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之二：微传播时代到来了

回顾媒体发展的历程，广播出现的时候，有人说报纸要死了；电视出现的时候，又有人说广播要死了，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衰亡的论调再次唱响。2014年，报纸的发行量出现“断崖式”下滑，电视媒体的地位岌岌可危，门户网站甚至也成了“旧媒体”。2014年岁末年初，两大新闻在中国传媒界“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是上海《新闻晚报》于2014年1月1日起停刊，有记者为此填写《江城子》:“十年青春空飞扬，人未老，报先亡，新识旧友，何处诉离肠。千简万牍著文章，朝随露，夜伴霜。一夜北风旗幡乱，刀笔断，鸟弓藏，青丝白发，谁人不彷徨。往昔峥嵘随流水，落花黄，晚报殇。”哀伤意味不绝于耳。二是海尔改变广告投放策略，不再向杂志、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投放硬广广告，转而投放新媒体广告。张瑞敏这个在深度反思互联网思维对海尔的影响之后作出的决定，让以卖广告为生的传统媒体唏嘘不已，各路人马唱尽挽歌。

微传播的传播特征

“自从有了智能手机，世界各地就出现了大量行尸走肉！这些家伙外形和人类相似，但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目光向前下方倾斜，一只手或两只手抬起到面部至腹部之间，手指（通常为食指或拇指）不停作出规律性运动。”这是一条10万+的朋友圈，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微传播的特点。

微传播，指的是以“两微一端”（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方式。一个“微”字，形象地表明了微传播的特点：传播的内容是“微内容”（一句话、一个表情符号、一张图片等）；传播体验是“微动作（通过简单的按键操作、鼠标点击完成选择评价、投票功能）；传播渠道是“微介质”（手机等介质）；传播的对象是“微受众”（小众、对象性传播）。与传统媒体相比，微传播在传播上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在传播方式上实现了核裂变式的广泛传播，对新闻和舆论传播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几乎颠覆了“把关人”这一传播学经典理论。

1947年，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书中提出“把关人”理论，即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传统媒体在信息发布之前，把关人（记者或编辑等）会根据一定的标准（通常为新闻价值）对信息进行把关，使得进入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大众传播渠道的信息，大到是否采用这则信息，小到稿件的语言措辞，基本上都是符合传媒组织的立场和方针以及社会价值衡量标准的。然而，在“自媒体”条件下，只要不涉及敏感话题，每个网民都可以不经任何人同意，在微博上即时实现消息的传递。虽然各大运营商都设置了严格的机器审核和人工审核程序，但这种审核主要是通过设置关键词来进行的，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把关。因此，当传统媒体的把关人还在琢磨这条消息要不要报的时候，该消息早已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被广而告之了。

比如，在“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网络ID为“袁小芫”的微博网友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发出第一条微博，比国内媒体在互联网上的第一条“列车脱轨”报道早了两个多小时；2010年8月8日凌晨，假期回乡的重庆理工大学学生王凯用手机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19字信息，最先向外界发布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的消息；而在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中，重点节点消息无一不是在微博、微信、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首发，再一次显示了社交媒体传播速度快、及时性强的新闻优势。

第二，微传播与其他传播方式最大的区别在于草根性和自媒体性，微传播为广大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声空间，造就了一个全民传媒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终端的普及，使得在一些突发事件发生后，互联网上马上就会有图有真相，有视频，有评论，而第一个向社会公布信息的，往往不是新闻媒体或政府机构，而是事件的当事人或亲历者。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和影响力进一步下降，“两微一端”成为人们了解新闻时事的第一信息源，成为汇聚民意、反映民情的重要通道，成为社会舆论酝酿、发酵和传播的重要舆论场，特别是拥有月活跃用户6.5亿的微信，成为社会舆论的新引擎。

这是“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这样一个时代，公众的知情权意识、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越来越强烈，众说纷纭、众声喧哗成为舆论新常态，各级政府面临着持续增长的信息公开压力。公众通过“两微一端”积极介入政府管理、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以及官员执政表现等公共事务已是大势所趋，微吐槽、微举报、微围观、微调查让互联网舆论监督进入了新阶段。尤其是在网络上极受瞩目的公共事件，政府的及时介入与回应，以及对于事件调查结论的及时通报，已经成为政府平息众怒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必然之举。

学者刘建明最先提出了舆论场效应。他认为，舆论场是指包括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舆论场是舆论形成的条件与空间，构成舆论场有三要素：同一空间的人群密度与交往频率；舆论场的开放度和舆论场的渲染物和渲染气氛，即同一空间人们的集结密度与交往频率较高、空间的开放度较大、空间的渲染力（鼓动气氛）较强，形成舆论场的可能性便越大。新华通讯社原总编辑南振中认为，在当下中国，客观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等“主流媒体舆论场”，即官方舆论场，它忠实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人们在微博客、BBS、QQ、博客上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改写了“舆论引导新格局”。

还是以“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为例，两个舆论场的表现截然不同。传统舆论场报道自发救援的当地农民，踊跃献血的温州市民等，希冀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给人正面力量和希望，但是，这样的报道原则在天灾中尚可得到认可，若是人祸，则会被认为避重就轻，转移话题甚至粉饰太平。而在民间舆论场中，微博上出现从事故现场发出的求救，不断披露的救援细节以及受害者家属的控诉，强烈的现场感使人感同身受，悲愤情绪蔓延，一边倒的质疑使批判上升到制度高度，“民间舆论场”，几乎完全淹没或者抛弃了传统媒体看重的正面因素。

第三，微传播时代，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呈现出了情绪化传播的传播特点。为什么今天的媒体喜欢传播社会情绪呢？

首先，从媒介传播的本体来看，无外乎信息、观点和情绪三类，而在这三者之间，最容易得到传播的是情绪。比如，2013年年初，有一个信息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的修订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新规规定，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一次扣6分。抢黄灯行为属于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对驾驶人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记6分。该信息本身无疑是客观的，但最后形成社会广泛争议，则必须通过主观的评论来完成，这就有了观点。如有人评论说，如果是这样，那就用不着红黄绿3个灯了，有红灯和绿灯两个灯，红灯停，绿灯行就可以了。还有人说，那两个灯也太浪费了，直接用一个灯，亮了行，灭了停，不就完了吗？值得注意的是，与观点相比，更容易传播的是情绪，如针对“闯黄灯扣6分”的新规，网上有人直接开骂：如果不是脑残，怎么可能制定出这么脑残的规定呢？这帮傻X，成天坐办公室里拍脑袋，能干出什么好事啊，等等。

这是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当信息过载的时候，公众就需要有人来提供判断，而这个判断，就是观点，因此，观点比信息更容易得到传播。但是，在快速切换的社会环境中，尤其是互联网发展的技术条件下，比观点更容易得到传播的是情绪。情绪，是传播度最高的传播。

其次，从新闻生产的流程来看，从记者到编辑，再到总编辑，是一个新闻不断被情绪化，或者说，不断被戏剧化和冲突化的过程。记者是冲在第一线的，写出的稿子是第一稿，一般来说，每个记者都希望尽量传达真相，通过传达真相实现自我价值，获得职业荣誉感。记者的稿子交到编辑手里后，编辑的主要工作是提炼亮点，修改导语、小标题或者文章结构，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故事化、冲突化，甚至戏剧化的过程。最后，稿子到了总编辑那里，总编辑一般都不改稿子了，改什么呢？改角度，改标题，进一步提炼亮点，把最突出的部分放到最明显的位置，而这个过程，情绪就被凸显了出来。

