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际秩序

受国际金融危机、欧美“占领运动”、“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和伊拉克战乱、IS兴起、欧洲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英国退欧、西太海洋岛屿争端加剧等重大事件影响，多数专家[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简称CFR。网址http://www.cfr.org/）总裁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对国际秩序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判断趋于悲观，普遍认为全球可能正在步入一个“失序时代”（The Era of Disorder）。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网址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战略远见倡议和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Primakov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网址http://www.imemo.ru/en/）合作的《全球体系濒临崩溃：迈向新常态之路》专著指出，世界正处于一个越来越危险的转折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即将来临的危险源于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成功：冷战结束20年来，全球化——信息、金钱、货物和人的跨国流动——将经济体、人民与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导致了目前财富、人口正在进行的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巨大的转移。全球化提供了许多机会，但也带来了严重的风险。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过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其中一些认为自己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了——正在争夺权力，创造更大的不稳定和分裂。展望2035年：第一，大国之间（包括美国/北约与俄罗斯之间，中国与其邻国之间）冲突的风险在增长，同时二流大国之间的冲突（诸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有可能演变成核战争。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教派冲突正在恶化，有可能引发按照宗教、民族、政治派别站队的大的战争。武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增长，是另一个长期的不稳定因素。自冷战结束以来，冲突的发生率一直处于历史性的低点；它的逆转是对长期的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化本身的单一的最大威胁。第二，发展中国家将越来越多地推动全球经济。人民币将加入美元、欧元的行列，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全球人口老龄化将引入一个新的风险因素，特别是如果它拖慢经济增长，并对公共财政造成沉重压力的话。到2035年，世界财富日益增长的份额将集中在远离美英金融中心的区域集群。第三，全球能源部门将经历价格和投资的不确定。全球石油消费的峰值可能在2035-2040年达到，但可能加快——如果中国经济放缓的速度超过预期以及印度经济无法达到高增长率的话。第四，新技术，诸如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将从人们手中抢走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引发对现存的国家与多边机构的社会与政治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新的、高薪的工作被创造以及教育、技能的增长，日益增长的国内不平等可能会减少。总之，考虑到即将改变全球格局的变化的深度与广度，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没有霸权力量可以塑造全球体系，并且，就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也没有达成共识。然而，减轻或避免未来风险的机遇确实存在。在面对和管理一系列的全球性挑战时，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远大于任何分歧。我们希望，侵蚀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基础的力量的知识，将作为制定一个包容性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秩序——该秩序将再度降低冲突的风险，同时为全球合作提供基础——时的指南。就世界秩序而言：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众多国家正在发展彼此竞争的世界秩序的愿景。除了重新出现的主要大国（如中国与印度），一个迅速发展的充满活力的崛起中的中等大国（特别是巴西、印度尼西亚、伊朗、尼日利亚、南非、韩国、土耳其）阶层已经在区域安全与全球规则塑造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新兴国家（无论是自由或不自由的民主国家，还是独裁政权）对美国及西方创建并控制的全球性机构（其治理结构自1947年以来基本未变）心怀怨恨。“金砖国家”推出了自己的对话框架和开发银行；中国推动了其“一带一路”战略，并启动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英文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AIIB）以对其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土耳其成为一个不自由的民主国家，并日益疏远美国与欧盟；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越来越热衷于带来文明的冲突，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变正在拉开大幕。今天的世界支离破碎而杂乱无章，但并不是经典的多极化——其表现为相对平等的几个极。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军事大国，国防预算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然而，正如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的结果所证明的，军事力量在解决区域问题时其作用往往是有限的。例如，一个稳定的、现代化的中东不是使用外部军事力量就能实现的。解决诸如贫困、疾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更多地依赖于公共-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而非国家之间的外交安排或军事行动。在这个日益后西方的世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置疑西方的政策和规范，将其视为对自己国家主权的威胁。因此，基于价值观的议题（如民主推广和权利保护）往往会引发强烈的反作用，不只是专制政权如此，许多新兴的民主国家出于维护其国家主权的考虑也是如此。例如，印度不愿意“点名羞辱”（name and shame）其他国家或喜欢政权更迭。“人道主义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s），如2011年发生在利比亚的推翻了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Qadhafi）政权其后却导致了激烈的内部冲突的人道主义干预，破坏了此类政策的合法性意识。国际体系中权力的扩散和多边机构结构中权力的分配之间存在的滞后，助长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怨恨，并使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努力更加复杂化。对于国家而言，阻止全球性的行动（如有关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等的努力）是相对容易的。