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需求不足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在2014年两会上，有记者问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总理回答，是经济下行的压力。2014年1—5月份的经济数据表明，经济下行压力在持续两年多之后，到目前为止没有缓解。造成经济下行压力的原因，从短期来看，主要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进口市场疲软，导致我国出口增长受阻，而出口占我国GDP比重较大，出口增速的波动对总需求的影响不可忽视。从长期因素来看，主要是周期性的影响。2000—201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物价水平最低、经济波动幅度最小的时期，这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十年增长速度达到10.4%，通货膨胀率只有3%。甘蔗没有两头甜，十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靠高投资和高消耗，这十年我国的投资率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最终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到2008年遇到全球金融危机时，经济的周期性因素也开始发挥作用。短期和长期两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产能全面过剩。长期积累的矛盾不是靠修修补补可以解决问题的，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大幅调整，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使国民经济迈上一个新台阶，开辟持续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二、转变发展方式是解决目前经济领域所有问题的关键

需求不足需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会不会回到前十年的老路上？通过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来实现高增长，会不会出现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不良循环？这需要用转变发展方式的理念，用转变发展方式的办法来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化升级上，这是党的十七大提出来、十八大又进一步强调的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要方向和重点。

（一）调整投资和消费比例，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通过营改增为第三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消费的需求潜力很大，通过调整投资和消费比例，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六五”时期的平均水平(53%)，每年将会有8万亿元以上的商品由出口转为内销。目前一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才20多万亿元，再增加8万亿元，可以想象居民的购买能力、消费水平将会有很大提高。实现这样的转变，才是真正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二）提升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只有36%，世界平均水平是60%，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是50%。通过改革，使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能够有一个较快增加，用五年左右时间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那么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将上升14个百分点，相当于1.1亿个就业岗位。

（三）通过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

我国申请发明专利已经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超过美国，国际专利的申请量也迅速接近美国，再过二至三年，我国国际专利申请量也可能超过美国。用自有技术带动产业升级，比较乐观和可行。

（四）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把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系列部署，让农民分享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可以大幅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到2022年，我国人均GDP可以由2013年的6750美元达到12000美元，有可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四大转变是必须跨过去的槛，如果过不了这四个槛，经济下行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现在不能说中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已经不存在了，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跨过四个障碍，我国有可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跨不过去，就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现在正处于艰难爬坡阶段。

三、能不能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是对政府施政能力的考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表达了党中央改革的决心，企业和群众看了以后心里热乎乎的。好多群众担心中间梗阻，这么多改革措施能不能落实？各级政府部门能不能把改革措施落实到位？还是从传统思维模式出发，对自身有利的就改，对自身不利的就不改？这些都是现实问题。

把宏观调控同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结合起来，近期要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不是一刀切，不是一般化的号召，而是要有重点、有调控的方向，把社会资金引导到有利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上来，需要把调控措施和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结合起来。

计划部门、财税部门和金融部门要密切合作，形成合力。计划部门要提出调控和转变的重点方向、规划，甚至具体到一些大项目。财税部门以调控规划为依据，运用减税、贴息、资金补助等方式，引导资金投向。金融部门要根据调整规划和财政杠杆的引导，实行定量定向宽松政策。朱镕基同志任总理时曾经搞了一个“点带”，现在好多同志担心金融银根稍微松动一下，资金是不是都流到房地产去了？对此可以采取定向宽松的办法，甚至对一些重点项目实行“点带”，引导资金流向。三个部门密切合作、形成合力，才能够完成发展方式转变这样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四、是不是重视发挥政府作用，是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分水岭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传播使拉美国家深受其害，像巴西、墨西哥等国家隔几年发生一次通货膨胀。特别是美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已经臭得不能再臭了，最近十几个国家的大学生集体提出西方经济学提供的观点脱离实际，要求修改教科书。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把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听信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言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说政府什么事不干才好，政府干什么事他们就骂，目的是让市场自发起作用。我国万幸没有听任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建立了一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管理制度，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2000年以前，我国经济呈现周期性波动，隔几年大起大落一次。2000年以后，在经济上行时期适当控制总需求，在经济下滑时期适当扩大总需求，通过这种调整就熨平了周期，出现了2000年以后的平稳黄金发展期。这些都是成功的经验，我们不要怀疑自己、否定自己。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尤其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近期国务院提出要下放200多项项目的审批权，实行简政放权。政府要从干预市场、干预企业决策的微观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干好五件事：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当前特别要把宏观管理搞好，宏观环境好，企业才会投资。消费者有好的预期，将来收入要增加，现在才能放心大胆地去消费，经济就进入了良性循环。现在我国人均GDP只有6000多美元，美国等发达国家是4万~5万美元，我国的增长空间很大，关键是要通过改革和宏观调控，把这种增长潜力释放出来。这个时候绝不能让政府去功能化。

（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