝的权威；战事如果结束，印必须交回，各个卫后的士兵则各回本队。这些办法的施行，达到了永久性削弱中央军事机构权力的目的。
但朱元璋并不满足，原因是在国家趋于安定后，随之而来的是功臣武将骄横放肆，皇权与将权的矛盾不断激化。洪武年间发生了蓝玉案，正是这种矛盾激化的结果。
蓝玉，凤阳定远（今属安徽）回族人，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关于蓝玉早期的历史，史籍记载不详，只说他是常遇春的妻弟，作战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经常在朱元璋面前夸奖他，从而受到朱元璋的器重，初授管军镇抚，后升武德卫千户，旋改任亲军千户，积功至武德卫指挥使，地位不断上升。洪武三年（1370年），蓝玉被擢为大都督府佥事，进入明朝最高军事行政机构。
洪武十一年（1378年）秋，蓝玉率兵出征甘、青，次年取得胜利。朱元璋命置洮州卫，设官领兵驻守。师还以后，蓝玉被封为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进入明初新贵公侯行列。
甘、青平定以后，朱元璋用兵西南和东北，蓝玉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云南梁王巴扎剌瓦尔密在元朝灭亡以后，负隅顽抗，一再拒绝明朝招降，最后竟将明使杀掉，朱元璋于是决定派兵征讨。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蓝玉为左副将军，跟右副将军沐英一起，随征南将军傅友德率三十万兵征讨云南。“自九月朔出师，迄下云南，仅百余日”，次年闰二月，蓝玉、沐英率兵西攻大理，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其他一些民族地区，遣人招抚，大部不经战斗便归顺明朝。奉诏班师后，蓝玉因功加禄五百石，其女被册为蜀王妃。
东北的纳哈出是元朝世将，曾被明军俘获过，放还后仍与明朝作对为敌，据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一带屯兵蓄锐，待机南下，从东北方面构成对明的威胁。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蓝玉为右副将军，和大将军冯胜、左副将军傅友德率兵出击。六月，蓝玉率大军直趋前进，一路胜利，到达金山之西。纳哈出见久战不胜，便派人到大将军冯胜处请降，冯胜派蓝玉前往受降。蓝玉设酒宴款待纳哈出。纳哈出斟酒谢蓝玉，蓝玉不喝，一定让纳哈出先穿上他的衣服，才喝纳哈出斟的酒。纳哈出不肯，双方争执不下，形成僵局。纳哈出将酒洒在地上，和随从密语几句后想走。在场有人明白纳哈出话的意思，告诉常茂（常遇春子，冯胜婿，蓝玉外甥），常茂急忙上前阻拦，将纳哈出砍伤。回军路上，明军遭藏匿起来的纳哈出余众的伏击，损失惨重，三千殿后骑兵全部覆没。冯胜让常茂承担这个责任，常茂向朱元璋说明了情况，朱元璋说：“如尔言，胜亦不得无罪。”收回了冯胜的总兵印，命蓝玉行总兵官事。不久又在军中拜蓝玉为大将军，蓝玉成为明朝战时统兵的最高将领。
扩廓帖木儿死后，纳哈出降。但此时的北元势力虽经明军一再打击，但败而未灭，仍然构成了对明的威胁。击败纳哈出的当年，蓝玉为大将军，率兵征讨北元。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月，蓝玉率兵出发，自大宁进至庆州，闻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抄近路兼程而进。后经侦察得知元主营在捕鱼儿海东北八十里处。蓝玉命王弼为前锋，疾驰直击其营。元军仓促应战，伤亡惨重，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等数十人向北逃跑，蓝玉率精骑追赶，没有赶上，俘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妃、公主等数万人和大量牲畜，并得其传国玺、宝玉、金银印章等物，取得巨大胜利。元主北逃以后被人杀死，北元因此而四分五裂，不久灭亡。
蓝玉胜利班师，朱元璋闻讯兴奋异常，将蓝玉比作卫青、李靖，大加褒奖，回来后封凉国公。蓝玉的政治生涯、军事武功至此达到巅峰。
然而，蓝玉自恃有功，骄横不自检束。打败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后，他不仅私占掠获大量的珍宝、驼马，还将元妃占为己有。朱元璋闻此大怒，说：“玉无礼如此，岂大将军所为哉！”蓝玉班师至喜峰关，因已入夜，守关人未及时纳入，蓝玉怒而纵兵破关而入，朱元璋知道后很不高兴。蓝玉领兵在外，经常擅自升降将校，进止自专，诏令有所不从，甚至违诏出师。在朱元璋面前，有时也是举止不恭，语言傲慢，失君臣礼。更严重的是，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人，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他还强占民田，鱼肉百姓。百姓上告，御史官举劾，他竟将御史打了逐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官员告蓝玉同景川侯曹震等谋反，蓝玉被杀，诛连三族，坐党论死者一万五千人，史称“蓝狱”，是继胡惟庸案后的又一次大案，连称“胡蓝之狱”。