再次，从传播介质的发展历程来看，从报纸到电视，再到互联网，传播的内容越来越情绪化。报纸要落到文字上，需要足够的逻辑，但不需要那么多的情绪。电视就不一样了，它需要画面，画面讲究感染力。所谓感染力，一定不是文字的逻辑之美，而是情绪的感染力。到了互联网更是如此。报纸有版面语言，电视有画面语言，互联网也有一个语言，就是标题。尤其是在移动媒体时代，手机的屏幕那么小，如果一眼看上去不够吸引的话，是不会去点击的。现在所有网站的考核，主要以新闻点击量为主，点击量上不去，不仅没有绩效，工资可能也拿不到。所以我们看到，标题党是在网络新闻兴盛之后才出现的一个词，网络编辑必须要把标题做得足够惊悚才能够吸引人。

最后，传播者或者说新闻从业人员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也使情绪化传播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些年来，冲在新闻第一线的记者年龄越来越年轻，从70后到80后，再到如今主要以90后为主。70后，也就是有一定年龄和阅历的记者，知道什么叫“政治”，他能够理解政府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内，组织责任或系统责任与个体责任是有区别的，他能够明白所谓的官话套话背后是一套什么样的真实逻辑，他能够看出假如不同部门出现掐架，肯定是各自有各自的说法，他能够理解官员的为难之处，因为很多话没有办法直接说出来。但是80后，尤其是90后记者恐怕就不能理解，他们是互联网一代，权利意识和监督意识都很强，因此，在报道的时候就会更加情绪化。

总之，媒介环境的变化倒逼着我们必须去回应社会关切，疏导社会情绪，这也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对每一个政府官员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

第四，微传播时代，互联网具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网络组织主要是通过网络群组来实现的，即网民根据人际关系、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等，通过社交网站组织群组来开展活动，而网络群组里进行的一些隐蔽活动，政府是很难进行监管的。比如，2011年1月底至2月初埃及政局动荡期间，“脸谱”是抗议者传播信息和组织活动的主要途径，因此，许多媒体把埃及和中东的这波公众抗议浪潮称之为“推特革命”或“脸谱革命”；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人们借助于Twitter、Facebook和Meet up等平台，建立了联系，聚集起来参与运动；在俄罗斯反杜马选举舞弊包括反普京活动中，很多网民通过脸谱、推特和俄罗斯本土的社交网和国际社会进行联系，一些网民还自发在微博上建立一些群组，然后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活动，导致整个活动像滚雪球似的扩大，有评论称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非传统力量发动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在有些国家，群组和圈子发展到后来成立了政党，如美国脸谱网民组建的茶党和咖啡党，支持者和成员超过几十万，成为影响美国的重要力量，而由支持盗版的网民组建的海盗党已经成为瑞典第三大政党，很多成员还在欧洲议员竞选中获胜，目前，有十多个国家都出现了海盗党，并组建了全球海盗党联盟。

如今，网络社交应用与手机定位功能相结合，对网民的动员可以实现精准化，即通过分析网民的不同态度或兴趣等，对特定群体进行精准动员。据美国《在线杂志》透露，美国情报机构为配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非暴力政权更迭”策划的机构——爱因斯坦研究所等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针对年轻人利用互联网以及手机的偏好专门开发了各种最新通信工具。美国著名的研究所兰德公司则把这种战术称之为“蜂拥而至”，意指年轻人通过发送短讯或互联网互相联系，聚集在一起，听从更迭政权的命令。利用这些新技术手段把目标国的年青一代作为主要渗透目标，积极培养亲西方力量。也因此，这种政变模式被冠上了“后现代政变”的时髦名称。

总之，当有人提出“世界微博政治史”这样的说法时，表明在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帮助下，个人影响社会的力量在逐渐增加，“人人都可以低成本地挑战国家”越来越成为现实。与此相对应，政府及官员对互联网舆情事件的风险认知与反应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使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显得格外严峻。

独特的“网落官”现象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有一个现象十分引人注目，那就是“网落官”。从“下跪”的副市长李信到“香艳”日记局长韩峰，从微博直播开房的谢志强到事故现场微笑的杨达才，从掉入桃色陷阱的雷政富到被跟踪记录的赵明华，从猥亵小姑娘的林嘉祥到动手打空姐的方大国，从被情妇爆料的衣俊卿到被记者举报的刘铁男，几乎每一起“网落官”事件，都会引发网民围观与吐槽的强烈兴趣，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戏剧化传播效果，而每一次网民的集体狂欢，都会对官员和政府形象产生严重损害。

为什么“网落官”会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正如人们将互联网称为“反腐利器”，技术的发展为网络反腐提供了一种便捷有效、影响广泛的参与手段，无论是论坛发帖，还是微博举报，网络反腐信息传播得更快，传播力更强，更能迅速引起社会关注。因此，网络反腐成为民间反腐的一种新的进化手段，公众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行使对权力机关和政府官员的监督权。其次，“网落官”的红火恰恰反映出常规反腐渠道不畅通的现实。过去，群众通过正常程序举报，面临诸如耗时长、资费高、隐蔽性差等一系列问题，有时还会遭遇“官官相护”的情况，发出的举报信在经过多次批示后，最终居然落到了被举报人的手中，很多举报人因此遭到报复。所以，“信访不如信网”，当互联网的隐匿性能够更好地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时，网络反腐越来越成为群众首选的举报形式。再次，强劲的“网络反腐风暴”是公民通过互联网参与政治的一种表现，反映了当前民众日益高涨的对公共权力及政府官员的监督诉求，彰显了公民权利。互联网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门槛，拓宽了政治参与的范围，通过举报揭露或者吐槽跟帖等网络反腐的行为举措，网民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感”，因此，假如说党政机构主导的反腐是一种“权力反腐”，网络反腐本质上是一种“权利反腐”，二者相辅相成，实现了对公共权力和腐败官员的有效监督，共同推动着中国的廉政建设和社会进步。

“网落官”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当事人，一般是事件的受害者或参与者，他们手中直接掌握着证据，以真实身份公开举报腐败官员。如被常艳放到博客上的长达12万字的日记《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详细记载了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与博士后常艳之间的交往过程；而在猥亵女童事件中，深圳海事局副局长林嘉祥的“网落”，正是因为被猥亵女童的父亲将酒店监控录像直接配音之后公布到网络上；微博直播开房的谢志强，毫无疑问也是事件当事人，不过他是自己暴露了自己。第二类是代言人，包括传统媒体的记者和民间职业举报人等，他们通过当事人掌握了大量腐败细节和证据，作为当事人的代言人通过网络公开曝光，举报或揭露涉腐行为的具体细节，并对其言论及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实名举报刘铁男的罗昌平、撰写“下跪的副市长”一文的李新德，自称“民间第一职业举报人”的姜焕文，以及爆出重庆不雅视频的著名独立调查记者朱瑞峰等。第三类是目击者，在自媒体时代，随手一拍，就可以把官员言行不当的视频记录下来，放到网上。“微笑哥”和“表叔”，都是被目击者拍到的；李亚力之子李正源对交警的蛮横跋扈，也是由现场围观者拍下来放到网上后广为人知，并导致这位公安厅副厅长落马的；那些通过履历被挖掘出来的一脸稚嫩的“火箭”官员，也属于此类。