日益增长的试图制定替代性机构的趋势[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到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增加了打造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的难度。国际自由秩序崩溃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将时钟拨回到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融合的世界秩序——国家之间的竞争处于监管之中，并且有更多的合作空间——的可能性，似乎十分遥远。从目前摇摇欲坠的国际秩序的同一起点上，世界秩序可能有以下4种图景：第一，新冷战。在这种情况下，大国之间爆发了战争，首先是在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之后在俄罗斯的边界，然后是在亚洲。联合国发挥不了作用。G20是一个空壳。当一场会议在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举行时，只有一半的成员国出席。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数量急剧下降。第二，欧亚大陆引领前路。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领导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推动俄罗斯向东看，特别是向中国、印度和整个亚太地区看。中国获得了一个稳定和现代化欧亚大陆的伙伴而非对手。中国不再将欧亚大陆视为“死水”（backwater），而视为其经济的未来之所在。中国的“一带一路”或向欧亚大陆的“西向”，将弱点变成了战略资产。中俄合作扩展到其他领域，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和中国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为首屈一指的区域机构，使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简称。中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黯然失色。第三，一场新的全球音乐会。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一次，核战争的前景将西方与新兴大国的领导人聚集到了一起。单干的话，西方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化解中东和南亚的军事升级。作为核大国，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有足够的动机去防止扩散以及在中东发生的以色列、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战争。一个全球军控与防扩散的进程重新开始了。G20加强了，并成为新的联合国安理会。亚洲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中被给予了更大的角色。最重要的是，派到中东的维和部队反映了强烈的多极努力。北约、中国人民解放军、印度与俄罗斯像一个团队一样指挥、协调该努力。仿佛是为全球多极世界而升级了的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一般。第四，临近崩溃。大国处于彼此冲突的过程，直到它们一个个从内部崩溃。大国都开始像保龄球一样翻倒。技术革新夺走了工作机会。对政府的无能公民洞若观火。民主国家被证明一样脆弱。由于所有大国的机能失调，酝酿已久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核战争。气候变化承诺不再有效，气温升高。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称查塔姆研究所。英文Chatham House。网址http://www.chathamhouse.org/）俄罗斯与欧亚项目副研究员暨该项目前主任、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英文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法文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简称IFRI。网址http://www.ifri.org/）俄罗斯与新独立国家中心副研究员、欧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简称CER。网址http://www.cer.org.uk/）中国与俄罗斯项目前主任罗鲍波（Bobo Lo）的《俄罗斯与新世界失序》专著认为，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过去25年来最大的战略冲击之一。对于许多西方人而言，俄罗斯在2014年年初的行动标志着合作幻想的破灭以及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对抗的回归。曾长期处于国际舞台外围的俄罗斯，早已成为了新的全球大戏的核心演员。同时，俄罗斯处理区域与全球事务的方法，反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感性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克里姆林宫强调西方的衰落、俄罗斯的复兴以及一个新的多极秩序的出现。但这种理想化的观点与世界失序相抵触。教训是，只有那些积极迎接变化的国家才能在21世纪蓬勃发展。一个能够将自身重新定义为现代大国的俄罗斯，将在国际政治的许多领域发挥重要影响。但一个依赖过时的特权意识的俄罗斯，可能最终成为全球转型的主要受害者之一。罗鲍波在该书出版一年之后，在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简称NBR。网址http://www.nbr.org/）主办的《亚洲政策》（Asia Policy）发表《作者的回应：俄罗斯与新世界失序——一年之后》文章，对读者普遍关注、评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其中，关于新的世界失序：迈克尔·考夫曼（Michael Kofman）准确地指出：“本书的论点的主旨是，俄罗斯渴望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并不存在，并且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许多见解是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的，是不大可能实现的。”然而，他指出，这本书没有“为这一新兴的世界提供一个可选择的概念模型”，并且我草率地“宣布了多极化的结束”。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多极化对莫斯科的吸引力之一，或者，如果使用其青睐的表述——一个“多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polycentric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是该框架提供了一定的透明度与结构。然而，这并非世界运行的方式——它是无序、不清晰的，并且充满了矛盾。克里姆林宫在面对世界复杂性上的不情愿，解释了俄罗斯在应对其面临的许多挑战时的失败。其次，认为我没有解释新的世界失序的性质的观点，是误导性的。相反，我确定了一些关键的特征：权力性质的变化，领导的终结与大国的衰落，规范与价值观的无法普及，日益增长的包容性与碎片化。说我宣布了多极化的结束同样是不准确的。我认为，莫斯科想象的多极世界（multipolar world）是虚构的。但是，从当前的“无政府状态”（anarchy）中也可能产生新的一极。对俄罗斯的挑战是，如果/当这一情况发生时，它要确保自己成为这一新秩序中的一部分。莫斯科的担忧之一是，新的中美两极可能实现，而俄罗斯由于现代化与适应上的失败而被边缘化。奥尔加·奥莉克（Olga Oliker，女）置疑，新的世界失序是否是新的，或者是特别易变的，并认为我应该对信息革命与“世界各地社会与文化内部的变化”给予更多的关注。我承认，存在一种夸大冷战时期的稳定的危险；毕竟，它给我们带来了古巴导弹危机，更不用说对1983年北约“神射手”（Able Archer）演习的可能的灾难性的误解。然而，冷战期间曾有一个有着通常明确的界限、多重抑制与平衡的可识别的国际体系。今天，相比之下，界限已经模糊，相对的确定性已经让位于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现在看来，我当初应该强调信息革命与社会内部变化的影响，因为这两个因素都加剧了新的世界失序。