如此众多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为什么会毫无反抗地束手就擒呢？显然，他们没有任何要同朝廷作对的准备。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反谋。这也是一个冤案。那么朱元璋为何要杀了蓝玉？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导火线就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年仅三十九岁的太子朱标死了。按嫡长子继承制，皇位只能由皇太子的长子接任，而朱标的长子早已夭折，这时排行老大的朱允炆才十五岁。朱元璋诛杀权臣，就是想要为子孙铲除后患。
有一则记载说，当初马皇后去世以后，朱元璋一直处于郁郁不乐的状态，戮杀大臣的行为也更加恣意妄为。有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陛下您杀大臣杀得太多，恐怕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朱元璋听了以后不说话，沉默了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捡起来。面对长满刺的棘杖，太子觉得很为难。朱元璋说：“这根荆棘你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磨干净了，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所杀的人，都是将来可能威胁到你皇位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太子跪下来给朱元璋磕头，但心里却不同意朱元璋的观点，低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父亲您似乎不是尧舜那样的明君，否则哪来那么多乱臣贼子？你想，朱元璋听了这话能不生气吗？老皇帝气得搬起椅子就扔了过去，要砸太子，太子吓得赶忙逃走。
铲除权臣如同除掉荆杖上的棘刺，是为了便于掌握。虽然老将都已经被杀光了，但新起的蓝玉等人能征善战，强悍桀骜，让人很不放心。因此，为了孙子朱允炆，为了防备不测，对蓝玉这样的强臣，反也得杀，不反也得杀。然而，令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这却导致到了靖难之役时，南京朝廷竟无将可派，可以说朱元璋的分封外藩和大杀功臣直接导致了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失败。
9.特务统治，监视天下
为了巩固朱氏家族的统治，朱元璋居然用特务来监视天下，这是以往任何一位皇帝所不能比的。
朱元璋生性多猜，为了加强对大臣的监视，防止他们在背后捣鬼，开始时，他派遣一些检校、佥事等人暗中侦查大臣的举动。
检校即特务。顾名思义，特务仅仅是一个职务名称，在当时，它并没有形成正式的组织机构，这或许是因检校任务特殊，属地下工作者、隐蔽战线，不便于公开的缘故。检校的职责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他们的任务虽然单一，但却特别重要，因为告发他人的隐私勾当于朱元璋，是不需要层层上报的，所以检校们是可以直接面见皇帝本人的，且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这一点，连当时的高官显贵都望尘莫及。
洪武一朝，最著名的检校头子有高见贤、夏煜、杨宪等人，他们专“以伺察搏击为事”，即以特务工作为生。这几个人得势后，连朱元璋最亲信的李善长等人也怕他们，日夜提心吊胆。
检校们可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有女僧引诱华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朱元璋知道后下令把两家妇人连同女僧一起丢在水里。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吟诗：“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朱元璋对他说：“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出了一身汗，磕头谢罪。但朱元璋没有放过他，还是遣送他回老家了，说：“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矣。”宋濂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做人本分，性格诚谨，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从未“当奸人过”，即从没害过任何一个人，但他照样被监视了。有一天，他在家中请人喝酒，翌日，按惯例早朝，朱元璋严肃地问宋濂：“你昨天是不是在与人饮酒，那么客人是谁，吃的又是什么菜呢？”宋濂吃了一惊，如实做了回答。朱元璋笑笑说：“是这样的，你并没有骗我。”