“网落官”的落马原因主要集中在生活作风、权力滥用和言行不当三大类。因生活作风问题而被“网落”的官员在“网落官”中的比例最大。早在2004年，“下跪的副市长”——原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被情妇举报，因台上的正襟危坐、光鲜亮丽和下跪求饶时痛哭流涕的形象反差引起了网民热议，于2005年7月4日以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2007年，因暴力殴打情妇的原云南省个旧市副市长童外元被依法罢免了职务。2008年，徐州市泉山区原区委书记董锋以“一夫二妻区委书记”闻名网络，在网友爆料5天后即被免职，后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2009年，湘西“好色州长”杜崇烟被一个《州长全国人大代表奸污北大女生》的帖子爆料获刑10年。

从2010年开始，因生活作风问题被“网落”的官员逐年增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2010年年初，网络流传“韩峰日记”，原广西来宾市烟草局局长韩峰因“性爱日记”被网友曝光，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2011年6月20日，江苏省溧阳市卫生局局长谢志强因“微博”直播开房当天就被停职。2012年11月，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因网上爆出不雅视频而被秒杀落马，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因网络曝出“离婚承诺书”被立案调查。2013年6月，纪英男在微博中曝光被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范悦诱骗“包养”4年，后范悦被免职。8月，网民爆料上海高院法官“组团嫖娼门”,5天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雪明，副庭长赵明华，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副主任倪政文被双开，民五庭副庭长王国军被撤职。

权力滥用是“网落官”的另一大类别。原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在其子因违章行驶与交警发生冲突后，滥用权力，指使手下动用刑侦、技侦手段销毁证据，包庇儿子。原山西省静乐县县委书记杨存虎的女儿王烨，从上大学开始从山西省疾控中心每月领取由财政全额拨付的基础薪、生活补贴及住房公积金等，大学学费也由省疾控中心承担，事件被网友以“静乐县委书记女儿五年吃空饷10万元”为题曝光，杨存虎被免职。而河南省周口市在2013年开展的全市公职人员“吃空饷”问题治理中，查出各类“吃空饷”人员达5731人，按每年每人平均工资2万元计算，仅此一项开支已超过1亿元人民币。因滥用权力而诞生的“马路飞机”可谓是互联网“史上最牛”主角之一，河北省高邑县县委书记崔欣元迷信风水，高价买回一架退役老式歼6歼击机摆放在县委大院一条丁字路口的正中位置，还围绕它修了个小花园，把大马路堵死，3年后，一个《高邑县领导打造史上最牛丁字路》的网帖曝光此事，最终使崔书记落马。

权力滥用型“网落官”中还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群体，那就是“火箭官员”，特指那些被“火箭”提拔的年轻官员。近年来，被媒体曝光过的“火箭官员”包括：辽宁东港市副市长80后美女董海涛、湖南湘潭县27岁副县长徐韬、山东济宁25岁女镇长韩寒、河北馆陶县代县长80后闫宁、湖南耒阳市32岁副市长王卿、“湘潭神女”湖南湘潭市岳塘区发展改革局21岁副局长王茜、重庆武隆19岁副乡长李泞玉、湖北通山80后美女县长胡娟、河北武安80后美女副市长郑晓燕、甘肃武威市22岁外侨办副主任焦三牛、湖南石门县委副书记刘琼、湖南岳阳市华容县28岁女副县长赵群子，等等。“火箭官员”普遍存在年纪小、工作时间短、迅速上位的特点，因而遭到质疑。

近年来，因言行不当而“落马”的官员也不在少数。2008年，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因表态“要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引发争议，随后被网友曝光抽1500元/条的“九五至尊”烟，戴20多万一块的“百达翡丽”表，在网友的不断爆料中，周久耕终获刑11年。2012年8月26日，原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一位正厅级官员，因为在36人遇难的延安“8·26”特大交通事故现场面露微笑，从而被网友人肉，以至于从“微笑哥”到“表哥”，一发不可收拾，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4年。言行不当的“网落官”还有涉嫌猥亵11岁女童被网友人肉搜索并被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原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正局级）、纪检组组长林嘉祥，因“打空姐”而被免职的原广东越秀区武装部政委方大国，因“抓记者”引起全国媒体广泛关注而被责令引咎辞职的“史上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因公车私用旅游、手摸千年壁画被19岁讲解员出言制止便连扇讲解员两个耳光而被免职的“最牛团长夫人”于富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21团医院党支部书记）及其丈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221团党委常委、副团长陈伟，因开会睡觉而被免职的湖南祁东三名官员，等等。

随着形形色色的“网落官”落马，网络反腐成为反腐工作中一个新亮点，在反腐领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网络反腐热的越推越高，其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必须加以高度重视。

一是相关部门对网络举报回应的无序状态需尽快得到改善。当前的网络反腐基本处在网民自发阶段，相关部门尤其是基层部门对网络举报的应对处置往往迫于舆论压力，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可循，从而使网络举报的成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网络反腐成为一种被动式反应的应急行为。

有些举报甫一出现，就得到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并迅速加以解决；有些举报看似被充分重视，但雷声大雨点小，对腐败官员的惩处并不彻底；而有些举报，网民以为胜券在握，但相关机构始终不予理睬，按兵不动，网民对此，只能是徒唤奈何，并无良途。

在举报信息的受理和反馈方面，公众的举报信息从网络中来，但举报受理的相关情况反馈却难以回到网络中去——网络举报是否已经被受理，受理的具体情况如何，没有一个良好的机制约束，举报人和网民只有被动等待相关部门发布的信息，而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在网络上或口诛笔伐或情绪宣泄，严重损害着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当前亟须制定出台相关的法规条例，建立一套统一的运作程序、工作流程、接纳和反馈机制，有效规范网络反腐工作。

二是缺乏与网络反腐相关的监管、违法追究、损害救济制度，使侵权问题接踵而至。如网络反腐中的失实举报问题。上海交大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舆情网联合发布的《2012年中国微博年度报告》显示，在2012年度24起影响较大的网络反腐案例中，系谣言误传的有9个。如借房氏大家族之机推出的“房祖宗”事件，就是典型的失实举报，在这起事件中，济南公安的及时澄清避免了官员被误伤，但更多的失实举报可能就像马季相声所说的，“一封（举报）信八分钱，最少让小子恶心半年”，会对无辜的官员造成莫名的伤害。

综观当前网络反腐成功的案例，几乎都带着一种“墙外扔砖，砸到谁算谁倒霉”的侥幸色彩——如果没有在事故现场发笑，如果那张照片没有在微博流传，如果戴名表的照片没有被搜罗出来，杨达才可能在短短的26天之内被撤职吗？

事实上，作为一种自发性的反腐方式，网民很难掌握什么确凿翔实的证据，也没有进行调查的合法性，从反腐倡廉的整体来看，网络反腐的胜利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意外收获，并不是反腐制度化、常态化的必然结果，其模式很难进行复制。此外，网络反腐在发挥教育警示作用的同时，很容易形成寒蝉效应，使其他官员变得更加谨慎起来，并逐渐学会了应对之术——韬光养晦，深藏不露。而这，几乎是网络反腐的一个致命缺陷。“天价烟”和“表叔”事发后，一些官员在公开场合的言行举止开始悄然改变，不抽好烟、不戴好表。江苏卫视主持人@金思辰爆料：刚才某节目录制，请来一领导做嘉宾，刚说三、二、一、准备，领导突然叫停。然后走到一旁，默默摘下手表，穿上外套，系上扣子，挡住皮带，照照镜子，确认无误，这才放心回到场上说可以开始。你说你们这些网友，大热天的看把领导给吓得，容易吗……

再如网络反腐催生的非法牟利问题。2013年第6期财新《新世纪》发表的《删帖生意》一文提到，“黑”公关公司雅歌时代通过向网络编辑及政府官员行贿等方式删除负面新闻，甚至外包网站二级频道和创建自有网站发负面新闻要挟官员或企业付钱删帖。