我们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获取信息的途径，但公众对其真实性的信任却很少这么脆弱。真理已经成为了一种无所不在的物品。一个原因是，对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的信任处于历史性的低位。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itute，简称ASPI。网址http://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主席、多边主义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Multilateralism，简称ICM。网址https://www.icm2016.org/）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于2016年2月19日在俄罗斯联邦外交学院发表的《亚洲崛起，俄罗斯，以及全球秩序的未来》讲演指出，当前，1945年后的全球秩序的基础正面临巨大的压力。这反映在大国关系的状态上。在我们的全球机构的运作上，这一点也很明显。事实上，对有效的全球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这种治理的供应却似乎在下降。我们可以从联合国机构以及布雷顿森林机构看到这一点。今天，联合国体系所面临的挑战是艰巨的。存在多个联合国在主要的政治、安全甚至是人道主义辩论中并非处于中央位置的危机。伊朗核谈判是一个例子。欧洲难民危机是另外一个例子。要有一个完全运转的全球秩序，需要各个大国坐到一起，共同合作，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俄罗斯必须完全参与其中。中国必须完全参与其中。美国必须完全参与其中。除非和直到这一情形在国际体系的日常事务中发生，否则我们的全球秩序将变得越来越碎片化。我强烈赞成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对全球秩序的问题的诊断。无论全球秩序的问题可能是什么，替代品却是无限的恶化。历史提示我们，全球失序的什么时期是相似的。不久前，我们经历了一场巨大的人类失序浩劫。尤其是俄罗斯，对全球体系崩溃时会发生什么是特别警觉的。二战中俄罗斯在战争中惊人的死亡人数提醒我们这一事实。全球领导人不能接受采取一个被动的方法以应对支持、维持和改革稳定的全球秩序的核心架构所面临的挑战。在二战结束以来的两代人中，我们也许已经忘记了让全球秩序瓦解的代价。我们承担不起再度发生这样的事情。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英文Council on 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y，俄文Coвeт пo внeшнeй и oбopoннoй пoлитикe。网址http://svop.ru/）主席团名誉主席、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网址http://valdaiclub.com/）创始人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英文Sergey Karaganov，俄文Cepгéй Кapaгaнoв）的《从俄罗斯的视角看世界是什么样子》文章指出，关于全球趋势，老的规则已然逝去，而新的规则还没有就位（Old Rules Gone, No New Ones in Place.）。从二战结束开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一个相对有序、稳定的对抗体系。事实上，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秩序的出现。人们曾经希望，主要权力中心将建立主要是基于合作的关系。相反，却有一种建立一个单极世界的企图，它不出意外地失败了。显然，世界正被一股动荡和激烈竞争的浪潮（a wave of turbulence and fierce competition）——如果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搏斗（a struggle of all against all）的话——所席卷。我们正在见证权力的快速再分配。20世纪下半叶的规则不再有效：绝对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少公开）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并（至少）尊重国家（大国）的利益和安全。所有这些原则都是“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的思想家们试图废除的。然而，没有什么被发明出来以取代它们，同时将以前的原则加以修改以适应新的现实的尝试已经失败。新的宏观趋势正尝试通过这种混乱大行其道。第一个趋势是一种新的两极格局的出现。目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两个中心正在形成。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看似壮观的胜利，又在21世纪初戏剧性地丧失了其基础的“老”西方（the “old” West），正在努力重新巩固其地位。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第一流的超级大国（a first-tier superpower），并很可能在下一个10年之内在综合实力上成为世界老大。由于遇到美国在太平洋（即在东方）越来越大的抵制，中国已经转向西方。大多数专家预测，在中亚，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避免。然而，莫斯科和北京有智慧通过将他们的潜在差异转化为合作的潜力从而避免对抗。当前，虽然“上海合作组织”还不是很活跃，但它已经朝成为一个新兴的大欧亚（Greater Eurasia）或甚至一个大欧亚共同体（community of Greater Eurasia）的核心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中俄合作将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将成为经济领袖，但其他强大的参与者——俄罗斯、印度、伊朗——将能够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客观地说，新的中心将扮演对西方的平衡物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动的两极对峙。合作和竞争将辩证地结合。2015年的另一个大趋势是欧盟由各种因素导致的多层次危机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由叙利亚难民危机所催化。除了社会问题、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增长等直接后果，欧盟外交政策模式在新的条件下的失灵暴露无遗。欧洲发展模式正在失去吸引力。欧洲可能再度由一个繁荣、稳定却不总是友好的邻居与合作伙伴转变为问题——如果不是不稳定的话——之源。虚弱与对未来的不稳定，驱使欧洲的精英们与美国联合起来徒劳地反对俄罗斯。欧盟越来越多的内部问题，使得与其和解变得更为困难——即使是在纯粹的官僚术语上。已经在中东开始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A War of All Against All），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全球政治的一个主要的大趋势。战争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国内性质的，但其被西方在过去10年对该地区事务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鲁莽——如果不是出于恶意——干预所恶化。中东的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无法解决的。2015年出现的最令人沮丧的大趋势是恐怖主义的兴起。此前，短视的政客对此假装视而不见，但现在这已不再可能。即将来临的恐怖主义浪潮仍将是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特征。目前，合作的幼芽被由“你眼中的恐怖分子却是我眼中的自由斗士”（Your terrorist is my freedom fighter.）的原则所驱动的消极的宣传与行动所压制。然而，有限的协议似乎是可能的，特别是在叙利亚。另一个在2015年脱颖而出的大趋势是，由西方支配的以前的全球化的类型向新的、不同类型的全球化或者甚至是反全球化的变化。核议题回归世界政治的前沿，是2015年的又一个重要趋势。主要原因是对不确定与不稳定的普遍增长的担忧甚至恐惧。这种不确定与不稳定，本身就是当前世界的主要的大趋势。客观地说，最近7、8年来世界一直处于一个战前状态，类似于1914年的情形。