在当时，检校中集聚了各种各样的优秀人才，其中就有画家。朱元璋曾在宋讷家安插了一个检校画家。一日，宋讷独坐生气，面有怒容。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为什么生气，宋讷大吃一惊，不得不如实说：“手下的奴才不小心把茶器打碎了，我愧失教，因此而生气。敢问陛下从何而知之？”朱元璋没说什么，只把那个检校画家画的画展现在宋讷面前，宋讷一看，这才明白。
即使退了休而没有公务的人，朱元璋也要监督他们。吴琳原先是个高级检校，曾身居“浙江按察司佥事”高职，他一直在朱元璋身边工作，负责他的衣食起居，可谓亲信中的亲信；后来擢升为兵部尚书。洪武六年，兵部改为吏部，吴琳又转为吏部尚书。吴琳告老回黄岗，朱元璋派人去察听，远远见一农人坐小杌上，起来插秧，样子很端谨。使者前问：“此地有吴尚书这人不？”农人叉手回答：“我便是。”使者复命，朱元璋听了以后，大加赞许。
曾经从敌方叛变过来的高级将领，尽管对朱元璋一向是忠心耿耿，但还是受到经他授意的检校们的重点监督。他这样说：“昔日，他们能投到我这边来，现在，或者以后，他们也能投到别人那边去。对这种人，我总是不放心的。”对降臣罗复仁就是如此。罗复仁曾经是陈友谅的编修，为人厚道，为政清廉，学问深奥，是陈友谅十分器重的人物，但是他觉得跟着陈没有发展前途，遂就“遁去，谒太祖于九江，从战鄱阳湖、围武昌，均立下了功劳；被授予中书谘议”。洪武三年（1370年），官拜弘文馆学士。应该说，他对朱元璋是没有二心的。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朱元璋对他没有防备之心，而是信任他的，一见面就称他“老实罗”。但就是这样一个“老实罗”，后来也受到检校的监督。
虽然检校们的权力很大，上可以监视大臣中书，下可以监视平民百姓，但他们并没有扣押和处决犯人的权力。胡惟庸案发生后，由于检校只能执行察听、侦伺工作，而无扣押处决犯人之权，因而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大举镇压的需要。于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下令设立了锦衣卫。
在明代，实行的兵制是卫所制，但还设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上十二卫”。这个上十二卫，便是皇帝的私人卫队。锦衣卫就是上十二卫其中的一个卫。较其他卫而言，锦衣卫更接近于皇帝本人，换句话说，锦衣卫就是皇帝的贴身卫队，负有护驾之重任。凡盗贼奸宄要秘密缉访，街涂沟洫要经常注视，是一个组织完备的军事特务机构，和皇朝的府、部、院都没有隶属关系，由皇帝直接指挥，只对皇帝负责。
锦衣卫设有监狱，称之为锦衣狱，属锦衣卫下边的北镇抚司管辖。狱内刑罚不仅残酷，而且名目繁多。一个人若不幸踏进锦衣狱，那么便“五毒备尝，肢体不全。其刑最残酷者，名曰琶，每使用，使人百骨尽脱，汗下如水，死而复生，如是者二三次。荼酷之下，何狱不成。”一个犯人如果被送进锦衣狱，那就等于被送到了地狱，再也没有生还的可能。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认为锦衣卫的诏狱用刑过于残忍。同时，镇压臣民不轨妖言的任务也基本完成，于是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刑部审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胡惟庸和蓝玉案全部结束，朱元璋再次申明此禁，诏令京师外罪囚，不得交锦衣卫，无论罪恶轻重，全都经三法司。但是这条法令并没有维持多久，明成祖即位后，又重新利用锦衣卫来镇压建文帝的臣下，恢复了诏狱。以后历代皇帝都倚仗锦衣卫做耳目爪牙，锦衣卫的职权日益扩大，人员日益众多，最终造成残酷的恐怖气氛，一直延续到明亡。
明代对官员的服装进行改进，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对官员服装实行用“补子”制度来表示品极，而有“补子”的服装便被称为“补服”。
“补子”是一块约40～50平方厘米的绸料，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补子”图案一般文官用禽鸟纹，武官用走兽纹，各分九等，容易识别。明朝实行官员服装“补服”制，从而使官员之间等级明显，利于管理。
