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慰安妇”制度与上海的日军慰安所

“慰安妇”，日语发音读作“I AN FU”，英语为“COMFORT WOMEN”“慰安妇”是指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一词也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慰安妇”的实质是日军的性奴隶，因此英语中越来越多地使用“SEX SLAVES”；而“慰安妇”一词是加害者一方的日本政府、日本军队、日军官兵所采用的用语，正因为如此，至今亚洲各国的很多受害者，仍坚决反对使用这一名词。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中国和亚洲国家期间，出于将战争持续下去的目的，而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性工具、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军事性奴隶的制度。这一战争暴行，极大地侵害了被强迫女性们的人格人性、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荣誉感，使她们蒙受了无比巨大的肉体和心灵上的痛楚。“慰安妇”与日军的关系，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特异现象，这一现象充分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人类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国家犯罪行为。“慰安妇”自然是战争的受害群体之一，但由于“慰安妇”是1992年以后才被人们重视和揭露的战争罪行，因此过往的战争受害统计，并没有将“慰安妇”受害者包括在内。

国际学术界公认，日本“慰安妇”制度发生、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恰恰可以以上海的日军慰安所之演进来表述。上海曾是日军慰安所存在时间最长、最集中的城市，上海日军慰安所之典型，由此可见一斑。笔者拟对日军在上海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及其受害者人数作一论述。

一、资料与调查情况

（一）资料

本书的资料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战争时期形成的书籍、报刊资料。该部分资料形成于战争时期，编写者为那个时代的亲历、亲见、亲闻者，比较可靠。如战前和战时，连续在上海出版的《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上海北四川路日本金风社），其中非常详细地罗列了很多日军慰安所。赵炳淳（白川秀男）所著的《在支半岛人人名录》（上海白川洋行1942年版），披露了不少在上海的朝鲜人设立的慰安所。朝鲜总督府官方外务部编著的《中华民国在留朝鲜人概况》（京城1939年版），记录了在华朝鲜人的活动。战时的中国报刊揭露日军暴行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宋美龄写的《抗战建国于妇女问题》（重庆《中央日报》1939年1月15日），揭露了日军在上海的各种暴行，包括对妇女的暴行。《新华日报》1938年2月1日刊登的《敌淫污闵行妇女五百名》，也非常重要。还有《孤岛近讯》（载《妇女生活》，第5卷第12期，1938年）、范式之等著的《“皇军”的兽行》（战时出版社1938年版）、《上海的地狱——敌寇的行乐所》（《大公报》1938年2月27日）等，也披露了不少慰安所的信息。

第二，档案资料。该部分资料主要有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的档案，如该馆制定的《1936年在沪日本人特种妇女的状况及其取缔》（收入吉见义明编的《从军“慰安妇”资料集》）、《昭和五年在上海总领事馆警察事务状况》（载《警察史·上海1》）等。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厅藏的《关于设置陆军慰安所与“慰安妇”募集的警察史料》等，可以确认日本政府与慰安所的关系。还有一些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敌伪档案，如伪上海特别市政府警察局、伪上海特别市卫生局批准设立的虹口闸北的慰安所公会，该会曾制定规约，发布《上海虹口平康福利会通告》《伪上海特别市卫生局、警察局呈文》（1941年11月26日）、《上海市虹口闸北区慰安所组合会办理慰安所登记户数报告表》等，明白无误地确认敌伪当局与设置慰安所的关联。至于浦东草镇慰安所、浦上路慰安所设立的申请书、日伪市级机构的批准和简图等，更是确认这些慰安所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吉林省档案馆所藏的华中日军宪兵队档案中也记载有“沪西”的两个慰安所。

第三，当事人回忆录。如麻生彻男的《从上海到上海》（石风社1994年版），麻生作为日军在上海负责“慰安妇”体检的军医，他的回忆录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史料，颇有价值。《“海乃家”——上海海军慰安所的故事》的作者叫华公平（本名坂下元司），其父是“海乃家”慰安所的老板，这一笔名正是来自“海乃家”的所在地——公平路公平里，战时他曾帮助父亲管理慰安所的钱财等，20世纪90年代初重返上海故地，所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本第一师团老兵荻岛静夫在他的日记中刊载的两张上海丰田纺织厂慰安所“慰安妇”的照片、今井守之拍摄的松江慰安所的照片，他自己取名“慰安所外”均是极具史料价值的。

第四，资料集和研究著作。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主编的《从军“慰安妇”资料集》，刊登了很多日本政府、日军的档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记录了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有关上海慰安所的档案。金一勉的《天皇的军队与朝鲜人“慰安妇”》（三一书房，1976年版），探讨了上海慰安所与朝鲜人的关系；孙科志的《上海朝鲜人社会史研究》一书（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也对朝鲜人经营的慰安所作了分析。上海文史资料和专业志所刊载的有关慰安所的内容，也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二）调查情况