在专业的军事-政治共同体中忧虑一直在增长——战略稳定在20世纪80年代末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在冷战正式结束之后的头20年里也并不是真正重要的，但当前却可能正在被侵蚀和破坏。有关新的战争的可能性的讨论正在增加。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数十年来都是基于核对抗——的急剧升级，也使得核议题走上了前台。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已经由于在这一因素上的角色引起了国际关注。美国已经宣布了核军备扩充计划。当前的歇斯底里的现象进一步增加了忧虑，但也阻止了诸如在南斯拉夫、伊拉克大规模干涉的鲁莽决定以及诸如乌克兰、叙利亚冲突的升级。在单极时刻几乎丧失的理性与谨慎正在重回政治。除了以上这些令人警觉的趋势，2015年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趋势。虽然空气中弥漫着焦虑感，但大战并没有出现，也没有关于它的迹象。全球的民主化仍在继续。老的霸权越来越弱，同时新的霸权尚未出现。国家和人民感到更自由了。民众对其政府的政策有着前所未有的、不断增加的影响力。民众的主要需求是幸福。这一因素以及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关系，加强了和平的力量，抑制了战争的力量。另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由巴黎气候大会所推动，是人类已经考虑“更绿色”（greener）的选项。最后，尽管有恐怖主义的兴起和中东的战争，世界上的总体暴力水平仍在继续下降。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在接受俄罗斯《新时代》（英文The New Times，俄文Нóвыe Вpeмeнá）杂志采访时的《世界处于战前状态》访谈指出，俄罗斯正在为其安全和主权斗争，并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确实和明显的胜利，但同时也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失败。关于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入俄后的2年，俄罗斯经历了一系列辉煌的外交政策胜利和严重的经济失败。卢布的贬值不应归咎于外交政策，而应归咎于我们那些没有执行有效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的精英们以及没有要求他们执行这样的政策的人民。在克里米亚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多年来，我一直相信，如果西方组织扩张到乌克兰，将会发生一场战争，令人高兴的是，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场小的战争。我们必须明白，乌克兰危机是苏联解体的延迟效应之一。就苏联而言，它面临着一个十分糟糕的地缘政治形势，当时的世界不是两极而是三极：两极对付另一极。俄罗斯现在的情况要好多了。俄罗斯是一个绝对的全球玩家。世界上当前只有3个这样的玩家：美国，俄罗斯，中国。第四个玩家，印度，可能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加入他们。关于民主：民主是好的，但肆无忌惮的民主是坏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好处就在于将世界从一种叫“民主救世论”（democratic messianism）的新害虫的幻梦中惊醒。关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干预叙利亚的原因有几个。首先，很久以前我们就得出了中东在未来几十年内将面临大的灾难的结论：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除了以色列和伊朗，将在未来20-30年内分崩离析。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中东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崩解，或者我们试图修复那里——因为那里有成千上万的潜在的恐怖分子，让他们互相残杀要比让他们繁殖并接近我们的边境要好。其次，俄罗斯意识到需要在该地区维持平衡以避免更大的灾难，如果逊尼派或什叶派赢得了在叙利亚和中东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的话，这是必然会发生的。最好不要让任何人占了上风。第三，我们摆架子。我们想成为一个大国。第四，我同意叙利亚是一个分散乌克兰危机的注意力并把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置于不同的基础上的方式。我们已经完全成功了。但是，尽管取得了明显的军事和外交胜利，但这场战争是无法赢得的。我们必须随时准备抽身。我们必须早早为此做准备。朝鲜的确拥有核武器，并足以用做威胁或威慑。至少在过去的10年里，整个世界一直处于战前状态。如果没有核的“末日武器”（weapons of Armageddon），很早以前战争就爆发了。我们从未见过权力平衡与意识形态里程碑的如此快速的变化。加上我们称之为恐怖主义的穷人对富人的反抗。这种反抗并非是从今天开始的。只是当前所有人都最终注意到了而已。

“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简称MSC。网址https://www.securityconference.de/）主席、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安全政策与外交实践教授、德国驻美国前大使沃尔夫冈·伊申格尔（Wolfgang Ischinger）的《无限的危机，鲁莽的破坏者，无助的守护者》文章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可能处于最坏的状态。那些试图维持和平的人，在面对无尽的危机和鲁莽的破坏者时，常常不堪重负、十分无奈。可以肯定的是，过去一年来已经有了一些好消息。持续的外交努力带来了两个有着潜在、深远的积极影响的突破：伊朗核协议与巴黎气候协议。但除此之外，世界面临的前景十分黯淡。一些大的危机超越了国际边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争不仅推动了中东政治秩序的解体，也让欧洲苦苦寻找一个应对难民潮的办法。自二战结束以来，从没有如此多的人被迫背井离乡。事实上，中东冲突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战场。叙利亚的冲突早已不再是内战；它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地区性危机。IS[其领土基础、积极的网络存在以及武装分子（包括在欧洲的追随者）的国际网络]已被证明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组织。在其他地方，前景也不是一片光明。在利比亚、马里和阿富汗，国家已经崩溃或处于失败的危险之中。伊朗与沙特的关系几乎不能更糟，只是没有直接的军事对抗而已。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迅速缓和。在网络上，政府和私营部门都在滥用现代世界的相互联系，这对全球的敏感信息和关键基础设施构成了威胁。欧洲没有出现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所设想的“善治国家之环”（ring of well governed countries），反而已经被“火环”（ring of fire）所围困。欧洲安全再次受到威胁；军事演习频频举行，同时乌克兰危机仍未解决。然而，主要的政治人物似乎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短视地在国内寻求庇护来应对跨国挑战。这种徒劳的方法只会产生虚假的解决方案，或者更糟。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来回应移民危机，迫使其邻国承受这一重担的冲击，也使得欧洲一体化的核心要素——几乎不存在边境管制的申根区——受到威胁。即使是自由全球秩序——建立在多边主义和国际法之上——的传统支持者，似乎也在努力相信他们塑造事件的能力。有关美国正在从国际舞台上撤退的说法可能被夸大了，但在最近几年至少有两起典型的冲突——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冲突，美国没有发挥其曾经发挥的突出的外交作用。欧洲已经被几个主要的问题所拖累：制裁俄罗斯的摇摇欲坠的共识；对欧元的持续置疑；英国退欧造成的威胁；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复兴。如果欧洲继续陷入机能失调，它将无法在未来扮演重要角色。随着国家失败和政府崩溃，流氓领导人正在步入权力真空。在阿富汗，“塔利班”的复苏正在破坏10多年来取得的进展。