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陆军“‘慰安妇’团”
1932年的“慰安妇”团,是日本陆军第一次有组织参与建立“慰安妇”制度的行为,它成为日本后来战时“慰安妇”制度的重要尝试和样本。
“‘慰安妇’团”的发起者是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1884年出生于东京,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17年作为黎元洪大总统军事顾问团的成员而到中国活动。1923年,担任日本参谋本部驻上海的谍报武官,1925年起,任中国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也时常在上海活动。上海既是他的成功之地,也是他的伤心地,其次子冈村武正是在上海得了猩红热,不幸夭折。1927年,冈村宁次任日本陆军步兵第6团团长,是出兵中国山东,制造“五·三”济南惨案的主凶之一。作为日本军部对华谋略的谍报核心人员,他参与拟定了以“据江浙而制天下”的对华作战的具体方案。以后参与历次侵华事件。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向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发动攻击,“一·二八”事变爆发。此后,在十九路军和后来驰援上海第五军的顽强抵抗之下,日军战线没有什么突破,于是,日本政府组建上海派遣军增援。2月25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准备出发,白川在军部为他送别的宴会上,破例恳求冈村宁次出任军参谋副长。于是,冈村宁次接受了任命,并于3月6日到达上海。
当时,在沪日军达到3万人,由于日军官兵十分野蛮,已发生了多起强奸战地妇女的事件,引起中国和各国舆论的严厉谴责。冈村宁次为了防止日军发生大规模的强奸事件而影响军纪及其战斗力,同时也为了搪塞外界舆论对日军兽性的指责,在白川义则的首肯之下,决定征募日本妇女建立一些专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的场所。
“‘慰安妇’团”的具体操办者是日本上海派遣军高级参谋冈部直三郎,冈部在3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这时,传来士兵们千方百计搜索女人、道德败坏的各种传闻,为了解决士兵的性问题,就着手积极建立这种设施。”于是,冈部与永见俊德中佐论证了“慰安妇”问题后,向冈村宁次递交了实施报告。冈村宁次立即电请长崎县知事,迅速征召妓女,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日军的占领区,建立慰安所。
由于此事已过去70年了,“‘慰安妇’团”在上海的具体情况已很难复原。其主要驻扎之处应是吴淞、大场、江湾、纪家桥、庙行一带。估计这些慰安所设立于原农民房舍的村子里,并跟随日军活动迁移。因为在当时激烈战斗之下,日军根本没有可能让工兵来建造慰安所的房子。这批“‘慰安妇’团”的妇女共有多少人,年龄情况,究竟设立了几个慰安所,每天接待多少日本军人等,均不得而知。
1932年7月15日,冈村宁次调任关东军参谋副长,就是在冈村宁次在沪的4个月间,日本陆军建立了第一批慰安所。
此后,冈村宁次因侵华有功而屡次提升,最后于1944年11月升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日本战败后由于国民党的包庇,他被从轻处理并释放。1949年2月,冈村宁次在返回日本的轮船上接受记者采访时,曾透露说:“我就是那个无耻至极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昭和七年(1932年)上海事变时,发生了两三起官兵强奸驻地妇女的事件,作为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我,在经过调查后,我只有仿效海军早已实行的征召妓女慰军的做法,向长崎县知事申请召来华进行性服务的‘慰安妇’团。事实证明,当从本土征募而来的‘慰安妇’团到达时起,便不再发生强奸的事情。”这段话也表明,日本海军在上海设立慰安所的时间要早于“一·二八”事变;日本陆军是学习海军而征募妇女组织“‘慰安妇’团”的。
冈村宁次所创立的日军“‘慰安妇’团”,比海军就地利用现有妓女充当军妓要进了一步,它是日军“慰安妇”制度发展中的第二阶段。它是由日军上层和日本地方政府共同策划下建立的,这种特别组织的“‘慰安妇’团”来到前线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日军提供性服务,这个“‘慰安妇’团”的成员显然已是一种“慰安妇”,冈村宁次创造的这一形式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举——是法西斯战争机器侮辱人性的一种创举。当然,这比起后来日军大规模地推广“慰安妇”而言,还只是一个开端。
冈村宁次照片
“一·二八”事变结束后,日本陆军在上海的慰安所在大批军人撤退后也关闭了,“‘慰安妇’团”应该是回到了日本。然而,作为陆军慰安所样板的海军慰安所却依然如故。
需要再交代一下冈村宁次的罪行。1932年,冈村调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兼任驻伪满洲国武官。1933年春,关东军侵犯热河、长城,威逼平津,他代表日方迫使国民党当局与之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1934年起,历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2部部长、第2师师长、第11集团军司令、军事参议官等职。1941年晋升为上将,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1944年,先后任侵华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和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他在侵华期间,疯狂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中国抗日根据地实行“烬灭扫荡”,犯下许多罪行。1945年8月,苦战中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45年8月,中国八路军延安总部公布了日本侵华战犯的名单,冈村宁次被列为首要战犯。冈村宁次率领侵华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后,他却被中国国民党政府聘为军事顾问,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对付共产党。1949年,国民党政府宣布其“无罪”,释放他回国。次年,又被聘为台湾“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军事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1955年6月,任日本旧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后改任“乡友联盟”会长、名誉会长,从事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1966年死于东京。
(陈丽菲、苏智良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