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国

美国历来以争夺和维护世界霸权为根本战略取向，其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等制定与实施都具有鲜明的全球性，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智库机构的普遍重视。近年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作用、美国国防改革、第三次“抵消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等议题上。

当前，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作用受到了各方的普遍关注。一些美西方专家指出，在一个更具竞争性的世界中，美国的盟国、合作伙伴期待美国在世界各地更多而非更少的参与。

美国兰德公司主管研究和分析的高级副总裁、曾任美国国防部主管战略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的安德鲁·霍恩（Andrew R. Hoehn），高级研究员理查德·索乐文（Richard H. Solomon，已故）等的《对动荡世界的战略选择：追求安全与机遇》报告，分析了美国是如何从冷战结束时的胜利走到今天的僵局的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大国变迁与重组。主要发现：一、美国人是矛盾和分裂的。70多年来，美国及其朋友、盟国建立了一个自由国际秩序，这一秩序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的时代。今天，在15年了无结果的战争、对国家经济表现的普遍觉醒以及一场两极分化的总统大选之后，美国人不信任他们的政府，并对他们的国家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的角色意见不一。二、主要的全球性调整将需要美国的关注。三、慢增长、劳动力市场的麻烦和联邦债务将是挑战性的。四、核武器、生物威胁和气候变化是潜在的致命威胁。安德鲁·霍恩、理查德·索乐文等的《探索美国在动荡世界中的角色》研究简报指出，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了，美国在国外正面临着新的、崛起中的挑战，在国内则面临日益严峻的政治极化。未来，美国应如何在世界各地推进其安全、经济和其他利益，并追寻新的机遇？一、美国人对他们在世界上的角色意见不一。二、对动荡世界的三种战略选择。（一）国际克制，国内革新。（二）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的推动者。（三）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适应并竞争。三、如何抉择。（一）仔细检查假设。（二）抓住机遇。（三）信守承诺。（四）既要玩长期博弈，也要玩短期博弈。（五）校准利益和价值观。（六）限制悔恨之事。

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网址http://www.the-asia-group.com/）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新美国安全中心共同创办人兼董事会主席、美国国务院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简称CSBA。网址http://csbaonline.org/）顾问、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前副部长埃里克·埃德尔曼（Eric Edelman），新美国安全中心共同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前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A. Flournoy，女）等的《伸展美国的权力：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秩序中扩大美国的参与的战略》报告指出，二战后缔造的世界秩序为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过去70年来，全球繁荣空前增长，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曾经稀有的民主政府已经蔓延到超过100个国家。最重要的是，70年来大国之间没有发生在20世纪前半叶摧毁了欧洲与亚洲的那种灾难性战争。美国人很容易将这一国际秩序的好处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必完全赞赏美国政府在创造和维持这一经济、政治和安全体系上所发挥的关键领导作用。美国的军事力量，美国经济的活力，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享有的紧密联盟和友谊，提供了这一自由秩序蓬勃发展的关键架构。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和美国收缩的可能前景表示担忧。这种观点在三个自二战以来就一直由美国承担着主要的安全提供者的角色的地区尤其强烈：东亚、欧洲和中东。在所有这三个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美国的盟国和合作伙伴都在寻求美国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参与。今天，保存这一秩序的最大挑战可能是在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美国与世界接触的两党共识，在两党内部都正在遭受着批评者的抨击。负责任的政治领袖需要向新一代美国人解释这个世界秩序对他们的福祉而言有多么重要以及美国在维持这一世界秩序中的作用是何等重要。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副主任亚历克斯·沃德（Alex Ward）的《超级合作伙伴：在一个复杂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议题简报指出，特朗普政府不应在仅拥有世界人口的5%和世界经济的约1/4的美国可以继续作为世界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存在的假设下开展工作。美国自1945年以来的相对衰落似乎是二战后体系的副产品。美国把人类带到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一时代，许多国家十分强大，许多国家可能领导。美国在二战后的失误是，华盛顿未能在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所称的“他者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之后搞清楚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为了补救这个问题，美国必须改变应对全球事务的方法，并果断地告别其“超级大国”（superpower）地位。相反，特朗普团队应采取“超级合作伙伴”（superpartner）战略。在这一战略之下，美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应其他国家的请求去联合一系列行为者的世界性行为者，而不是被认为在全球舞台上抑制他者的成长与潜力的压迫性大国。一、对全球安全环境的预测。对未来的安全环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非国家行为者将成为重要的全球性参与者。第二，被赋权者（empowered people）将要求从他们的国家得到更多。第三，全球变化的速度只会加快。第四，某处发生的问题可以成为处处发生的更大的问题。第五，即使是美国和其他强大的全球性行为者，权力也将更加难以有效地行使。二、对未来的美国战略的启示。第一，在采取单边行动时，美国将会有更多的麻烦。第二，美国和所有其他的行为者必须适应一个成长中的、多样化的中产阶级的意愿。第三，美国必须扩大其国家安全的概念。最后，美国应该继续投资于这样一个全球体系，该体系寻求向尽可能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赋权，从而给他者以体系中更大的股份。三、战略目标。在未来的全球环境中，美国应寻求实现以下3个战略目标。第一，保持美国的中心性（centrality）。第二，促进星群框架（Constellation Frameworks）。第三，减轻全球风险。