在非洲和中东，当地的强人和伊斯兰极端分子正在阻碍和平进程，或制造更多的冲突。与此同时，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恶化。现在已经有一些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可能和解的迹象，但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分歧巨大，特别是在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对叛军控制下的阿勒颇（Aleppo）发起进攻之后，这次进攻导致最近一轮的日内瓦和平谈判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很可能正在进入一个风险增长、不确定性上升以及根本性的转变正在发生的时期——一个更不稳定的国际时代的开始。负责任的领导人必须共同努力，以重建国际秩序，加强制度安排，阻止四下蔓延的混乱。大的国家间战争的风险可能仍很遥远，但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主要大国之间的暴力升级不能被视为一个不切实际的噩梦。如果噩梦成真，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会显得相形见绌。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网址http://carnegieendowment.org/）莫斯科中心（简称莫斯科卡内基中心。英文Moscow Carnegie Centre，俄文Mocкoвcкий Цeнтp Кapнeги）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英文Dmitri Trenin，俄文Дмитpий Tpeнин）接受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采访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尚未冷战》访谈指出，2016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标志着俄罗斯与美国的新的对抗以及俄罗斯与欧盟的疏离。它不是冷战：现在有完全不同于20世纪下半叶的条件。当前的局势也非常糟糕、危险，但是以不同的方式。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总理的慕尼黑之行，意味着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试图向西方直接传递克里姆林宫对局势的看法，并表明他愿意合作。梅德韦杰夫在慕尼黑没有宣布新的冷战。他只是断言正在走向新的冷战，相应地，危险日益增加——无论是从俄罗斯与美国/北约之间的直接冲突，还是双方无法合作打击极端主义。西方媒体解读梅德韦杰夫的演讲为俄罗斯对西方敌意的新证据。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俄罗斯受到了美国人、西欧人、阿拉伯人特别是东欧人的指责。俄罗斯被认为是一种威胁。由于对抗的结果尚不明朗，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在世界秩序和国家行为的规则、规范的战略性、基本性问题上的妥协，在当前是不可能的。原则上，在叙利亚、乌克兰等具体问题上的妥协是可能的，但也不容易实现。要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是更为困难的。俄罗斯与美国在叙利亚的合作可能会发展，但两国的反恐联盟是不可能的。

2016年5月13-14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机构和全球治理项目、美国斯坦利基金会（Stanley Foundation。网址http://www.stanleyfoundation.org/）、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全球峰会项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网址http://www.brookings.edu/）、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多边主义的未来项目共同举办了第六届普林斯顿全球治理研讨会。该研讨会召集了学者和前决策者们来审视全球治理的状态，并考虑如何纠正其缺点。该研讨会发布的《挑战性的多边主义与自由秩序》报告指出，全球化增强了全球合作的必要性，但当前的全球秩序正在瓦解。新的竞争形式（例如，俄罗斯在乌克兰）正在使国际合作更加困难，并且还将继续如此。技术进步和人类寿命的进步，尽管有其好处，但也对国家增长和繁荣构成了挑战。步履蹒跚的经济增长也对全球秩序构成了新的挑战。维持和保护从保护全球公域到消除贫困的全球治理的预期结果的集体能力要比过去更为有限。此外，国内政治特别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威胁破坏国际稳定。要点：第一，竞争的新形式和全球秩序的分崩离析，限制了行为者们的保护和维持全球治理的预期结果的集体能力。第二，尽管全球经济治理的表现一直相当不错，但主要受国家经济政策决策所驱动的全球经济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全球经济治理可能与全球经济面临的包括发达经济体的低生产率和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等挑战关系不大。第三，北约作为安全担保者的角色，对欧洲的繁荣和欧盟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第四，由于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欧元区的低经济增长、难民与移民危机，欧盟的进一步一体化面临重大障碍。第五，中东的信任与治理结构的崩溃，是该地区面临的根本挑战。外部行为者们的能力建设将不足以创造稳定。第六，通过加强其核心联盟等，美国应限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结果，并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第七，世界各国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变化中的社会契约，对当代的全球秩序创造了严峻的挑战。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CSIS。网址http://csis.org/）人权倡议非常驻高级顾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俄罗斯与欧亚事务的副国家情报官安德列·肯德尔-泰勒（Andrea Kendall-Taylor，女）的《民主的衰落将如何破坏国际秩序》评论指出，在外交政策世界，有一个新的共识：对当前国际秩序的稳定的威胁正在上升。支撑国际体系与治理国家之间关系的规则、价值观、法律与机构正在被逐步拆解。讨论最多的此种压力的源泉，是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俄罗斯强硬的外交政策，以及权力由传统的民族国家向诸如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者的扩散。然而，很大程度上在这些讨论中缺席的，是普遍的民主衰退的幽灵。全球范围内正在上升的对民主治理的挑战，是对国际体系的主要压力，但这些挑战在有关变迁的世界秩序的讨论中却受到了较少的关注。在二战结束后的70年里，美国培育了一个由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国家所主导的全球秩序。美国促进了民主的传播，以加强构成了我们目前国际体系基础的全球规范和规则。然而，尽管冷战结束以来民主在稳步上升，但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目睹了全球范围内民主原则的戏剧性的逆转。虽然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处于空前的高位，但有一些关键的趋势正在破坏民主。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国家或者甚至在一些不太重要的国家的民主的倒退，几乎肯定会加速当前全球秩序的有意义的变化。民主的衰落将会削弱美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侵蚀美国海外合作的重要基础。研究表明，国内政治是国家的国际行为的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特别是，比起民主国家与独裁政体之间，民主国家彼此之间更容易形成联盟，并进行更充分的合作。同样地，威权主义国家已经建立了合作与分享“恶劣做法”（worst practices）的机制。