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沙河子光阴(1)

万县的乡野

苎溪河发源于铁峰山南麓，由北向南汇聚大小溪流流经万县北部大片丘陵后在万县市南门口注入长江。万县县城所在地沙河子，恰是苎溪河汇入长江的最后一道屏障和关门石。罗凼溪从沙河子穿城而过注入苎溪河，是苎溪河接纳的最后一条支流。万县公安局坐落在罗凼溪边，门前溪水潺潺，鱼虾畅游，清流石苔，闹中取静。罗凼溪上有一条石桥与对岸的县委县府和体育场相连。涨水季节，水漫石桥，得绕道物资局和玛钢厂那边的另一座石拱桥去到县城中心。国道318线穿城而过，汽车48队和汽车站在国道的万一桥边，迈过万一桥，理论上讲就是万县市了。万县市和万县，虽一字之差一桥之隔，气象却大不一般。传统上万县市人是城里人，万县人是农村人。万县市是地区所在地，辖下川东九县一市，四方来仪，洋盘得很。从沙河子到万县市，可以坐车，也可以“打旱”步行。坐车有两路公交，走路从玛钢厂出城到草街子，跨过古老的陆安桥，桥头便是万县市的营盘和三马路了。这段路只需半把小时，可也别小看这半把小时路程，要真从沙河子调到万县市，那可不亚于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万县市工作，天天是在城里上班，在沙河子工作，下乡可就是家常便饭了。

下乡更是刑警队侦查员的必修课、基本功。

我是和五班的小付、三班的小谭一起分到万县公安局的。我早料到要到沙河子工作，担心的只是怕没分到刑警队。还好，地区公安处副处长，也是刚卸任的地区刑警大队大队长林昌高是我老家人。仰仗他“打招呼”，我和小付都顺利分到了刑警队。政工股长廖春海刚从部队转业，只比我们早到几个月，看了派遣书，哈哈一笑说：“你们这些穷小子，刚毕业没啥钱。算你们上月底报的到，多领半个月工资，置身行头去。”

廖股长说的所谓行头其实就是下乡的必备之物。

当年有俗话：“干部下乡有三宝：草帽、水壶和手表。”这老三件对下乡的公安也是自不必说的。1982年的万县，十三区一镇九十五个公社只有沙河镇、天城区成建制设了派出所，其他区基本上还是一区一特派员。大小案子一发，刑警队必须从沙河子赶往现场从勘查到破案“一套锣鼓打到底”。下乡讲的是走到哪儿黑，就在哪儿歇，没有住宾馆旅社一说。任务一到，挎起包包就走。包是发的军绿色挎包，讲究点的也无非是一个人造革的提包。侦查员不喜欢带提包，腾手腾脚不方便就都用挎包。“出门人一张帕，洗脸洗脚加洗胯”，一口搪瓷缸子喝水兼漱口，加一支四新牙膏一支牙刷一块香皂，洗漱用具齐了。侦查员另外的行头最重要。一个马粪纸壳压制的文件夹，一打笔录纸，一个印泥盒是标配。笔录纸要多带，除了记录，擦屁股也是必需的。还有清凉油、感冒药和电筒以备不时之需。赶夜路是常有的事，电池灯泡要备足。电池不要用杂牌，万县电池厂出的牛头、万光价廉物美。这些行头都值不了几个钱，袖珍半导体收音机那是要花点银子的。红灯、海燕这种牌子能用去小半月工资。还不得不买。乡下长夜难熬，听听音乐评书啥的，日子才好打发。我咬咬牙花八块钱买了只红灯牌袖珍收音机。那两年袁阔成先生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烈火金刚》播得正火，有他略微沙哑的嗓子为伴，下乡的艰辛疲惫却平添了些美好轻松。除了必要，下乡不要穿警服。那年头，穿警服下乡，必定引来围观尾随，像看动物一样。像我这样嘴上无毛的，还惹人怀疑，“这个公安，还是个娃儿，莫是穿了老汉的衣服出来骗人的哟？”最得体的着装是穿没有领章的军装。军装中性，既不脱离群众，又能让群众一眼看出你是干部相信你是好人。我习惯把警服的领章撕了，大盖帽塞挎包里，需要时拿四根发夹一左一右把红领章夹在衣领上，帽子一戴又是警察了。包里带两种烟，一种是自己抽的，重庆、山城、金穗、芒果啥的。再备一些给老乡联络感情，需要便宜一点的，不是看不起老乡，实在是工资有限。包产到户搞了几年，农村也开始富裕了，过去八分一包的经济，俗称的“八大锤”可以对付老乡，现在一般是拿不出手的了。换两毛左右的工农、皇城比较合适。包里放些糖果饼干是我的个人心得。实在赶不上饭口了可以敷衍下肚皮，另外的好处是到了谁家谁户，掏点出来塞给小娃娃，让大人看了舒坦，大人舒坦了才有饭吃有铺睡。最后，准备零钱零粮票至关重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基本的群众纪律。干部下乡，一顿饭三两粮票一角钱是多年不变的铁规。吃完饭，不能胡子一抹走了。要没带零钱零票，直接给十元五元的大钞五斤十斤的粮票，别人会认为你没诚意，你也不好等着人家找零吧？遇着真心实意不要钱粮的人家，算你拣着便宜了。但一定得揣摩下是真不要还是假不要，弄不好前脚刚走，后脚就骂你告你，违反群众纪律可不是小事。所以，按顿数塞下钱粮撒腿就跑是王道。