三是网络反腐中目的与手段的冲突与平衡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我国刑法规定，传播淫秽的书刊、影片、音像、图片或者其他淫秽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向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的，从重处罚。而重庆不雅视频事件中，在雷政富应声而倒时，人们并不认为上传官员淫秽视频的行为本身是一种犯罪行为，上传淫秽视频的网友也没有因此受到法律的制裁与处罚。

可见，在网络反腐胜利的欢呼声中，目的的正确性掩盖了手段的不正确性。而一些网络举报沦为打压对手的工具，“房叔”的落马就源于“内喉”的报料，在这些借力网络，利用舆论手段打倒对手的网络反腐事件中，网民在快意恩仇的不经意随手转发之间，就充当了一次别人的“打手”。因此，知名网民“花总丢了金箍棒”虽然手里掌握着上万张官员戴表的照片，但他并不打算公开，因为在他看来，他的鉴表行为，要么成为网络情绪发泄的出口，要么成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四是网络反腐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常艳日记曝光后，中央编译局女性被集体曝光，对此，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在微博中写道：今天在微博上看到有人把中央编译局女性员工的全部照片都展示出来，并加上“妻妾成群”的评论……用制约公权力的名义公然践踏私权力……把所有女性员工看作是被潜规则的对象，这种意淫没有任何正当性……但在中国的网络上，却可以肆无忌惮地传播。目前，我国的网络伦理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亟须借鉴国外如网络“摩西十诫”、美国计算机协会提出的“网络伦理八项要求”等，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网络伦理规范并大力倡导推行。

事实上，有关网络反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也有相关规定，而中纪委给出的相关解读中强调了三点：第一对网络上举报的要及时查处，这一点是题中之义；第二是对失实的要及时澄清，这就是要进一步把内部查处结果透明化，既是对公众交代，也是对相关官员交代；第三点则是对诬告陷害的要追究责任——过去纪委往往更看重实名举报而非匿名举报，但网络举报大都是匿名，这也算是对网络举报的一种约束。

由此，在“网落官”落马的阵阵喝彩声中，我们必须保持一份警醒，那就是不能拔高网络反腐个案的意义，不能因为互联网揭露出了一些官员的腐败案件，就将国家反腐败的希望寄托在互联网上。而是应该深刻认识、准确把握互联网的特点与规律，正确发挥互联网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一定要更好地发挥制度反腐、常规反腐的作用，唯有如此，才能使我国的反腐倡廉事业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之路。

微传播构建的媒介现实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科技带来的社会生活变革包括“美学感觉”的变化，即技术形成了一种新的空间感和时间感。微传播就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空间感和时间感。以微博为例，仿佛是一个模糊了时间和空间的“场域”，不同时空中的人和事就像滚雪球一般，通过不断地被“@”而完成了聚合——那些不同时间发生的各类事件仿佛堆在一起在同一时间呈现在微博空间，使那些五湖四海的人在同一时间共享着同一空间——很显然，在客观现实中，这些人与事是孤立地存在于其所在的时空中的，但是通过微博、微信等微传播媒介却被聚合在了一起。因此，正如社会学学者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在1966年共同撰写的《现实的社会构建》一书中将社会现实分为客观现实、媒介现实和主观现实三类，微传播，这个模糊了时间和空间的“场域”，为我们构建出了一个与客观现实有所差异的媒介现实。

网络暴政与集体狂欢

由于网民这一庞大群体受文化、教育等各种因素制约呈现出水平参差不齐之状貌，可以想像，不经过专业传媒组织把关的微博，其所构建的媒介现实不仅与客观现实有很大差异，与传统媒体所构建的媒介现实也有很大不同。

网络暴政之人肉搜索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图景下的舆论形成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肉搜索”就是如今公共舆论生成过程中经常被用到的一种手段。所谓“人肉搜索”，是指通过集中许多网民的力量去搜索信息和资源的一种方式。“人肉搜索”使信息传播的速度空前加快，常常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形成并大规模扩散舆情，但也经常会陷入法律误区，受到道德谴责。

2013年12月2日，广东陆丰18岁女高中生琪琪到一家服装店购物，店主怀疑她偷衣服，于是将视频截图发到微博上求“人肉”。“人肉偷衣服女生”的信息在网上引起了热烈反响，众多网友纷纷参与“人肉搜索”。很快，琪琪的个人信息被曝光，被同学朋友指指点点，网上也是一片辱骂之声。3日晚，在连续发出“第一次面对河水不那么惧怕”“坐稳了”两条微博后，花季少女琪琪无奈走上绝路，跳河自杀。“人肉搜索”的目的是希望用社会道德评判来约束不道德行为，但其侵犯个人隐私权等相关权益的不良后果，亟须被规范和监管。

网络暴政之网络谣言

近年来，中国进入了突发事件的高频率发生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事件等各类突发事件接连不断发生，每一次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发酵过程中，谣言都是最有力的情绪触发器和舆论助推器。如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中的“700吨氰化钠泄漏毒死全中国人”、重庆万州事件中“打人者是公务员”、贵州瓮安事件中“死者叔叔带到警察局问话被打死”、湖北石首事件中“永隆大酒店又挖出尸体”等谣言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再如，马航事件一开始是各种“平安降落”的谣言，之后，在漫长的等待消息的过程中又充斥着各种阴谋论，所有这些都在符合网民心理认知的美好愿望与合理想像中，裹挟着大众集体走向极端。

为什么互联网会成为谣言的沃土？一是“谣言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几千年来，谣言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不绝如缕。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三人成虎”“空穴来风”“谣言止于智者”等与谣言相关的俗语，秦始皇嬴政正是因为对“亡秦者，胡也”的说法大为不安，才开始北伐匈奴，修筑长城。二是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信息传播的手段日渐丰富，互联网裂变式传播的特点降低了传播成本，而虚拟空间的匿名效应使网民具备了更大的言语尺度和表达自由裁量权，这些都使互联网成为一个独特的谣言传播场域，文字出现之前以口耳相传的谣言得以在这里快速广泛传播与扩散。三是“实际上，谣言的扩散经常显示出一种对官方渠道消息的不信任，甚至对政府本身就缺乏信任”。谣言背后总是或多或少蕴含着一定的社会情绪，反映了传播者对现实政治环境的不满，当人们无法从主流媒体或权威性部门获得信息时，不负责任、混淆视听的谣言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加上一些情绪化的不良煽动，群体情绪不断被感染放大，往往就会造成集体性的情绪宣泄，加剧了事件处置的难度。

谣言是虚假或未经证实的信息，其作用总是消极的，带有强烈的欺骗性和思想煽动性，“谣言传递信息，树立或毁坏名声，促发暴动或战争”。“一个罗斯福则需要等待几年，一个哈定需要等待几个月才有可能在所有的谈话圈子里制止一场争议，或者结束一次造谣运动。公众不得不忍受无数产生于俱乐部聚会室里、餐桌上及闺房中的恶毒的流言蜚语，它们被翻来覆去地精心传述着，人们兴致勃勃，乐此不疲。”

《吕氏春秋·慎行》中的“察传”指出了对谣言不可不察的重要性：“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獗，獗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即使是以言论自由自居的西方国家，其宪法也对那些引发“明显而即刻的危险”的言论加以限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过一句名言：绝不会保护任何人在戏院中诳呼起火引起恐慌的自由。因此，互联网谣言，尤其是政治谣言的传播与治理，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网络暴政之群体极化