威权主义国家的增加将为这些国家提供一个更广泛的克服其各异的历史、价值观与利益——这些因素被频繁引用，以作为在形成对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的有凝聚力的挑战中的障碍——的更广阔的平台。最近的例子完全支持经验数据。匈牙利的民主倒退、埃及独裁统治的强化，都导致这些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的加强。同样，孟加拉国的民主衰退，也导致了其领导人寻求与俄罗斯的更紧密关系，其部分目的在于缓和西方的压力，并巩固政权的国内地位。虽然这些迅速发展的关系还没有发展成一种高度统一的合作伙伴关系，但这些国家民主的倒退确实提供了一种此前并不存在的合作基础。同时，虽然美国在特定议题上与威权主义合作伙伴肯定会发现共同的事业，但此种合作的深度与可靠性是有限的。因此，进一步的民主衰退将严重伤害美国形成此种深度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而这种关系对于应对今天日益复杂的挑战是十分必要的。诸如气候变化、人口迁移和暴力极端主义等全球性问题都要求合作，但民主倒退将使合作处于危险之中。简单地说，如果美国失去了依赖于它与其他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那么美国将成为一个不那么有效和有影响力的行为者。通过削弱美国在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关键性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向独裁主义的迈进也将挑战当前的全球秩序。如果更多的民主政体让位于独裁政体，暴力与不稳定也可能增加。最后，普遍的民主衰退将有助于正在上升的反美情绪，这一情绪将为一个日益与美国及其价值观对立的全球秩序补充能量。自“9·11”事件以来，特别是在“阿拉伯之春”之后，西方支持民主的热情已经消退。包括乌克兰与中东的正在上升的不稳定的水平，阿富汗与伊拉克的脆弱的治理，诸如IS等恐怖组织的持续威胁，已经使得西方提升了对安全与稳定的关注。美国对情报共享、基地与飞越权利的专注，正在胜过对民主与人权的考虑。然而，民主却是一个西方的行动可能影响结果的领域。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总裁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的《混乱的世界：美国的外交政策与旧秩序的危机》专著指出，世界四分五裂；美国的中心地位已经不能保持。自二战以来就指导着世界的规则、政策和制度基本都走到头了。在一个由从恐怖主义、核武器的扩散、气候变化到网络空间的全球性挑战所定义的时代，仅凭对主权的尊重并不能维护秩序。同时，大国对抗正在回归。弱国造成的问题和强国引起的麻烦同样复杂。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时使事情变得更糟——这既可能是由美国的作为引起的，也可能是因美国的失败导致的。中东处于混乱之中，亚洲受到冒失的朝鲜的威胁，而作为全世界数十年来最稳定地区的欧洲已经风光不再。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当选和出人意料的英国退欧公投，表明民主国家中的许多人反对包括向贸易和移民开放边界等全球化的重要方面。总之，当前需要一种新的反映权力广泛分散、边界日渐式微的现实的全球操作系统——“世界秩序2.0”（worldorder 2.0）。此外，离开美国，世界将无法安享稳定或繁荣；但如果美国的政治家与公民们无法达到一个新的认识，那么美国也无法成为维护全球稳定和繁荣的一支力量。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美国前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的《随着威胁的增加，美国需要一个首席外交官》特邀专栏文章认为，自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都要处理国外的危险。我们国家的行政长官也是我们的总司令和首席外交官。对于我们在2016年11月8日选举的总统而言，由于美国在全世界的利益正遭受似乎前所未有的众多威胁，这部分工作正变得特别困难。这并不是说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在2009年1月入主白宫时一切就很容易。他继承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两者都不顺利，以及由于美国房地产和金融部门的崩溃而导致的世界经济的严重衰退。但那时，至少，“ISIS”一词只有两个含义——一位埃及女神和一条蜿蜒穿过英国乡村的平静河流；中东，虽然远离宁静，但尚未收获始于“阿拉伯之春”的旋风；奥巴马将土耳其吹捧为展示世俗主义和民主是如何在一个伊斯兰国家兴旺的样品；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imitry Medvedev）（还记得他吗？）是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准备重启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乌克兰境内一片和平；欧盟发起了其“发明创新年”（year of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法国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闷气，通过重新加入北约并作为其正式成员加强了西方安全。此外，尽管有一个充满敌意的国会，奥巴马利用他的总统任期在3个高风险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约束伊朗的核野心，解冻美国与古巴的关系，推动世界走向应对气候变化的严肃行动。除了有机会依赖这些举措，奥巴马的继任者将不得不与在过去几年间恶化的威胁搏斗。阿拉伯世界比8年前更加动荡。朝鲜的金正恩（Kim Jong-un）声称，他正在研制可以打到美国的弹道导弹，并且已经测试了1枚氢弹。我们的第45任总统将不得不应对新的严酷现实。至于北约，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正经历我们只能希望是短暂的自我消亡阶段；土耳其——联盟的一个战略性的关键成员，正遭受一个越来越独裁的总统、与几个国家在其边界上有致命问题、与普京时好时坏的亲和力之苦。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正在挣扎。维持充满活力的、健康的世界贸易的努力也是如此。经济大衰退的余波包括对全球化的反对。这些不利的趋势意味着塑造了20世纪后半叶与21世纪前些年的特征的进步的逆转。似乎，融合正让位于分裂，秩序正让位于失序，合作正让位于竞争和冲突。

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网址http://www.rand.org/）高级国际防务分析师何天睦（Timothy R. Heath）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项目高级研究员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等的《战略亚洲2015-2016：亚太地区国力的基础》专著撰写的《在亚洲寻找一些好的合作伙伴以支撑国际秩序》书评认为，在一个破碎的时代，世界上所有的大国都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压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令人失望的事，由IS及其模仿者所施加的令人震惊的似乎不受惩罚的残忍，朝鲜挑衅性地炫耀其不断扩充的核武库，这一切都揭示了美国权力的有限性和一种令人惊慌的失序的蔓延。欧盟仍被可能导致其分裂的经济紧张局势所笼罩，同时其成员国正在抵御绝望的中东难民潮。尽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首相的努力，日本似乎没有能力阻止其经济实力的稳步侵蚀和人口下降。俄罗斯虽然在克里米亚和叙利亚大秀“肌肉”，但也在焦急在等待着经济衰退对其脆弱经济与黯淡的人口前景的影响。与这些事态发展同步进行的，是权力在国际和社会层面上的更广泛的分散。迄今为止，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其占世界GDP的比重已从1950年的27%跌落至2015年的24%。同一时期，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则从5%上升到了15%。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工业世界的相对衰落，正好与世界其余部分的崛起——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在人民收入、预期寿命和福祉上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同时发生。