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婚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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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的阳光和首都其实没什么两样。在早春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外省的阳光和首都的一样，都让人觉得珍贵。这个季节写字楼、公寓和居民住宅的暖气已经停了，白天，室内比户外要阴凉许多。这个季节尹小跳的骨头和肉常常有些酸疼，当她走在街上，大腿的肌肉会突然一下子发酸；左脚（或者右脚）的小脚趾，里边那些纤细的小关节也会一阵阵曲里拐弯儿针刺样的疼。这有点儿难受，却是一种好受的难受。那疼也是小打小闹，咿咿呀呀撒娇似的，像被太阳晒开了的一种半醉的呻吟。在她的头顶，路边的小叶杨也绿了，绿得还嫩，轻烟一般在浅色楼群的腰间缭绕。一座城市就显出了它的柔软，还有不安。
尹小跳坐在外省的出租车上，摇下车窗玻璃把头探出去，像要试试外面的温度，又仿佛要让普天下的阳光全部照耀在她那颗剪着短发的脑袋上。她这种探头车外的姿态看上去有点儿野，再过分一点儿就是粗鲁了。可是尹小跳并不过分，从小她对各种姿态的把握就有一种无师自通的分寸感。所以此刻她的探头车外仅仅是有一点儿野和一点儿优雅。那时落下的玻璃正挤着她的下巴颏儿，宛若雪亮的刀锋正要抹她的脖子，还使她有种头在铡刀下的感觉。这是一幅血淋淋的过瘾景象，带点儿凛然不屈的自虐性质，是童年时代刘胡兰的故事留给尹小跳的永远的纪念。每当她想起国民党匪帮用铡刀把十五岁的刘胡兰给铡了，她的喉咙就会“咕噜咕噜”响个不停。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惊惧，又是一种莫可名状的快感。那时她就总问自己：为什么最吓人的东西也会是最诱人的东西呢？那时她分辨不清她是因为渴望成为英雄而幻想去躺在铡刀下，还是越怕躺在铡刀下就越想躺在铡刀下。
她分辨不清。
出租车在洒满阳光的大街上跑着，外省的阳光和首都其实真没什么两样。尹小跳想。
不过，外省的阳光和首都到底是两样的，尹小跳又想。
此时此刻，就在外省省会福安市，就在这个距北京仅二百公里的城市，阳光里的尘埃和纤维，阳光下人的表情和物体的形状，不知怎么和首都总有那么点儿不一样。遇到红灯时，尹小跳便开始打量那些被红灯拦住静止下来的骑自行车的人。一个穿着黑色松糕鞋和一身窄瘦黑衣服的女孩子体态匀称、面容姣好，染着金黄的发梢儿，使她想起她在特拉维夫、纽约和汉城看见的那些喜欢穿黑衣服的少女。世界流行什么，这里也在流行什么。这个外省黑衣少女，她叉腿坐在白色跑车车座上，一边焦急地扬起手腕看表，一边吐痰。她看一看表，吐一口痰；吐一口痰，又看一看表。尹小跳猜测她肯定有急事，时间对她是多么重要。不过她为什么要吐痰呢？既然她有手表。既然她有手表，就用不着吐痰。既然她吐痰，就用不着有手表。既然她已经学会了让时间控制她的生活，她就应该学会控制痰。既然她有手表，就不应该有痰。既然她吐了痰，就不应该有手表。既然她有表，就万不该有痰。既然她有痰，就万不该有表。既然表……既然痰……既然痰……既然表……既然、既然……红灯早已变了绿灯，黑衣女孩子早把自己像箭一般射了出去，尹小跳还纠缠在手表和痰里没完没了。她这种看上去特别极端的非此即彼的纠缠，让人觉得她简直就要对着大街放声呵斥了，可她这种极端的非此即彼的纠缠却又似乎不是真的义愤。假设她强令自己把刚才那“既然有表就不该有痰”的句子颠来倒去再默念十五遍，她一定会觉得结果是茫然不知其意义。那么，她这种纠缠的确不是真的义愤，一点与己无关的喋喋不休的尖刻罢了，这原本就是一个手表和痰并存的时代，尤其在外省。
尹小跳从车窗外收回了她的脑袋。车内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一支老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这是当地音乐台的一个有奖竞猜节目，主持人请听众猜出歌名和演唱此歌的演员，猜中者可得到一套佳宝牌SOD护肤品。不断有听众打进电话，操着福安味儿的普通话把歌名和歌唱者猜来猜去，却没有一个人猜得对。毕竟，这歌和唱这歌的老演员对于现在的听众是太陌生了，陌生到连音乐台的主持人都觉出了尴尬。尹小跳知道这首老歌的名字，也听出了那演唱它的人是谁，这使她无形中似乎也加入了这个有奖竞猜，虽然她压根儿就没打算给这条热线打过去一个电话。她只是下意识地在心里把这首老歌唱了许多遍——单唱那最后一句：“巴扎嘿！巴扎嘿！巴扎嘿！巴扎嘿！……”二十多年以前，她和她的同学一起唱这首歌时，就最爱唱最后那个“巴扎嘿”！这是一首西藏翻身农奴歌颂毛泽东的歌儿，显然那“巴扎嘿”不是一句汉语。就为了它不是汉语，当年的尹小跳才会那么起劲儿地重复它吧，带着那么点儿不明根由的解放感，像念经，又像耍贫。因为想到了耍贫，尹小跳才强迫自己在心里停止对“巴扎嘿”的重复。她回到了现在，回到了外省省会福安市的出租车上。音乐台的节目已经停止，安静的出租车座位上铺着一块不太干净的棉线割花垫子，像从前北方农村姑娘手绣的鞋垫。这使尹小跳每逢坐进这样的出租车，总有一种坐在炕上的感觉。这就是外省了，她感叹着。虽然她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她还是习惯性地把这里的一切和首都相比。无论从心理距离还是从地理距离，北京离她都是那么近，一直那么近。这似乎和她生在首都她是北京人有关，不过在多数时间里，她并不觉得她是北京人，她也不觉得她是外省人是福安人。她觉得她哪里的人也不是，她经常有点儿赌气又有点儿幸灾乐祸地这么想。她好像故意要使自己无所归属，仿佛只有无所归属才可能让她自由而又自在地高于眼前的城市，让她镇静地、不事矫情地面对所有的城市和生活。而当她想到镇静这个词的时候，她才明白坐在出租车里的她也许不是那么镇静的，她大概要结婚了。
她从来也没结过婚——这句话听上去有点儿毛病，好像其他准备结婚的人都结过许多次婚似的。但是，她从来也没结过婚——她仍然这么想。她这样想自己，谈不上褒义，也谈不上贬义，有时候显得自傲，有时候又有几分哀怨。她知道自己不像一个接近四十岁的人，她的眼神儿里常有一种突然不知所向的湿润的蒙眬；她的体态呈现出一种没有婚姻、没有生育过的女性的成熟的矫健、利落而又警醒。她办公室的抽屉里总是塞着一些零食：话梅、鳗鱼干、果仁巧克力。她是福安一家儿童出版社的副社长，不过她的同事没有叫她尹社长的，他们直呼其名：尹小跳。很多时候她显得春风得意，她知道，最受不了她春风得意的就是她的妹妹尹小帆了，特别是在尹小帆远走美国之后，这一切变得更加清晰明朗。长期以来她总是害怕把自己的恋爱告诉尹小帆，可越是害怕，她越是非要把每一次恋爱告诉尹小帆不可。就好像以此证明她不怕尹小帆，她经得起尹小帆在她的恋爱中所做的一切。眼下她仍然有点儿鬼祟、又有点儿逞能似的这么想着。她仿佛已经拿起了电话，已经看见越洋电话的那一头，芝加哥的尹小帆听到这消息之后那张略带懊恼的审视的脸，还有她那搀着鼻音的一串串语言。她们，尹小跳和尹小帆，她们曾经共过患难，她们同心同德，是什么让尹小帆如此激烈地蔑视尹小跳的生活——那的确是一种蔑视，连同她的服装，她的发式，她生活中的男人，无一不遭到尹小帆的讽刺和抨击，以至于尹小跳卫生间的淋浴器也使尹小帆产生过不满。那年她回国探亲，在尹小跳家里住了几天，她抱怨姐姐家热水器喷头的出水量小，弄得她洗头之后冲不干净头发——她那一头宝贵的长发。她绷着脸抱怨着，一点儿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而尹小跳只能压抑着心中的不快，不自然地笑着，她永远记住了自己那不自然的笑。