互联网群体极化现象，是网民在围观和吐槽某个事件的过程中，“集体无意识”升级后形成的大众集体狂欢。就像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所说的那样：“事实上，人类群体的水准降到了其最差成员的层面。……也就是说，群体中人的思想行为会接近那些最低水准的人的平均水平……地位最低的人的标准被用来判断非常普通的事情。”

2011年6月，郭美美就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身份通过微博炫富，引起了轩然大波。时隔半个月，面对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官方微博迟来的回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再次真诚感谢广大公众和媒体对红十字工作的关心和监督，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得到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将以谨慎务实的态度和作风，继续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致力于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把每一份爱心，每一笔善款，传递给最需要帮助的人。”网友们立即选择用“呸”字接龙抗议，一时间，“万呸回帖”成为微博奇观。7月7日，当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终于在重压之下发布了唯一一则直接回应“郭美美事件”的博文：“北京警方称：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无直接关联。”之后，当日此微博转发15305次，评论达68982条，其中73% 的评论都是无意义谩骂。

姑且不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慈善事业本身是否出了问题，其舆情应对之策是否优劣，仅就“万呸回帖”这一群体行为来看，无疑是群体极化心理在微博中的极端表现，是不折不扣的“网络暴政”。虽然在实名制的约束之下，与网络时代网民“上来就骂，骂完就走”的极端情绪相比，在微博空间的发言相对理性一些，但事实上，通过加“关注”而实现传播过程的微博由于天然地携带着群体传播的基因，不可避免地使原本就已处于浮躁状态网民的“集体无意识”再度升级，进而可能形成大众的集体狂欢或者个人的孤独狂欢。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回应“郭美美事件”的博文遭遇“73% 的评论都是无意义谩骂”，无疑是群体极化心理在微博中的极端表现，是不折不扣的“网络暴政”。

网络暴政之网络审判

互联网舆论空间存在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弥漫着诡辩、谩骂、审判等恶性争论语态，盛行着不问是非、情绪主导与话语狂欢的反智逻辑，“丛林法则”大行其道，理性的观点与客观的分析很难吸引眼球，情绪化、极端化的言论才能被关注、被转发，这样一个被极端和情绪化言论所主宰的舆论空间，充斥着口不择言、人身攻击、舆论审判等话语暴力。

作为民意表达的最现代化的渠道，互联网在舆论监督方面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网络监督走向了网络审判，则背离了其初衷。然而，近年来，网络审判屡屡出现。比如在民意汹涌之下，法院最后判决邓玉娇故意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有人振臂高呼“正义的胜利”“邓案是中国法律进步”；也有网友提出否定和质疑，认为判决当天是“中国法律黑暗的一天”。从本质上看，网络审判其实是网络监督的一种异化，值得引起警惕。

话语权的数字鸿沟

正如托克维尔曾经指出的，“在平等的时代，人们并不相信有关他们彼此之间全都一样的说法，但是这种比喻却使他们几乎毫无节制地信赖公众的判断力，其原因就在于，所有的人同样开明似乎是不太可能的，真理并不会与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同行。”在自媒体时代，虽然技术的发展使每个人都获得了“话语权利”，但是“话语权力”依然属于少数人，他们被称为“舆论领袖”。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网络“意见领袖”进行的调查发现，在近年一些突发事件和公共议题上，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常常超过媒体和政府在微博中的传播力。平时大约300名全国性的“意见领袖”影响着互联网的议程设置。在这个颇有影响的特殊群体中，具有文科生、高学历、男性、中年人、阅历丰富、高收入等共同特征。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调查显示，300名“意见领袖”中，政治价值观属于自由派、对政府和现行体制有较多批评、偏右翼的人数较多，有162人，约占54%；偏左翼的为53人，约占18%；属中性的有85人，约占28 %。在多元多样化的思想文化领域，如何确立一个基调，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和谐的多元复调式社会舆论，对于当前的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麦克卢汉在1964年提出：对媒体而言，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媒体本身，是媒体的形式决定媒体的内容。就当前发展最为火爆的微传播而言，与其说是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还不如说是现代技术改变了世界，因为微博、微信本身只是技术媒体，是网络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有人认为，互联网技术对于一切群众都是开放的，人数的增长在网络空间不会受到阻碍，可以为所有的人（公民或民意代表们）在一起进行对话和协商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人们之间的协商对话不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任何身份、地位、职业、权力、财富等方面的因素在网络世界中都不会干扰人们之间的交流。

但事实上，“任何身份、地位、职业、权力、财富等方面的因素在网络世界中都不会干扰人们之间的交流”，这在真实的微博空间只能是一种理论假想。根据加拿大一家名为Sysomos的社会化媒体分析公司的统计，一项针对1150万个Twitter账户的研究表明，Twitter发布的86%的内容是由10%的注册账户发出的。微传播使每个人获得了“话语权利”，也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机缘给予了某些普通人“话语权力”，但更多情况下，“话语权力”的掌握者仍然是来自那些在现实世界中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人群、某种意义上的精英，并且这些在现实世界某个领域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人群，可以在微传播中将其该领域的社会资本扩展到其他各个领域，形成垄断。

因此，虽然微传播的发展是传媒技术先进的结果，但这种结果并不能担当上层建筑才能完成的使命，有时甚至可能导致权力再分配中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包括话语权的数字鸿沟正在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

公共领域的幻觉

在腾讯网为《2011年政务微博年终盘点报告》推出的主页“微观天下，博览政声”中，有这么一段卷首语：“2011年注定被称为是中国政务微博元年。从 ‘郭美美事件’到 ‘温州动车事故’，在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之后，围观彰显态度，互动即是观点，全体网民的参与使事件的解决、公权的运行一次次被拉向正常轨道。同时政务微博有效地发挥了社会 ‘减压器’和 ‘稳压阀’作用，促政通、谋人和，搭建了一道与民沟通的靓丽风景线。”还有学者指出，微博的价值不仅在提高信息的时效性，其背后更深的含义是微博低门槛的准入为公民提供了更开放、更便捷和多元化的平台，提供了一个跨地域、跨阶层、跨行业的新公共领域。

面对“自媒体”的种种乐观的论断，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微博、微信的普及，能够完全满足民众的政治想像呢？笔者对此并不以为然。早在1922年，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提出，由于认知框架的存在，人们所读到、听到和看到的新闻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文化产品，是对客观现实有选择的取舍和倾向性的建构。媒介向人们展示的所谓“脑海图景”（pictures in our head）与社会现实之间总是有距离的。

哈定在《公地的悲剧》一文中讲述一个故事：英国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中划出一片土地作为“公地”，无偿向牧民开放。但由于是无偿，每个牧民都在公地上过度放牧，公地“超载”而荒漠化，牧民的牛羊也全部饿死。微博空间看起来正好是一块“免费的公共空间”。但现实情况却是，“人类历史就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按照 ‘大社会’的尺度进行政治思考需要一种忘我的沉静心态，这可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的。我们全都受到了公共事务的影响，但是我们全都沉溺于私人事务之中。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有限，不愿费力注意那些还没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意见，而且我们很容易受到不断地干扰。”网络空间中的私语化倾向，使得日常叙事完全挤占关乎公共利益的公共话语空间，致力于“娱乐无极限”的网络已无精力充当公众话语的传递人。今天的网络虚拟空间中，想严肃地讨论某一个政治事件成为一种奢望。