在社会层面上，愤怒的公民采取行动以显示对其领导人的不满的现象，在世界各地的首都一再重复。经济萧条，公共预算削减，同时更多的人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获取信息的方法和旅行的方式。上升的公众期望与用于满足这些需求的有限的政府资源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大部分扰乱世界各地的政治的僵局、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和动荡的基础。毫无疑问，冷战后短暂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的独特的和平与稳定已经消退。如果权力还没有终结的话，其破碎与分散的现实似乎是不可否认的。在未来几年，由于没有合适的替代者，美国仍将是世界的领袖。然而，由于当前秩序的破碎正在深化，使得支撑或重建国际体系基础的努力所面临的挑战获得了新的紧迫性。这项艰巨的任务将需要重建国际秩序的国际与社会基础。此外，随着权力的缓慢增长与更大扩散的趋势已经根深蒂固，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国力（national strength）的概念以一种甚至在10年前都无法想象的方式演变的复杂的时代。例如，在传统大国施加影响的能力正日益受限的同时，在许多方面，一些崛起中的、中等规模的大国（如印度尼西亚、韩国）的影响正在日益增加。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充满活力的地区，亚洲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蒙古和越南都展示了超出自己块头的能力，在促进亚洲的经济增长与作为美国可能的合作伙伴以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秩序上提供了相当大的潜力。

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址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的《夏日令人不快的馈赠》评论认为，2016年的夏季，在国际事务上，熟悉的方法——软实力、与对手缓和关系VS硬实力、威慑敌人——继续定义着一个日益陌生的战略领域。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简称ECFR。网址http://www.ecfr.eu/）主任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认为，全球秩序正处于一个“过渡期”（interregnum）。冷战结束后，“世界由美国监管的安全秩序与欧洲风格的法律秩序结合在一起。然而，当前两者都在磨损，而可以替代它们的候选者却还没有出现”。这不是一个良性的条件。马克·伦纳德正确地指出，过渡期往往是“史上最可怕的时期”。他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前景：“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作者注）在其《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s）所写的，当‘旧的将逝，新的未生’（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时，失序、战争甚至疾病将涌入真空。”要理解这一点，只需要看看中东就明白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与丹佛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R. Hill）都尖锐批评美国总统奥巴马应对叙利亚内战的方法。杰弗里·萨克斯认为，问题在于奥巴马政府采取的古老的保守秘密与秘密行动的美国传统，这阻止了对于美国叙利亚政策的“民主监督”（democratic scrutiny）。相反，克里斯托弗·希尔则诟病政策本身：“最初的断绝[与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总统]一切联系的决定”“与要求他下台的呼吁代表了分析的失败，这一失败的影响奥巴马政府从来没有能够逃脱过。”然而，在老方法中也可能发现新生活。德国外交部部长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相信，重建欧洲与世界和平架构的最好方法，是恢复构成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新东方政策”（Neue Ostpolitik）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缓和与苏联关系的政策的基础的思维模式。当然，今天的对抗“不是被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而是被一个有关社会与政治秩序的争论（关于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争论）以及争夺影响力的地缘政治空间的斗争所定义”。尽管如此，要在彼此间存在鸿沟的俄罗斯和西方之间架起桥梁，我们需要“重启欧洲的军备控制，将其作为一种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降低风险、提高透明度以及建立信任的尝试性、测试性的手段”。但施泰因迈尔的前任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则认为，军备控制是不够的。只有坚定地推动“完成（欧洲）一体化的计划”，欧洲才能获得稳定与和平。但“曾在西方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时期打开的机遇的历史性窗口正在快速关闭”。对于欧洲而言，时不我与，如果“错过了机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灾难就要降临了”。虽然欧洲的软实力与一体化战略可能正在失败，美国陆军部部长埃里克·范宁（Eric K. Fanning）认为，美国陆军在亚太地区的深化存在所代表的硬实力正发挥着“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作用”。的确，“陆军在加强区域合作上承担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埃里克·范宁认为，当务之急是十分明确的：“在一个全世界最强大的10支陆军中有6支位于太平洋地区，该地区27个国家中有22个由陆军军官担任国防部部长的时代，向该地区的美国陆军的任务进行投资的需求是十分清晰的。”但是，曾担任波兰副总理和财政部部长的亚采克·罗斯托夫斯基（Jacek Rostowski）指出，美国不能再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责任，必须推动其北约盟国承担更多的保卫西方的成本。不幸的是，德国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总理的政府，“曾大声要求希腊信守对欧盟的承诺，现在却妨碍北约成员国们兑现它们对集体防御的承诺的能力”。事实上，“德国在所谓的财政清廉（fiscal rectitude）名义下的抵抗”可能最终提高对硬实力的需求，因为其“被误导的对欧元区强加的紧缩已经削弱了欧盟的政治凝聚力，从而为俄罗斯打开了大门”。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部美国与欧洲中心高级研究员康斯坦策·施特尔岑米勒（Constanze StelzenmÜller，女）的《冷战，我的爱》文章指出，最近几年，描述二战结束至柏林墙倒塌之间时期的电影与电视节目明显增加。我认为这不是巧合。那么，这一波怀旧浪潮的背后是什么？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家、现实主义学派的“教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早就预言了这一切。早在1990年，他用以下的话开始了一篇现在非常著名的文章：“和平：这是极好的。我与其他人一样喜欢它，也无意故意在一个对世界未来形态的乐观四下弥漫的时刻保持悲观。尽管如此，我论文的主题是，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后悔冷战的离去”（Peace: it's wonderful. I like it asmuch as the next man, and have no wish to be willfully gloomy at a moment when optimism about the future shape of the world abounds. Nevertheless, my thesis in this essay is that we are likely soon to regret the passing of the Cold War.）。