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东方谋略
——孙子和他的《孙子兵法》
孙子其人
孙子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原名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人，其出生年代据推算在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540年之间。
孙武的祖籍是春秋时一个小国——陈国，位置大概在现今的河南与安徽的交界处。孙武七世先祖陈完本是该国国君陈厉公的儿子，由于宫廷爆发内讧，陈完怕祸及自身，逃难到齐国。其时齐国由桓公当政，封陈完为工正，即掌管齐国手工业生产的官职。这时的陈完改姓田，原因是当时陈与田音同义通。及至田完的四世孙无宇时，生有二子，一为恒，二为书。田书被当时齐国君主齐景公派去讨伐齐国的邻国莒国，立有战功，被王室赐姓孙，食采于乐安（一说今山东省惠民县）。自此开始，孙氏一家成了军事世家。
孙武的父亲叫孙凭，孙凭是孙书的儿子。当时，齐国发生内乱，孙凭为避祸乱而率全家逃难到了南方的吴国。这时的孙武虽只有20余岁，但钻研兵法颇有成就。他藏形而不露，过着亦耕亦读的田园生活。
中国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族联盟首领舜，据传是陈国人的祖先，孙武因此也被视为是舜的后裔。《吴越春秋》里记载，孙武发怒时，“两目忽张，声如骇虎，发上冲冠，项旁绝缨”。可见其双眼有神、声音洪亮、体魄健壮、满头乌黑硬发，是一位标准的豪侠之士。他的性格内向、耿直，语言明快，思想深刻。
在吴国期间，发生了一件对孙武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吴宫教战。
原来，当孙武到吴国后，被楚国亡臣伍子胥发现，相谈之下，引为知己；后又由伍子胥推荐给吴王阖闾，阖闾对孙武的兵法极为赏识，当即派180名宫女，以作练兵示范。孙武严于军令，当着吴王的面，斩掉两名不服从军纪的队长，而这二人正是吴王的爱姬。吴王虽万分惋惜，但在伍子胥一再劝导下，确认孙武是一位既能运筹帷幄，又可决胜千里的安邦定国的奇才，于是封孙武为上将军，令他日夜练兵，为争霸诸侯国作准备，而吴国争霸的第一个敌人就是当时强大的楚国。
几年后，吴国正式向楚国开战，并以孙武和伍子胥为统帅。孙武利用楚国内忧外患的时机，联合唐、蔡两国军队，与伍子胥一起，率水师溯河西上，中途突然决定改变沿淮水进军路线，在今河南潢川淮河的一个弯曲部位舍舟登陆，迅即通过大别山与桐柏之间的黄岘关、武胜关、平靖关三道关口，直插楚国要害部位。楚军被迫仓促应战，经过前哨战和柏举决战，楚军大败而逃。孙武率军乘胜追击，11天行军700里，五战五捷，占领楚国都城郢，楚昭王弃城南逃，吴军则声威大震。这次战役中，吴军以3万人对楚军20万，出征千里之外，竟取得辉煌战绩，令人不胜感叹。战国时期军事家尉缭子赞赏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可见对孙武用兵之神推崇备至。而近代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把柏举战役称作“东周时期第一大战争”。
吴楚战争结束后，吴国的霸业在继任者夫差的手下已初具规模，而这时的孙武却看穿了其刚愎自用、暴戾残忍的本质。明智地选择了退隐山林，终老其身。
《孙子兵法》的思想与智慧
《孙子兵法》是我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兵书，自诞生以来一直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商人、学者奉为至宝。该书对中国历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人们奉为“兵经”“百世谈兵之祖”。
《孙子兵法》共13篇，约6000字，言简意赅，正可谓字字千钧，掷地有声，令人回味无穷。它从“计”开始，到“用间”结束，把用兵中的各个侧面、各个环节都论述得细密而周全。特别是由于它使用“舍事而言理”的叙述方式，将战争中的计与战、力与智、利与害、全与破、迂与直、数与胜等的相互冲突又相互联结的辩证关系，分析得鞭辟入里，更显示出它特有的哲理之光。
如孙武最著名的论断：“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孙武认为，战争有客观的法则，这些法则可以被人认识，因此，战争双方的胜负也可以预知。这些法则究竟是借助于哪些条件而起作用呢？他提出道、天、地、将、法五条。一是决策时必须使老百姓和决策者的意愿一致，“令民与上同意”（“道”）；二是有利的天候气象条件(“天”）；三是便于作战的地形地貌和有利的地理位置(“地”）；四是有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将”）；五是有良好的军事纪律及充分的后勤供应(“法”）。假若这五方面都胜过对方，便可以兴兵作战，有取胜把握；假如其中一项或两项不合乎要求，又没有相应的补偿办法，便不应发兵，即使发兵也难以取胜。