没准儿她不应该告诉她。
出租车把尹小跳送到亿客隆超市，她采购了足够一星期吃的东西，然后乘车回家。
家里停了暖气，房间里有些阴凉，但这阴凉显然不同于冬天的寒冷，它不是充满空间的密集的生硬，它是不确定的，带着几丝幽幽的落寞之气。在这样的季节，在这样的晚上，尹小跳喜欢打开所有的灯，从走廊开始，到厨房，到书房，到客厅，到卧室，到卫生间，所有的灯，顶灯，壁灯，台灯，落地灯，镜前灯，床头灯……她的手依次“啪啪”地按着这些开关，只有房子的主人才可能这么熟络而又准确。尹小跳是这房子的主人，她用开灯的方式和她的房子打着招呼，她的这些灯照亮了她的房子，又仿佛是灯们自己点亮自己欢迎着尹小跳的回家。于是，灯光照亮的每一件家具，灯影里每一片柔暗的朦胧，都使她觉得可靠、踏实。她就这样把每一个房间行走完毕，最后将自己逼进一个小小的角落：客厅里那张灰蓝色的织贡缎面料的单人沙发，那似乎是她在不睡觉时最喜欢的一个角落。每当她从外边回来，下班或是出差，她都要在这张小沙发上坐着愣那么一会儿，喝一杯白开水，缓缓神儿，直到身心安生下来，松弛下来。她从来不坐那张三人沙发，即使当陈在把她抱在怀里，要求更舒适地躺在那张三人沙发上时，她也表示了坚决的不配合。情急之中她干脆对他说：“咱们上床吧！”
这是一句让陈在难忘的话，因为在那之前他们从未上过床，尽管他们认识了几十年，他们深明彼此。后来，有时候当他们有些烧包地打着嘴仗，矫情是谁先“勾引了”谁时，陈在就会举出尹小跳的这句话：“咱们上床吧！”这话是如此的坦荡、率真，如此令人猝不及防，以至于缺少了它固有的色情成分，使陈在一万遍地想着，此时此刻被他捧在手中的这个柔若无骨的女人，真是他一生的至爱，从来就是。也似乎正因为那句话，那个晚上他们什么也没做成。
今晚陈在不在，他到南方出差。尹小跳吃过晚饭，又坐回到小沙发上看了一部书稿，就洗澡上床。她愿意早点儿钻被窝儿，她愿意钻在被窝儿里等陈在的电话。她尤其喜欢“钻被窝儿”这几个字，有点儿土，穷穷气气的不开眼，可她就是喜欢那“钻”和那“被窝儿”。她一直不能习惯宾馆、饭店和外国人的睡法：把被脚（或毯子脚）连同被单紧紧绷在床垫上，腿脚伸进去，一种四边不靠、没着没落的感觉。她也不喜欢羽绒被和蓬松棉、透气棉之类，轻飘飘地浮在身上反倒让人累得慌。她一直盖真正棉花絮成的被子，她喜欢棉被叠成的被窝儿的千般好处，喜欢它覆盖在身上那稍显重量的温柔的压迫感，喜欢被窝儿的旮旮旯旯隐藏着的不同温度，当她因为热而睡不着觉时，她就用她的脚寻找被窝儿底下那些柔软褶缝儿里的阴凉儿。她需要蜷缩的时候，被窝儿也会妥帖地簇拥起她的身体，不像那些被床垫压紧的棉毯毛毯，你简直不要妄想扯动它，你得服从它的霸道，因而你得保持得体的睡姿——凭什么呀！尹小跳想。每次她出差或者出国，都故意把那些毯子、被单掀得乱七八糟。棉被使尹小跳的睡眠一直挺好，她的不愉快大都是半夜醒来袭上心头的。当她打开台灯，脚步不稳地去卫生间撒尿回来，关掉台灯复又躺在床上时，只有这时，她才会突然感到一种伸手抓得到的孤独甚至无聊。她开始糊里糊涂地想一些事儿，而人在半夜醒来想起的事儿大半是不愉快的。她是多么不愿意在半夜醒过来啊！当她真正有了陈在之后，她才不再惧怕半夜的苏醒了，她将不再是她一个人。
她蜷缩在被窝儿里等来了陈在的电话，他在电话里亲着她，他们说了很长时间。当尹小跳挂断电话时，她发现自己还不想睡觉。就在这个晚上，陈在远离福安的晚上，她特别想看一看封存在书柜多年的那些情书。那不是陈在写给她的，她也早就不再爱恋那给她写情书的人。她此时的欲念谈不上是怀旧，或者有几分查看和检点的意思，也许她珍惜的是那些用人手书写在纸上的字。在今天，已经没有太多的人用手把握着笔在纸上写字了，特别是情书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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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六十八封信，每封信都被尹小跳按时间顺序编了号。她打开第一号，展开一张边缘已经发黄的白纸：“小跳同志，在京匆匆一面，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有一种预感，我们肯定还会再见面的。现在我在飞机上给你写信，今日到上海，明日飞旧金山。你约我写童年自传的事我会认真考虑——因为是你约。”署名“方兢”，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三月。
与其说这是一封信，不如说这是一张便条。字很大歪歪斜斜地铺排在十六开白纸上，就显得稀疏，字们像是瞪着傻眼在看读信的人。严格来讲，它也算不上情书，但它当年给尹小跳灵魂的震撼，却比日后她接到的他那些真正的情书要强烈得多。
写信人方兢在当年的电影界大红大紫：他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美丽生命》在全国各大影院不厌其烦地上映之后，还连获了几个大奖。那是一部描写中年知识分子在过去的年代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却乐观地存活下来的电影，方兢就在电影中扮演那个被关押在边疆劳改农场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劳改使他再也无缘和这种乐器见面。电影中有个情节：主人公在食不果腹的超常劳动之后，当他从莜麦田里直起腰，看见远方迷人的晚霞时，还是情不自禁地伸出胳膊。他以右臂当琴脖，用左手按在右臂上，手指跳动着，就像在按动提琴的柔弦。电影在这时有个特写，即主人公那条瘦骨嶙峋、伤痕累累的胳膊和他那只已经变形的古怪的手。那条模拟着提琴的胳膊和模拟着演奏的手让人心碎，尹小跳每次看到这里都禁不住流下热泪。她坚信那不是表演，而是方兢本人就有那样的经历。这样的电影情节在今天看来也许稍显矫情，但在当年，在人心被压抑了太久的时代，它轻而易举就能呼唤出观众奔涌的泪水。
尹小跳从来就没有设想过她会认识方兢。那时她大学毕业不久，通过关系进入福安市儿童出版社当编辑。像所有崇敬名人的年轻人一样，她和她的同学、同事热心地议论《美丽生命》这部电影和方兢本人，阅读报纸上、杂志上一切关于方兢的介绍并且争相转告：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他的家庭，他的爱好，他正在进行的创作，他带着影片赴某国参加某个电影节又得一个什么奖，甚至他的身高他的体重尹小跳都一清二楚。她和他认识是个偶然的机会，她去北京组稿，遇到一个大学同学，这同学的父亲在电影家协会工作，因此消息特别灵通。同学告诉尹小跳，电影家协会要给方兢的作品开研讨会，她有办法带尹小跳溜进会场。
研讨会那天，尹小跳被同学带着溜进了会场，她们坐在角落里。那会上说了些什么尹小跳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方兢比电影上显得年轻，说一口略带南方味儿的普通话。他嗓音洪亮，笑起来身子频频向后仰，显得很随便。还记得他手握木烟斗，话到激动之处他就把烟斗在半空挥来挥去，有人称之为潇洒。他的四周，围满了俊男靓女。当研讨会结束时，这些人一拥而上，举着本子请方兢签名。同学一把拉住尹小跳的手，想随着人流冲上前。尹小跳也从椅子上站起来，却本能地向后退着。同学只好放开尹小跳，单枪匹马往前挤去。其实在尹小跳手里，那笔记本已被翻到了新的一页，翻到了准备让方兢签名的那个空白。可她还是攥着本子向后退着，也许是有些胆怯，也许是骨子里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合时宜的傲气扼制了她的狂热。尽管在他面前她是如此地微不足道，但她也不愿意充当一个只会追着名人签名的傻瓜。她后退着，又在心中惋惜着这白白失掉的机会。这时，处在人的旋涡中的方兢突然伸出他那长臂猿一般的胳膊，指着人群之外的尹小跳说：“喂，你！”他说着，拨开人丛走到尹小跳跟前。