此外，面对新旧交替的美国政府，各国专家学者纷纷撰文盘点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得失、展望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走向，一些美国专家还积极为“特朗普新政”建言献策。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前首席助理凯瑟琳·希克斯（Kathleen Hicks，女），该中心国际安全项目高级顾问、美国海军陆战队后备队上校马克·康西安（Mark F. Cancian），该中心国防预算分析主任、国际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托德·哈里森（Todd Harrison）等的《2016年国防展望：欲知与期望》报告，从战略与安全环境、预算、部队、采办4个方面，对2015年进行了回顾，对2016年进行了展望，并得出了3点结论。一是奥巴马政府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将延续既定政策和战略，而不大可能做出大的改变。奥巴马可能会利用其行政权力对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特定政策领域进行改变，但就总体战略、国防预算、部队结构、重大采办项目而言则不会进行改变。二是当美国在努力选出一位新总统时，世界的其余部分不会坐着干等。朝鲜、伊朗、IS将继续制造一些美国不得不回应的事端。三是最近的预算协议可能是国防预算的转折点。同时，采办预算的充满希望的转折可能会推动改变工业界的行为。

印度国防与战略分析师、陆军退役准将曼哈林安姆（V Mahalingam）的《美国军事改革：国防部部长是正确的吗？》议题简报指出，第一，有将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简称JCS）纳入军队作战指挥链的迫切需要。第二，成为指挥链的一部分，参谋长联席会议将能够对应对全球各地不同类型威胁的作战行动有一个客观、广阔的视野，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权力与灵活性以采取果断行动去影响战斗。第三，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职责应基于这些实体的实践经验和专业领域来划定。重复的努力往往使这些办公室的规模变得臃肿。第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军种参谋长应参与战略发展和作战计划。目的是发展一种广泛的决策过程，并受益于高级军事指挥官的经验。第五，降低作战司令部司令的军衔是一种倒退，会对这些指挥官果断影响世界各地的区域议题的能力造成消极影响。第六，在作出改变之前，有必要以一种全面的方式调查采办流程。创建一个独立的采办机构以发展具有成本效益、快速和适当的采办流程可能是值得的。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前首席助理凯瑟琳·希克斯（Kathleen Hicks，女），该中心国际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国防工业倡议集团主任安德鲁·亨特（Andrew Hunter），该中心国防工业倡议集团副研究员杰西·埃尔曼（Jesse Ellman）等的《评估第三次“抵消战略”》报告，概述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16年10月28日举办的第三次“抵消战略”研讨会的讨论情况。报告指出，几十年来，技术优势一直是美国军事优势的基础。然而，近年来，由于竞争对手们寻求各种非对称能力来对抗美国所拥有的压倒性的常规军事优势，使得将美国技术优势作为现状的假设受到了挑战。关于第三次“抵消战略”，总的来说，虽然大多数发言者对成功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所面临的挑战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忧，但普遍的看法是，最终，第三次“抵消战略”要应对的威胁被恰当地表达了，同时成功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是不能克服的。类似地达成普遍一致的是，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成功将取决于国防部领导层从所有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处取得支持的能力。各军种必须开发并整合新的作战概念以利用创新技术。采办界必须克服文化障碍以将创新融入国防部。商业部门必须被说服与国防部合作是一笔好生意。即使一些创新路径不能立即见效，国会也必须提供持续的资金。最后，战士们必须相信创新技术与作战概念将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完成任务。新一届政府的就任对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实施增添了新的变数，因为尚不清楚新的国防部领导团队是否将继续沿第三次“抵消战略”所设定的道路前进。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内部存在对第三次“抵消战略”的目标的支持。这意味着，即使新政府对第三次“抵消战略”十分冷淡，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也能够对其提供连续性的支持。但是，直到新的国防部领导团队到位或者至少他们被任命并且他们的观点被公之于众，否则要对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未来作出任何具体的判断都将是困难的。接下来几个月，我们将知道第三次“抵消战略”（或者其他名称）是否是国防创新的未来，或者是否新的创新框架或优先事项将取代其位置。