当然，以上这几点并不是制胜的全部。在孙子看来，全面地了解敌我双方情况，只是提供了战争中取胜的必要条件，尚不是充分条件。想要取得最终的胜利，还须对了解来的实际情况，进行“察”（考察、研究）、“算”（计算、谋划），形成具体的战略、战术，然后力求在行动中创造出使自己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再设法战胜对方，也就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这里的“察”和“算”都要有上乘的思维方式辅助进行，也就是运用辩证思维。
孙武还提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这里说的生，意思就是出现、发生或转化。这种转化就像在自然界里“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一样的道理。孙武这种把考察对象看成活生生的、运动变化的、相互联结而又彼此对立的东西的观点，体现了科学的辩证思维。
既然战争变化万端、难以把握，那么，从事战争的人，无论国君或将帅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善于将变与不变巧妙结合起来，方能取胜。孙武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可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他把变与不变的落脚点归到奇正（正是正规，奇指奇变），认为两者可相机使用或交替运用。《孙子兵法》在谈到战争指挥者要把战争原则灵活运用时又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孙子兵法》中不仅有明显的哲学思辨的特色，而且有深邃博大的文化意识内涵，即中国古人特有的人文睿智，这当中包括谋略、系统方法及心理分析等几个方面。
谋略是什么？简言之就是智谋与方略，由于在战争行为里，参战双方往往在限定的时间与地域，倾其所有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进行全方位的生死较量，因此将它当成谋略学最初的发源地也在情理之中。《孙子兵法》作为一本优秀的军事哲学著作，它所提供的谋略内容也必然成为其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书中说的“兵者诡道”“多算胜”“上兵伐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乃至“齐勇若一”“吴越同舟”“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更成为名传千古、家喻户晓的名言粹语，为古今中外之千万人所传诵。
系统方法则是《孙子兵法》里以朴素形态出现的一种相当重要的方法。例如，在《计篇》里，孙武提出军事系统里五种相关要素是道、天、地、将、法；在《形篇》里分析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与潜力究竟有多大时，又提出了度、量、数、称、胜五个关节；在分析一位将领应具备哪些基本素质时，又举出智、信、仁、勇、严五项；当分析间谍的类型时，还提出其包括因间（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类；在《地形篇》与《九变篇》里则又分别提出了兵有六败、将有五危，即用兵不当，有六种情况要失败，主将不力，有五种情况很危险。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孙武在分析战争问题时，极善于从其各个侧面进行系统分析或整体分析，并通过对这些相关要素的分析与估算，去推断战争的未来与结局。
除了谋略内容与系统方法的运用以外，《孙子兵法》里心理分析也很突出。也就是说孙武着重于研究某一个体或群体，在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或处在一定的特殊境遇时，其心理活动的内容及心理态势变化的规律。
比如，书中分析道：君有三患，一是不了解军队该前进还是该后退而贸然作出决定；二是不熟悉军队的正确管理而盲目干涉下属的行军部署事务；三是不懂得谋略而给部下乱出主意。这三种祸患都是由于君主自以为身处高位便全智全能，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心理态势，须时刻加以防范。
孙武又分析说，作为主将有一些性格上的弱点也很危险，如过分地自信、懦弱及优柔寡断，特别是当将帅和士卒心理态势不统一时往往使战争失败。他举例说：有的部队里士卒强悍而将领懦弱，上级难以对部下统率约束，致使军政废弛而失败，叫作“弛”；又有些队伍里，主将极有谋略且有主见，但命令下达后，部下却不理解主将意图，不服从指挥，埋怨之余又自行出战，叫作“崩”。诸如此类，都告诉人们：做一名主帅，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心理素质和心理态势，那么就难以成为合格将领，更不必说去统兵御敌了。
享誉世界的东方圣典