朱元璋设置锦衣卫的更深一层的原因是担心自己死后，下一代皇帝驾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几兴大狱，假借了若干由头，连杀带整，把辅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灭了个干干净净。这类案子，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如果交给朝官们按法办理，就有可能旷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这些案子作为诏狱交给锦衣卫办理，可以迅速实现自己的目的。
10.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必严惩
一个人说话声音高，并不代表他在口吐真理。同样道理，朱元璋利用“文字狱”大肆屠杀文人，并不就能说明他统治有方。相反，却可能说明他统治无能。朱元璋这样疯狂地屠杀文人，对朱氏家族的统治所产生的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
朱元璋残暴阴刻，自负偏狭，猜忌疑心，自然对那些有思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更要视作心腹之患了。虽然他与元军、与其他起义军作战打天下的时候，很注意延揽士人，以为己用。譬如刘基、宋濂、高升、唐仲实等。而且，在建国以后，朱元璋还三令五申：“国家用人，唯才是举。如果是贤能之人，虽疏远也要加以任用；如果是不肖之人，虽亲近也要加以摒弃。”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朱元璋起用了大批有才能的故元官吏以及长期与他对立的陈友谅、张士城、方国珍、陈支定等人的部属。
朱元璋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招募人才，他诏谕全国官民，以前隐居山林，或者被压在底层不为朝廷所知的贤才，现在都应举荐过来。朱元璋害怕下级的地方官员不把这个诏谕看在眼里，又专门下了一道圣谕，令各地的官员加紧寻访，不得有惫懒之心。即使科举制度实行之后，朱元璋也未放松举荐制。如果据此以为朱元璋是一位爱才如命的皇帝，那就大错特错了。
国家唯才是举，大力招募人才，丞相李善长曾为朱元璋的旨意欢欣鼓舞，而胡惟庸却说朱元璋此举就像是小孩子冬天下雪的时候用箩筐逮麻雀的游戏。朱元璋就是小孩子。朱元璋叫天下文人出来做官就是小孩子往箩筐里面撒谷粒，而天下的文人就是那些钻进箩筐里面吃谷粒的麻雀。
当初朱元璋逼迫文人出来做官的时候，可谓是取之尽镏铢，惟恐漏掉一个；后来，朱元璋大肆捕杀文人，又可谓是弃之如泥沙，毫无半点怜惜之心。如此看来，他岂不是同天下的文人玩了一回用箩筐逮麻雀的把戏？
朱元璋对文人采取的对策是亲手炮制的耸人听闻的“文字狱”，而且他的文字狱针对的是所有天下人。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上有“作则垂宪”一句话；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上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话；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璩为按察使作贺冬表，上有“仪则天下”几个字；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使按察使作正旦贺表，上有“建中作则”几个字；常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上有“圣德作则”几个字。朱元璋把上面所有的“则”字都念成“贼”，认定那些文人都在骂他曾做过“红贼”（指红巾军），于是派锦衣卫砍了他们的头。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工旦贺表，表中有“睿性生知”四个字。朱元璋硬是把“生”字读成了“僧”，认为蒋镇在讽刺他曾经做过和尚。蒋镇就这么送了命。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上有“遥瞻帝扉”几个字。朱元璋却把“帝扉”读作“帝非”，认为吕睿在诽谤他。吕睿自然就此见了阎王。
朱元璋利用文字狱，把天下的文人几乎都杀光了。就连“吴中四杰”之一的高启，也是被他腰斩的。
朱元璋的文字狱，使朝中人“惶惶不可终日”，连丞相李善长也因此而病倒了。丞相卧病不起，自然不是一件小事情。像周德兴、廖永忠等一批开国功臣，包括朝廷上下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纷纷前往相府探视。朱元璋得知此事后，也带着太子朱标等人亲往李善长病榻边，虚寒问暖，还谕令太医房的太医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地治好李善长的病。用朱元璋的话说就是：“大明王朝一天也离不开李丞相！”
朱元璋真不知道李善长因何染病？不说别的，仅用“兔死狐悲”一词就可以解释李善长的病是因为被那么多文人的鲜血包围着、窒息着，李善长要是不生病那才叫怪呢。但李善长又不能对朱元璋实话实说。李善长只能这样说：“微臣年纪大了，偶感风寒，便可铸成一场大病。”