让我心动的行头是工作证、手枪和手铐，这是警察的身份和标志。枪更是我打小许下的宏愿哟！证件有两个，红色塑料皮，印有四个烫金毛体小字：“人民公安”。一个是公安人员工作证，一个是公安人员侦查证。我更喜欢用侦查证。里面有一行字注明：“持本证行使公安侦查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拦和违抗。”这来头、这权力够吓人的了。侦查证不是每人都有，只有刑警队和一股的侦查员才够格领。一股是政治侦查股，神秘得很。手铐简单，一人一副，黄铜的，管够。万县俗话说送你一副金箍子，那是骂你被公安逮了的。手枪就复杂了。那年头，警察还没有统一的制式枪支。公安局的枪库整一个中外老枪、名枪博物馆。可以说，当年的公安局随便拉一车枪出来，换现在都是军迷眼中的圣物。刑警队有几支五一式五四式手枪，烤蓝已灰灰的了，还只能算枪库里的小字辈，队长、老侦查员才有资格配带。配枪要论资排辈，按辈分我分到了一支柯尔特手枪。柯尔特又大又沉，生生塞在瘦小的腰间，没几天腰杆磨破了一层皮。还不敢叫苦，硬撑着。刘国才队长大概觉得我腰间鼓鼓囊囊的实在有碍观瞻，让内勤换了支小巧玲珑的“枪牌”手枪给我。“枪牌”的由来是枪柄上刻有手枪图案，大名是勃朗宁1900式。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年》，社会民主党人卡普兰刺杀列宁同志， 1909年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都是使用的这种枪。这够跩的了吧？不过，内勤也说了，这枪只有四发子弹，而且不知道能不能打响。当时可没想那么多，心里只想，有了这“硬火”，我就是骆特派一样真正的警察了。

一身这般行头，下了不少乡，走了不少路，吃了不少百家饭。沙河子两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下乡了。

下乡我并不犯怵。山里农村长大，乡土人情是熟悉的。小时候见过无数下乡干部，哪些干部、哪种做派、逗不逗人喜欢，板凳打调坐，标准就出来了。

第一次下乡是和队里老王一起去的。天不亮接到任务：天生城下一个队长家的二十来根包谷被人砍了，马上去勘查现场。乍一听，疑心是听错了。二十来根包谷也要出现场？啥立案标准？不敢问。倒是老王说了：“这是破坏生产，假若是报复队长，性质就更严重，劳教是够格的。”我骇然，带上海鸥相机准备随他出门。刚迈出门槛，老王却又止住步，抬头看看红霞满天的天空，抽身回屋取了把雨伞。见我没动弹，拍拍雨伞说：“‘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早烧霞等水烧茶，晚烧霞干死青蛙’。这天儿保准有雨。”我懵懵懂懂回屋拿了雨伞这才出门。我们从沙河子背后的小路一路往上爬，遇着岔路老王总要停下来找人问路，“莫嫌麻烦，侦查员鼻子底下就是路。走错一步步步走错。”老王说。这话不错，简单中富含人生哲理。翻上映水坪，路旁有座小小石龛，石龛里供着一个粗陋的土地爷。土地爷歪瓜裂枣，身上挂着几片红绸红布，面前放着几小碗菜油桐油。老王取下绸布，挑两张递给我。我纳闷，老王笑着说：“这玩意儿，擦枪、擦皮鞋都好用。莫浪费了。”我只好收下。他把剩下的绸布红布淋上油，点火烧了，“封建迷信，发现了要制止的。”我暗自好笑。我们真成了太平洋的警察，管得宽了。要彻底，把土地庙扒拉了岂不万事大吉？这么一想，又怕了。小时候和母亲走路，见着土地爷，一向敬畏鬼神的母亲是要我们跪下磕头的。这还不算，再走了不到公把里路，一个中年汉子正往路边一棵高大挺拔的黄桷树上贴一张纸。老王两步并一步过去，劈手取下。我疑心是反动标语啥的，暗暗捏了捏枪。老王把纸递给我，一看，上面写着：“小儿夜哭，请君念读，若是不哭，谢君万福。”又是迷信。老王掏出工作证在那汉子眼前晃了晃，那人立马诚惶诚恐。老王给那汉子好好上了一阵医学与迷信课，直到汉子鸡啄米般直点头了，这才手一挥放了行。