自1993年起，笔者对上海日军慰安所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笔者最初从杨家宅慰安所开始调查，继之系统调查“海乃家”、“大一沙龙”和江湾地区慰安所，然后对全市各地的慰安所遗址进行全面调查。如笔者对日本东久留米市市民佐藤的调查，1994年起对原“大一沙龙”慰安所工人陆明昌的调查，对杨家宅慰安所、“大一沙龙”数十次的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还有来自一些当事人的信件，都是揭开历史真相的铁证。多年来，不少上海市民给笔者写信，提供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如陈炳荣老人，他的家被日军占领后，被日军用来开设旗昌栈军官和士兵慰安所。在20多年的过程中，数十位研究生、本科生曾参与调查，为搞清楚这一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笔者及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对“慰安妇”幸存者进行了长期的查访。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在崇明查到朱巧妹、陆秀珍和郭亚英等人，确认她们为“慰安妇”幸存者，2000年起对她们进行了援助，并请上海市卢湾区公证处对她们的受害事实进行认定，出具了公证书。此后，尽管在寻访中国受害者方面受到了挫折（有些受害者担心被媒体曝光，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压力，否认自己是受害者），但仍在市中心找到了来自朝鲜、后加入韩国籍的玄大娘和朝鲜国籍的朴大娘，她们提供了在上海遭受日军摧残的事实回忆。对于这些受害者，我们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一直援助至今。当时，对于朴又得、玄炳淑两位老人的苦难经历，我们承诺在她们生前不公开她们的经历和肖像，并对她们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援助。现在，两位老人均已去世多年，本书中第一次公开她们的遭遇。

以上资料的掌握和口述历史的收集，使得本书更加具有科学性、真实性甚至是唯一性。

二、日军上海慰安所概况

（一）上海是日军慰安所存在时间最长的城市

上海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

自晚清始，上海就是日本海军在海外最大的基地。为了给海军陆战队官兵提供“卫生”的性服务，早在1931年11月，日本驻上海海军当局已将虹口一带的“大一沙龙”“小松亭”“三好馆”“永乐馆”等4个日本侨民经营的风俗营业酒吧，指定为海军特别慰安所，不仅要求其对日本军队开放，还要求其接受军医的身体检查。这是慰安所名称的第一次出现，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此后，“大一沙龙”慰安所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长达14年。20年多来上海师范大学团队对“大一沙龙”遗址进行了反复调查，该慰安所全盛时代有5幢房屋，“慰安妇”50～80人，14年中总受害者应有数百人。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所谓“慰问战地官兵”的女性，并未见有被称为“慰安妇”的，她们往往被称为“卖春女”“酌妇”。“慰安妇”一词正式的使用，约见于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以后。后来担任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此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正是他，为了维持日军败坏的军纪，首次要求日本关西地区的行政当局招募日本妇女，集体来沪“慰问”日军，他采用了一个好听的名词——“‘慰安妇’团”。1932年3月“‘慰安妇’团”登陆上海，并在吴淞、大场、江湾等地为日本陆军服务，这是日军第一次使用“慰安妇”一词。从此以后，“慰安妇”的身影，便开始遍及日军铁蹄践踏之处。当“一·二八”事变结束之后，日军“‘慰安妇’团”虽返回了国内，但日侨、朝鲜侨民经营的为日军服务的慰安所却不断增多。

（二）上海是日军慰安所最集中的城市

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全面发动以后，日军占领上海。战争初期，日军设立了上海派遣军兵站司令部管理的“杨家宅慰安所”。这是一个知名度非常高的日军慰安所，一方面，它的许多制度如“慰安所规定”、价格等成为后来日军慰安所的范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军医麻生彻男拍摄的照片和记录，留下了真实的史料。此后，日军直营的，日侨、朝鲜侨民经营的以及汉奸经营的各种慰安所充斥上海各处。

在上海，有些地区的慰安所是非常集中的。作为进入上海的第一镇吴淞扼长江之险，驻扎有大量日军，据我们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多年的调查，前后至少有17家慰安所在那里出现。日军第13军司令部设在江湾五角场（其址在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其周边的慰安所十分密集；江湾万安路战时被日军称为“花街”，有慰安所6处。四川北路周边是日本侨民活动的中心地带，是慰安所最密集的区域，共计有70处以上，包括横浜桥美楣里的9个慰安所和松柏里一个弄堂的8个慰安所。

为了加强对慰安所的管理，日本统治者还设立协会来进行管理。1940年2月，上海虹口闸北区慰安组合会成立，此会的成立，是由伪闸北区公署日指导官嘉野正孝将成立报告递给伪市警察局日指导官秋山健次核准的。该会设组合长一人，由与日人关系密切的原妓院老板何乾赓为组合长，并配有为妓女体检的医生和进行有关事务调查的调查员若干名。会址设在虬江路95弄2号，并订有13条慰安所临时规约，除规定慰安所的适用范围为闸北区，由伪警察局管理等外，还特别强调卫生管理，例如第5条：妓女每月须经本会指定医师检验3次，确定无花柳病者，始准营业；第6条：慰安所内设备必须清洁卫生，置备消毒用品，等等。从该项档案的《上海市虹口闸北区慰安所组合会办理慰安所登记户数报告表》中，我们可以知道该会所属的慰安所有20家，“慰安妇”（文献中仍称“妓女”）91人。这只是此年闸北区新设慰安所的一份材料。

日军在上海设立了多少个慰安所呢？经20多年的调查，我们在《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首版时统计为149家。该书出版后的近半年里，我们陆续查访到一些新线索。新增加的有乍浦路254弄慰安所、乍浦路180号月迺屋、武昌路338号孔敦经营的慰安所、中山南二路的“徐家宅”慰安所、今“龙山新村慰安所、泖港镇慰安所、崇明县城慰安所等，增加了不少，目前所知的上海日军慰安所为172家。