印度地缘战略家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的《奥巴马的遗产：战争多于和平》文章指出，什么是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遗产？因为达成了诸如巴黎气候变化协议、与伊朗的核协议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等一系列协议，奥巴马受到了许多民主党人和建制派评论家的称赞。但这些协议已经受到了他的继任者特朗普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即使是许多他的支持者都认为，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奥巴马是一个错误。悖论是，奥巴马，这个预期的和平缔造者，被证明在外交政策上不过是布什的一个镜像。奥巴马的遗产显然将被定性为战争多于和平。正如在布什的任期之内一样，在奥巴马的任期之内，不但世界变得更不和平，而且美国的相对衰落似乎也加剧了。不幸的是，奥巴马传递给特朗普的战区要多于他从布什那里所继承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部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D. Pollack）的《唐纳德·特朗普与美国领导的未来：对国际秩序、东亚以及朝鲜半岛的观察》报告指出，美国从未有过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许多观察家将特朗普定性为一个代表被边缘化的民众的民粹主义者。也有一些观察家甚至把新总统描绘成工薪阶层的亿万富翁。除了他个人信奉的理念和政策以外，他就职时明显很少有政治义务或承诺。特朗普公开无视既定的游戏规则，加上共和党在国会两院的优势地位，为新总统提供了打破现状的无与伦比的机会，这在美国和全世界引发了有关美国在全球和区域事务中的领导的充足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密集的国内焦点表明，他将投入较少的时间和注意力给主要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会下放责任给各内阁部长，虽然白宫权力的集中使这不大可能。如果有重大的国际危机，很难想象特朗普总统仍将会置身事外。但他的国际优先事项似乎主要与经济和贸易以及增进美国的军事力量相关。特朗普以高度交易性的视角看待世界。特朗普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一些亲密顾问的意见，特别是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斯蒂夫·班农（Stephen Bannon），这两人都密切认同经济民族主义。还有一个额外的问题，特朗普作为投资者和商人的经验是否适用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虽然如此，预测政府的国际战略的完整轮廓仍然为时过早。目前，政府还没有完全配足人手。但是，如果有一场重大危机，特朗普政府是否满员就不重要了。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菲利普·戈登（Philip H. Gordon）的《想象特朗普的战争：总统可能会如何卷入冲突》文章指出，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几个月之后，总统的外交政策最终将采取何种方针仍不明朗。然而，十分清楚的是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活动中的标志性的冲动、好斗和鲁莽在过渡期之后仍然留存了下来，并走进了其总统任期。自上任以来，特朗普继续挑战公认的规范，打破外交传统，并以他自己独特的侮辱或威胁回应他认为的轻蔑或挑衅。他外交政策使命的核心是，美国将不再允许自己被国外的朋友或敌人利用。他说，在“输”给其他国家几十年之后，他将秉持“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并开始再度赢。可能特朗普只是单纯地展示出强硬的谈判立场以作为一种战术手段。然而，问题是谈判有时会失败，而对手往往是厚颜无耻和不可预测的。毕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的旨在迫使“北越”妥协的“狂人理论”（又称“疯汉理论”。英文madman theory）未起作用。此外，将理论付诸实践需要在适当的时刻表现出明智而审慎地行事的能力，而特朗普作为总统尚未证明他拥有这一能力。一个失败的商业协议可以让双方都毫发无损地离开，而一场失败的外交博弈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代价高昂的贸易争端、危险武器的扩散甚至战争。存在这样一种真正的风险：未来，特朗普的古怪的风格和对抗性的政策破坏了业已脆弱的世界秩序，并导致公开的冲突——在最有可能的情况下，与伊朗、中国或者朝鲜。文章构想了美国与伊朗、中国和朝鲜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境。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持阿利·伯克战略讲席的安东尼·科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的《特朗普与国家安全：呼吁更多的支出是不够的》评论指出，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2月28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讲中，呼吁增加国防开支。但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早已计划在2017财年增加35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这意味着，即使特朗普提议增加的540亿美元全部在下一财年投入使用，也只是比奥巴马政府的数字增加了190亿美元。并且，540亿美元的增幅只会使总开支增加到6030亿美元，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参议员此前曾呼吁将军费增加至6400亿美元以满足迫切需要。此外，特朗普在演讲中没有讨论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或任何具体的恐怖主义威胁。目前，要判断这位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还为时尚早。制定一个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可能只有在总统提出他的2019财年预算请求——这直到2018年年初才会公开——时才能以有形的形式呈现出来。在某些方面，最关键的挑战是在建立一个有效的能够妥善平衡民事和军事需求并量入为出的联邦预算时的广泛的问题。当前，国防开支面临巨大压力，联邦债务和赤字继续增长。特朗普总统的新的国家安全团队面临的问题的另一个关键部分是，美国战略和军事规划的基本结构仍然是军种驱动的，而非专注于现实世界威胁和总体任务需求。对此，特朗普政府应着眼于满足各司令部和任务而非各军种的需求。总之，十分清楚的是，只是在防务上花更多钱是不够的。美国的国家安全路径需要进行更为根本的改革。特朗普总统任期的考验不在于它是否在防务上花了更多钱，而在于总统及他的团队是否可以修复一个破碎的系统，并制定一个能够以满足这个国家的真正的国家安全需求的方式确实将规划、计划和预算连接起来的战略。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接受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文字编辑扎卡里·劳布（Zachary Laub）采访的《硬实力的必要的柔软的一面》访谈指出，第一，预算和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简称OMB）主任米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将特朗普政府增加540亿美元国防开支的提议描述为“硬实力预算”是对巧实力战略的深刻误解。问题不是“或”，不是硬实力VS软实力，而是如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使它们相互加强，以更好地帮助你实现你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削减援助、公共外交或其他东西减少了吸引力，而吸引力却是硬实力的力量倍增器。第二，“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口号意味着其他人居于第二。告诉其他人他们居于第二并非是按照吸引力行事的最好的方式。没有人会说总统不应该促进国家利益。这是一个关于他如何定义并表达国家利益的问题。你可以以一种有远见的方式来定义国家利益，这样它也符合其他人的利益。

