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杨绛的心灵密码——《老王》文本细读
杨绛先生的《老王》入选中学教材后，激发了许多执教老师的兴趣，他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文本解读和挖掘上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如韩军老师在执教的过程中紧紧抓住“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来施教，深挖老王的“不幸”，落脚在杨绛对老王精神生活上帮扶欠缺而感到“愧怍”，曾以《遥寄天堂——杨绛的一封愧怍的信》的形式来深刻挖掘杨绛内心之于老王的“愧怍”；王君老师在执教时，紧紧抓住“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中的“活命”，感受老王的“活命”状态，最后落脚于一个“活命”的人对另一个“活命”的人的“愧怍”，来体现杨绛灵魂的高贵。这些教法，都有自己的突破角度，体现了执教者的匠心，给予我们很好的启发。但是经过认真地阅读文本，笔者认为，如果仅仅把杨绛的“愧怍”理解为是一个生命个体对另一个生命个体的“愧怍”或者一种生命状态对于另一种生命状态的“愧怍”，恐怕降低了杨绛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或者是知识分子代表的忧患感和责任感，矮化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的高度。
我们如果深入《老王》的字里行间，会惊讶地发现，杨绛先生的笔触绝没有蜷缩在自我生命状态和自我情感的感受中，而是在一步步揭示深刻的社会问题，杨绛的“愧怍”绝没有仅仅停留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愧怍”上，而是有着更为广泛的、更具代表性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她引发我们的思考是沉重的。
她对老王这个人物的命运揭示，是一层层剥开的，但每一层里面都有着不易为人觉察的深刻用意。
文中有一句话，值得我们好好玩味，我觉得，这是全文的总纲。
这句话是：“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
分析这句话，我们会得知，老王经常有“惶恐”，这份“惶恐”来源于“失群落伍”。
老王是如何“失群落伍”的呢？
失业的孤单
“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
失去组织的无助，没有集体的彷徨，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维系于国家财政血脉上的失落，令老王感到无比的惶恐。想一想未来，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迷蒙渺茫，他像一片飘零的落叶，不知所向，迷惘、孤单、恐慌、痛苦。“铁饭碗”情结困扰着老王，令他寝食难安。
一个羸弱的生命个体，被抛弃出局，没有得到政府和组织的关爱，是一种社会的悲剧，我们不能只抱怨老王的衰弱，我们更深味政府、组织职能的缺失。“一个社会文明的发展，往往不是看他们对于强者的崇拜，而是看他们对于弱者的照顾。”
杨绛先生通过这一生活细节，直击社会问题，表达出了一个知识分子深沉的社会责任感。
独身的凄凉
“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有人说，这老光棍儿大约年轻时不老实。”
这些描述，足以证明老王“独身”。没有妻子温柔的呼唤，无有儿女膝下承欢，回家没有温热的饭菜，归去没有温暖的灯火，离家没有深情的送别。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形只影单的生活，让老王十分悲苦。斗室破屋度余生，一灯如豆过晚年；孤影无伴风随泪，寒枕长夜对愁眠。这是何等的凄惶！
老王的“独身”问题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众人对于老王这种生活状态的嘲讽和戏耍态度令人感觉到社会的炎凉。他是个光棍儿，他成了世俗汪洋里的一根桅杆，在别人的讥笑声里沉浮。究其社会原因，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社会习俗在作祟。到了一定时候，如果没婚没嫁就会被认为是没本事或没有吸引力。这种世俗压力及老年后的无所依靠的恐惧，也令老王惴惴不安，在众人面前矮了一截。
社会世俗的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压力，不能不说也是勒在老王身上的一根绳索，杨绛在这个细节上虽然没有浓墨重彩，但是也不乏针砭社会的锋芒。
独眼的困境
“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儿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
没人敢坐他的车，生计无着；撞得半面肿胀，痛苦万分；不能享受健康人一样的待遇，被人耻笑。“有人说，这老光棍儿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一个“大约”写尽了谣言的无根无据，写尽了人们的冷眼和侮辱，老王陷入了“残疾人的困境”，被侮辱，被伤害，甚至被当作笑料和谈资。在世俗的风雨中，老王真的成了“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孤苦无依，战战兢兢，充满了对生活的恐惧。
针对“残疾人”的侮辱，杨绛的悲愤和厌恶可想而知。
同行不同道的孤寂