当然，这172个慰安所，还不是日军上海慰安所的全部。举个例子来说冈村宁次带来的“‘慰安妇’团”，曾在上海战场活跃地为日本陆军“服务”其在吴淞、大场、江湾、纪家桥、庙行等战地设立慰安所的情况，至今尚不清晰。闸北曾经也是慰安所的集中地，仅1940年设立的虹口闸北区慰安组合会就管理着20家慰安所，但遗憾的是调查中几乎没有收获，所以书中至今没有列入这20家慰安所。还有一些慰安所地点尚不明确，也未统计列入。如当年担任过旗昌栈日军慰安所帮手的黄文忠生前回忆，该慰安所在横浜桥畔有个分所，本来我们希望他能带调查者去寻访，但这个调查因黄文忠的病故而中断再举一例，据日本企业玉井铭酒屋的组合长国井茂的回忆，1938年初，他们曾奉日军之命，带了53个日本“慰安妇”到达上海，然后在吴淞、南翔和南市开设了3家慰安所。这些慰安所设在西洋式的建筑内，采用日侨民间经营的方式进行管理。事实上，这3个慰安所我们都无法确认。所以，我们所认知的历史往往只是历史的冰山之一角。

根据我们对中国各地日军慰安所的调查，如南京、武汉、海南、杭州等地，每个城市都有数十个慰安所。另外，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日本、韩国、朝鲜、东南亚各国的研究资料，没有一个城市的日军慰安所数量超过上海，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上海是日军慰安所数量最多的城市。

（三）上海日军慰安所之类型

日军慰安所按其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可以分为多种类型。

第一种是日军自己经营的，日语用“军直营”来表示。如1938年1月设立的杨家宅慰安所（地点在今杨浦区翔殷路东沈家宅），由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设立。日军占领上海初期，设立过一些抢抓中国女子为性奴隶的场所，在虹口地区设立的“行乐所”等也属于此类。“八·一三”会战以后，日军占领了杭州路、眉州路一带作为军营，最初驻扎的是千田部队。在现在的跃龙化工厂门口的位置，设立了“千田部队慰安所”。后来深谷部队入住于此，于是，该处又变成了“深谷部队慰安所”。

日军上层始终关心在战略枢纽的上海设置慰安所的情况，1942年9月，在日本中国方面军总司令部举行的副官（庶务军官）会议上，明确要求增加上海慰安所数量，这份文件现在藏于日本防卫研究所。

（前略）

九、上海地区的慰安设施比较少，应考虑增设。军队聘用人员也希望增设娱乐设施（如汽车厂、军火厂、货物厂）。

意见 上海地区现有慰安设施如下：

1．特种慰安所 16家，酌妇人数140名；

2．休息娱乐所 军队专用休息所、料理店食堂计7家。

（中略）

现在各类设施最近利用情况判断如下：

1．特种慰安所 有增加之必要；

2．军队专用休息所料理店食堂等，因禁止利用地方上的设施所以显得不足；

3．演艺场所 有增加之必要；

4．各种娱乐设备因利用者较少，故没有增加的必要。

十二、卫生安全套交付慰安所经营者之问题

现在军队平均给每个士兵每2个月交付1只卫生安全套，这里依据以下之理由而交付给慰安所经营者的。

1．过去，慰安所使用的安全套是从市场上购买的，把安全套交给军人是免费的，最近，市场上难以购买到才非常困难；

2．像上海地区，规定慰安所等设备，各从业者必须向进入的军人交付安全套，但实际上，交付安全套的并不多；

3．从以往的情况观察，虽要求交付军人安全套，但军人使用的几乎没有，这样变成了浪费或是拿着安全套到军队慰安所以外的场所去使用了；

4．各人拿着慰安所给的安全套而到非军队慰安所的场合去使用，恐怕会成为事故发生的诱因。

因此，目前一个月使用量只有4300只。这是由登第7331部队后勤部门慰安所股制订分配方案而向慰安所的从业者发放的。

第二种是日本侨民根据日军命令设立的民营慰安所。号称海军在沪最大的慰安所——“海乃家”，就是退役海军士兵坂下熊藏奉海军之命令开设的地址在公平路公平里，他儿子笔名为华公平，就与此有关。“海乃家”慰安所的房屋、开办费用、所需物品等均得到日军的大力支持，甚至连“海乃家”三个字也是由日本海军方面确定的。江湾万安路、四川北路等是日侨经营、管理的慰安所的集中地。包括对外以其他面目出现的慰安所，如岸本忠治经营的“风月庄”，地址施高塔路（今山阴路）花园里17号，对外的名义是日式普通旅馆，实际上也是日军慰安所。此外，还有以食堂、酒吧、舞厅等名义出现的慰安所。

第三种是朝鲜侨民在日军的指使下设立的。这些慰安所多以酒吧、舞场等名义出现，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颇成规模（参见表2、表3、表4），许多朝鲜女子就是被控制在这样的慰安所遭受凌辱的。

第四种是日军或日本人指使伪政权或胁迫中国的妓院主开设的。这类慰安所多出现于1938年以后，有的名慰安所，有的则称妓院。

为了管理慰安所，经过伪上海特别市政府警察局、伪上海特别市卫生局批准，虹口闸北的慰安所公会于1940年设立，该会制定规约。规约规定，开设慰安所者需提供申请书，由闸北区警察署发给许可执照。目前尚没有发现这类申请书的实物。此后到1941年，以日本海军为后台的上海虹口平康福利会宣告成立，其目的是“为根除梅毒，保障日支军民健康起见”，日本同仁会华中支部长世井中将还担心“慰安所名称与军之慰安所名称混同，恐士兵误会不可用”，并指示：“娼妓大多为华人，原属市府本身职务，现因环境关系，先行利用福利会试办，得有头绪后，再由市府接办。”所以，中国人开设的慰安所也有一定的数量。