他来到了她的跟前，不由分说夺过她手中的本子，在上面签下了他的大名。
“现在你满意了吧？”他似乎屈尊地直视着尹小跳的眼睛说。
“我更愿意说非常感谢您，方兢先生！”尹小跳意外而又激动，并忘乎所以地胆大起来，“不过，您怎么知道我是想让您签名呢？”她也试着直视他的眼睛。
“那你想干什么？”他不明白。
“我想……是这样我想向您约稿。”尹小跳到底把自己和那些单纯的请求签名者区分了开来，她怀着满心幼稚的郑重，即兴式地、又带点儿挑衅性地对方兢说。
“我看咱们俩得颠倒一下了。”方兢边说边从衣兜里摸出一个皱皱巴巴的信封，“我请你给我签个名可以吧？”他把信封伸到尹小跳眼前。
这倒使尹小跳不好意思了，但她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在方兢的提醒下，留了出版社的地址、电话。接着，她不失时机地、趁热打铁地对方兢说了她的约稿计划，尽管这计划是几分钟之前她才瞎编出来的。她说，她报了一个选题，社里已经通过了，她准备出一套名家童年丛书，包括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学者、导演、教授等人，面向小学四年级至初中的孩子，方兢先生的作品和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假如从童年角度切入写一本自传，肯定会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同时也能收到很好的社会效益。尹小跳一边飞快地说着，一边为自己这不负责任的胡编乱造感到惭愧。越是惭愧，她便越要煞有介事、一板一眼地说下去。就这样，越说越跟真的似的，是啊，就跟真的似的。她多么希望方兢在她滔滔不绝的时候拒绝她啊，那样她就解脱了，那样一切就跟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了。本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啊，一个大名人和一个外省出版社的普通编辑。可是方兢没有打断她也没有拒绝她，是电视台的几个记者打断了他们，簇拥着他作现场采访去了。
那次研讨会后不久，尹小跳就接到了方兢从飞机上写给她的这第一封信。她无数遍地读着信，研究着、玩味着、琢磨着那些似有意、似无意的字字句句。为什么他一定要在飞机上给我写信呢？为什么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行踪比如上海比如旧金山什么的，随便告诉一个陌生人呢？在尹小跳的概念里，名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神秘的，包括他的行踪。又为什么因为是她尹小跳约稿，他才会认真考虑呢？这合乎常情吗？她反反复复地琢磨着，无法细想，又不能不深思，她让一种偷偷的甜蜜在心里洋溢。至少，她的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满足，她的工作也将有一个美妙的开端吧。她必须郑重对待她那即兴的胡编乱造的约稿计划了，她必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严密的、有说服力的选题报给编辑室主任，并力争社里通过，因为方兢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名人已经答应考虑她的约稿了，一切就跟真的似的。
又过了些天，尹小跳收到了方兢从旧金山写来的第二封信。
这是尹小跳按顺序编就的第二号。
小跳：
我去掉“同志”二字你不介意吧？我很奇怪我为什么会连续给你写信——给一个不屑于让我签名的女孩子写信。当一大群美女往我身上扑的时候你退却了，请原谅我用了这么一句轻佻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话。但她们的确是频频往我身上扑的，这两年我也理直气壮地充分享受着，半真半假、半推半就的。这时候你出现了，那么冷淡，那么让人不可捉摸。现在，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西海岸，我面前不断出现你那天的样子，你的让人不敢直视的深渊一样的眼睛，你的神秘的紧紧抿住的双唇。我想，你本不是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的，你是被神的力量送来的。而当我前往美国的时候，却鬼使神差地带了一张中国地图。这有点儿做作，似乎向人炫耀我是多么爱国，我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后来我才发现我是为了把中国地图上的福安市带在身上，那是你的城市，你居住的地方。在地图上它只有一粒小米那么大，我不断用手指尖儿抚摸它——那一粒小米，就像……就像……我想，虽然我们只见过一面，其实我们离得并不远，仅仅两百公里。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会到你居住的城市看你。你是不是觉得这很可笑？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可以不必见我，我就在你家窗户下边站一会儿就行了。另外，我经过认真考虑，觉得你的选题是很有意义的，我已决定为你写一本，在拍片之余我就可以做这件事。
下午去了著名的金门大桥。夕阳之下，在伟岸的桥畔看旧金山这座城市，这座人工填海创造的梦幻般的都市，我第一次对都市有了确凿的概念。如果从前我对城市有着不好的情感或曰偏见，旧金山改变了我的看法，它使我看到人的智慧和力量是怎样发挥到极致，人类和城市那互相征服又互相陶醉的壮美景象。我不了解你的生活经历，不知道你这个年龄的人对西餐有多少了解。在这儿，渔人码头卖一种很有意思的食品：一只硬壳儿带盖儿的大圆面包（盖子也是面包做的），打开之后里边盛着热腾腾的奶油浓汤，这面包其实就是一只面包做的大碗。吃时你得小心地捧着面包碗，咬一口面包喝一口汤。喝完汤，那“碗”也就被你吃进了肚里。当我站在海风里过瘾地吃着这“面包碗”时，我想起了从前在劳改农场的岁月。我想，即使耗尽我心中所有的浪漫，也假设不出这样一种憨厚而又奇特的食品。我还莫名其妙地想到了你，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你一定爱吃。
当然，更多时间我还是想到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太穷了。我们的人民必须尽快地富裕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真正坦然地和他们相处，真正消除内心深处最隐蔽的自卑，而这自卑又往往是以自满的形式强烈地表现出来的，在我身上就有……我想我已经占用了你太多时间，很多话以后我们见面再说吧，很多话以后让我慢慢说给你听。我总觉得我们以后还会有很多时间，你和我。
现在已是深夜，在我窗外，太平洋的涛声仿佛就响在耳边。希望你能收到并读完这封信。我一星期之后回国，如果有可能，请给我回一封信行吗？寄电影厂即可。当然，也许这是我的奢望。
祝愉快！
方兢
一九八二年×月×日
3