朱元璋心里清楚，完全是自己心狠手辣的行为使得丞相生病的。朱元璋的确是个心狠手辣之人，他对人完全是一种利用，用完之后便“藏弓烹狗”。
在朱元璋看来，只要觉得对朱氏王朝统治有害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除掉，就是对自己功劳再大的人也不放过。李善长可谓他当年一个很得力的助手，但他后来还是撤掉了他的相权。就连朱元璋最得力的谋士刘基，也深知朱元璋会这样做，早就辞官告老还乡了，他的结局是回乡暴死。就连太子的老师宋濂最后也被流放到边远地区了。
朱元璋这样对待文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明代的文人无耻者、贪生怕死者多于以前任何一个朝代，而整个大明，提倡理学不遗余力，读书人从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们培养不出文天祥和陆秀夫，倒是培养了许多洪承畴和钱谦益。
明代的教育为什么会如此失败？关键是统治者没有尊重文人，他们没有真正把文人当成有独立意识的人来对待，而是当成奴才来处置。明廷所要培养读书人的忠，乃是忠于一家一姓、带有奴性的忠，而非爱社稷、护百姓的大忠。可以说，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除了其间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几个对文人不错的皇帝外，大多数皇帝和文人的关系都是非常紧张的。朱元璋几乎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改造文人，让文人的自尊扫地，气节不存。他动不动就杖打大臣的屁股，他赋予太学以下各类官学的管理人员有任意侮辱读书人人格的权力。到了他儿子朱棣这一代，更是变本加厉，灭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方孝孺的灭族实则向天下的知识层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不要忠于道统和原则，而是要忠于最终的胜利者。这样有计划地“杀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学的地位抬得再高，让读书人念再多的孔孟圣贤之说，也只能培养出一大批善于讲假话、作秀的文人。一个国家到了知识层无耻的地步，那就不能挽救了，最后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读书人的气节还不如妓女。
朱元璋深知文人们掌握着思想文化这柄利器，如果他们倒戈相向，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影响，从而威胁到朱家王朝的统治。朱元璋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大兴“文字狱”，大杀文人，奴化文人的思想，以堵上文人的嘴，以至于对明朝整个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摧残，让人扼腕叹息。
11.设规矩，防宦官外戚
在限制宦官、外戚、女宠的活动方面，朱元璋是历代帝王中最成功的一个。在朱元璋执政期间，宦官和外戚都没有形成气候，更没有形成专权的局面。
朱元璋善于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他深知宦官和外戚对于政治的祸害，认为汉唐的祸乱都是宦官外戚作的孽。皇帝大权旁落，任人宰割，政治黑暗，生灵涂炭，这一幕幕血的教训，使这位来自民间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登上皇帝宝座的皇帝不能不感到震惊。朱元璋认定，治国应先治家，他清楚记得儒士范祖干当初投奔他时讲过的一段话：“帝王之道，从修身齐家开始，才能治国平天下。”欲使朱氏王朝万世不变，首要是把宦官、女宠、外戚问题解决好。
宦官这种人在宫廷里是少不了的，但只能做奴隶使唤，洒扫奔走，人数不可过多，也不可用做心腹耳目。做心腹，心腹病；做耳目，耳目坏。驾驭的办法，要使之守法，守法就做不了坏事；不要让他们有功劳，一有功劳就难于管束了。为了防止宦官参政并进而形成专权，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对他们加以限制。
首先，朱元璋对宦官的人数及品级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根据记载，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就设置了内使监，品级为正四品，并设有监令、监丞、奉御内使等宦官。后改为御用监，官品定为正三品，但与汉唐相比却低多了。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命吏部制定内侍官制时说：古代宦官（指“周礼”记载）不到百人，而后代宦官竟然多达数千，成为大祸患。故吏部最初确定的宦官人数一百八十二人。当时规定：内使监奉御六十人，尚宝一人，尚冠七人，尚衣十人，尚佩九人，尚履八人，尚药七人等。虽然到了后来，内侍诸司的机构有了更改和增置，但在人数上控制得相当严，即便略有增加，数量也不多。