三、日军上海“慰安妇”人数估计

（一）上海“慰安妇”的国籍与来源

以国籍区分，在上海乃至中国的“慰安妇”主要来自中国、朝鲜和日本这三个国家。

1．日本“慰安妇”

由于日本与上海之间交通便利，且上海原来就有不少日式风俗店铺，再加上日军的推波助澜，上海应是日本“慰安妇”最集中的城市。最早的日本“慰安妇”，是由“酌妇”改变而来的。日本从国内运来许多女子，通常是妓女也有良家妇女。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海军慰安所里，就有不少日本“慰安妇”。她们多是出身贫寒，为养家糊口而充当了“慰安妇”。战争爆发后日本军方、地方政府等号召日本女子“为国效力”，到中国去。日本政府为她们大开绿灯。如对于妇女来上海做“慰安妇”，从日本上海领事馆到其国内各个机关均予以协助，这从下面一份领事馆警察署要求长崎方面协力的信函中可见一斑。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长田岛周平致长崎县水上警察署长

角川茂的依赖状（1937年12月21日）

方便提供日军官兵“慰安妇”的依赖文件

关于本文件，随着前线各地皇军的进展，考虑官兵的慰安人们与各机关的关系，近日本领事馆陆军武官室和宪兵队合议的结果，设立作为日军设施一种的前线各地军队慰安所（事实上的贷座敷）有以下要领。

领事馆

一、对提出愿意从事该营业的人提出同意与否的决定；

二、办理“慰安妇”的身份及对该业的一般契约手续；

三、提供航行上的方便；

四、决定是否同意“慰安妇”到沪（上海的别称，永井）和在上海滞留，并引导给宪兵队。

宪兵队

一、从领事馆那里得到营业主及妇女的前往就业地移动的手续；

二、对营业者及该业妇女保护、取缔。

武官室

一、准备就业场所和房屋等；

二、有关一般保险及检诊。

关于以上设施，如果有紧急场合，既为了该业妇女（酌妇）的募集，而需要到内地或朝鲜去旅行。今后也同样作为要务旅行，本馆将发给身份证明书，交予本人携带，并提供乘船等方便。如果是到上海然后前往就业地时，将交付给募集者业主或其他的代理者以必要的证明文件，而不至于在到上海后而陷入繁杂的办理手续之事中。准备一切需要携带的文件，此事拜托。

前线陆军慰安所营业者的注意事项：

在为了募集从事在前线陆军慰安所服务的酌妇时，同伴回沪必须齐备以下必要的文件，到沪的同时交付给本馆，以得到许可。如果没有必要的文件，不能得到许可，切须直接回东京。

记

一、本人照片二枚及临时酌妇营业许可证（样式第一号）

二、承诺书（样式第二号）

三、印章证明书

四、户籍抄本

五、关于从事酌妇的调查（样式第三号）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日本在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

战后研究者从日本档案中寻找到为数不多的外务省发给去中国的“慰安妇”的身份证明书：

外旅秘第79号

1937年12月15日

福冈县知事 赤松小寅

内务大臣 末次信正殿

外务大臣 广田弘毅殿

各厅府县长官殿

自11月底施行办理去中国渡航手续以来，所发身份证明书如下：

要确认上海有多少个慰安所里拥有日本“慰安妇”，现在还难以精确统计，但至少有41个慰安所内有日本“慰安妇”。如根据当时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的调查，到1936年底，接待日本军人和侨民的料理、风俗店共有10家（包括3家海军慰安所料理店），“酌妇”131人，其中日本人102名、朝鲜人29名。

“六一亭”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四川里1604弄63号，为海军慰安所。家住日本久留米市的近藤老人，学生和青年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笔者在日本调查时，曾与之详谈。他回忆，四川里弄口的63号，1920～1930年代是日侨经营的酒吧，“一·二八”事变以后实际上是接待日军军官的慰安所，名为“六一亭”。“六一亭”入门后是个大房间，当时用来提供酒菜和咖啡，后面是厨房，旁边有螺旋形楼梯通向2、3楼，当时只有店员和海军军官才能上楼。楼上为一长排房间，共有30余间，每间七八个平方。据近藤所言，这里的“慰安妇”清一色全部是日本女子，估计有30来名。

1940年时，海乃家拥有日本“慰安妇”10人，还有朝鲜“慰安妇”10人，中国“慰安妇”20人（见表1）。

杨家宅慰安所里也有不少日本“慰安妇”，1938年初有24名日本妇女，根据军医麻生彻男的回忆，她们多有妓女的经历。一次，一个从日本大浜买来的妓女，在厕所里试图上吊自杀，结果总算被救活。这个差一点死去的“慰安妇”后来学会了各种接客的本领，不到半年竟成了慰安所的“红妓”。

2．朝鲜“慰安妇”