美国兰德公司高级政策研究员丹尼尔·格施泰因（Daniel M. Gerstein）的《一场更加公开的国家安全战略讨论》评论指出，特朗普总统已经提议增加540亿美元的国防部开支。那么，支持这一资源重新分配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什么呢？通常而言，形式追随功能。这就是说，首先制定战略与政策，然后分配必要的资源以达到预期的结果。甚至在就职典礼之前，当选总统特朗普就承诺重建军队，预示着国防开支将会增加。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总统只是广义地谈论其国防优先事项。在缺乏一个公开宣布的战略而奥巴马的战略不再适用的情况下，部队所需要的作战能力、规模和组成以及这些要求必须被满足的时间范围，都无法公开讨论。有关威胁和风险的时机、假设也都是需要公开解决的重要问题。补偿资金的来源也是一个大问题。有关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和解决这些威胁的战略的全面讨论还没有就绪。新任国家安全顾问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erbert R McMaster）中将似乎准备好了领导这样一个尝试。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GMF。网址http://www.gmfus.org/）执行副总裁、安全与防务政策高级顾问、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前部长助理德里克·乔列特（Derek Chollet），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顾问、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前副部长、美国驻土耳其前大使埃里克·埃德尔曼（Eric S. Edelman），波士顿咨询集团高级顾问、哈佛大学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新美国安全中心董事会成员、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前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A. Flournoy，女）等的《打造“实力情境”：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概述了地缘政治竞争时期的美国政策。报告指出，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在二战后，美国大战略的核心一直是建立并领导一个由安全联盟、国际机构和经济开放组成的国际秩序，以推进自由、繁荣与和平的事业。在2016年，美国人民第一次选举出了一位对这一国际秩序及其组成部分持高度批判态度的总统。这并不出人意料。对全球化和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焦虑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美国人现在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是继续领导和塑造战后秩序，还是将它抛弃。随着20年的大国合作让位于地缘政治竞争的新时代，在过去5年中世界政治急剧恶化。要在未来几十年取得成功，美国需要一种战略，这一战略起步于设置一个清晰的目标：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修复与重振。我们认为，特朗普总统应该仿效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他主张美国应该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在世界各地打造“实力情境”（situations of strength），并与他们共同解决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和挑战。一、为什么国际秩序似乎正在瓦解。我们正处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第三阶段的初期。第一阶段是冷战时期，时间从1945年到1989年，主要特征为美苏对抗。第二阶段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的约20年时间，主要特征是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相对合作和跨国威胁。第三阶段以四个趋势为标志：一是世界上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同时大国在东亚和欧洲挑战美国的领导。二是中东的混乱具有高度传染性，正在该地区及其他地区传播失序。三是技术具有日益破坏性的影响。四是在美国和欧洲，西方对现状的不满削弱了对国际主义的欲望。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国际秩序的积极因素相互加强。现在，它们已经倒退，并导致了不稳定和失序。与1993年、2001年和2009年时的总统继承的情况相比，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二、利益与意图。在一个地缘政治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其他国家的意图和雄心是特别重要的。普京对国际秩序的看法与美国的利益根本不同。普京认为，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削弱了他对权力的掌握，并否认了俄罗斯应得的区域和全球影响力。他将削弱这一秩序作为自己的使命。大多数其他国家几乎没有愿望去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或削弱美国的全球角色。三、关于战略。美国必须调整其战略。特朗普政府应该继续对美国的利益进行广泛的界定，并寻求对战后国际秩序进行革新和改革。美国最紧迫的挑战是制定一套完整的区域战略，它必须遵循以下八项原则：（一）了解挑战的竞争性质。（二）与盟国恢复信任。（三）威慑威胁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四）区分修正主义和合法的愿望。（五）在美国外交中创造和运用杠杆工具。（六）应对对美国最迫切的直接威胁：宗教激进主义。（七）制定对不确定性而言具有恢复力并拥有共同目标的战略。（八）承认气候变化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美国政府的战略目标之一，必须是在所有这些地区和领域创造一个新的、有利的均势（equilibrium）。四、区域应用。（一）欧洲。美国应该重申对北约的承诺以及对欧盟的支持。美国还必须阻止并威慑俄罗斯的侵略行径。（二）亚太。为了在东亚维护国际秩序，美国必须阻止中国建立对在西太平洋的势力范围的控制。美国也必须全面接触其盟国，并深化与印度的关系。（三）中东。在中东，美国的首要目标必须是通过增加与我们的传统朋友、盟国的接触以及恢复必要的信任，以恢复该地区的稳定。美国应将经济改革与现代化作为优先事项，为阿拉伯世界的进步创造条件。五、实施。美国必须利用其军事、外交和经济实力来实施这一战略。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外交政策研究部主任、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高级研究员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高级研究助理威尔·莫尔兰（Will Moreland）的《从实力来谈判，特朗普团队必须打造“实力情境”》文章指出，在2016年总统选举的激烈言辞和来自白宫的持续混乱信息之后，对特朗普政府来说，再保证和重振与美国的欧洲合作伙伴的关系的时刻已然到来。正如一个跨党派的布鲁金斯专责小组在一份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得出的结论，与盟国打造“实力情境”（situations of strength）的政策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只有这样，美国在应对对全球和平与繁荣的威胁与挑战中才能居于最有利的地位。一、从充斥着批评的竞选。在整个2016年期间，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毫不掩饰他对美国盟国（特别是北约欧洲成员国）的批评。二、到负责任的治理？然而，上任后，特朗普政府似乎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特朗普的国防部部长、国务卿、副总统的亲欧洲表现以及跨大西洋团结的信息平息了一些焦虑。但是，这些早期声明的后续行动一直不温不火。三、盟国的价值。与欧洲盟国重新接触并重建信任，应该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拥抱与欧洲的强大的伙伴关系，实际上会使特朗普的许多目标更易于实现。美国与欧洲拥有许多的共同利益。正如布鲁金斯学会“从混沌中生成秩序”（Order from Chaos）专责小组得出的结论，当前这些共同利益在维护一个开放的国际秩序上仍和二战后一样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当时，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认为，当美国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在世界各地打造“实力情境”时，美国的权势是最大的。美国在北约和全球的盟友促进了美国追求和保护其利益的能力。他们的支持让美国在全世界更强大，更安全，更高效。在我们的时代，当美国在东亚和欧洲面对崛起大国对美国领导的挑战时，从“联盟第一”（alliance first）的思想开始，对一个成功的美国外交政策是至关重要的。通过重申美国的承诺来重建与盟友的信任，是管控修正主义挑战者的第一步。