这样走走停停，到队长家已是晌午时分。到现场一看，二三十根抽了穗的包谷被人横七竖八踩倒在地里。队长像是根本不相信公安局真会来一样，两手直搓局促得不行。不用吆喝，左邻右舍的人都围了过来看热闹。老王掏出笔记本，煞有介事一一询问。我拿了皮尺，按勘查程序，测方位，测距离，画现场草图。再拿相机拍概貌，足迹细目啥的。不一会儿，一盒胶卷三十六张就咔嚓完了。正要换胶卷，老王瞥见，直拿眼色示意我打住。我纳闷，还是停了手脚。

回来路上，老王半数落半奚落我道：“你咋就当了真呢？这种事我们到了现场就达到目的了。一来表示公安重视，二来是个震慑。大队干部，难免得罪人，社员气头上踩几根包谷不算啥。你还真当犯罪现场勘查，浪费胶卷了不是？”

我反问：“要真像你说的报复，破坏生产呢？”

老王讥诮道：“你看见包谷地边那十来根柑橘树苗子没有？那人果真要报复，砍几根树苗子管多少钱了？”

我愕然，也释然。再看老王，面庞乌漆麻黑，心中却是明镜般亮堂呢！书本知识与现实一结合，差距还真的出来了。这样想着走着，不出几里路，一团乌云卷过，豆大的雨点铺天盖地落了下来。雨伞已抵挡不住风雨，老王带着我跌跌撞撞跑进路边一间废弃的水磨房躲雨。气没调匀，老王拍拍我肩膀，显摆道：“我没说错吧？这天是一定要下雨的。”

“其实我也晓得这道理，只是没在意。”我给老王递上一支烟，嘀咕说，“初中有“农业基础知识”课，啥‘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有雨山戴帽，无雨下河罩’这些农谚也是学过的。”

“呃？真的吗？”老王瞄我一眼，吐口唾沫说，“那你去把这书找出来，重新学学，胜过你在警校学的那些狗屁书本了。我们这些爬山转田坎的警察，用得上。”

我很快发现，老王说的那些让我很受伤的话倒也没啥大错。在农村县做一个刑警，吃透现场、条分缕析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嘴勤、腿勤、手勤、眼勤。尤其是嘴上功夫，所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最是绝招。要没这些功夫，别说破案抓人，混张床睡混口饭吃都成问题。在队里，不止一个人作古正经给我和小付上课：“我们刑警是啥？这刑警的‘刑’写成‘刑’是‘开刀’的意思，那得用拳头说话！写成‘行’也行，那是要用脚走路的。拳脚是硬功夫，嘴皮子是软功夫，两样功夫是我们的打门锤，少一样也不行。”

我出身农村，四体也勤，五谷也能分辨，做得一般农活，没有架子也没有包袱，但口痴言钝却是我打小的硬伤。正是这样，我见老王们在沙河子也都如我，不善言谈，一到乡下却像变了个人一样，田边地角，放下犁头又是耙，和农民们插科打诨、口角生风、一如故人。三两下混得酒饭、热被窝款待，要查的事情、要摸的情况捎带也轻松搞定。心里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感到有些自卑。依葫芦画瓢，我试着用他们的口气、做派去和农民们套近乎，舌灿莲花似的，效果却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想向老王们讨教讨教，又不好开口。当年的公安局，院校毕业的正牌生稀少，稀少却不稀珍。在老王他们这些“老板凳”眼里，我们就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嫩毛头”。照本宣科可以，真刀真枪大大的不行。老嫩之间双方都有隔膜，互相看对方都不是好顺眼。刑警队过去一年两年才进一个把学生，势单力薄，早被老板凳们打磨得低眉顺眼、小媳妇儿似的。现在一下子进了两个警校生，看样子还都是一踩几头翘的主儿。牛吃南瓜不好下口，老板凳们便一个个做一副不惹不躲不冷不热的架势，一有机会总要看看笑话，挖苦挖苦。

终于有天，机会来了。我和小付被“狠狠”地教育了一回，记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