当她在北京念大四的时候，她的上铺，就是后来领她溜进方兢作品研讨会的那个同学，经常深夜才回宿舍，谁都知道她正在狂热地恋爱。上铺的相貌平平，但是因为恋爱，她的眼神儿里就有了超常的光亮，她的面容就焕发出奇妙的风采。有一晚，当她蹑手蹑脚地摸黑回到宿舍时，她并没有如往常一样爬上自己的床铺。而那一晚，在她下铺的尹小跳也还没有睡着。尹小跳在床上静静地观察着走进宿舍的上铺，她看见上铺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面小圆镜子，举起镜子面向窗户，就着月光端详那镜中自己的脸。月光是太朦胧了，它不能满足上铺观照自己的欲望，于是上铺又蹑手蹑脚走到门口轻轻推开了门。走廊里一束淡黄的灯光照进来，照在上铺的身上，上铺站在门口，冲灯光仰起头，又就着灯光举起了镜子。她照着自己的脸，那是一张带着醉意的美好的脸，肯定是热的，红扑扑的。而她对自己也一定是满意的。这间沉睡的女生宿舍，就因为这个站在门口、就着走廊灯光照镜子的女生而变得这么丰满和安详。那一刻尹小跳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不单单是为了上铺，她为了什么呢？
又一个深夜，上铺回来之后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她把头伸到尹小跳的下铺悄声叫醒了她。接着她迈下来，和尹小跳并排躺着，迫不及待地开始诉说。她说尹小跳我告诉你啊我必须告诉你，我终于不是处女了。有一个人爱着我呢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啊你怎么也明白不了。她让尹小跳猜那人是谁，尹小跳猜了几个同班男生，上铺不屑地说，他们，就他们？她说她永远不会和这些校园里的人发生关系，她说他们没思想，而她是崇敬那些思想解放、对社会有独特洞察力的人物，那些能给人心以启蒙的先驱。她爱上了一位先驱，是那先驱解放了她的思想和身体，把她从一个处女变成了一个……一个女人。女人你懂不懂啊尹小跳，你有权享受这个，你早就有这个权利可是你不知道。上铺描述着她和那先驱的同居经历，她说你知道他是谁吗说出来准吓你一跳。她停顿了一下，似在等待尹小跳的焦急。尹小跳果然被她的言辞鼓动起来，她迫不及待地问着是谁啊是谁啊！上铺做了一个深深的呼吸，然后，她就像害怕吓跑了谁似的轻轻用气吹出了几个字：“《零度档案》的作者。”那的确是用气轻轻吹出来的，而不是用嘴唇说出来的。时至今日，尹小跳还能清晰地记起伴随着“零度档案”这几个字上铺那紧张的热烘烘的呼吸。
《零度档案》是一篇小说，应该是“伤痕文学”的代表，尤其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它的作者也就理所当然地得到他们的敬重。在那个时代，人们为一篇小说和一个写小说的人付出了多么大的诚意和热情。那热情也许是幼稚的浅薄的，却带着一种永不再现的清白和纯正。上铺无疑会得到尹小跳的羡慕，她本该就此打住自己，但她却欲罢不能，她必须要与人分享她这隐秘的幸福。她说，要知道他不是一个凡人他是一个作家呀，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呀。尹小跳你知道现在，就现在，我才对“横溢”二字有了深刻理解。她说就是这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他对我是那么好，有一天夜里我睡不着觉忽然想吃果丹皮，就把他推醒了叫他出去给我买，他真就起来骑着自行车满城给我找果丹皮去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在半夜去给我买果丹皮！你听见没有尹小跳你听见没有？你还是处女吗尹小跳你还是处女吗？你要还是你就太亏了。你不觉得你太晚了吗？真是没出息呀你……
尹小跳不知道上铺为什么非得把果丹皮和处女联在一块儿说，好像谁要还是处女谁就不配吃果丹皮似的。她对“我终于不是处女了”那个“终于”也感到刺耳，感到一种忙乱和浮躁。无论如何那“终于”不该是上铺对青春的最高盼望。也许那是她的夸张，当一个时代迫切想要顶替另一个时代的时候，一切都会夸张的，一切，从一篇小说到一个处女。但是上铺的激情和亢奋还是感染了尹小跳，在上铺的絮叨之下她就像一个浑浑噩噩、愚不可及、低能弱智的没有开化的村姑，一个跟不上时代的让青春顺水漂流的傻二百五。那的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解放啊解放啊解放啊。潮流裹挟着尹小跳，她就好像被上铺拉拽着、斥责着、笑话着又指点着，她的身体也似乎盈满了新鲜而又暧昧的欲望。她因此必须得做点什么，哪怕她这“要做”本身就是一种盲目的夸张。可是她应该做什么呢？她没有恋爱，校园里还没有出现值得她为他费神的人，那么就走出校园去吧。有一天上铺说她要给尹小跳介绍一个人，她说那人虽然不是作家或诗人，但离诗人很近，一个诗歌杂志的编辑。她说听他聊天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她说有一次聚会时他给大家读了一首诗叫《我的屁股》：“我的屁股我这个屁股啊，为什么一坐就坐在了资产阶级那一边？无产阶级的板凳啊我恳请你，恳请你收下我这无知的屁股——哪怕是冷板凳……”尹小跳并不以为这能叫诗，可能作者有意在摹仿从前那些批判会上疯狂地做自我批判的人。这“诗”只让尹小跳下意识地想起了她的屁股，想起她拿羽绒枕头当沙发的鬼祟而又得意的时光。她没听说过在诗里可以大讲屁股，毕竟不是谁都配有毛泽东那种气势的，他能把屁股写进诗。她却和这个编辑见了面，就像刻意要去寻求一种刺激。毕竟她只是一个学生，而对方是一个诗歌杂志的编辑。编辑的地位仅次于作家吧，也仅比作家低那么一点儿，小小的一点儿。
是个寒冷的晚上在美术馆门前，他们有些生硬地握了握手，相互做了自我介绍，就开始来来回回地走。他们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下边都是紧紧裹住腿的牛仔裤，远远看去就像两只闲逛的鸵鸟。尹小跳从来没有和一个男人单独约会过，特别是和这样一个“离诗人很近”的人。当双方开始有些拘谨地走来走去时，尹小跳率先发现了这一切的毫无意义：她这是在干什么？她想走到哪里去？上铺向她介绍这编辑时不是告诉她对方是个有家室的人吗？她告诉她原是想让她放松的，意思是你们可以恋爱，也可以不恋爱，不必有什么精神负担——不谈恋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不能单独见面了吗？在从前的时代，六十年代或七十年代这可能是荒唐的，现在不同了。照上铺的观点，仿佛只有让一个未婚女学生和一个已婚男编辑不断地在晚上约会，才能证明一个时代的开放程度和一个人身心的自由。而此时此刻，她正在通过尹小跳这个活人，帮助她实施她的这个观念。不幸的是尹小跳的身心并没有感到自由，她觉得十分紧张，当她内心紧张时她便要滔滔不绝地说话。她说起班上的男生女生，说起食堂的饭菜，讲现代文学的先生怎样把衬衫错系着扣子就走进了教室……她滔滔不绝、忙忙乱乱地说着，就像不加选择没走脑子，因此一点也不高级，不聪明，没趣味，也不幽默。她的内心一片空白，她那空白的内心一遍又一遍冷静地提醒她，她与身边这个“鸵鸟”见面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她简直就是在用这滔滔不绝的胡扯来惩罚自己这荒唐透顶的约会。她滔滔不绝地说着，内心又是那么焦虑，因为她没有经验，她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这刚一开始就该结束的会面。她甚至愚蠢地认为，只要她一刻不停地说下去，这会面便能尽快地结束。好不容易那编辑插了嘴，她这才发现他带着很重的喉音。她不喜欢有这种声音的男人，这种声音使说话的人显得装腔作势，总像在用说话的方式练习发声。编辑说毕业之后你准备回你们那儿去吗——你们那儿，是福安吧？尽管是座古城，但毕竟是外省。我劝你还是争取留在北京，这儿才是文化中心，对此我深有体会。