新美国安全中心共同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前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A. Flournoy，女）的《管理国家安全的九个教训》论文，建议新一届美国总统在应对国家安全挑战与危机时应采取如下九个具体步骤（这些步骤并非是按优先次序排列的）。第一，就职时带着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挑战、机遇、目标和优先事项的明确评估以及在第一个年头里调整政府的努力的战略。第二，选择国家安全团队时，不仅要基于对于每个单独的内阁职位而言的个体的经验、专业知识和资历，而且也要基于这一团体将如何作为一个团队有效地运作。第三，重起炉灶，重新设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和流程。第四，立即、密切地关注任何正在进行或即将发生的军事或情报行动，特别是那些使美国公民处于危险之中的行动。第五，鉴于国家安全议程的容量和复杂性，留出时间——特别是在早期——供总统与他或她的团队定期接触，以确定方向、监督执行与成果、修正进程、学习。第六，制定一个关于那些旨在向国际社会宣示美国的全新的领导并表明政府的战略优先事项的举措与行动的初步议程。第七，将达成一个全面的预算协议作为国家安全的顶级优先事项。第八，确保国家安全团队投资于健康的民事-军事官员之间的关系。第九，投资于国家安全团队的人员，无论他们是政治任命官员、公务员、外交官、情报专家或军官。

美国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战略研究教授、美国和平研究所董事会前主席、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切斯特·克罗克（Chester A. Crocker），美国总统前高级助理顾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法律顾问丹尼尔·莱文（Daniel Levin），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前特别助理、美国驻坦桑尼亚前大使、美国驻津巴布韦前大使戴维·米勒（David C. Miller）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改革项目：给下届政府的基本建议》报告，通过两年来对（包括7名前国家安全顾问，8名内阁成员或副手，7名3星、4星将军在内的）60多位高级外交、军事、情报官员的采访，提出了改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简称NSC）的7项建议。报告指出，有一个越来越普遍的共识：过去20年里，美国在外交与国防政策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问题从民主、共和两党的政府中都能观察得到。他们未能明确定义我们的国际战略目标，并且在追求我们的目标时执行不力。由于未能预见我们行动的直接影响与意外后果，这些问题恶化了。这种在有效执行外交政策与管理军力规划上的无能，已经侵蚀了公众对我们政府的信心以及对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的看法。导致以上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结构与人员失败。下一任总统如果能建立起一个高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获益良多；否则，将会损失很多。7项建议：第一，聚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使命。国家安全顾问（又译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英文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简称NSA）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必须专注于有限数量的战略议题，而不能取代或微观管理（micromanage）有关的部门和机构。他们有义务确保总统接收来自内阁相关成员的直接的、未经过滤的信息。第二，定义国家安全顾问的角色。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全国公认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的有着重要的政府管理经验、与总统相协调、可以作为一个值得信赖的顾问、作为部门和机构与其领导者之间的“诚实经纪人”（honest broker）的领导者和战略家。第三，减少和限制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的规模。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规模限制到约100-150名具备执行其主要职责所必需的背景与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第四，指定战略规划人员（Strategic Planning Staff）。战略规划人员在战略制定阶段，必须运用成功政策的经验，并分析失败的政策；在危机形成之前，分析新的、新兴的趋势；监督关键的政策倡议与行动的执行；在执行期间，使战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第五，使用跨部门团队（Interagency Teams）和任务小组（Task Forces）。第六，整合法律意见。由国家安全备忘录（national security memorandum）建立制定、审查和实施有关国家安全议题的法律建议的规则。第七，现在就为政府过渡做准备。形成一个阶段性的直接协调本届与下届政府的人员过渡，以确保相关记录的副本被保留。