《孙子兵法》成书后，先是在国内广为流传，据《韩非子·五蠹》记载，战国时，“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事实上，《战国策》《尉缭子》《吕氏春秋》《荀子》《淮南子》等书里，对《孙子兵法》也多有征引。三国时的诸葛亮曾盛赞孙子的高超计谋：“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这里的孙即指的是孙子，吴指吴起。而曹操本人在为《孙子兵法》作注时，也有不同凡响的见解，他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这表明孙子的许多论断已深入到曹操军事生涯的精髓。
在国外，《孙子兵法》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自8世纪时（中国唐代），该书被日本在中国的一位留学生吉备真备带回日本，这部兵书便越出国界。15世纪中期，《孙子兵法》传到朝鲜（李成桂王朝）。17世纪时，孙子学几乎成为日本的显学，以后各个时期都有大量研究《孙子兵法》的成果问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出版有关《孙子兵法》的专著多达100种以上，而且仅传到我国的就有50余部。代表作如山鹿素行的《孙子谚义》，著名武将武田信玄的《风、林、火、山——孙子的旗帜》。《孙子兵法》西渐，以法国为最早。1772年，一位名叫阿米奥的神甫把《孙子兵法》带回法国，在巴黎有了第一本法译本。此书受到拿破仑的青睐，他特别赞赏书中说的“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并在率军作战中信赏信罚，破格提拔许多有胆识之士，满足下属的功名心态。1860年《孙子兵法》有了俄译本。紧接着，德、意、捷、越、希伯来、罗马尼亚等各种文本相继问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著名军事家与杰出的学者越来越推崇《孙子兵法》谋略学的价值。俄国著名学者E.A.拉津教授说：“孙子在古代中国军事理论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之大，相当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英国功勋卓著的军事家、元帅蒙哥马利也说：“世界上所有的军事学院应把《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程。”与此同时，翻译和出版有关《孙子兵法》的著作也纷至沓来。继美国退休准将格里菲斯的《孙子》新译本问世之后，接连推出的有阿多俊介的《孙子之新研究》、左藤坚司的《孙子思想史的研究》等。有学者统计，从20世纪起，仅西方世界便出现过《孙子兵法》的7种英译本。又据统计，到1992年12月底为止，全球出版的《孙子兵法》已有29种文字的版本，甚至包括坦桑尼亚的斯瓦希利语和印度的泰米尔语等稀有语种。《孙子兵法》在传播过程中还有一个特点也应看到，它虽说是一部兵书，但由于其思想深刻、涵盖面广，其影响所至，远远超出军事，变成指导经济、政治、文化、外交、体育乃至人生等各个方面的不朽经典。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著名学者波拉克说得好，孙子和孔子一样有永恒的智慧，这种智慧属于全世界。
百家皆尊的制胜秘诀
《孙子兵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发展时期的产物，它既融合了儒、墨、道、法等各种思想流派的精华，也吸收了医、商、农、工等各行各业的根本规律，因而得以从多方面、多层次系统地揭示出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由于融汇百家，兼取众长，《孙子兵法》不仅适用于军事领域，而且适用于为人处世、生产经营、养身治病、文教体育等各个领域，被各家共尊为竞争的制胜秘诀。日本的会田雄次先生说得好，“《孙子兵法》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人类生存的竞争社会之本质的兵书……它所阐述的战略、战术，是以从深刻洞察人类心理而获取的智慧为基础的。因此，孙子的学说，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所竞争的方方面面，是可以超越时代而加以应用的。”这番评价并没有夸大《孙子兵法》的用途，当今风行于世界的“孙子热”证明，钟情于《孙子兵法》的绝非只限于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众多企业家、商业家、医学家、体育家等也对之垂青已久，并且在各自的领域实践和发展了孙子的思想。
1 《孙子兵法》与商业经营