2011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胡丽天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成都的听证达人胡丽天在随机抽签的情况下，7年间竟然23次被选中为听证代表，人们怀疑她是“最佳群众演员”，是当地政府部门的“托儿”，但事后证明并非如此，是因为听证会报名没有报满，所以一个热心的老太太才能不断地中签。如2011年7月举行的成都市中心城区机动车临时占道停放差别收费方案听证会，只有7人报名，胡丽天是其中之一。“成都限车听证会”的网页评论有26.5万篇，但报名参加听证的市民仅有15人。2011年7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4.85亿网民成天在网上批评社会，批评政府，但为什么对改良制度的现实渠道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感兴趣呢？胡丽天事件提醒人们，虽然听证会制度本身确实需要改进，但不是只在网上骂娘就能解决问题。

这一点对方兴未艾的政务微博而言也同样适用。正如一篇评论《政务微博：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所言：政务微博的开通初衷，只是将之作为一个政府发布信息，倾听民意的窗口，它更多的是以一个倾听者的身份出现，重在打捞那些社会各阶层“沉没的声音”。而民众往往期望表达的声音迅速从线上转入线下，进入正式的议事日程。网络中的政务微博并不能取代现实的政府机构，网络民意表达并不直接指代网上办公、网上办事。政务微博的最终目的应是引导网上的舆论力量参与网下的现实政治生活。

而若是希望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公共空间通过讨论达成某个共识，更是难上加难，微舆论空间的争论因为各方有着鲜明的派别意识，争论时并不总是以事实与逻辑为依据寻求真知，而往往是先入为主、预设立场，博弈各方自以为掌握着真理而对对立方的观点嗤之以鼻，常以主观判断取代客观事实、用立场站队取代辩驳事理。争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印证对方观点的错误性，证明己方观点的正确性，非此即彼，非敌即友，争论的方式基本上都是用立场回应立场，用抱团对待抱团，用对与否、支持与反对等极端方式简化复杂情境。这样的争论，其结果要不就是一地鸡毛，周而复始，没有止境；要不就将问题和纷争的根源推向凌空虚蹈的抽象体制，使争论最终不得不走向无疾而终。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16年春节期间火遍网络的“上海女逃饭江西”，一个虚构的故事，引发了人们高涨的围观和议论热情。对此，蔡方华评论道：这让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中的一个场景，主人公看见一群人正在热火朝天地打网球，但网球本身是并不存在的。当那个虚拟的网球落到主人公脚边时，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捡起了那个并不存在的网球，把它扔回到了场地里。这个场景看似荒诞，但恰恰是现实的本来模样。核心客体的缺席，并不妨碍游戏的进行。事实本身还没有得到求证，站位和批评就已经拉开架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个缺席的客体是“先在”的，它埋藏在很多人的心里。一个虚拟的故事，只要它能满足人们对于文明冲突的想象，只要符合“凤凰男”和“孔雀女”的叙事结构，人们就乐于谈论它，并且从谈论中获得成就与收益。很多话语泡沫，就是这么产生的。

因此，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倾向于把微博视为“社会倒逼政治”的重要工具和推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渠道时，我们必须保持一份必要的警醒，在当下的网络环境中，微博微信固然已经成为舆情的重要源头，是“发现事件”的重要途径；固然能够突破严格的传统媒体信息控制和较弱的制度性政治参与渠道，开辟一个新的言论管道；固然能够在技术手段上实现大众性直接民主，但倘若因此就认为在微空间形成了网络公民社会，这只能是一种“公共领域的幻觉”。

著名社会学家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74年提出了著名的“框架理论”，认为人们在接受和认识社会现实时，总会受到自身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经历的影响，从而无意中选择、强调或排除了某些信息。微传播就是这样一柄双刃剑，我们既要看到其促进中国民主政治改善和监督政治权力的积极一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互联网有可能不是凝聚而是撕裂了社会共识，不是消弭而是扩大了社会分歧，如果忽视自媒体这个“框架”下呈现出来的媒介事实，所有关于微传播的美好想像终将成为明日黄花。

另一种传播：阴谋论

2014年3月8日凌晨2时40分，由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马航MH370与管制中心失去联系，一架载有239人的飞机从此杳无音信。从被宣布失联的第一天开始，马航事件就成为“一盘很大的棋”。从“平安降落”到“降落无人岛”，从美国借此探明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实力到美印合谋把飞机藏在安达曼群岛的某个军事基地以此要挟中国，从马来西亚政府隐瞒了机长是因为马来西亚国内的政治斗争而劫机到美国又变成通过媒体爆料倒逼马来西亚政府公布更多信息的“友人”，这场民航史上最为诡异神秘的事件成了阴谋论层出不穷的舆论飞地，“这盘很大的棋”高深莫测，令人无所适从。

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历来被许多社会科学家视为“一种极端主义者构思出来的不可取信的想像”，是偏执和妄想，是一种社会病。而今天也有人认为，阴谋论不过是人们对于重大社会事件的一种娱乐消遣方式。还有学者认为，这个世界需要阴谋论者，因为不论对阴谋的解释是否属实，阴谋论者都能够在很多事情上带给我们一些颠覆性的想法，并进而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让我们不再囿于单一的思维，而是发现这个世界原来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

那么，什么是阴谋论？为什么人们总是相信“此事必有蹊跷”？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呢？

何为阴谋论？

何为阴谋论？顾名思义，就是关于阴谋的理论。其学术定义，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相信某一个强大的团体或组织通过秘密计划和有意的隐蔽行动，引起并掩盖一个非法或有害行动产生的解释理论。阴谋论通常将一件重大社会事件的最终起因解释成一些险恶阴谋的一部分，也被称为“黑手论”，认为在某个事件背后肯定有一只“黑手”在操控。第一个提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阴谋理论”的人应该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他说：“有一种非常有影响的哲学人生观，大意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发生了某件真正坏事，那么都肯定有某个人是造成此事的原因：这件事肯定是某个人故意而为。”

阴谋论充斥于人类社会，种类无所不包，最极端的阴谋论案例当属著名思想实验“缸中之脑”。1981年，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理性，真理和历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一书中阐述了一个假想：一个人（可以假设是你自己）被邪恶科学家施行了手术，他的大脑被从身体上切了下来，放进一个盛有维持大脑存活营养液的缸中。大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按照程序向大脑传送信息，以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对他而言，似乎人、物体、天空还都存在，自身的运动、身体感觉都可以输入。这个大脑还可以被输入或截取记忆（截取大脑手术的记忆，然后输入他可能经历的各种环境、日常生活），甚至可以被输入代码，“感觉”到他自己正在这里阅读一段有趣而荒唐的文字。那么，“你如何担保你自己不是在这种困境之中？”

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不缺阴谋论，比如“其心可诛”。《后汉书》记载，“《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说的是春秋时晋国的赵穿杀了国君晋灵公，而身为正卿的赵盾没有声讨赵穿，于是，晋国的史官在记载这件事时就写作“赵盾弑其君”，因为其心可诛也。而在西方，共济会自诞生以来就没有离开过阴谋论的漩涡。据说美国政府在奠基之后就一直受共济会操纵，历任美国总统只有被暗杀的林肯和肯尼迪不是共济会成员，连美联储也从属于它们，世上所有花美元的人其实都是在花共济会的钱。不仅如此，这个组织的神秘长老团还怀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几百年来，共济会成为了秘密、异端、阴谋的代名词，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许多真实或虚构的阴谋归于它的名下。