其次，朱元璋从不给宦官立功的机会。他规定：宦官专掌内职，不许兼外朝文武官衔，不得穿戴外朝官员的冠服。
朱元璋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宦官中好人不多，这些小人有功就会骄恣，要让他们懂得法令的威严，用法来约制他们，防止他们干预政权。他立下规矩，凡是内臣（宦官）都不许读书识字。又铸铁牌立在宫门，上面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还规定，做内廷官品级不许过四品，每月领一石米，穿衣吃饭公家管，并且外朝各衙门不许和内官监有公文往来。这几条规定条条针对着历史上所曾经发生过的弊端，使宦官名副其实地做宫廷的仆役。
他又制定了宦官禁令，规定：凡宦官在宫内相互漫骂、斗殴，不服管教，视其情节严重程度，分别处以杖六十、杖七十、杖八十、杖一百等刑罚。对心怀恶逆、出言不逊的，凌迟处死。同时还规定：知情不报者同罪。朱元璋始终对宦官存有戒心，他曾说：“宦官这种人，早晚都在皇帝身边，在人君出入起居的时候，利用小忠小信骗取皇帝的信任。时间一长，必假借威福以窃权，并干预朝政。久而久之，其势力就不可抑制了。”
朱元璋对宦官的制约是非常严格而且行之有效的。在洪武一朝三十多年中，宦官小心守法，宫廷和外朝隔绝，和过去的历史朝代相比，算是家法最严的了。但是朱元璋有时也打破自己订立的这些规矩。早在明王朝创立之前，他就时常派遣内使到军中传达命令，而且还派内官去犒赏军旅，访察下情等。洪武年间，他还派遣宦官参与核查私课，去西北交易马匹以及出使真腊等国。到他晚年时，宦官建制已达到十二监、七局、二司共二十一衙门的规模，内官对外官的监督体制也基本确立。从这一意义上讲，朱元璋为明王朝形成宦官专权局面埋下了隐患。
为杜绝女宠之祸，朱元璋决心“严宫闱之禁”，并以汉唐为鉴，严立家法，杜绝皇后、皇太后参政干政的弊端。为此，他于洪武元年三月，特命翰林儒臣纂修《女诫》，他告谕朱升等人说：“皇后虽贵为天下之母，但不可参预政事。至于妃嫔，不过是供奉服侍圣驾之人，如果过分宠爱，就会骄恣违法，上下失序。朕观察历代，政由内出，很少有不成为祸乱的。”朱元璋还认为：“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够防患于未然，其他的没有不被女色诱惑的，你们要为我纂述《女诫》，收集古代贤德妇女和后妃的故事来教育后宫的妃嫔，让后代子孙均有所遵循。”
《女诫》规定：皇后只管宫中妃嫔之事，其他宫门以外的事一律不得参与，后宫嫔妃以下女使的一切费用，都要报给尚官监，由尚官监的内使核实后再支取，如有违令者处死；宫人不准与外官私通书信，违者处死；宫人如有病，讲明病状，依病情给药；外朝大臣的妇人只有初一、十五才能入宫朝见皇后，其他时间，没有特殊缘由，不许入宫。另外规定：皇帝、亲王的后妃、宫嫔，一律从良家女子中择聘，决不允许接受大臣们私自进献的女子。朱元璋还命工部造铁制红牌，上面用金字镌刻后宫妃嫔们应遵守的戒律，挂在后宫中，以示警戒。
对外戚，朱元璋听从了马皇后的意见，对他们严加防范。外戚主要是指皇帝的母族和妻族的亲戚。这些人利用与皇帝的亲情关系，把持和干预朝政，造成混乱。明代以前，这种情况出现得很多。由于马皇后与明太祖是对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感情十分笃厚，朱元璋意欲对马皇后的亲族授以官职，但马皇后执意不肯。她说：“国家官爵，当授予贤能之士，妾家的亲属，未必有可用之才。听说前代外戚之家，多有因骄淫奢纵，不守法度而致败亡的，陛下想加恩妾家的亲属，就多赏赐一些金钱财物，让他们享用一生好了。如果果然贤明，自当任用；如果是庸下非才而给官做，他们必然恃宠致败，这绝不是我愿见到的事。”朱元璋就依言赐给马皇后的亲族金帛，让他们置房买地，享受荣华富贵。他们也从未掌权预政。后来朱元璋放宽了政策，规定外戚可以封为公、侯，但不发给铁券，也不允许干政。因此，洪武年间，外戚没有形成气候，更没有形成擅权的局面，有利于明初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朱元璋防止宦官、女宠、外戚干政的措施和表现看来，朱元璋是个懂得以史为鉴的人。历史上，很多帝王都曾为将大权集于一身而实施过种种手段，他们将自己封闭在深宫内，只通过贴身的人了解政事，其结果是大权虽未被臣子们分割，却被这些贴身的人掌握，于是造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大权旁落。朱元璋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严格限制宦官、女宠、外戚的活动，很好地解决了“治国先治家”的问题。然而，他的子孙们却不顾他的命令，终明一朝，宦官乱政层出不穷，不知朱元璋在地下看见自己的子孙如此不听话该作何感想？
