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我怎样学习当记者(9)
二、要注意研究当前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对实际工作能起推动作用的问题
我常想，我们国家为什么每年要拨出那么多的经费办报纸、办广播、办电视呢？就是因为这些新闻事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着巨大推动作用。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应该时时刻刻记住推动实际工作这一神圣职责。我们要不断研究当前实际工作中有哪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报道哪些问题会对实际工作起较大的推动作用。拿我采写的《实践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这篇“沂蒙山书简”来说吧。1979年，我两次来到蒙阴县垛庄公社访问。春天来垛庄时，一走进党委办公室，就被熟人围住了。山里的干部，本来就喜欢直来直去，加上我来的趟数多，他们没把我当外人，你一言，我一语，把一春天想不开的那些事全端给了我。有的说：“过去常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如今，地富反坏右一风吹了，资本主义的路也不让堵了，丢了‘纲’，往后没个抓手，农业还怎么大上？”有的说：“报上说有一户社员养60多只羊。个人划拉那么多，谁还有心思干集体的？社会主义还要不要？”有的说：“过去批的，是现在干的；现在批的，是过去干的，这样下去，不就乱了套了吗？”
他们噼里啪啦发了好大一通牢骚，总之一句话：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些作法不理解、不接茬，怨气很大。
1979年8月，当我再一次来到垛庄公社时，就大不一样了。上次炮开得最多的，是公社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这次他一见我就说：“我这个直筒子，真后悔不该守着记者说那么多怪话。”旁边的几位书记都笑了，说：“我们都是些‘草木之人’，平日不爱学习，总喜欢按老章程办事。现在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套办法，真行！”
从暮春到初秋，不到半年时间，在农村干部中间为什么会发生这么明显的变化？是什么打开了他们思想解放的闸门？如果这个问题回答得好，对于当时全国各地正在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起一定推动作用。于是，我紧紧抓住这个主题进行深入采访。
1979年春天，嚷嚷得最厉害的是集市贸易。垛庄北通蒙城，南临费县，东接沂南，是沂蒙山区著名的集镇之一。前些年，左一个限制，右一个限制，把农民卡得死死的，想买的买不到，想卖的卖不掉，垛庄集日渐冷落。1979年春天，政策乍一放宽，真像过小年一样，大街两旁支起了豆腐锅和丸子锅，供销社饭店门口出现了大队经营的饭棚，馒头、油条、豆腐卷子、马蹄烧饼，应有尽有；牛马猪羊，梁檩条货，桌椅箱柜和各种山货一齐拥上市场。马嘶羊叫，人声鼎沸，闹嚷嚷，乱哄哄，许多人看不顺眼。他们说：“这样下去，资本主义非泛滥不可！”
可是没有多久，开放初期产生的第一道“冲击波”消失了，农村集市的秩序出人预料地恢复了正常。粮食、鲜蛋、瓜果和各种土特产品的价格降下来了。社员喂猪用的豆饼，过去每斤涨到6毛多，现在只要4毛多钱就能买到。小麦、地瓜干都低于国家加价后的收购牌价。虾皮一块五六一斤，鸡蛋六七分钱一个。又有“山珍”，又有“海味”，农副产品的成交额成倍增长。我找到公社工商行政管理所的郑曰义，问道：“今年春天，有不少人担心开放农村集市会造成资本主义泛滥。依你看，究竟泛滥了没有呢？”老郑笑着，摇了摇头，掏出一个小本子，告诉我两个数字：1978年查获的投机倒把案件30起，而1979年1—7月份只查获了一起。我说：“是不是你们盘查得不严？”他说：“不是不严，而是政策界限清楚了。前些年，我们这些管市场的也受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总觉得‘耍秤杆子的没好人’，集还没散，就抓满了一院子。往少里说，每集盘查处理6个社员，每月6个集，全年就是400多。这里面有不少是把社员的正当交易错当成‘投机倒把’处理了。”郑曰义还说：“过去那种搞法，卡的是老实农民，却给真正的投机倒把分子以可乘之机。现在，各地的农村集市统统开放，农民自产自销，自买自用，买主和卖主直接见面，投机倒把分子从中渔利的机会自然就越来越少了。”
我还访问了一个名叫李清余的生产队长。这个小伙子性格直爽，对上级指示很少打折扣。1975年，上级让他“割资本主义尾巴”，他带头把自己家十多只正生蛋的鸡杀掉，然后提着一把菜刀，天不亮就到社员家里堵鸡窝，连斩了十多只鸡和鹅，不到三天，社员家里养的家禽就被“扫”得精光。这次政策规定允许社员养鸡养羊，他想不通，说：“提着菜刀，好不容易堵住了这条道，要是这个口子一开，往后队里的活谁干？”可是，当我再次访问他时，言谈中听不到他的幽怨之声了。他向我讲起队里一个社员发展饲养业前后的变化。