灾难、政治、经济、娱乐都是阴谋论的策源地，在这些领域，阴谋论很流行。2003年爆发的SARS就被认为是一场阴谋，有人认为，SARS病毒可能是一个美国制造（或共济会）的生物武器，目的是重创华人地区，以遏制中国的崛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戴旭则称，SARS是美国为了打伊拉克，怕中国趁机采取其他行动，所以对中国使用的“生物心理武器”。而在美国，有学者和民间人士认为，“9·11”事件是一场政治阴谋，由布什政府自导自演。他们质疑，飞机不可能短时间内撞毁摩天大厦，一个飞行能力中等偏低的人不可能完成撞机。而华尔街的投行在事前就抛售股票以止损。有军事爱好者隐约怀疑北京上空的雾霾是美国制造，而几乎每一场大型空难，都会因其调查的困难费时以及专业性强给了阴谋论者发挥的好机会，从而引发各种充满了政治和军事博弈的阴谋论。

在国际政治中，一个流行的阴谋论就是，“西方在中东为了石油而发动战争”，尤其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传言被证明莫须有后，阴谋论者更是对此确信无疑，就连格林斯潘也认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为了石油”。

转基因很早便遭遇了阴谋论。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在其著名的阴谋论论著《粮食危机》中提出，孟山都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跨国集团通过操纵转基因产业控制多个国家的农业和人口，于是，“转基因显而易见地意味着一场跨国资本甚至发达国家针对中国人的阴谋”。

不少人坚信，1969年的人类登月其实是美国宇航员和有关部门的一场骗局。他们提出了登月的十大疑点，包括登月照片中的天空没有星星，登月舱降落时没有在月面撞击出一个坑洞，登月舱降落时产生的强劲气体会吹走附近的尘土，所以不可能在登月舱附近出现太空人的脚印，以及月球上没有空气，当太空人在插国旗时，却可以看到旗帜在风中飘扬等。

戴安娜之死也引发了各种阴谋论：被英国情报机构暗杀？英国种族主义分子谋杀？爱尔兰共和军所为？地雷制造商埋下“炸弹”？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本命年劫数难逃？甚至还有人认为戴安娜还活着，“诈死”是想摆脱传媒追踪，以逃避世俗的纷扰，现正以另一身份在世界另一边出现。

可以说，阴谋论的盛行以及对其的消费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彼得·奈特在《阴谋论文化》中认为，人类社会中的负面大事件大多和阴谋相关，阴谋是衍生阴谋论的最好载体，但阴谋论和阴谋不能一概而论。肯尼迪遇刺是阴谋，而中情局和FBI参与其中则是阴谋论，“9·11”事件是阴谋，但美国政府是幕后元凶才是阴谋论。阴谋论提供一个真假难辨的故事，一些似有还无的线索和一个推理的过程，把阴谋的旁观者变成追查者，这是纯粹的阴谋无法给予的用户体验。

为什么人们愿意相信阴谋论？

典型的阴谋论者压根就不相信现象，而是带着阴谋的眼光看世界，认为这个世界上时时处处都布满陷阱，充斥阴谋，每个行为背后都潜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毫无疑问，世间是有阴谋存在的，但动不动就从阴谋的角度看待世界，显然是一种病态的世界观。问题在于，很多人都愿意选择相信阴谋论，为什么？

首先，我们从心理学的视角来进行观察。达特茅斯学院的科学家保罗·惠伦表示，当一个人被无力感和不确定性主宰的时候，脑中一个名为杏仁核的区域就开始活跃。杏仁核基本上无法独立发挥作用，相反，它会发动其他脑区进入过度分析状态——反复评估信息，企图建立一段连贯易懂的情节，从而理顺刚刚发生了些什么，仍然存在哪些威胁，以及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不妨设想一下，当我们的祖先面对地震、洪水等不可抗的未知威胁时，一定会试图去理解并解释这些自然现象，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我们知道，他们给出的解释是有神灵在控制，因此，人们开始举办祭祀仪式，并不断祷告神灵保护，以减少对自身的威胁。如今，虽然现代科学技术有了飞速发展，但现代人依然会遇到很多超越人类经验可以理解的事物，对此人们依旧希望能给出自己的解释，阴谋论就此应运而生。正如许多研究所表明的，阴谋论信仰是与无力感、不确定性和普遍缺乏掌控的感觉相关联的，所以，这种偏见存在的目的可能是通过对复杂的社会事件提供简单的解释——重塑可控性和可预见性的感觉，从而帮助人们“理解世界”。

回到马航事件，好端端的一架飞机飞着飞着就不见了，掘地三尺依然下落不明，怎么会这样？如何来理解这件事情呢？于是，阴谋论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通过自己的已有认识和主观猜测赋予飞机失联以“合理”解释。而这些解释，因为填补了事件发生后的信息真空，往往会被迅速传播并被不加甄别地接受，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由于真相缺失而产生的不安情绪逐渐平复，但同时，他们的情绪也被这些解释所裹挟，一场舆论的狂欢因此而被掀起。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曾说：“只要真相的复杂性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能力，阴谋论就永远有市场。”所以我们看到，阴谋论总是与各种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如影随形。

令人惊讶的是，在《纽约时报》刊登的《为什么理性的人会相信阴谋论？》中提到，阴谋论的参与者并不仅限于社会边缘人士。那些绘声绘色的叙述表明其作者具有神智健全的头脑和强大的叙事能力，甚至某些最荒诞的阴谋论也可能建立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之上，而这一切都加剧了阴谋论的危害性。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1965年出版的《美国政治中的偏执》中写道，阴谋论是这个国家中最受欢迎的消遣，在涉及某些好惹是生非的外国人时尤其如此。将美国社会盛行阴谋论归因于“美国政治的偏执作风”，而阴谋论与好莱坞结合，产生了奇幻诡谲的科幻大片，毫无禁忌的想像力超越了现实的荒诞，为观众带来了一次次视觉盛宴。在中国，阴谋论的盛行还有更为复杂的文化背景。比如，中国人“整体性思维”的特点，很容易滑向缺乏逻辑的边缘，滋生阴谋论；而受根深蒂固的教育影响，中国人的认知结构——遇事就归于敌人耍阴谋搞破坏的思维方式，更倾向于接受阴谋论；而当阴谋论指向美国时，也会因为符合人们多年形成的反美意识而被欣然接受。

其次，在互联网时代，技术成为推手，使阴谋论的形成和传播更为容易和快捷。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阴谋论者通过网络找到同好，给一切事件都蒙上了阴谋论的色调，到处都是幕后黑手，随时随地处心积虑。另一方面，普通网民可以更广泛、更方便地接触此类论调，而这，会使人们更容易滑向阴谋论。一项研究指出，积极接收阴谋论信息，甚至只接触一下阴谋论，都会导致人们开始与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议题保持距离。例如，丹尼尔·乔利和卡伦·道格拉斯在研究中明确指出，受访者中接收到“全球变暖是一个骗局”这样信息的，不太愿意参与政治，也不太愿意改变个人行为——比如不愿意减少他们的碳足迹。在《心理科学》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斯蒂芬·莱安朵斯基及其同事研究了阴谋论者的思维模式与是否接受科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相信多种阴谋理论的人明显拒绝接受一些重要的科学结论，比如气象科学或者吸烟致癌。

而在如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阴谋论的传播比过去有了更加丰厚和肥沃的土壤。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和一个加V的微博账号足可以让阴谋论者找到知音。在朋友圈里不断被刷屏的无穷无尽的心灵鸡汤和社会评论当中，一则与阴谋论相关的帖子总是显得卓尔不群，就像马航失联之后，模糊的信息空间潜藏着无数的可能性，于是，花样翻新的阴谋论飞舞在朋友圈里，阐释着一个又一个玄而又玄的阴谋。但事实上，完美的阴谋只存在于阴谋论中，它比阴谋本身更加精致和巧妙，当我们的想像力无处投射时，就只能在纸面上下一盘很大的棋。