12.防后宫乱政，嫔妃殉葬
朱元璋为防止后宫出现像武则天那样的人物夺取自己子孙的皇位，因此死后实行嫔妃殉葬。这确实从根本上铲除了后宫乱政之祸，有利于朱氏家族的皇位世袭。但是，这也是朱元璋统治能力有限的另一个证明。同时，还说明朱元璋残忍至极。
中国的殉葬制度大约是从原始氏族制度形成的时候开始的，延至春秋、战国时代，渐渐地就不盛行了。到了秦始皇时期，又一度“人殉”。汉以后，就基本取消了。
不料，过了千数百年之后，朱元璋又陈渣泛起，玩起“人殉”的把戏来。《明史·后妃传》载：“初，太祖崩，宫人都从死者……。”殉葬的嫔妃，被指定站到一个小木床上，上面早悬有一个结好的绳套，套上颈项，抽去立足的小木床，殉葬的嫔妃就被凌空吊起。等不及死透了，就忙着卸下来，依次埋入孝陵中指定的位置。不等人死透，是因恐吊久了，舌头吐出口外，怕“皇帝”不高兴，会“看”得腻味儿。半死不活就入土埋掉，可保存各自的玉貌朱颜，去阴间陪“皇帝”取乐。这是何等的惨酷！
殉葬的妃嫔，皆被赐封一个统一的称号为“朝天女”。这些可怜的“朝天女”，生前、死后均须献身于朱皇帝。也许是为冲淡点悲伤，朝廷会拨些钱去安抚一下她们的亲属，以示恩宠。史称这样的人家为：“太祖朝天女户”。朱元璋死后殉葬了多少嫔妃、宫人，史书上语焉不详，只是笼统一笔带过。
然而在明孝陵的享殿中，除了供奉朱皇帝和马皇后的神位灵牌之外，殿之两庑中，旁列有四十六个“妃嫔龛”，这是给那些殉葬的妃嫔们供奉的香案，从而间接地透露了殉葬的人数。光嫔妃就四十六个！那些够不上级别的宫女又有多少呢？
朱元璋为何要嫔妃陪葬？其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子孙后代的皇帝之位，怕后宫出现像武则天那样的人物夺取自己子孙的皇位，所以他要嫔妃陪葬，以绝后宫之患，让他的子孙们太太平平。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人的性命自然算不上什么，自朱元璋开始，其后的几代皇帝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实行殉葬制度，使无数无辜的生命走向了死亡。
13.言传身教，培养家族接班人
即便皇帝有许多子女，但如果教育不好，就很难守住江山，家族的统治也就不会长久。因此，许多皇帝都特别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例如，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等。朱元璋为了朱氏家族的统治能够长久，也特别注重对子女的教育。
中国人素来是重视子女教育的。《三字经》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养不教，父之过”“苟不教，性乃迁”的话。这些是说对于子女若不进行适时教育，他们就会偏离正常的人生轨道。所以，要经常教育子女，要适时地对其指导，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走正道，少走弯路。
朱元璋妃嫔众多，她们共生育了26个儿子、16个女儿，其中两子两女早殇，共有38个孩子长大成人。朱元璋认为他的儿子们“将有天下国家之责”，从小就非常重视对他们的培养教育，而且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他既重视教育孩子求知，更重视帮助他们“正心”，即品德教育。为此，他采取了重言传、聘严师、亲力行的办法。
他曾经严肃地训诫太子和其他儿子，说：“你们知道‘进德修业’的道理吗？‘进德’，即进益道德；‘修业’，即修营功业。古代的君子，德充于内，又见于外，故器识高明，善道日多，恶行邪僻皆避之。己修道已成，必能服人，贤者集拢于你的周围，不肖者远避。能进德修业，则天下必治；否则必败。”
朱元璋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儿子们要艰苦创业。内宫建成以后，朱元璋令人将古人行孝和他自己艰苦创业的经历画在殿壁上。他对儿子们说：“我本是农民出身，祖父辈积德行善，以至荫及于我。现在绘成这个画面，就是要使你们知道创业的艰难，多多磨砺自己。”他立下两条规矩：一是子孙除办公外，一律穿麻鞋，坐竹椅，睡藤床；二是出城远游，不光骑马，还要步行。他还要求子孙后代“戎骄侈”“恤民情”“用仁义”“安百姓”，以此来守业。他对太子说：“你了解农家的辛劳吗？农家勤四体，种五谷，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不得休息，而国家经费都来自百姓。所以，你要常想到农家的不易，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荒，才算尽到了为君之道。”
朱元璋在很多活动中都会对子女进行教育。吴元年（1367年）八月，朱元璋出城祭祀山川毕，即将回宫，对随行诸子说：“人处富贵，则必骄奢；身处安逸，则忘辛劳。现在国家刚刚安定，百姓稍得喘息，你们知道他们的劳苦吗？能够熟悉世事人情，就不易流于骄奢怠惰。今天士兵们半夜即起，扈从至此，还未吃饭。你们都要步行回去，亲身体会劳苦，将来不至于骄奢怠惰。”