朝鲜女子也是上海日军“慰安妇”的重要来源。

以下原因使得上海成为朝鲜“慰安妇”的集中地。第一，上海交通发达便捷，朝鲜妇女多坐船或乘火车来到上海。第二，上海原来就有不少朝鲜侨民在此居住，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日军的指使、胁迫下，设立慰安所，使用本族女子为日本军人服务。第三，在日本的朝鲜女子由于贫困等原因，被日本人诱拐到上海沦为“慰安妇”。无论哪种原因，朝鲜女子都是违背自己意志而成为受害者的。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日军的增加，以及“慰安妇”制度的推行，一些朝鲜人经营的风俗店被纳入向日军开放的性服务系统。其所用的“慰安妇”多是自己的女同胞。比较1936年、1937年和1939年的3个表格，可以看到这类营业的变化（见表2、表3、表4）。

根据朝鲜人人口资料（见表5），可以发现从1931年以后，上海朝鲜人中的女性人口不断在增加。特别从1935年开始，女性人口的总数开始超过男性人口；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上海朝鲜人人口有所减少，但女性人口仍比男性人口多101名。朝鲜人中女性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朝鲜人“慰安妇”的增加。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10月的一年间，进入上海的朝鲜人女性达到1006名，而同一时期离开的只有291名，净增加815名。1939年朝鲜人女性有1715名，比1936年增加了815名，1940年又比前一年增加了195名，可见朝鲜人“慰安妇”持续上升。

在战前一些日侨、朝侨开设的慰安所里，有不少是朝鲜女子。而现有的人口资料并没有包括所有在上海的朝鲜“慰安妇”。如1938年初开业的杨家宅慰安所，拥有80名朝鲜女子，这个数字在该年份朝鲜人口变化中并没有反映。又如根据《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特高警察事务状况》，1937年12月末调查，涉及在上海朝鲜人设立的陆军慰安所仅一家，“慰安妇”仅1人，实际情况当然远不止。

根据“慰安妇”李贤淑的回忆，她被日本人骗到上海一个郊区，成了性奴隶：“有一天清晨，日军突然命令她们带上行李集中到码头上去，当时聚集了约有1000多名不知从哪里来的朝鲜女性。稍后，便跟大炮、坦克混在一起被日军赶上了大型货船。”李贤淑去了新加坡。

可见，上海地区的朝鲜“慰安妇”数量不少，20世纪90年代仍有两名受害者朴大娘和玄大娘在上海生活，不幸的是她们现在都已离世。笔者认为，在上海的朝鲜“慰安妇”超过日本“慰安妇”的人数。理由是，在同时有日、朝“慰安妇”的慰安所里，基本上，朝鲜“慰安妇”的人数要比日本“慰安妇”多，朝鲜“慰安妇”的生活环境比日本“慰安妇”更糟糕、更险恶，死亡情况要多于日本“慰安妇”，因此更替也更频繁。

3．中国“慰安妇”

上海是日军中国“慰安妇”的来源地，我们寻访到的朱巧妹、陆秀珍、郭亚英等均是上海籍贯，也有一些资料表明，上海周边地区的妇女也被日军大批运至上海充当性奴隶。

早在战争初期，迫不及待的日军便开始在战地大肆掳掠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升级，侵华日军的增加，日军更残暴地掳掠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在中国战场，日军主要通过以下手法来掳掠中国妇女进行“慰安妇”的征集。

第一种是通过暴力强行掳掠中国妇女。日军在上海掳掠中国女子后，常常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满足他们的兽欲。”这种强暴、强征并不鲜见。《新华日报》曾刊文报道“八·一三”战役最后时刻日军对妇女的暴行。“上海四方协会原在闵行镇设有伤兵医院一所，自我军退出苏州河阵线后，即已改为难民收容所，其中住有良家妇女五百余名，系由敌宪兵驻所保护，迨至（1938年）一月二十八日，忽有大批敌兵开到该镇，当即将该所妇女一一奸污，敌宪兵目睹暴行，无可如何。”

在上海市档案馆也存有一些日本占领者强征中国妇女为“慰安妇”的记录。1938年1月25日，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副巡官万代尔发现日本人将集中于福州路的女子送往他乡，随即干预。

2月7日，巡官又发现日本兵在天津路423号大上海旅馆集中被抢来的女子，人数达20人。可见，这类事件在日军占领时期尤其是初期，还是比较普遍的。

甚至有不少上海女子被日军掳掠到外地去。2001年8月11日，我在黑龙江当地两位热心调查的韩茂才和宋吉庆陪同下，来到东宁县绥阳镇河南五委三组57号陈桂英家，听她诉说辛酸的往事。

陈桂英的家在闸北，具体路名已经忘记，她的亲弟弟现在还住在闸北彭浦新村。那年她18岁，有人来召佣工。陈桂英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便跟着那人走了。她到了哈尔滨后，被押送到东宁—日军对苏作战的前线，成为日军性奴隶。尽管这段历史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老人至今还记得慰安所叫“乔燕堂”。一个18岁的女子，从繁华的上海被骗到北国的乡下，生活的轨迹完全改变。当我最后询问大娘，你还有什么话时，陈大娘只是流着泪说：“我也不会说话。反正那时真是很苦的，一个人最好的时光就这样被消耗掉了。我的命苦啊！”现在这位陈桂英大娘也已离开了我们。

根据《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第33版（1942年出版）记载，1942年，在宣城县湾 镇有一个名为“上海美人馆”的慰安所，经营者是来自日本高知县的狄野勇，地址为第八甲街。从慰安所的名字可以看出，其中的受害者来自上海。