“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是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从这句话里，我们读出了老王和其他蹬三轮的不同，老王“老实”不“欺负主顾”，这就说明，老王始终秉持忠厚善良的品格，始终靠着诚实的劳动挣钱，没有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随波逐流成一个迫害他人、欺负他人的“不老实人”；相形之下，其他的“胡同口蹬三轮的”就可能表现出了令作者感到厌恶的“小人般的狡诈”。操着同一个职业，却有着不同的操守，做着同一件事情却有着不同的志趣和追求，老王和“胡同口蹬三轮的”不是同路人。是同行但不同道。古语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同而气合。”“微斯人，吾谁与归？”从事相同的职业，如果再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志趣和追求，结成一个共同生活创业的组织，他们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会大大增强，可是老王却没有这样同道的携手前行者，他能不孤单吗？能无恐慌吗？
对比的手法，揭示出的不仅仅是两类人的不同品行，也不仅仅是对老王善良品质的赞颂，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的笔锋指向了那个动乱年代（“文革”时期）人性恶化的社会现实。
同类人的鄙弃和冷漠
（1）“有人说，这老光棍儿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
“有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我觉得，这些人就如同鲁镇上窃窃私语议论祥林嫂的人是一类人，是冷漠的“看客”，他们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但是他们却无知无觉地伤害着和他们一样处于生活底层的“老王”，他们不但没有怜悯体恤老王生活的艰难和痛苦，而且拿老王的生活艰难处境行侮辱之能事，他们弥漫在老王的周围，是老王在实际生活中倍感痛苦的一种氛围和环境。
（2）“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早埋了。'”
这是老王死后，作者遇到与老王同院的老李发生的对话。老李的“早埋了”三个字，简短、冷漠、毫无表情，没有慨叹、没有哀伤、没有温情。一般动物的同类死亡尚有惺惺相惜之意，何况人类？何况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老李”？老李的这句话，是杨绛先生剖析人性的利刃。正如鲁迅所言 “ 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
尽管在文中“有的人”、“老李”都是些模糊的指代，但是作者在这类人身上寄寓的痛心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类人的语言，作者把对社会的关注和对人性的体察的责任感，做了有力的彰显。
“好人”的俯视
（1）“有一年的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
“当然”一词，体现了作者的内心情感，她很显然把老王看作了和自己不对等的弱势群体，“对下层劳动者有着一种深切的怜悯与同情，但是这种同情与怜悯又是居高临下的。”
（2）“我常做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他蹬，我坐”地位的差异；“闲话”无话找话的隔膜，都体现了杨绛与老王之间心灵的相隔。
（3）“幸亏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
这位老先生也仅仅在经济上给予了老王帮助，心灵上却于事无补。
（4）“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这段话中老王的“赶忙”充分说明了老王意识到我去拿钱而急忙制止的状态，这显示了老王送鸡蛋和香油的目的是感激恩情和临死前的最后告别而非讨钱；而杨绛的“赶忙”说明了老王的重病状态给了她恐慌和些许的“厌恶”，巴不得老王尽快离开，她没有真正的换位思考或者是没有真正地走进老王的内心，没有把老王当作一个真正平等的朋友来看待，她把老王的感激和告别化作了一场货真价实的交易，令老王更感彷徨和无助。在经济上虽然有所关照但在心灵上却有很深的鸿沟。平等不是无知的价值和交换，而是一种真情和心思，老王没有得到理解、平等和尊重，他的心灵是多么的痛苦和孤单！
（5）“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杨绛对用物质手段去回馈老王都做了否定，但经过漫长时间的深刻反思，杨绛却得出了“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份愧怍，如果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生活照顾不周而产生的“愧怍”的话，那就根本无须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深沉思索，因为那是生活的直感就能够刹那觉察到的，经过漫长岁月的沉淀，得出的这个结论肯定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
我认为，杨绛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的驱使下，对上述六个方面做了全面反思之后有了新的认识，她深刻地认识到，老王是在一个社会的大网中，被各种力量联合“绞杀”的，老王的悲苦的根源在于社会。组织、他人、世俗、同行、“好人”都对老王有过不同程度的伤害，老王的遭遇绝非一个人或者社会的一方面对另一个人的责任所致，而是一个整体的社会问题。改变不了社会的诸多因素，老王的悲剧还会重演，这才是杨绛先生的真正的“愧怍”和忧虑，这是杨绛对中国社会状态、世俗文化及国民性状态的清醒认识之后的深刻反思。这里面有着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责任感，有“改造社会，重新立人”的神圣使命感和对社会敏于省察的反思意识，这不仅仅是对作者自己灵魂的拷问，更重要的是对社会良知的拷问，“如果知识分子不具备社会良心，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发挥知识、潜能，他们就成为科技世界内的新‘所罗门’”。
这份“愧怍”，既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泯灭的良知，也是一个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