米尔斯海默写道，随着东西方冲突的结束，欧洲大陆将面临民族主义、不信任、暴力和无政府状态的复兴。冷战结束以前，这一切都由两极世界秩序、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军事力量平衡、双方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的事实所抑制。学术界将以上三者视为1945-1989年间的“长和平”（long peace）之锚。简言之：权力属于男人，导弹待在发射井，国家躲在高墙后，而女人留在厨房。今天，相比之下，失序主导一切。我们开放社会的敌人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在美国一个女人正在竞选总统，而德国已经由一位东德妇女统治了10多年了。难怪人们都渴望回到过去。在实践层面上，权力的平衡取决于各方找出其他人可能发展的“能力”（部队、坦克、弹头、导弹）以进行对抗或做得更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有两种获取此种信息的方式：技术或人力手段。换句话说：卫星和间谍。这是一系列怀旧电影、电视的主题之一。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与日益增长的不确定的时代的我们——对冷战如此着迷？在如此多的冷战故事中，我们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缺少了什么？其一，我们无疑是被有一张面孔、一个官方的政府地址，以西方以为自己可以理解甚至预期的方式行事的其他方面（即敌人）所吸引。其二，可能我们怀有哪里有秘密、哪里就有真相的希望。最后，我们追寻1989年以前的年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善恶之间清晰的、线性的叙事。冷战紧随二战与大屠杀的恐怖之后。并且，冷战之后是一个欢乐的结局——历史的终结、单极时刻、和平红利。至少，这是当时我们告诉自己的。相比之下，今天，我们必须扪心自问：1990年到今天的一段时间是第二个“长和平”吗？其后的一切会更糟糕吗？

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简称CNAS。网址http://www.cnas.org/）战略与治国方略项目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的《后帝国时代：大众化的、民粹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将定义21世纪》文章指出，世界失序只会增长（World disorder will only grow.）。非洲与中东的小型、中型国家的弱化与崩溃，将扩展至较大国家的准无政府状态（quasi-anarchy）。然后是欧盟，如果不是正在崩溃的话，也是十分虚弱的。欧洲将日益成为一个由国家与地区组成的不一致的甜点，而非成为一个统一的、一致的超级国家。当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内，还要考虑技术因素。正如战略家哈姆斯（T.X. Hammes）所指出的，廉价无人机、网络战、3D打印等的聚合，将鼓励权力在许多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扩散，而非将其集中于少数帝王般的大手之中。

纵观这突如其来的全球失序、动荡和不稳定，可以发现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国内失序与国际失序明显相互映射。二是就国内失序而言，虽然同为失序的表象，但在不同国家其本相各不相同。在“善治国家”（well governed countries），问题在于普通民众的要求长期受到精英的漠视，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在“失败国家”（failed countries），问题在于国家没有能力实施有效的治理，无法向其人民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等。在采取掠食性/掠夺性治理（predatory governance）方式实施治理的国家——“掠食性/掠夺性国家”（predatory countries），问题在于当权者无视民瘼国殇，专以掠夺财富为己任，最终酿成民变。从这一维度来看，当前的“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危机等，也不过是二战后又一波掠食性/掠夺性国家的死亡潮而已。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对于当前的国际秩序不必过于悲观。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SIPRI。网址http://www.sipri.org/）所长、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UN Peacebuilding Fund）咨询小组前主席丹·史密斯（Dan Smith）的《欧洲安全。危机？什么危机？》博客指出，2016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基调为《慕尼黑安全报告》的主题所占据：“无限的混乱，鲁莽的破坏者，无助的守护者”（Boundless chaos, reckless spoilers, helpless guardians.）。一家大报的头版标题敦促道：“不要做傻事”（Don't do stupid stuff.）。很容易解释和理解四下蔓延的危机感。克里米亚、顿巴斯（Donbas）和叙利亚的事件与行动，在许多视角不同的圈子里产生了恐惧与愤怒的混合物。这些事件发生在由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对自然资源的竞争以及气候变化的后果所塑造的长期风险的背景下。考虑到21世纪世界权力的类型与分布的根本性变化，对即时事件与潜在风险作出的响应是十分复杂的。首先，风险管理体系不堪重负。国际风险与冲突管理体系，如果不是真的坏了，至少也是被削弱了，或者不堪重负。美俄有关核军备控制的谈判没有发生。叙利亚和谈没有取得实质进展。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西方与俄罗斯领导人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与敌意相当浓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在欧洲与美国的有关跨大西洋安全议题的决策中心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不安、不确定与焦虑，有时还存在对一方或另一方的愤怒。愤怒和蔑视的目标是多重的：咄咄逼人的俄罗斯，被动的奥巴马，刚愎自用的布什，无能的“老欧洲”，不负责任的“新欧洲”，过于急切的中东盟友。这些指责的与被指责的，其总体的心境早已远离了冷战之后早些年里西方的信心。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未来该怎么办有两种主张。一是思考（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已经犯下的错误，以及将来（在埃及、约旦、也门、阿尔及利亚）可能发生的危机，从而考虑和接受权力的限制。遵循这一思路，一个结论可能是，不可能修复一切，有时甚至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因此，对复杂的危机和冲突的外部帮助，应该通常被限制在人道主义工作的范畴。这是一种降低期望和雄心的方法。它主要专注于上面提到的训诫——“不要做傻事”。另一种思路是，将不确定弃于一旁，并保持强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作了一个简短、有效的演讲，攻击西方在面对俄罗斯时使用“服务于军事侵略的外交”（diplomacy in the service of military aggression）的消极被动。麦凯恩并且指出，只要IS占据的土地不被夺回，叙利亚问题就得不到解决；是时候计划夺回IS占据的拉卡（Raqqa）了，在逊尼派阿拉伯军队与数千美军组成的联军的努力下，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这样做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毕竟叙利亚战争5年多来西方都没有将地面行动作为干预的选项。此外，就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而言，双方的关系很一般，除非他们需要在伊朗核武器、东北亚特别是朝鲜半岛的安全议题上共同努力。在叙利亚以及较小程度上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并不是世界秩序崩溃的证据。未来需要一个更积极的政策，但不存在剧烈的新的分裂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