值得关注的是，关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专家不无悲观地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卸任时，他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倡议——重返亚洲——也许会沉入太平洋的波涛之下”。但是，客观地讲，无论奥巴马在任与否，美国在亚洲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竞赛都将继续下去，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的亚太政策都将是全球智库关注的焦点。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项目高级副主任迈克尔·格林（Michael J. Green），该中心高级副总裁、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前首席助理凯瑟琳·希克斯（Kathleen Hicks，女），该中心国际安全项目高级顾问、美国海军陆战队后备队退役上校马克·康西安（Mark F. Cancian）等的《亚太再平衡2025：能力、存在与伙伴关系——对美国亚太防务战略的独立评估》报告认为，亚太“再平衡”实施4年来，美国国防部确实在致力于一项长期的涵盖能力、态势和伙伴关系等在内的“再平衡”战略。但是，如果要取得“再平衡”的战略目标，美国仍需继续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在区域伙伴关系、态势、作战概念和能力上的投入。当前的“再平衡”举措并不足以保卫美国的利益。该地区国家的行动经常挑战美国安全承诺的公信力，而美国能力的发展也无法应对潜在竞争者的挑战，这些都导致地区军力的平衡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造成这些消极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以下4点：第一，奥巴马政府仍没有明确阐述一个清晰的、连贯的或者说始终如一的地区战略，特别是在应对中国崛起时。第二，2009-2015年，对国防预算的削减限制了国防部实施“再平衡”的能力。第三，在美军开始重大态势调整并发展新的军力以强化“再平衡”的同时，“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简称A2/AD）挑战日益增长，有关潜在对手对美国在该地区前沿部署和前沿作战部队构成威胁的能力的焦虑也日渐加深。第四，中国对风险的容忍程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这已为北京在南沙群岛7个岛礁上加快行动节奏并建设机场与设施的行为所证实。未来，为推进“再平衡”，美国政府应在以下4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在美国政府内部以及美国与其盟友、伙伴国之间统合亚洲战略，具体包括准备一份亚太战略报告、加强政府与国会的沟通、确保战略与资源的一致性、更好地协调美国与其盟友伙伴国的战略、扩大与中国的互信建设和危机管理。第二，加强盟友、伙伴国的能力、适应力和互操作力，具体包括寻求与具有高度能力的地区盟友的联合方法、在东南亚建设海上安全保障能力、组建一支常设的美国西太平洋联合特遣部队、鼓励日本建立联合作战指挥部、深化政府整体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专业能力。第三，保持并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具体包括继续实施关键的态势倡议并向其提供资源、增加水面舰队的存在、提高水下能力、部署额外的两栖和其他运输工具、继续多元化空军基地、加强区域导弹防御、推进并调整美国陆军的“地区整备部队”（Regionally Aligned Forces，简称RAF）概念、应对后勤挑战、储备重要的精确制导弹药、通过与盟友的合作提高太平洋司令部ISR（英文Intelligence, Reconnaissance and Surveillance的简称。中文为情报、监视、侦察）的覆盖范围。第四，加快创新能力和概念的发展，具体包括制度化“实验文化”（a Culture of Experimentation）、鼓励快速的平台进化、开发先进的远程导弹、资助创新性的导弹防御概念、发展额外的野战空战系统、充分利用美国的水下优势、增强太空与网络以及电子战能力。

美国兰德公司高级国际防务分析师何天睦（Timothy R. Heath）的《盘点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和争夺影响力的竞赛》评论指出，随着特朗普准备担任美国总统，美国在亚洲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竞赛仍在继续。自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宣布“再平衡”或“转向”亚洲倡议以来，美国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旨在加强其在一个预计将在驱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日益核心的作用的地区的影响力的措施。除了部队的存在与态势的增加之外，美军还派出了许多先进的系统。当前，亚太地区显然已经成为美国最先进的武器和技术的优先部署地区。作为对军事行动的补充，华盛顿还加强了双边与多边接触。然而，尽管取得了稳步的进展，但对美国“再平衡”的疑虑仍然存在。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可能会私下敦促美国加强存在，但在公开场合却保持中立立场，因为他们害怕对抗北京。但是，亚洲对“再平衡”模棱两可的回应，与其说是由于美国的缺点，不如说是由于其竞争对手的权势。然而，在未来几年，中国将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严峻挑战，而人口、技术、政治与经济的基本面都十分有利于美国。但美国需要努力工作以利用这一大有前途的基础。如果有足够的勤奋、耐心和决心，（龟兔赛跑的故事中的）乌龟似的缓慢而稳定的方法将很好地服务于美国在亚洲争夺影响力的长期竞赛。

