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世祥的青春学术
初识叶世祥教授是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应该是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在北戴河主办的那次，在马大康教授的引见下各行寒暄之礼，之后便各行其事，并未多谈。后来偶有谋面，但大多也是如此，总是在某某会议期间，总是见他紧随在大康教授左右。看得出来，大康兄和世祥弟的关系非同一般。就年龄而言，他们俩当属两代学人，在世风江河日下、学风乌烟瘴气的今天，能有这样的忘年之交，很是难得，令人羡慕，二位因此也令我刮目相看。后来，我曾多次受邀去温州大学，反而很少见到世祥到场，原来是因校务缠身而不由自己。因此，世祥的形貌并未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远不如他所奉献的青春学术。
首先是他的鲁迅研究。
“鲁迅学”作为当代显学，并不仅仅属于现代文学，不少文艺理论学者也染指其中。对于前者而言，大凡以此起家者，不少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翘楚；对于后者而言，大凡涉足鲁迅者，自然少了许多“空对空”的浮泛。无论哪种情况，酷爱鲁迅者无不收受“鲁迅精神”的陶染，世祥就是这样。他之所以早就引起我的注意，就在于他所涉足的每一问题，都充溢着一种现实关怀和学术针对性，有一种鲜活的学术个性充溢其中。他的鲁迅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从形式出发对鲁迅的小说重新解读。这一研究的立意显然是针对长期以来鲁迅研究的老路，恰如钱理群所言，自己研究鲁迅几十年了，一直把鲁迅作为思想家、精神界的战士；尽管这一视角对于当下中国十分必要，“但我同时也深知其限制：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特别是作为语言艺术家鲁迅，他对文学形式，特别是文学语言所做的实验，创造，多少被淡化，甚至是被遮蔽了”。于是，钱理群在每每为自己的研究“感到欣慰的同时，又隐隐有一种莫名的不安，甚至负疚感”。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不安和负疚缘自多年来“我所受的教育与在扭曲了的时代里所形成的多少被扭曲了的积习”，这被扭曲了的积习“使我与文学的审美之间，横隔着某种障碍。在我有可能来独立设计自己时，时间的紧迫感使我不得不选择一条驾轻就熟的路，以避免作大幅度的调整”。（《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序》）总之，钱理群认为自己仅仅将鲁迅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家进行研究，不过是延续了“被扭曲了的积习”；之所以如此，不过是一种“扬长避短”的策略。也就是说，鲁迅研究并非理应如此，理应将鲁迅作为文学家、语言艺术家，就像世祥教授所做的那样。
实际上，钱理群先生所道出的治学苦衷，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也表达了许多当代学者的隐痛；不仅仅表现在鲁迅研究上，我们的整个文学研究也大体如此。之所以“大体如此”，就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而言，这“被扭曲了的积习”盖源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文以载道”作为最具话语霸权、最顽固和最具惯性的“积习”，在理论批评方面的表征就是关注所载之“道”胜于文学的文学性，后者只是被作为“工具”而服务于思想内容。这一文学观及其批评方法显然有违于“文学是语言艺术”这一常识，早在20世纪初就被俄国形式主义弃若敝屣。退而言之，如果说“文以载道”对于古代文学尚可凑合，那么，面对20世纪以来文学形式的突变，继续固守这种观念和方法无异于刻舟求剑，捉襟见肘也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观念和方法的更新谈何容易？即使钱理群这样的鲁迅学翘楚也“不得不选择一条驾轻就熟的路”以“扬长避短”，更妄谈一般学者常年挣扎在体制的牢笼中，名利的诱惑使人很难静下心来，妄谈使这“积习”有所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文以载道”就是现代学术创新的牢笼，它像“铁屋子”一样令人窒息而又难以撼动。就此而言，世祥教授对于鲁迅小说的形式研究，就不仅仅是在这一领域开启了新风；作为文艺理论家，他实际上也是借此反思整个学术传统。他那脚踏实地、掷地有声的问学之路，就是撞击“文以载道”这座“铁屋子”的回声。尽管这种“撞击”的力量微不足道，“铁屋子”照旧雷打不动，但却孕育着中国学术的新生。相对“文以载道”这座锈迹斑斑的牢笼，世祥的形式研究可谓生机盎然，堪称现代学术转型的“青春学术”。
文学形式研究说到底是将文学作为艺术进行研究，即拷问语言艺术的审美特性。于是，世祥在鲁迅研究之后立马转向“审美主义”也就顺理成章，后者显然是前者的延续及其理论提升。
“审美”，这是一个好听、光鲜的词。所以，许多文学理论总习惯拿它说事，越是空洞乏味的理论越需要用它来修饰自身。诸如“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之流，就是拿“审美”招摇过市的文学定义。“审美意识形态”是个偏正词组，它在肯定文学“审美”属性的同时，最终还是将其供奉于“意识形态”的祭堂；而“意识形态”的中国语境，不过是“道”和“政治”的别名。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文学与“意识形态”相关，问题是它与一般“意识”的关联更加普遍；不仅如是，文学与“潜意识”同样密切相关。既然这样，理论家们为什么不在“意识”和“潜意识”问题上做点文章，而偏偏将“意识形态”挑出来，并将其定义为文学本质及其最终归宿呢？很清楚，这个定义不过是“文以载道”的翻版；了无新意不说，更在于它在“铁屋子”上刷了层新漆，用光鲜的外表包装腐儒之道以便不易被人发现。
“审美”研究在世祥那里完全是另一条路径：他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推导演绎，不是唯我独尊、自以为是的理论独断，而是延续了他的鲁迅研究路数，将审美这一理论问题置于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论域，即用事实说话、论由史出。他没有对文学的审美关系进行先验设定，而是以详实的史料和令人信服的分析给人以深刻思考，思考中国语境中的审美主义究竟怎样、为何这样、可能怎样，从而为文学研究回归文学的审美本体助力呐喊。更可贵的是，世祥的“形式”与“审美”并没有摈弃文学的思想，而是通过前者阐释后者，即通过形式审美阐发文学的意义。在“文以载道”作为主流话语的学术语境中，世祥所做的这一选项实属难能可贵。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为了“扬长避短”而选择“驾轻就熟”的旧路，也没有理会传统“积习”可能会给自己造成多少困难，而是我行我素、重新定位，这就是一个真正学者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总之，“形式”和“审美”，或者说“形式审美”，作为世祥治学的关键词，贯穿了他那短暂的学术青春，形塑了一个独立自主、不流世俗的学者形象。他没有将自己的智慧浪费在粉饰“铁屋子”上，更没有试图钻进“铁屋子”这座“保险箱”，而是在锈迹斑斑的“铁屋子”之外另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田地，勤勉而细心地培育着文学理论的“青春学术”。这青春学术来自一个短暂而生机勃发的学术青春，可惜他现在已经长眠在了这片土地上。令人欣慰的是，他的青春学术已经永远植根于斯，并同远方的地平线接壤。那远方，就是中国文学理论的未来。那里是草木葱茏、鲜花盛开的春天，腐儒之道已经沤化为粪肥给养使其欣欣向荣。
2014年初春祭世祥教授于南京草场门寓所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