手巾峪大队第二生产队有个社员叫张方全，一家十口人，只有一两个干活的，年年超支，分不着现钱。正当的家庭副业不让搞，只好搞“歪门邪道”：五天赶仨集，贩猪又贩羊。队里每次开批判会，他从不犟嘴，总是耷拉着脑袋，说：
“我错了，我检讨。”可是，批判会一散，他又照常赶集串乡。队长批评他说：“你真没出息，老检讨，老不改！”张方全苦笑着说：“10张嘴跟我要吃的，我不能叫儿女们都扎住脖儿！”自从队里取消了对发展家庭饲养业的限制，张方全成了另一个人。他养了两头母猪，两头肥猪， 12只羊，20多只长毛兔，还买了60多只鸡娃子。上半年光两窝小猪就卖了四五百块钱。打油买火，再也用不着东挪西借，剪上把兔毛就够了。他对家里人说：“咱有吃有穿有钱花，再不好好干集体的，就没话说了。”1979年一开春，他就靠在队里干活。大队规定每月出勤28天，他有时能出到30天。半年总结时，张方全有生以来头一回当着众人的面受到大队的表扬。
李清余对我说：“过去只知道认死理儿，不会算活账，总觉得社员的精力是有限的，只有把家庭这一头统统砍光，才能一心一意干集体的。其实，越这么卡，大伙就越泄气，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积极性？”李清余不仅不限制社员发展家庭饲养业，还千方百计帮助社员养鸡养牛。全大队养了400多头猪、700多只羊、3000多只兔、3000多只鸡。猪多羊多肥料多，1979年，全大队小麦总产量比上年增长近三成，秋庄稼长势也好于以往任何一年。
我觉得垛庄公社干部思想解放的过程对全国各地有一定指导意义。当时中央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放宽政策”的方针，老百姓从内心拥护。可是一些干部脱离群众，思想保守，有的甚至对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持怀疑态度。垛庄公社的干部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垛庄的典型事例说明，只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就有可能促使各级干部尽快实现思想上的转变。
我抓住这个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写了一篇题为《实践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的“沂蒙山书简”，从一个侧面配合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篇“沂蒙山书简”被新华社评为获奖新闻作品，并被当作散文收进《沂蒙文艺》。
三、要注意研究一定时期内成为争论焦点的问题
这些年，好像有这么一条“规律”：凡是从上到下认识上很不一致，一时又统一不起来的问题，大都是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能抓住这些问题加以研究，往往可以从中提炼出较好的新闻主题。
1979年冬天，我在蒙阴县一个远离公路的黄家洼大队住了几天。这个大队是库区移民队，几百亩水浇地被公社修的一个水库吞没，剩下一些山岭薄地斜挂在山膀子上。打的粮食糊不住嘴，加上统销，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到了197年，
穷得实在撑不住了，党支部书记召开了一次支委会，让大家想想办法。一个支部委员提出，实行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生产责任制，谁打的粮食多，谁多吃；谁打的粮食少，谁少吃。三名支委都认为这个办法好，可是又觉得这是刘少奇用过的办法，“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现在又搬出来使用，心里很不踏实。支委会一直开到深夜，最后定下一条原则：“偷着实行，谁也不许走漏风声。”
联产计酬的办法一实行，真灵：出勤的多了，出力的多了。过去社员从山下往山上挑救济粮，几年光景，生产队就开始用拖拉机往山下送余粮。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黄家洼实行联产计酬的事被临近的张家庄发现了。1976年，蒙阴县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张家庄支部书记作批判发言，他指着黄家洼党支部书记说：“你以为你实行的是个‘神仙法’，旁人都不知
道？我当了那么多年会计，还不知道这个办法管用？管用是管用，方向不对，就是不能用！”
黄家洼大队试行联产责任制引起的风波促使我思考了许多问题。我想，社会主义建设是要物资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富，总不能叫人越来越穷。谁也不能说多打了粮食是资本主义，而饿肚子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
“方向正确”和“多打粮食”应该是一致的，而且必然是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是要解放生产力。