尹小跳对编辑的说法有些反感，他又有什么资格张口“你们那儿”，闭口“你们那儿”的，上铺说他也不过是几年前才从西北的黄土高原调到北京的，如今他就像北京的一个主人似的对来自福安的尹小跳做悲天悯人状了。而尹小跳在北京的胡同里喝着杨梅汽水逗猫玩儿的时候，你又在哪儿呢？
往事历历在目，从前的一切，当她作为一个小北京人初次进入福安那座城市时，她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她有过她的委屈，也有过她的自豪。她曾经力图融入那个城市，也许她融入了，她的融入反而才使她有精力和能量，和她的几个密友在那个古色古香、极端排外的城市里勇敢地捍卫了北京的口音。北京啊，北京从来就不知道有这样几个女孩子，曾经自不量力地妄想把它的文明带给一个陌生的城市。尽管北京永远也用不着她们这样，永远也不需要她们这样，尹小跳她们却执拗地挥洒着她们的痴情。而眼前这个人，这个人为北京做什么了呢，他却已经在以北京人自居了。再说他一开口就是毕业分配也使尹小跳不快，难道她当真会跟一个陌生人谈及自己的私事——毕业分配吗？总之一切都不对头。她恼恨上铺的眼力，也恼恨自己的轻浮——她很想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她有几分心酸，为了自己这不辨方向的将自己投掷；她亦有几分清醒：她忽然觉得她并没有顺水漂流她的青春，她忽然意识到被她珍藏的依旧是宝贵的，她为自己能矜持地守住它们感到庆幸。在很多方面她不如上铺，她跟不上上铺，那就让她这样“落后”下去吧！
她就在这越来越清楚的思路中等来了末班车。上车的人很多，她一边朝车站跑，一边冲编辑咧咧嘴算是一个告别的笑。然后，她就拼命往已经很拥挤的车门挤去。这当儿编辑依然跟在她后边，显然是要照顾她挤上车再离开的，她于是扭头冲他喊着：“哎，你能不能使大劲儿推我一把！”他使大劲儿推了她一把，她终于上了车，车门在她身后“嘭”地关上了。
她站在末班车上忽然偷着笑了，她想，刚才她让他使大劲儿推她一把，原来是她今天晚上最想说的一句话。她还想，其实这编辑是个老实人。不过她也感觉到，就像她不喜欢他一样，他也一点儿都不喜欢她。
4
她并不是不想给方兢回信，她迟迟没有把回信写成，是因为她不知道这封信究竟该怎样去回。也许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无论如何她不能把方兢从旧金山写来的信看成便条。她一遍又一遍地细细读着信，一次又一次地默默流着泪。她从来也没有读到过这么好的信，她没有理由怀疑写信人的诚恳。
于是她开始给他写回信：“方兢老师，您好。”她写道。接着她撕掉信纸重新开始。但是他太高大了，而她是如此渺小。她缺乏自信，很害怕在他面前露了怯——可她又怎么能让自己写出一封与方兢这样的名人同等水准的复信呢。那是不可能的，她没有这份书写的才华，也没有如方兢信里那种情感的准备。但就凭了这封信，尹小跳觉得自己已经爱上了他，她也必须爱上他。因为她已相信她是被他爱上了，被他爱上是幸运的，她忘我地想。在她的年龄，以她的阅历，她还一时无法区别崇拜和爱，也不能判断在虚荣心驱动下的情感是怎样快速占了上风。在那些时候或者她还想起过大四时她的上铺，与方兢相比，上铺那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又算得了什么，又如何能比得了此时此刻尹小跳秘密的内心生活。大学时代呵，那一团团来得急、去得快的炽热。
她便又一次开始给他回信，却始终只是那几个字：“方兢老师，您好。”
她跑出去找上演第二轮电影的影院看他的电影，与银幕上的他相会。她倾听他的声音，研究他的五官，体味他的表情。她力图使劲记住他的相貌，但当她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却发现她根本就忘记了他的长相。这使她害怕而又焦虑，还伴有不祥的预兆。第二天她插空儿再去看电影，她死盯着银幕上的他，就像找回了一个失散的亲人。她还是写不成回信，却在办公室接到了他的电话。
那正是编辑部人最全的时候，主任对她说：“尹小跳，你叔叔的电话。”她走到电话前拿起话筒，立刻就听出了他那略带南方味儿的普通话。他不由分说地、有点儿生硬地、一口气地说了如下一段话：是尹小跳同志吗？我是方兢。我知道你办公室里人很多，你不要做声，不要叫我方兢老师，你只听我说就行了。我已经回到北京了，没有接到你的信和你的电话，很可能你正在心里笑话我是个不识趣的人。但是请你听我说完，不要放电话，也不要怕我，我并不想对你无礼。我只是想看见你，听我说——这几天我在北京饭店开会，你能不能找机会到北京来出差组稿，我知道很多编辑是常年在北京跑的。你来，我们见见面，我把我在会上的电话告诉你。你不用马上回答——当然，我又特别想听到你马上回答，肯定的回答。不不，你还是先想一想。最后我还想再啰唆几句：我知道我这样子看上去很不冷静，但我有点儿无法控制自己，这在我来说是非常少见的，可我宁愿相信我的直觉，所以请你不要轻易拒绝我，不要轻易拒绝我。现在我念电话号码，你能不能记一下，你能记住吗……
她的数字概念很差，但对方兢的电话号码，她只听他说了一遍就牢记在心了。第三天她去了北京，在北京饭店他的房间里见到了他。当她单独和他在一起时，她觉得他的个子比第一次见他时更高，因此他像所有高个子的人一样，有一点点驼背。不过这并没有遮掩他的风度，他那为大众所知的带点儿傲气和满不在乎的神态。尹小跳相信自己走进他的房间时是不自然的，这不自然仿佛也传染了方兢。他欣喜地对她笑着，但显然已没有研讨会上那谈笑风生的洒脱神情。他给她倒了一杯茶，却不知怎么把茶水漾出来烫了尹小跳的手，也把他自己的手给烫了。电话铃又响个没完——名人就是这样啊，老是让电话追着。他不断接着电话，脸不改色心不跳地对电话里的人撒着谎：“不行啊今天不行，现在？现在更不行，我马上要去看样片。明天吧，明天我请你吃‘大三元’……”
尹小跳坐在沙发上静听着方兢的谎话，觉出一种亲近的默契，也许还有一种如在梦中的新奇。她感谢他这一串串熟练而又油滑的谎话，感谢他为她拒绝着他（她）们。那是他为她而撒的谎，一切都是为了和她的相聚。她的不自然的心情也慢慢自然起来放松起来，正是别人的电话给了她一点儿缓冲的余地。
终于打完了电话，方兢走到尹小跳跟前蹲下来。他蹲着，和她面对着面。他蹲得很突兀，姿态却是自然、朴实的，像一个在田野里侍弄庄稼的农民；像一个大人常常需要蹲下来和一个孩子讲话；或是一个人有时候喜欢蹲着观察一种小动物：蚂蚁或者金龟子。以他的年龄和他的身份，他这样蹲着还呈现出一种孩子式的顽皮。他蹲着对坐在沙发上的尹小跳说，要不然咱们还是出去吧，这些电话弄得人心乱。
他们出了房间，去大堂酒吧喝咖啡。他们选择了一个清静的角落，喝着咖啡，他仍然握着他的木烟斗。有一个短暂的静默，还是他先开口。他说，你怎么看我这个人？
她说，我很尊敬您，我喜欢您的电影《美丽生命》，我和很多人一样……也就是说，很多人和我一样，都很敬佩您的才华，在编辑部，您是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我们……
他打断了她，他说你是不是一个晚上都要用这种腔调跟我讲话？你是不是呀你说？
她摇着头又点着头，她是想用这摇头点头来平抑她内心的激动，她已经发现她非常非常愿意和他在一起。