第二种是设下种种圈套，诱逼妇女坠入陷阱。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后，租界成了“孤岛”，日军便在租界诓骗妇女：“他们放出野鸡汽车，候在娱乐场所前面。等顾客上车后，汽车飞也似地驰着，到了僻静地方，将男子抛下或杀掉，女客便从此无影无踪。”有时则鼓吹说其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员、打扫营房卫生，诱使妇女参加。实际上是强迫良家妇女供日军官兵发泄性欲，任其蹂躏。这种“战地后勤服务队”的人员，绝大部分是即地强征。时人留下了一个“阿珠的遭遇”的悲惨故事。

阿珠，是一个女子中学里的毕业生，她今年才十九岁。她的家，本来在闸北，因为无情的炮火，使她及她的父母从家里奔出来，方才避居到租界里来。接着，因为一个大工厂的倒闭，她的父亲，又宣告了失业，一家的生活，渐渐地陷入了恐慌的境况，她的父母只生这一个阿珠，所以，阿珠自身，也感觉应该去担负一个非常沉重的责任，在家庭里极不愿意依“妇女回到厨房去”的一句话，老是躲在家里。她愿意到社会上去找件事做，挣一些钱来，奉养她的父母，因此在她发现这条广告的时候，她认为这是她一家三口的生活源泉。

广告上这样告诉她，某公司为扩充业务起见，拟添聘女职员数位，凡年在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略识文字者，均可应征，倘能粗通国语或日语者更佳，月薪五十元，有意者请至某处面洽。

她征得了父母的同意，立刻依着地址，赶到那里应征。面试官详细地问了她的姓名，年龄，籍贯及学籍后，并没有经过什么考试，他对她微微地一笑。这一笑，很快地在他脸上消逝，他还是挂着一副严肃的面孔，对她说：

“很好，你的资格很适合，但是这里是临时办事处，你还得坐上我们的汽车，由我们这里派一个职员，伴着你，到我们的公司去，见见我们的总经理，面试一下。”

这好像是投考的应有步骤，而且在白天，她并不害怕什么，所以她毫不迟疑地随着他们所派的一个职员，踏上汽车。呜呜地几声喇叭响，这辆汽车便飞一般地驶向东面而去。

车身拐了好几个弯，并且经过一座很大的桥，在一座大厦的门首，停止了行驶。她下了车，发觉这里是上海东区，是“八·一三”炮火发生地不远的地方，她想到这里，就好像四周有非常紧密的机关枪呼叫，一颗巨大的炮弹，从她头顶上掠过，她吓得几乎哭出来，她很明白自身已经陷入魔窟。恐怖，笼罩了她整个的心灵，她四肢，是这样的战栗，她好像丧失了聪明，她不知道哪一条是她可以逃走的路。

一只强有力的臂膀，不容她站在那里呆想，一把扭住她的玉臂，拖过了又长又大的石阶，拖上了一个小小的电梯，又拖进了一间宽大的房间。

在那里，她发现水汀是烧得这样热烈，但是房间里，还是充满阴森冰冷的氛围，地板上除了铺一块广大坚厚的绒毡外，找不到一榻一椅，只有数十个与自己同遭遇的中国女子和数不清楚的魔鬼，都是赤裸裸一丝不挂地躺在毡上。每个女子，都印着深深的泪痕，紧紧地闭着双目，吐着急促的呼吸，听凭那命运的支配，一个个魔鬼都嘻开牙齿，露出狰狞的恐怖的笑容，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兴奋。

她知道处境的危险，很快的，拼命地挣脱了强有力的臂膀，旋转身躯，正拟开门逃出这个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但是魔窟哪能这样容易地脱离。她的热泪，像是玉一般从她的眼眶里涌出来，内心的悲痛，使她哭不出声响来。接着，一个长大的魔鬼，强迫地把她推倒在毡上，她究竟是一个女子，哪里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去抵抗这厄运的来临，好像一条毒蛇，爬上她的胸际，啮咬她纯洁的心灵，一阵剧痛之后，她已昏厥过去了。

经过了很久的时候，她渐渐地清醒过来，她发现最宝贵的贞操，已经破坏，两腿是这样的软绵，没有力量可以把她沉重的身体支持起来，她微微地转了一身，又发生了一阵剧烈的痛楚，她发现右臂已经被魔鬼们用火烙着一个“二四”的号码，正和旁边女子一样，她这时不自禁地放声大哭起来，哭得又昏厥过去。

从此，她就像可怜的那群人一样，依着号码，没有白天和黑夜，都遭受着蹂躏。那里的女子，谁个不想自尽，但是没有一个适当的时间，去找一根带子或者少许毒药，每天虽然有很多的东西，送到地狱里去，但是谁也不愿意尝试一下，去延长她们残余的生命。

经过了数天，阿珠脸上苹果一般的处女美，早已消逝得干干净净，所留的只有一张枯黄瘦削的面容，一双眼珠，吐出软弱疲劳的目光，深深地陷在眼眶里。她自己很明白，已经离死神不远，但是她终不愿将她的尸体遗留在那里，她宁愿死在家里。

父母们正为着她的失踪，焦急得日夜不安，现在看见她回来真不知怎样去表示他们的欣慰，所以赶着问她在过去的几天里遭遇到什么，但她没有一句话可以去安慰父母慈爱的心灵，她只有两串辛酸的热泪，连续不断地挂到她刚才所换的旗袍上。

是睡眠的时候了，但是在一间深静的卧室里的阿珠。在一个深沉静穆的夜上，还在那里伏案书写她最后的一封信，信里详细地叙述着她被魔鬼诱骗蹂躏的一切，正像以上的情形一样，更不知道一滴滴的是血是泪浸透了洁白的信笺，模糊了一个个字迹。