阴谋论的特点

阴谋论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第一，阴谋论认为世界是完全在理性状态下运行的；第二，阴谋论的基本逻辑是“谁获益，谁操纵”；第三，阴谋论只提供推测，不提供证据；第四，阴谋论喜欢把简单的事情上升到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高度。

首先，在阴谋论者的眼里，地球可以像一台精密的仪器那样有条不紊地运转，整个社会都在完全理性的状态下极有条理地运行。以货币战争为例，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当今全球的经济运行是由无数机构无数人共同参与的结果，想操纵全世界的经济和金融，使之按照少数人设定的规则运行，简直是一种痴心妄想，然而，在货币战争的作者笔下，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活动，包括货币发行和金融运行，全部受制于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一批国际金融财团，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富，能够控制和调遣西方多个国家的政府。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后记里说，一场战争的决策，并非全都是出于理性。在电影《超完美谋杀案》中，希区柯克也告诉观众，完美的谋杀案只存在于理论中，是无法执行的，因为现实不一定能按照策划者构想的方向发展，一旦付诸行动，就会遇到各种困难。因此，卡尔·波普尔认为，阴谋论的谬误在于它们倾向于把每一个事件都描述成“故意的”和“有计划的”，从而严重低估了许多政治和社会行动的随机性和意外后果。

其次，与科学家喜欢事实论证相比，阴谋论者更喜欢揣测动机，其基本逻辑是“谁获益，谁操纵”。他们通常会以一些人有意无意制造的谣言作为起始，从中遴选出或者塑造出一个可能的利益获得者，然后，充分调动和发挥联想能力和推理能力，把利益获得者的行为动机串联起来，从而炮制出一则完整的阴谋论。

强调动机，是阴谋论最大的优势之一，因为不仅简单直接，而且容易引发情感共鸣。还是以马航事件为例，事件的处置暴露出了马来西亚政府搜救能力不足、指挥协调无力的现实，由此可以推断出马来西亚政府“水平不高”的结论。但如果从阴谋论偏好的动机出发，则会认为马来西亚政府是因为政治阴谋故意拖延隐瞒，这就可以得出马来西亚政府“很坏”的推断。而这个推断，很容易就能引发共鸣，民众的愤怒于是就有了出口。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复杂的事件中，人们如此消费阴谋论才是“天性”，而克服这种“天性”去等待和理解专业调查结论则需要极大的耐性与精力。正因如此，也许有关此次事件的阴谋论也会如其他空难一样，永难收场。

第三，阴谋论者崇尚解释世界，但是他们只负责推测，不负责提供证据。比如在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后，美国著名的阴谋理论家亚历克斯·琼斯提醒他的听众，“9·11”事件中，其中两架被劫持的飞机是从波士顿起飞的，暗示这两起事件之间可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同时，他提醒说波士顿爆炸案可能是应对金价暴跌的手段，或是政府某项秘密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让运输安全管理局能够插手体育赛事。所有的这些质疑看似都合情合理，但是，证据呢？

对不起，这不是阴谋论的职责所在。阴谋论只是负责封闭性地循环论证，无论对其前提和细节都不能反诘和追问，如果你非要用证据反驳阴谋论，那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无论科学家怎么说，《X档案》迷们也要相信外星人的事，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政府没有揭露一个阴谋，那它就是在掩盖这个阴谋；如果政府揭露了一个阴谋，那它就是在掩盖其他阴谋。”

第四，阴谋论喜欢无限夸大，喜欢用大帽子压人，喜欢把简单的事情上升到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高度，否则，它的“故事”就讲不下去。以归真堂上市风波为例，为辩护“活熊取胆”，中药协会直斥反对者是“受西方利益集团资助”，并为西方利益集团服务的组织。中药协的逻辑是，归真堂是中药企业，而中药是我国宝贵的民族医药，因此，谁反对归真堂上市，谁就是跟中药过不去，就是在“假借动物保护的名义”, “胁迫我国取缔养熊业，以限制熊胆粉入药、削弱中药竞争力、为西方利益集团垄断中国肝胆用药市场谋取更大利益”。借助于民族主义情绪，中药协会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保护者。

说到底，这还是权谋思维在作怪。阴谋论天生是权力的“马弁”，在阴谋论者看来，离开了权力，便形成不了阴谋，而阴谋也总是权力者才有资格玩的“游戏”。权力主导的社会，不可能有独立、健康的思维和文化生态，民粹主义的流行，对西方满怀仇恨，将阴谋铭刻于心，都是由这种脆弱的社会心理所导致。

如何面对阴谋论？

阴谋论和宗教一样，都在努力向人们解答“为什么”的问题，但在当代学术界，“阴谋论”是一个贬义词，甚至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病，因为无论是其论点、论据，还是论证的过程，都大大超出了学术规则的合理边界。学术界鄙薄阴谋论，因为它不具有真正的认知价值和有效的解释力，却可以被任意滥用。那么，应该如何面对这位“搅局者”呢？

首先，阴谋论信仰是与无力感、不确定性和普遍缺乏掌控的感觉相关联的，因此，不“公开、公平、公正”一定是阴谋论滋生的沃土。以转基因阴谋论为例，当《灭绝中国在行动——转基因食品在中国！》《转基因食品中国的亡国灭种之路》等帖子和微信被疯狂转载的时候，来自政府的声音却十分微弱，支持转基因的理由则变得晦暗不明起来，真相似乎若即若离，在这样一个信息不够透明的舆情环境里，人们情愿相信真相是险恶的，从而有所防备，这自然会进一步推波助澜，让阴谋论肆意生长。因此，对政府而言，提供真实和透明的信息，不仅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也是打击各种阴谋论的最有力的工具。而对于普通公众来说，面对阴谋论，最明智的态度是暂时搁置任何论断，等待确凿的证据与合理的推论，直至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其次，阴谋论盛行，不仅是信息缺乏的结果，也是理性思维缺失的后果。很多阴谋论，只要认真理智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其很幼稚，很可笑。比如，有关SARS的各种阴谋论，个个漏洞明显，没有一个经得起仔细推敲，这些论调无不被打上了深深的地缘政治的烙印。而在阴谋论和民族主义的情绪煽动下不断发酵的“石油动机论”，虽然背后有欧美也不讳言的石油现实主义，但只要稍加观察就会发现，西方并不是出兵中东的最大石油收益者，或许旁观的俄罗斯和中国受益更多。

不过，颇为棘手的是，阴谋论具有一个特点：信念固执（belief perseverance），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相信一个阴谋论时，无论如何去解释和辩论，哪怕是给出事实和证据，也很难纠正这一认识，甚至会起到反作用。2006年，政治学者布伦丹·奈恩（Brendan Nyhan）和贾森·雷夫勒（Jason Reifler）发现了一种名为“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的现象。他们指出，那些致力于澄清不准确政治信息的努力反而会让人们更加坚信那些虚假信息。

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注重培养科学思维的方法，提高辨别阴谋论的能力。科学思维的方法包括逻辑分析、辩证思维、换位思考，最主要的还是要有证据、证明和证伪的科学态度，当一个看起来无论多么合情合理的解释摆在我们面前时，科学的态度首先就是要看是否有证据、是否符合逻辑、有没有办法能够验证对错——而不是本能的接受、相信和传播它。总之，面对阴谋论，一定要多动脑袋想想，以免掉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