这时他忽然没头没脑地说，研讨会上你站在人群之外，有点儿傻乎乎的，又显得那么有主意。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上帝派来监视我的那个人。我正是需要被你这样的人监视，除此以外没有人能监视我。在你面前我不能说谎，我愿意把什么都告诉你。我我我……他猛吸一口烟：我写给你的都是我心里想的，你知道吗？我从不给女人写信，从不写。但当我看见你的时候我就按捺不住要写。我深知我的才华和天分，也深知它们还远没有舒展开来。我的名气应该比现在大得多。总有一天，你就看吧。我还想跟你谈谈我对女人的态度，我对女人基本上是来者不拒的。女人们大多是冲我的名气来的，还有钱吧。当然还有一批是甘愿献身什么都不为的。她们很可怜，因为在很多方面……我其实十分肮脏——但愿我这句话没有吓着你。
他的话其实是有点儿吓着了她。赤裸裸的都是吓人的，而他为什么要对她这样赤裸裸呢？她为那个“肮脏”而替他感到难过，她原以为她听到的将要比这浪漫得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要对她做什么？尹小跳疑惑着，却又深知自己不具备掌握谈话主动权的能力。她是被动的，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她根本无法预料到后来自己也能生出一股子被动的邪性。
因此——他吸了一口烟说，因此我是配不上你的。现在看上去好像我在追逐你，我怎么可能追逐得到你呢？你是一个追逐不到的人——谁也别想。但是你我早晚会在一起。
她终于开了口，她说您这样说话有什么根据？她一边问着，一边被他这种明确的表示弄得一阵心跳。
他却根本不答理她的提问，自顾自地说下去：你我早晚会在一起的。但是我想告诉你，即使有一天我爱你爱得发疯，我们在一起时我还会有很多女人。而且我决不会在你面前遮遮掩掩，我会把什么都告诉你：她们是谁，怎么回事……我要让你来审判我惩罚我，因为你是我最爱的女人，只有你值得我这么坦诚这么真实又这么没出息。你是我的上帝，我需要一个上帝。你记住我的话吧，也许现在你还太年轻，将来你会理解的肯定会理解的。凡夫俗子会认为我这是一番流氓语言——也许是吧，也许根本不是。
尹小跳听着方兢这闻所未闻的语言，她不想说他这是流氓语言，可他这都是些什么话呢？他这样一个有家有业的男人，也配对一个清白的少女说这样的话吗？而此情此景中的尹小跳，就像被施了法术念了咒语，越发地深陷在他的胡言乱语之中，竭尽全力理解着他的“思想”，尾随着他的“境界”，他那一味独断的张狂的自信之态所幻化出的古怪魅力，他那热烈的眼神里偶尔游走出的几丝冷酷也深深打动着她。甚至为了能跟上他的思路，她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评判和估价自己，发现和肯定自己：她将是什么样的人，她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她对这个名人的吸引力究竟在哪里呢？……
奇怪的是他并不是话越多离尹小跳越近，他往后捎着身子，越说就越和尹小跳拉开了距离。他对她的如饥似渴的欲求并不是通过简单、急躁的抚摸和身体的靠近来达到的，他的适可而止的身体距离也并非一个被女人宠坏了的男人那老练的心中有数。
很晚很晚尹小跳才离开北京饭店，方兢坚持送她回她的招待所。
他们走着回去，暮春的夜风和宽阔的长安街使尹小跳心里轻松了许多，她这才发现和他在一起是很累的，从来都是累的，她却在很多年里都甘愿这累伴随着她。
他一忽儿走在她的左边，一忽儿走在她的右边，他说小跳我还想告诉你一句话。
什么？她问。
你是一个好姑娘。他说。
可是您并不了解我。
我的确不了解你，不过我自信再也没有任何人比我更能明白你。
为什么？
你知道，因为说到底，这是不可知的力量决定的。你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敏感，比如冷淡外表之下岩浆一样的热情……
您怎么知道我会有岩浆一样的热情？您还形容我冷淡的外表，您是不是觉得我对您的尊重表现得还不够充分？
你看，你要和我吵了。他有些兴奋地说：你的傲慢劲儿也来了——不，不是傲慢，是骄傲，骄傲不是我的，骄傲是你独有的。
为什么是我独有的呢？她口气软下来：您的骨子里如果没有骄傲，您又怎么能说出刚才——在北京饭店里那一番话呢？
他忽然有些恓惶地笑笑说，你真以为那是骄傲吗？我骨子里更多的其实是一股无赖气，无赖气你懂吧？
她不能同意他的这种说法，或者说不能允许他这样形容自己。尽管多年之后回忆当初，她才悟出他的自我分析是地道的贴切的，但在当初，她还是激烈地反对了他。她这才开始一点一滴把自己对他的感觉说给他听，从读他的两封信，到因为怕忘了他的相貌而去一遍又一遍看他的电影。她说得很吃力，又惟恐词不达意。当她说到影片中他那条伤痕累累的胳膊时，忍不住又要流泪。她便停住不说，坚持把眼泪忍回去。他不让她再说了，她却偏要往下说。不是为了感动他，而是正受着自己的感动。她隐隐约约觉得她在这个备受折磨的男人面前是担当得起他要的一切的，如若他再次劳改，她定会伴随他一生一世受罪、吃苦，就像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那些妻子，心甘情愿随丈夫去西伯利亚厮守一辈子。呵，为了证实她的坚贞勇敢崇高超然，她简直恨不得折磨过方兢的那个时光再重演一遍，就让那样的时光来衡量她的心吧——可她是谁呀？方兢有自己的娇妻和爱女。
她说着，招待所到了。她赶紧刹住话闸，向他伸出了手。他握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眼说，我要再说一遍：你是一个好姑娘。
他们告了别，他走上原路，她走进招待所的大门。但很快她又跑出大门跑到街上，她叫住了他。
他知道她想干什么，后来他对她说。
现在他站在那儿不动，等她过去。她小跑着过去，站在他眼前说，我想亲您一下。
他张开双臂将她松松地环住，松松地，因此他们的身体没有贴在一起。她踮起脚尖儿仰起脸，她亲了他，然后迅速离开他跑进了招待所。
方兢始终不能忘怀尹小跳这最初的一吻，因为它是那么蜻蜓点水不着边际，那其实根本算不上一个吻，充其量那是半个吻，只能是半个吻。如一根飞扬的羽毛轻擦了一下他的嘴角，如一片薄薄的雪花了无痕迹地在滚烫的炉盘上融化。然而她又是如此地虔诚和羞怯，那是因过分虔诚而生的潦草，因过分羞怯而造成的……而造成的什么呢——她差不多没有找到他的嘴唇。
也许还不单这些。当尹小跳果断地小跑着奔向方兢时，她的心已经开始迟疑，没有人帮她判断，她却必须跑向这个男人。她就在瞬间完成了由她而生的请求，又在瞬间让她的嘴逃离了她未知的一切。那是因害怕而生的犹豫吧，那是因慎重而生的坚守。
就因为这半个吻是如此郑重而又潦草，如此纯净而又复杂，使方兢来不及也不敢回吻尹小跳。他不敢。而当他用双臂松松地环住她那一围柔韧的细腰时，他知道他的心已经被这个遥远而又亲近的人紧紧地攫住了。
5
他写给她的信一般都很长，字又特别小。他用从国外带回来的一种派克特别型号的钢笔，笔画细极了，就是俗话说的像头发丝那么细吧。这种纤细的笔尖可以助他把字写得更小更密，好似一团团择不开的蚂蚁满纸蠕动。他贪婪地写着小字，贪婪地用他的小字和手下的白纸较量。他用他的小字侵略白纸折磨白纸，不分段落也不讲究格式，不留天地也不注意行距。他不是在写字，他是在用字吃着纸啃着纸，他恨不得用那些小黑字占领每张白纸的分分寸寸，用那些小黑字填满肉眼所能看见的纸上的全部空白，把本来轻薄的一张张白纸挤压成一块块分量沉重的黑云。他恨不得对着上苍呼叫：给我一张硕大无朋的白纸吧，让我把一生的话写完。
在从前和以后，她再也没有接到过有人如他这样写给她的信。当十几年过后她怀着距离感和审视的心阅读这些来信时，他那满纸满页由于爱她而生出的写小字的耐心，他为了这样的书写而耗费的大量时间，他和他那无限的字字句句对有限的纸张那寸土必争的贪婪与渴求，仍然能使她心里生出几分酸楚。她珍视的就是这份精细的耐心，这份纸张和文字之间那原始、诚恳、笨拙而又真切的相依相恋，不管那是写给谁的，哪怕是写给另外的女人。