不久，他又派13岁的长子朱标和12岁的次子朱棱前往临濠谒祭陵墓，训谕说：“人们都说商高宗、周成王是贤明的君主，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商高宗曾亲身参加劳作，了解民间疾苦；周成王在周公的教导下，也深知稼穑之艰难，所以他们在位时勤劳节俭，不敢懈怠，成为商、周的好君主。你们生于富贵，不曾涉历艰难，习于安逸，必生骄惰。现在让你们去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到了祖宗陵墓所在，你们要访求父老，询问我起兵渡江时的事情，牢记于心，以知我创业之不易。”
朱元璋珍爱他的帝业，也更爱他的子女们。在众多的子女中，朱元璋最爱的还是他的长子朱标，因此尤其重视对他的教育。朱标未满6岁就开始读书，他的老师是著名学者宋濂。宋濂素以道德文章为人称道，又富有教学经验，对朱标要求很严格，一言一行皆以礼法规劝，朱标对他很是敬重。明朝建立后，朱标即被立为皇太子，辅佐教育制度更加系统完善。中国历代相传，太子所居之处称为东宫，设置专门官署。朱元璋经过仔细考虑，决定不为东宫设置专官，而以朝廷大臣兼任。兼任东宫官职的，既有李善长、徐达这样的功臣勋旧，也有刘基、章溢这样的饱学儒士。朱元璋曾向李善长等人解释他这样做的用意：“朕于东宫不设专职，而以卿等兼领，是考虑到战事未息，朕若出征巡狩，必以太子监国。如果设立东宫专官，卿等在内有事启闻，太子倘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会说是东宫官教的，难免生出嫌隙。”他还以周公教成王、召公教康王为例，叮嘱他们要用心辅导太子。朱元璋深知，光靠书本知识是不够的，必须让太子在实践中磨炼成长。
洪武六年（1373年），朱标刚满20岁，朱元璋便下令：“今后日常事务启奏皇太子，重大事情才许直接奏报。”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又下令：“自今大小政事都先启奏皇太子处分，然后奏闻。”他还面谕太子：“自古以来，创业之君历经勤劳，通达人情物理，所以处理事情，少有不当。守成之君，生长于富贵，若平日不先练习，处理事情很少有不出差错的。所以我特意让你日临群臣，听断事务，以熟悉国政。我自获得天下以来，未曾享受闲暇生活，对于各种事情，总怕处理稍有不当，辜负了上天的付托。每天戴月上朝，半夜方睡，白天有什么事情未处理妥当，还睡不安稳，这些都是你亲眼见到的，你能体会我的心意，认真做事，是天下之福，如果你们都能认真做事，我也不用担忧了。”
总结朱元璋的教子之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讲究学问。朱元璋在宫中特建“大本堂”，贮藏大量古今书籍，征召四方名儒教育太子诸王，并挑选才俊青年伴读。师傅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大学士宋濂，前后十几年专负教育皇太子的责任。学习内容包括礼法，政史，经书等。
培养德性。朱元璋认识到学问要紧、德性尤其要紧的道理，除了请儒生经师外，他又选了一批有封建德行的端正人士，为皇子们谕德，将“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古往成败之迹，以及民意稼穑之事”，朝夕讲说。
实习政事。朱元璋知道：从古以来开基创业的君主，经历艰难，通达人情，明白事故，办事自然妥当。而守成的君主，生长于富贵，锦衣玉食，如非平时学习练达，办事怎能不出毛病？因此，他令皇子们经常与群臣见面，经常听断和批阅各种衙门报告，学习办事。
严加管教。朱元璋对诸子期望很大，管教甚严，从不姑息。二子秦王多过失，屡遭训责，幸亏皇太子多方解救才免遭废黜。秦王死后，朱元璋全然不惜父子之情，斥责“不良于德，竟殒厥身”，并亲自为其定谥为“愍”（可悲之意）；十子鲁王，服金石药以求长生，毒发伤目，朱元璋很不喜欢。鲁王死后被追谥为“荒”（意即浮夸不实，行为放荡，废物也）。
朱元璋的良苦用心却没有起到大的作用，以至后来的权力争斗引起了兄弟之间、父子之间的深刻矛盾和残酷斗争。但史实表明，朱元璋诸子中还是出了不少“干才”的。如：在军事上二子秦王、三子晋王、四子燕王以及其他随兄戎边的诸小王，都颇具军事指挥才能；在文学方面五子周王好学且善词赋，著《元宫词》百章，又研究草类，选其可以救饥的四百多种，画为图谱，细加疏解，著成《救荒本草》一书，对植物学有所贡献；十七子宁王撰《通鉴博论》《汉唐秘史》《史断》《文谱》《诗谱》等著作数十种，对音乐戏曲也很爱好；另外，八子潭王、十子鲁王、十一子蜀王、十六子庆王等都好学礼士，对文学也有兴趣。
与他的子孙们比起来，朱元璋在这一点上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不论是朱允炆，还是朱棣都是很好的皇帝，不像后世那样，出现了文盲皇帝。不论对一个家族还是对一个国家来说，接班人的培养都是一件大事，家族统治要想长久，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