翌晨，在这间卧室里的床上，还是安静地躺着一个阿珠的身体，但是她的灵魂，已经脱离了她的躯壳，离开了这污脏残暴的世界。她的面容，是这样的苍白，眼睛还是这样瞪着不愿紧闭。她好像有许多的愤恨，蕴藏在她的心头，无法发泄。

台上，留着一个来沙尔的空瓶，和一封昨夜她所写的遗书。

第三种是依靠汉奸组织协助，胁迫妇女充当“慰安妇”。他们常常借口登记“良民证”，挨家挨户地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上海沦陷后，日军指使汉奸政权在虹口、闸北等地设立一批慰安所，寻找、胁迫妇女充当性奴隶。崇明朱巧妹、陆秀珍、郭亚英等受害的经历表明，汉奸往往是日军的爪牙。

4．其他国籍的“慰安妇”

还有较少的别国女子充当“慰安妇”，如德国、法国、俄罗斯女子。根据日军士兵田义一的战时日记记载，早在1937年12月3日，上海的公共租界内就有慰安所，门口张贴着价格表：“日本妇7日元，朝鲜女5日元，苏联、德国、法国女子只需2日元，卫生一流。”

（二）关于日军部队的人数

在上海驻扎的日军前后有很大变化。1937年“八·一三”战争前，日本驻上海地面部队以海军陆战队为主，“八·一三”会战爆发后，日本于8月24日设立上海特别陆战队，由大川内传七少将指挥，下辖东部支队、杨树浦支队、北部支队、闸北部队、沙井港地区队、虹口地区队等。

“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日本组织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下辖第3、11师团等部队。9月下旬起，日本统帅部先后将第9、13、101、18、114、6、16师团及重藤支队、第3飞行团、野战炮兵第5、6旅团等调至上海，组成华中方面军，下辖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下辖第6、18、114师团合国崎支队等），兵力增加到30万人。

“八·一三”会战结束后，日军第101师团守卫上海。1938年2月，日军解除华中方面军的编制，编成华中派遣军。1938年底以后，上海防卫由日军第13军负责，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司令部设在上海江湾，下辖第15、17、22、116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11、12、13旅团，管辖江苏、安徽、浙江地区。后来增加了独立混成第17、20旅团。1944年2月，第116师团调归第11军，第22师团调归第23军；而将独立步兵第6旅团、第4、11野战补充队编入第13军，下辖第60、61、65、70师团，其中第60师团的56旅团司令部设在上海。此外，空军的第1飞行团设在上海。1945年时，第13军管辖着第60、61、65、69、161师团。第61、161师团司令部均设于上海。隶属于第6军的步兵第100旅团从东北到达上海后，驻扎于松江。

上海日军的特点是，①人数比较多，1945年日本投降时，上海受降日军为165000人（南京为138800人）。②上海是日军中转站，大量日军在此登陆，转入中国各地，或经上海再坐船赴中国各地或东南亚等地。如1945年2月，原属于关东军的第6军（下辖第70、133师团等部队）由东北调到上海，归入中国派遣军战斗序列。日军占领东南亚的不少部队也是经过上海的。③短期驻屯日军部队人数不少。如1939年10月1日，第5师团被从南宁调至上海，后来，第5师团又归属于中国派遣军大本营。

（三）上海“慰安妇”受害者人数推定

要推定“慰安妇”人数，还需要研究日本军人与“慰安妇”的比例问题。

根据日本学者千田夏光的研究，1941年，关东军实行“特别大演习”，该项得到天皇批准的《作战动员计划书》记载：“动员为70万兵员慰安使用2万‘慰安妇’从军”。参与制定该计划的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三科推算，日军与“慰安妇”的比例是37.5:1。金一勉分析说：“军队内部的混乱，其起因之一，是士兵们的性处理的不圆满，为此，需要一定数量的‘慰安妇’。可是，由于以一名‘慰安妇’一天满足29名男性的限度，所以，认为29名官兵对一名‘慰安妇’为妥。于是，产生了‘二九一’这个隐语。”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多以“29:1”来推算日军士兵与“慰安妇”的比例。

其次要对上海日军慰安所进行分析，我们根据慰安所的规模将其分为大中小三类（见表7）。

这里主要剖析大型的慰安所。

1．规模较大慰安所举例

战时，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设立的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开办时，“慰安妇”人数是104人（其中日本女性24人，朝鲜女性80人）。该慰安所一直延续至日本战败，长达7年。第一批“慰安妇”在1938年就随该部队去了浙江，以后该所由日本侨民主持，前后在此的受害者总人数应是非常多的。调查表明后来以中国受害者为主，受害者中有浦东、苏州、昆山等口音。

1938年的《新华日报》，刊有《敌军在沪奸淫兽行》一文，指出北站附近的路局大楼，居然也成了日军的慰安所，受害人数达千人。虹口大旅社，为今海宁路449号的虹口大楼，俗称小虹口大楼。该楼建于1927年，为一钢筋混凝土结构的7层大楼，占地约1300平方米，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史料称“每个房间至少有四五人”，如此规模的大楼，人数当不在千人以下。该所受害者“其左臂有罗马数目字，类多知识妇女，”慰安所存在的时间估计会稍长些。