他在信中说：小跳，我心疼你的眼睛，要看我的这么小的字，但我还是把字越写越小了，纸也越用越薄，因为我有越来越多的话要告诉你。如果写大字，用厚纸，寄到出版社也许不安全，也许有人会认为是作者寄来的稿件而替你拆开……
他还在有些信中诉说他的荒唐经历。
小跳：
读这封信会使你不愉快的，但我必须要写，因为我不写你也在看着我。一直看着我。前几天在房山外景地——你知道就是我的那部《冬眠》的外景地，我和女演员×××做爱（她比你还要年轻，但并不出名），感觉非常不好。也许因为一切都太仓促，她的目的性太强了，太直接了。几天来她一直跟我谈话，并不是要争这部戏的女主角——女主角早已确定，她是为下一部戏做准备，她希望我的下一部电影能对她有足够的注意。看得出她对和男人的交往有些经验，她是直白的，不容你后退的，而我的男人的虚荣心使我希望至少她对我能有那么一点儿爱意。很可惜没有，她甚至不屑于和我调情。在她们这个年龄的人的眼里，我可能只是个有权力让她出大名的乏味的糟老头子吧，虽然我还不到五十岁。她却强烈地要和我做爱。我承认她的身体对我是有吸引力的，但我对她的态度是玩弄的，后来又有了一点儿轻蔑的亢奋，因为不知怎么我在那时候想起了你。想到了你，才使我在那时候特别渴望得到她的吻。不是别的就是她的吻，全心全意的，情深意长的，舍生忘死的吻，就像我盼望从你身上得到的一样，虽然我从未在你那儿得到过。在那个我无法忘记、后来又整夜不能入睡的晚上，你只给了我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利，那就是：不敢。
对×××我没有什么不敢，当她在我面前快速脱衣服时我制止了她。我让她亲吻我，她照着做了。她倚在我身上，双臂钩住我的脖子，吻了我很长时间并不断腾出嘴来问我：“可以了吗可以了吗？”她亲得很卖力也很周到，她的舌头去了我嘴里可以够得着的所有的地方，然而她又是心不在焉的。我闭起眼睛竭力想像着那就是你，那就是你的嘴唇那就是你和我的热吻。但是不行，她亲的时间越长我就越发明白那不是你。而她也显然是不耐烦了——因为她不耐烦了，我就偏要她没完没了地继续亲下去。我双手紧紧掐住她的腰不容她动弹，我们两个人就像在打架，又像在互相欺负。后来这一切终于改变了方向，因为她偷偷从我脖子上抽出一只手，她开始抚摸我逗弄我。她是焦急的，这时我愿意理解她的焦急。她不明白我要她亲我的用意，她一定以为仅有这种动作是不切实际的，仅有这种动作我就不可能达到目的，她的目的也就更无达到的可能了。她焦急地逗弄我，似乎在告诉我，虽然我的亲吻总是不能让你满意，但我还有别的我愿意给你……我们做爱，眼前到处是你——我真下流。但我恳请你不要把信扔掉。最后我很痛苦，一方面我幻想身体下面就是你——我的最爱，但当我真的幻想成你的时候，强烈的罪恶感又扼制着我可能产生的快感，以至于在那一瞬间我分辨不出身体下面到底是谁，我在做什么？最后我只能用手把我的……我只能自己用手让它出来。
我愿意让你一万遍地诅咒我，当你诅咒我的时候我空虚的灵魂才可能有个安稳的去处。我的灵魂究竟能够安放在哪里？也许我索要的太多了，为什么当我不断得到梦想中的好东西：成功，名气，国内国际奖，家庭，孩子，崇拜，美女，钱……我的焦虑反而日益严重呢？
我结婚之前还有过一个女人，是劳改农场分配给我的一个独脚女人，比我大十五岁。她是一个虐待狂。我接受了她，因为我虽然是人类中的最低等，可我也需要女人。或者也可以说是她接受了我。但我怎么也想像不到她接受我并不是让我尽男人的义务的，她是独脚，却力大无比，以我长年累月吃不饱饭的虚弱体力，也的确不是她的对手。她常在深夜将我绑起来用纳鞋的锥子刺我的胳膊和大腿，不深刺，只要流出血来就行。更让我震惊的是，她居然在有一次我睡熟时掀开被子发疯似的揪我的阴毛……她是不正常的，她一定是不正常的。但我却没有因此而精神错乱，我想也许那是因为出门便有山吧，当我走出低矮的干打垒土房看见沉默的万年不变的山时，当我看见院子里疯跑的鸡和土路上热气腾腾的牛粪时，活下去的愿望是那么强烈。我甚至练出了一种本领：每当她在深夜把我折磨得血迹斑斑鼻青脸肿终于罢手时，我能够立刻呼呼大睡而且连一个噩梦都没有做过。但在今天，我却不得不多少遍地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什么？
我并不愿意用上述文字污染你的眼睛，但我只有这样给你写信才能够让我的心洁净。我是那么渴望和你在一起，以至于这渴望变成了害怕。并且，我还毫不客气地蛮不讲理地害怕别人和你在一起。以我对女人的了解和对男人的了解，我深知你的吸引力。在北京饭店酒吧喝咖啡的时候，你大概没有注意到邻桌的两个男人一直在看你，还有对面一个英国老头儿，我能肯定那是个英国人——那个老家伙，也一直在看你。你没有注意到，你当时很紧张。但我看见了，我不用专门观察只用眼的余光就够了，我对我的感觉充满自信。你是那种能抓住人的人，你身上有一种抓人的东西，你有那种让人看你的本领，虽然你还不自如。我劝你对此应该在意，你应该学会保护自己。有人对你说过这些话吗？我相信我是惟一对你说这种话的人。随时随地你都要扣好你的扣子，不要让别人的眼睛占便宜，不要。我并不是说喜欢注意你的人都要对你如何，不，那些久久盯着你看的人，我得承认他们也一定是极有眼力的，他们不是群氓、下流坯，正因为如此我才更紧张，我不希望你被他们夺走，尽管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你对我的真实感情，那我也不愿意。我曾说过我很可能在某一天到你的城市——福安市去，就是我在美国用手指尖儿不断抚摸过的那粒小米。我会想办法不让街上的人认出我，总有一天我会这样。
现在来谈一下你约我的书稿。我试着开头，写了一千五百字，很困难，因为我找不到一种轻快而又干净的心情。如果你的读者群是孩子，你首先应该有一颗透明的心。我的心是透明的——至少对你，但却太不干净。我为此感到深深的愧疚，也感到一种挑战。我想在拍完《冬眠》之后集中一下时间和精力来写这本书，我会试一试究竟我还有多大的可能性。你是不是觉得我的信太啰唆？而啰唆就是一个人见老的征兆。你知道我又在想什么？我多么盼望你快点儿老啊，只有你老得不能再老，我也老得不能再老时我们才会在一起吧。那时我们都已老得分不出男女，你像个老头儿，而我像个老太太。我们的牙都掉光了，而嘴唇依然完好，因此我们就还能说话。人身上的器官真是怪啊，最坚硬的总是最先消失比如牙齿，而最柔软的舌头和嘴唇却能存在到最后陪伴我们一生……
6
一九六六年秋季的一天，北京灯儿胡同小学一年级新生尹小跳，在学校小操场参加了一次热闹而又杂乱的批判大会。那是一次全校师生参加的批判会，许多课桌摞在一块儿搭起了一个高高的台子。台下，各年级学生坐在各自从教室里搬出来的小椅子上。
刚刚当了几天小学生的尹小跳觉得这很新鲜，那时她对开会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她觉得这样坐在操场上，就像一种露天的上课，并且比上课要自由。因为上课时老师要求同学们必须把双手背到身后坐直身体听课，坐姿正确才有助于身体的健康发育。但是今天，在操场上，班主任没有要求同学们把手背到身后去，你的手放在哪儿都行。也许是当时的气氛太严肃又太压抑了，老师们已经顾不得要求同学们的坐姿。尹小跳只记得他们不断被高年级同学带领着呼口号。没有人告诉他们呼口号时要攥住拳头举起胳膊，但同学们无师自通地都会这个。他们一次次地举起稚嫩的小胳膊，一遍遍地呼喊着不明其义又慷慨激昂的口号。当有些口号慢慢具体化之后，尹小跳才逐渐明白它们的意思和它们的指向。比如有一个口号叫做“打倒女流氓唐津津”尹小跳在呼喊的时候便知道唐津津是灯儿胡同小学的一个女老师，教高年级数学的。她还听到身后有外班男生纷纷议论着，原来唐老师是个女流氓啊。