那么，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方向正确”和“多打粮食”总是统一不起来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极“左”路线给“方向”加进了许多荒谬的“条条”“框框”，把“方向”弄得神秘莫测、混乱不堪。例如，每户养两只鸡，是社会主义的，多养几只，是资本主义的；养猪养羊是社会主义的，养牛是资本主义的；养公猪是社会主义的，养母猪是资本主义的；村外的沙荒地、盐碱地，闲在那里长草是社会主义的，分一些给社员耕种，让它长粮食，就成了资本主义的。这样一来，弄得干部、社员成天提心吊胆，抬脚动手都怕错了“方向”。尤其是当干部的，最怕上这个“纲”，一有风吹草动，就赶忙刹车。有一位公社党委书记明知道“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个好办法，但他还是以公社党委名义起草了一份禁止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决定。这个决定并没有往下发，只是将原稿压在抽斗里，一旦有人说“包产到户”方向错了，这个“决定”便可以替自己开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方向不对”成为人们最害怕的一顶政治帽子，只要一沾上边儿，人们便只好却步。
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盘旋多时。1980年1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宣部新闻局召开的农村宣传报道工作座谈会。会上，我联系山东省农村的实际，谈了自己对于“方向”问题的看法。我引用了毛泽东同志说过的一段话：“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我认为，衡量“方向”是不是正确，检验的标准就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看它是促进了生产力还是束缚了生产力。
我的发言引起《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同志的兴趣。他让我把发言稿整理出来交给她。于是，我写成了一篇题为《“方向”辩》的“农村杂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杂谈被收进《人民日报得奖优秀作品》一书。夏平同志还为这篇作品写了一段评语：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农村形势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一部分人思想解放，已经沿着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起步迅跑；另一部分人思想保守，总在心中嘀咕当时的政策有点‘右’，因而批评先行者们‘方向错了’；大部分人处在思想矛盾之中，既羡慕已经走在前面的人，又害怕‘方向错误’的棍子照自己的头顶打来，不得不收紧双脚，站在那儿左顾右盼。就在这思想混乱、人们迫切希望宣传部门就‘方向’问题发表看法的时候，醒目的大字标题《‘方向’辩》赫然出现在报纸上，这确实是非常适时的。”
通过这些年的采访实践，我认识到新闻记者应该从社会的“避风港”里走出来，自觉地深入到有激烈争论的“是非之地”去调查、去研究。只要我们能勇敢地面对现实，大胆地提出问题，认真研究和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新闻报道的路子就会越走越宽广。
四、要注意研究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 审判案》一文中写道：“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5页）既然是“千呼万应的喉舌”，就应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就应该特别注意捕捉那些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对其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人们对哪个问题议论纷纷，你就去抓哪个问题。把那个问题解剖透了，就会对实际工作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1980年，我到菏泽地区农村采访。当时，这个地区实行“双包”责任制已有一年多，社员普遍反映“基层干部多，补贴工分多，农民负担重”。围绕精减基层干部问题，人们议论纷纷。一些生产队干部跟不上责任制以后的新形势，还像过去那样晃晃悠悠，一年为集体办不了几件事，还要享受大量的补贴粮款，社员对此很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