古人说“治产如治兵”，今人说“商场如战场”。词虽各异，理实相同，都说明兵战和商战这两种竞争活动之间的确有着诸多共同之处。概略而言，二者之间至少有三点是一致的。一是兵家“非利不动”，商家以利为本，在商言利，天经地义，商人彼此均以利益为竞争的价值取向。二是兵家“不厌诈伪”，商家巧于计算，彼此都以谋略为竞争的最佳手段。三是兵家依法治军，商家以规治业，彼此的兴衰成败都依赖于团体的素质和力量。正因为二者具有这些一致的特点，兵战和商战的基本原则才能互相通用。那么，在兵战中屡试不爽的《孙子兵法》自然也适用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和商业竞争。单以《计篇》而言，它就告诉我们企业家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做到视野开阔，胸怀全局，全面比较，综合分析，从而选择最佳的方案。要求企业家要像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一样善于运用“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战略运筹原则。又如，企业家必须要能扬己之长，避己之短，把握时机，创造条件，主动进取，出奇制胜。这就要求企业家善于运用“因利而制权，以佐其外”的原则，以及“诡道十二法”。再如，企业家必须洞察诡诈行为，避免无谓损失，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这就要求企业家善于识别“诡道”，并且精于“庙算”。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等，这些揭示人类竞争活动一般规律的原则，无疑在企业管理和商业竞争领域都大有用武之地。
2 《孙子兵法》与医药业
18世纪中叶的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曾任太医的名医徐大椿。他在自己撰写的《医学源流论》中专辟《用药如用兵论》一章，全面、详尽、准确地阐述了“防病如防敌”“治病如治寇”“用药如用兵”等医理。文中提出了治病用药的10种方法，其中“以寡胜众”之法就典型地运用了孙子的“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观点，主张“一病而分治之，则寡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如痢疾这种病，症状甚多：便脓血，里急后重、腹痛等。治疗时，以行气、活血两种方法分而治之。行气则后里自除，腹痛亦止，活血则使脓自愈。一种病按气、血分治，从而达到以寡胜众的目的，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说：“《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从指导思想上看，兵学与医学也有着许多共同点。如防病如防敌，对于疾病医家主张“圣人不治己病治夫病”，这与《孙子兵法》中所讲的“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的道理如出一辙；再如择医如用将，医家主张“知其方击以生付之，用医之道也。”（《诸氏遗书》）这与《孙子兵法》中所阐述的委派良将指挥战斗的道理也是一样的。这里我们虽然只是略举数端却也足以证明医学与兵学的互通。
3 为人如为将
《孙子兵法》对教化人生的作用，很早就已经被社会各界所重视和认可。明代谈恺称“孙子上谋而后攻，修道而保法，论将则曰仁智信勇严，与孔子合”，将孙子与孔子相提并论，认为《孙子兵法》无论对军事斗争，还是处世交际，都具有教化作用。明代文人李贽更发出“吾独恨其不以七书与六经合而力一，以教天下万世也”的感叹，把《孙子兵法》等七部兵书与“六经”一样视为人生处世的经典。到近现代，将《孙子兵法》借鉴于人生更成为一种自觉行为。民国时期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李浴日指出：“《孙子》是《圣经》，倘若你苦闷时，拿起它读读，必会快乐风生；倘若你失败时，捧起它研究研究，必会吸收着成功的降临。”日本的福本义亮则把《孙子》作为人生处世的座右铭，认为：“盖孙子者，兵书而外交教科书也，亦人事百般座右铭也。今更生于新时代，依各人之职务而活用之，处世上有所裨益也，必矣。”还有一些将《孙子兵法》用于人生的著作，如张廷灏的《从孙子兵法研究做事方法》、李英豪的《孙子兵法与现代人》，以及近年来出版的徐如林的《孙子与人生》等。
《孙子兵法》中最能教化人生的莫过于“将帅论”。为人如为将，既要有超群的智慧和才干，又要有良好的性格和情操。孙子的“为将五德”之说，概括了将帅应有的品质，不类为世人修身养性的规箴和鉴镜。
此外，孙子所主张的“诡道”对处世也很有积极意义，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后世之人多将其误读，在这一点上，本书将给予校正。
从《孙子兵法》内含特质上看，其思维的辩证性，可满足人们启迪心智的需要；内涵的丰厚性，可为人们提供智慧；论述的可操作性，易为人生立世的鉴镜；观念的超前性，可促进积极人生的升华；文笔的优美性，可使人生修养受到美的陶冶。从现代社会的特点看，《孙子兵法》不仅可以满足处于竞争激烈的当代人对智谋的需要，而且对于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事在人为”的观念，具有促进作用。
以上仅仅从三个方面概略介绍了《孙子兵法》在非军事领域被运用的情况，除此之外，在其他领域《孙子兵法》也有着很强的实用性，而本书将侧重于论述其在商业领域的作用。
孙子与现代人的处世之道，有些人看了这个题目或许会产生疑问，那是一本兵学书，怎么能与处世扯上关系？难道让我们用其中的“诡道”谋略去处世？然也，我们正是建议用“诡道”去处世，当然前提是正确理解孙子所谓的“诡道”，万不可把它当成走入邪道的工具。
《孙子兵法》教你处世就是告诉你：做人不妨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