1938年《大公报》上刊有一文，披露虹口一个大型的慰安所。该行乐所一层“数百人”，二层“为自30岁至40岁者数百”，两者相加，总人数应不少于500～600人。

存在达7年之久的杨家宅慰安所，总受害者应有数百人；仅以上的5家慰安所，受害者总人数就在3000～4000人。

2．受害者死亡情况

由于日军的虐待和杀戮，相当部分的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在战争结束前已遭杀害。如表8所示，在不少慰安所内，有中国受害者死亡的情况。尤其是上述虹口行乐所“被掳女子入内后大多自愿绝食，不数日即毙命，而隔日即有新被掳来者补充”令人发指。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因病死、被日军折磨致死，以及逃亡等原因，需要及时填补。尽管在战争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无法精确地计算，但性奴隶制度受害者的死亡率相当高，确为事实。如李福女所在慰安所的20多名女性中，最后仅剩下5名幸存者，其余都被日军杀害了。幸存者金俊淑证实，那时，妇女得了病或是死了，日本兵就按数补充。幸存者崔凤仙回忆，曾有一个女子，被日军用浸过水的木棍打在后脑上，当即气绝身亡。黄锦周回忆，如果病重，日军就将生病的人弄到别的房间隔离；如果治疗两次以后再复发，那么军人就会把她带走。这些被带走的女子再没有回来过。与黄锦周一起从家乡出来的20个女子中，最后只有黄锦周一人活了下来，其余的人或是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或者是得病被带走了。即使是新补充来的“慰安妇”也有不少失踪的。一位在丰满水电站被逼为“慰安妇”的受害者证言：“我们从南京被押出来的姐妹一共有几百人，到东北后死的死，亡的亡，估计也没有几个活着的了。”广州姑娘黄惠蓉，16岁时被日军抓获，当时约有100名姐妹一起被押往海南，沿途即遭日军蹂躏，到达海南黄流时，只剩下40多人了。由于死亡的出现，一般国际上把“慰安妇”的更替率定为4.0。上海的慰安所大多开设时间相当长，有些甚至前后长达10多年，因此，更替率按4.0推算，只可能是保守的估计。

3．受害者人数考证

日本政府和军部为其侵略军队有计划、按比例地配备“慰安妇”。由于战败时日军大量销毁有关“慰安妇”的档案，也由于日本政府至今未公开“慰安妇”的历史文件，要准确指出日军“慰安妇”的人数是较为困难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通过对各种资料的分析，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关于上海“慰安妇”的人数，我们可以从慰安所规模和日军人数两个方面进行考证。

上海慰安所172个，每个慰安所的“慰安妇”以平均20人计算，但虹口的大型慰安所一个所的受害者达千人或数百人，估计“慰安妇”人数约6000人，以更替率4.0推算，总人数约24000人。

再从日军士兵人数与“慰安妇”之比例来分析。以1945年日本投降时，上海受降日军为165000人计算，以“慰安妇”与士兵比例1:29推算，“慰安妇”应该为5689人。由于疾病、逃亡、死亡等原因，更替率4.0计算，得出“慰安妇”人数为22756人。再加上短期停留上海的日军部队所需要的“慰安妇”，上海“慰安妇”总人数可能24000人以上。

根据统计，在172个慰安所中，有中国“慰安妇”的慰安所为46个，有日本“慰安妇”的慰安所为41个，有朝鲜“慰安妇”的为29个。另外有82个慰安所尚无资料表明受害者的国籍。

关于上海“慰安妇”的国籍分布，尽管有中国“慰安妇”的慰安所数量与有日本受害者的慰安所数量相当，但考虑像超大规模的虹口大旅社、路局慰安所全部是中国受害者，有些同时有日、朝、中“慰安妇”的慰安所里，中国受害者人数要比日、朝受害者多，如海乃家有日本“慰安妇”10人，朝鲜“慰安妇”10人，中国“慰安妇”20人。因此，笔者推断中国受害者仍是最多的，而朝鲜“慰安妇”的数量，如果以杨家宅慰安所里80名朝鲜人比24名日本人等资料来推论，也应比日本受害者要多。因此，笔者推断的数字是，在上海的24000名“慰安妇”中，中国“慰安妇”约有12000人左右，朝鲜“慰安妇”约7000人，日本“慰安妇”约为5000人。

多少年来，尽管我们在抗日战争研究中做了一些有益的研究，但深度和广度尚远远不够，尤其是在实证研究方面。“慰安妇”问题的研究曾受到干扰，真相与细节，至今还有不少无人知晓，对此我们需要拿起学术利器，学术创新，深入调查，多向思考，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努力推进，拿出更多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成果，留给后人，也促进日本社会的反思。

本书以慰安所为线索排列，主要依据是战时的日伪档案、日本人在华文献和书籍、日军老兵回忆、战时中国报刊资料、中国受害者和证人的证词等。其中有相当多的慰安所是战时日本人自己记录的。由于年代久远、证人消失、当年日军有意销毁资料以及当今的日本政府仍不愿公开全部资料等原因，使得这项调查非常困难。书中可能还有不少错误和疏漏，敬请尊敬的读者批评指正。

2005年4月5日清明节，我们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为崇明的受害者朱巧妹、陆秀珍竖了墓碑，我们谨以这次行动和此书献给曾遭日本侵略者凌辱的“慰安妇”受害者，也祈祷这种人间惨剧不再重演。

苏智良

2005年4月5日初稿

2007年7月7日修改

2016年10月31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