台湾远景基金会的《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角色》专题报告，分析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一、美国“再平衡”政策具体作为。（一）“再平衡”政策使美国亚太角色由斡旋第三方走向发展美日澳印非正式战略同盟。（二）美国籍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简称。中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塑造区域经济整合规范并防止中国大陆主导区域整合议程。（三）美参与区域多边对话成功突破中国大陆反对以东盟多边机制讨论南海议题的坚持。二、美国“再平衡”主要困境。（一）围堵中国大陆成本压力极大致美国内战略辩论激烈。（二）日韩等主要盟邦配合美政策意愿下降恐使“再平衡”战略布局产生偏移。

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M. Cronin），该中心下一代项目约瑟夫·奈国家安全实习生计划实习生安东尼·赵（Anthony Woon Cho）的《美菲同盟能忍受杜特尔特吗？》评论指出，最近，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继续其反美运动，包括发表要求美国特种部队退出菲律宾南部的言论。显然，杜特尔特伤害了马尼拉与美国的战略联盟。杜特尔特可能确实只对菲律宾人民负责，但菲律宾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得益于其长期的朋友。杜特尔特最近的话语似乎表明了他对于此种友谊的态度。杜特尔特惯于提醒大家，菲律宾在被美国殖民统治时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虽然有这样一段伤痛的历史，或者可能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段历史，美菲关系在近年来开始蓬勃发展。在过去的10年里，华盛顿与马尼拉打造了合作伙伴关系的新视野，并开始实施（允许美军进入特定的菲律宾基地的）《增强防卫合作协议》（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但除了美军的访问，菲律宾还获得了共享南中国海即时信息和宝贵的旨在捍卫菲律宾主权的训练与援助，包括4100万美元的拨款[这是美国国防部“东南亚海洋安全倡议”（Southeast Asia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简称MSI）基金的大部分。该倡议旨在支持南中国海沿岸国家建立安全能力]。此外，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受援国。菲律宾也对此种关系给予了回报。民调显示，绝大多数菲律宾民众（2013年为85%,2015年为92%）对美国抱有好感。美菲两国举办了包括“肩并肩 ”（shoulder-to-shoulder）演习在内的众多安全活动。美国坚定支持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然而，杜特尔特似乎快要将这种伙伴关系挥霍一空，他公开的对抗使得他接近于使美菲联盟在他任期内难以运转的边缘。菲律宾官员们正在努力缓和其刚愎自用的领袖的话。看来，菲律宾总统办公室以外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想继续美菲伙伴关系。不可思议的是，尽管发生了这些争吵，但美国继续明确表态要继续与菲律宾的关系。然而，这种忍耐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联盟是建立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的取与予的基础上的。美国和菲律宾在建立繁荣与巩固国际法治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对杜特尔特总统来说，修改其措辞并权衡其人民的意愿还为时未晚。然而，时间已经不多了；杜特尔特必须在他无法找到归途之前及时回头。