唐老师被几个高年级女生押上台来，胸前挂着一个大白牌子，牌子上用墨汁写着：我是女流氓。一年级同学坐在第一排，所以尹小跳把牌子上的字看得十分清楚。她认出了“我是女”三个字，后面那两个字虽然不认识，但结合刚才的口号，她推断出那肯定是“流氓”二字。“我是女流氓”，这是一句使她心惊肉跳的话，在她的意念里，流氓不仅是坏人，而且是坏人当中最坏的，比地主、资本家更坏。她想一个大人怎么能随便就说“我是女流氓”呢，用第一人称？这种用第一人称宣布“我是×××”，使尹小跳有一种自己也解释不清的强烈的别扭。
因为坐在第一排，她还清楚地看见了唐津津这个人。唐津津大约三十岁，白净，瘦弱，过于瘦弱和白净了，加上剪着直短发的脑袋和鼻子都有点儿尖，她简直就像是一根牙签儿。一根牙签儿，这是长大之后的尹小跳的形容。她的确像一根牙签儿，而不是杨柳，因为她虽细弱，却很硬挺，她牙签儿似的把自己戳在台上，任高年级女生把她推来搡去，就是不弯腰也不低头。那时的尹小跳还不具备把一个人形容成牙签儿的能力，她只是对台上这个瘦弱的唐老师有种本能的同情，因为——说来可笑，不知为什么尹小跳从来就认为流氓是专指男人的，为什么一个女人能是流氓呢？她有点儿同情唐老师，还因为唐老师长得好看。好看，仅此而已。
由于唐老师不低头也不弯腰，台上台下便有些躁乱。高年级女生显然不知怎样摆弄这个老师，而其他老师也仅仅是在那里空喊口号，似乎不愿意亲手去按住这位同事的脖子逼她低头。眼看着有点儿要冷场了，只见一个穿月白色斜大襟褂子的中年妇女风风火火跑上台去（后来尹小跳才知道她是灯儿胡同的街道主任），指着唐老师说：说你是流氓你还委屈啦你，我倒要问问你，你结过婚没有你到底结过婚没有？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你根本就没结过婚。你没结过婚怎么会有一个孩子，那是你和谁生的孩子你要老实交代！口号声又响起来了：唐津津必须老实交代！不交代问题革命师生誓不罢休！这时台上忽然又蹿上去一群年龄更大的学生，他们是附近中学的，都戴着红袖章，他们是来声援小弟弟小妹妹的革命的。
这些中学生特别能战斗，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绕到唐老师身后，冲她的腿弯处飞起一脚，她便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会场上一阵欢呼，这个死不低头的唐老师终于被革命的学生制服了。批判会继续下去，几个年轻老师轮流上台发言，他们情绪激烈地指责唐老师隐瞒自己生活中的严重问题，以骗取同事的信任、学校的信任和同学们的信任。同学们想一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生活作风恶劣的女人竟能进学校当老师……口号声又响了起来：唐津津必须滚出灯儿胡同小学！不滚出学校革命接班人决不答应！穿月白色斜大襟褂子的中年妇女继续补充着唐津津的罪行：还有，据邻居反映，唐津津在学校假装朴素，在家里一贯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养猫，对猫比对人还好，有一天她竟敢坐在院子里抱着猫和猫亲嘴儿——我的老天爷，和猫亲嘴儿呀！
“轰”的一声会场爆发出一阵大笑，紧接着又转化成一片更加愤怒的口号：打倒女流氓唐津津！
唐津津的恶劣行径是越说越多了，仅仅让她跪在那里听几声口号是多么不够分量不够意思。特别是她煞白着一张瘦脸死不开口的敌对情绪，更使台上的人们怒火中烧。一个戴着红袖章的男生突然把穿着军用胶鞋的脚伸到唐津津脸前说，连资产阶级的猫都能亲，难道就不能亲亲无产阶级的鞋吗？他边说边把脚送上唐津津的脸，一个女生跑过来，按住唐津津的头强迫她把嘴往那男生的鞋上贴。许多只脚都伸了过来，他们强迫她把嘴贴在那些滚着尘埃的鞋上。
会场沸腾了，台上乱成一团。坐在台下的学生也坐不住了，有人推倒椅子，有人站在椅子上，还有一些人呼啦啦朝台前挤去，为的是能看得更清楚。尘土飞扬，呛得尹小跳直咳嗽。她也站了起来，她也希望把一切看得更清楚。但她没有像班里一些男生那样踩在椅子上，她本能地觉得站在椅子上的这种姿势是不好的，是学生不应该的。但在混乱的人群中她是那么矮小，台上的事情她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这又让她有些着急。这当儿一股臭气飘过来，原来不知是谁用搪瓷茶缸端来一茶缸屎尿。只听一个人说错啦错啦，唐津津根本就不配亲咱们的鞋，她的嘴就配吃屎！对对——不知谁附和着：让她向革命师生交代问题，不交代问题就让她吃屎！
让她吃屎。
屎的出现使沸腾的会场骤然安静下来，屎的臭气也使喧嚷的人们开始敛气凝神。屎的被堂皇地盛在喝水的茶缸里端上台面，也刺激了人们那藏匿在体内深处的最丑陋的神经。屎的威慑力量就这样登场了。拥到台前的人都退了回去，站在椅子上的人复又坐在了椅子上。好比一场演出，“帽儿戏”开场时观众可以由着性儿喧哗，压轴戏才值得你正襟危坐，细细品味。让唐津津吃屎可能就是这次批判会的压轴戏。
屎摆在唐津津眼前，只离她一米远。她还是一副惨白的死脸子。大伙儿都在等着你交代问题呢为什么你还不开口呢……尹小跳的心像被人揪起来一样紧得透不过气，她盼望唐老师快点儿开口立刻开口，那样你就可以不吃屎了。但更多的人也许不像尹小跳这么想，也许他们反而不急着听唐津津交代问题了。当一个人可以交代问题也可以吃屎的时候，人们热切盼望看见的，可能不再是听她讲话了，而是看她吃屎。
她却不开口也不吃屎。于是一个男生跑到穿月白色斜大襟褂子的中年妇女耳边嘀咕了几句，返回身对唐津津，也对会场所有人说：如果唐津津拒不交代问题也不吃屎，我们还有办法，革命群众是不会被她的流氓气焰所吓倒的，我们要把她的女儿领上台来让大家看看，让大家都看一看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就是她进行流氓活动的罪证！
唐津津到底沉不住气了，尹小跳看见她急促地跪着冲那个茶缸挪了两步——她那不等众人反应过来的迅雷不及掩耳的急促而又显得决绝的“跪步”，给尹小跳留下了终生的印象。她挪着“跪步”挪到那茶缸跟前，对那茶缸凝视了一会儿，接着，她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抓起茶缸双手捧着将屎尿一饮而尽……
尹小跳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刷牙漱口，恨不得把她和尹小帆专用的小白兔牙膏一口吃进肚里。刷牙使她呕吐，呕吐之后她继续刷牙。刷完牙，她还把牙刷使劲儿往嗓子眼儿里伸，她就又开始呕吐。她吐出了一些食物，到最后只有一些发黏的酸水。呕吐完了刷完牙，她双手并拢罩住鼻子和嘴，罩得严严的不留缝隙，然后她大口哈着气——她从幼儿园学来的，这样就可以闻见自己嘴里的气味儿。她终于放心了她应该放心了，她嘴里什么味儿也没有。她又不厌其烦地照起镜子，她发现她的嘴唇是白的，就像是被牙膏染白的，比牙膏还白。她用毛巾使劲儿擦嘴，直擦到发热发红快要擦出血来，直擦得嘴唇一阵阵跳疼。她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折腾了很久。
她出了卫生间，眼睛红红的，头有些发沉。尹小帆走过来，她抱起尹小帆就亲。尹小帆就也亲她，她们很响地出声地互相亲着。她又去亲她的爸、亲她的妈，亲家里那一对旧灯心绒面的沙发，亲她的小椅子，亲冰凉的带留声机的苏联大收音机。爸和妈一定是认为她病了，他们要她上床睡觉。她上了床，床上叠着一块她的手绢儿。她打开，手绢儿正中是一只黄眼睛的白猫。她瞪着这只白猫，一挥手就将它扫到了床角。到后来，她还是伸手把床角的手绢儿够了过来。她展开手绢儿瞪着白猫，把自己的嘴放在它的嘴上，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