其他重要的研究成果有：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杰出研究员、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富兰克林·克莱默（Franklin D. Kramer），前航空高管詹姆斯·赖特森（James A. Wrightson, Jr.）的《创新、领导与国家安全》报告指出，创新将是21世纪里美国领导与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要求。就国家权力的所有要素而言，美国都面临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在经济舞台上，由于世界的持续发展，美国的统治必然是相对衰退。在军事上，由于多极化和权力的扩散导致有能力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数量的增加，无论从地理上还是就性质而言，挑战已然扩大。由于全世界都可以获取信息能力，加上民众的更广泛参与，外交变得日益复杂，同时西方和自由主义的基于规则的模式面临强大的思想挑战。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保持成功的领导和强大的国家安全将要求美国建设并加强其现有的优势。这一要求的一个关键因素将是经常和有效地创新的能力。在国家权力的所有要素中，创新将是领导的一个先决条件。A．加强集群模型（cluster model）的部署。1）扩大非制造业集群。2）将制造业“集群”模型向额外的制造领域和包括建立研究实验室、技术测试平台、“臭鼬工厂”（skunk works）以及在总统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PCAST）所推荐的选定的关键领域的原型机制造与生产能力扩展。B．政府对创新的更大关注。3）增加用于研发的联邦资金到至少1%的GDP，其中约一半用于基础研究与高级研究。4）通过组织与美国以外的主要机构的协作，扩大与国际研发的协作通道，包括在所选择国家的大学与类似机构建立同位研究中心（collocated research centers）。5）通过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人类机能增进、纳米技术、合成生物学、基因组学、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研究以及网络安全等培育创新的项目，扩大政府对重点关注领域的努力。C．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支持。6）授权创建专注于总统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所推荐的关键领域的创新的享受税收优惠的子公司与投资，包括免税的技术债券。7）授权监管机构的“创新评估”。D．鼓励企业家们的更大发展。8）鼓励业已增加的“慈善企业家”对创新的努力，特别是通过社会和文化激励。9）通过集群的扩张鼓励人才的成长。E．扩大创新背景（innovation landscape）关键要素之间的协力优势，但鼓励多种多样的方法，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创新的前景。10）通过修改联邦采办方式，扩大国家安全机构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可渗透性（permeability），以支持包括第三次“抵消战略”在内的关键的创新性的国防与国家安全项目。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战略远见倡议常驻高级研究员彼得·恩戈尔克（Peter Engelke），该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中心常驻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的《保持美国的创新优势》报告，为美国如何重振其创新优势奠定了战略框架。报告指出，二战后，各种因素的融合使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技术和经济强国。但现在，美国面临着竞争力变弱和失去技术创新上的优势的风险，这将对其全球领导力产生深远的影响。有两个趋势正在增加美国失去技术优势的风险。一方面，新兴国家当前已经认识到了知识经济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了优先事项。另一方面，美国现在更不愿意在国内向创新的来源进行必要的投资。总之，这些趋势可能对美国产生显著的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意义。在更多的地方发展更多的技术中心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并会给美国的创新机器带来更多的多样性。一系列更加多元化的、扩大的技术中心可以帮助在全国各地撒播更多的繁荣之源。报告包括了详细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涵盖广泛的关键领域：研究与开发，新兴技术，国家安全，教育，技能培训，多样性与包容性，知识产权，等等。报告还指出，具体而言，美国要想保持创新优势，就必须实现5个主要目标：第一，让更多的公民能够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中取得成功。第二，为新兴公司维持创业环境。第三，鼓励研究的商业化，无论它发生在哪里。第四，改善场所和文化。第五，提升联邦政府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美国国防部负责设施与环境的前副部长助理雷蒙德·杜波依斯（Raymond F. DuBois），美国兰德公司高级政策研究员丹尼尔·格施泰因（Daniel M. Gerstein），美国国防大学艾森豪威尔学院教授詹姆斯·科葛（James M. Keagle）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为未来准备军事领导层》报告，就美军的军事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建议。报告指出，21世纪的一个支配性主题是科学与技术的民主化。在国际社会中，它是一种驱动力，遍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国家安全。高技术武器不再是少数国家的专属领域。规模较小的国家正在扩充他们的军火库，并将先进的技术融入其战术、作战和战略之中。非国家行为者也可以获得过去只留存于民族国家之手的能力。在这一环境下，美军必须继续确保竞争优势。报告提出了培养技术上胜任并具有必要的领导力和作战技能以在这一快节奏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胜出的军官的方式。它涉及一整套互补性的选拔、任命、提升，以及使我们的下一代领导人具备战略性、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军事与民事教育机会。简言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允许那些经过挑选的军官在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能够在作战与科学、技术的轨道之间流动的体系。最终目标是培养在以上两个领域都表现卓越并能够到达军队与国家安全团队最高层的一批人。

美国兰德公司政治学家、美国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安全研究兼职教授、美国陆军前军官拉斐尔·科恩（Raphael S. Cohen）的《给新任国防部部长的五条简单的战略教训》评论指出，撇开新政府的战略文件应该包含什么样的政策的问题，当前存在一个关于如何安排战略制定过程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影响的问题。关于战略制定过程，美国空军的经验产生了5个看似简单的教训，这些教训一般来说广泛适用于国防战略。教训一：了解你的环境。教训二：鼓励来自外部的创意。教训三：从顶层制定战略。教训四：保持战略是简洁、实质性和敏锐的。教训五：像关注产品一样重视过程。

加拿大新威斯敏斯特学院高级研究员萨纳坦·库尔希瑞斯塔（Sanatan Kulshrestha）的《集群作战的新维度》文章指出，战争中对集群（swarms）的使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美国军事机构在学术研究和战争游戏中，对集群也作了审视。当数个单位从多个轴线对同一目标实施趋同攻击时，集群就形成了。这些单位必须聚集于同一目标，攻击它，然后消失。集群有两种：一种是多个单位以单一群体的形式抵达战场，分散开，然后从许多方向攻击敌人；另一种是分散开的多个单位在没有形成单一群体的情况下，聚集并实施攻击。集群攻击要取得成功，5个变量是必不可少的：卓越的态势感知（superior situational awareness）、飘忽不定（elusiveness）、对峙能力（standoff capability）、合围（encirclement）、同时性（simultaneity）。当前，集群机器人（Swarm Robotics）在军事上的应用前景被广泛看好，美军已进行了多次试验并取得了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