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活动：基本情况与主要特征

3.2.1 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活动的基本情况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其发展的基础是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因此创新性是其根本特性，而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最基本的活动之一。从当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际发展情况看，创新性在产业发展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目前的各种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占工业领域总体的70%以上，而在国家认定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比例也已经占到70%以上，在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比例已经占50%以上。

由于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主要依赖于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而新兴技术则多出现于技术断层、经济结构调整的危机时期。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强新兴产业领域的政策布局，在这个关键时期，中国也应该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扶持与引导，为未来经济的发展奠定战略基础。

创新性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演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可以具体表现为高成长性、不确定性和关联渗透性三个方面。

高成长性是创新性的一个基本方面，从新兴产业发展生命周期路径即可看出，由于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突破通常带来技术上的革命性变化，进而创造并满足新的社会需求。即使在产业形成的早期，也可以看到新市场的潜力巨大，未来成长空间广阔。而这种产业一旦出现并开始成长，则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会打破原来的产业格局，代表产业结构发展的新方向，不仅产业规模迅速扩大，而且增长率也会有明显提升。

不确定性则是创新性的另一个基本方面。由于技术创新具有不连续性和不可预知性，处于萌发形成期的新兴产业技术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技术突破有时未必能够实现，即使实现了也未必能够产业化，未必能够被市场所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同时带来的是高风险性，主要来源于五个方面：①新技术的突破没能发生，创新可能失败；②新技术产品未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不能被市场所接受；③由于新技术的独特性，可能需要独特的商业模式相适应，但是商业模式创新未能实现突破，或者新的商业模式不成熟，未能被市场所接受；④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及实践过程中遇到资金不足，融资渠道不畅，资金链断裂导致创新失败；⑤新技术突破后正好遭遇另一种新技术突破的竞争，在市场选择和竞争替代的作用下走向失败。这种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有可能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障碍，因此需要在产业政策、财税金融政策等多方面予以支持，营造良好的产业培育环境，才能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良性发展。

关联渗透性也是创新性的一个基本方面。由于技术创新本身具有溢出效应，也可以在不同产业和不同区域间实现转移渗透，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通常可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产业关联效应的作用下带动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进而带动更多领域的产业创新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不仅如此，由于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很多创新活动很难由一家企业单位独立承担，因此大多数创新活动都通过合作实现，这种合作关系进而演变为各种研发联盟、产业集群和产业网络，使得产业集群和网络化发展也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演化的重要特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活动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为主体的，在一定市场环境下实施的创造性活动。这种研发活动以企业为主体，但不局限于企业，而是由企业与其他合作企业、科研院所等机构共同完成的系统性工作。根据中国的科技统计口径，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主要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大类。各类研发活动的主要内容如表3-1所示。

根据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公布的研发投资数据，近三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投资和研发投资强度（研发投资/年末总资产）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平均研发投资从2011年的1.31亿元提高到2013年的1.63亿元，年均增长11.75%；平均研发投资强度从2011年的2.625%提高到2013年的2.857%，年均增长4.32%。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活动正在变得越来越活跃。

从近三年来不同产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对比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平均研发投资强度达到4.16%，是研发投资强度最高的产业，其次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研发强度最低的是节能环保产业，仅为1.64%。各产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对比如图3-1所示。

3.2.2 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活动的主要特征

由于研发活动是在一定市场环境下的创新性活动，因而必然受到市场需求的引导，其行为具有市场导向性。市场需求是创新理念的原动力，只有满足市场需求的研发活动，才能转化出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才能通过市场的检验，获得市场的认可，也才更有可能获得各种融资渠道的资金支持。因此，市场需求既是研发活动的激励因素，也是研发活动的约束条件。

研发活动具有天然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为研发活动是一种创造性、探索性的工作，其结果总是不确定的，不仅技术本身具有不确定性，新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生产过程等都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具有天然的风险性。

研发活动总是需要一定的资金和人才要素投入才能实现。研发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资金的可得性和充裕程度将会影响研发活动的顺利开展。研发活动的人才要素包括企业家人才和技术人才两类，人才的积极性和才能的发挥程度是决定研发活动效率的重要因素。

在一定的要素投入下，研发活动并不能在当期产生效益，而是在未来产生或有收益，因此，研发投入是一种特殊的期权资本，具有金融性。研发活动的驱动力来自企业的未来预期利润，其外在表现则是研发资本的投入、获得的金融支持。资金的供求双方通过研发的金融性实现了实体经济与金融要素的结合。

由于研发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研发活动所涉及的各方面的专业技能很难被一家企业同时掌握，而且一家企业也不愿意独自承担巨大的风险，因此企业间的互补和合作就必然会产生。在同一个技术研发链或者相关技术领域的企业，就会很容易地集聚到一起，或者形成多方合作的网状结构，集聚性和网络化也就越来越成为研发活动的一种重要特征。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越来越呈现出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特征，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技术改进等研发活动也出现了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新趋势，各种研发工作不再由单一机构独自完成，而是由多个研发能力互补、利益相关的研发机构共同实施和实现。这种技术创新的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行为互动，使得研发活动也成为多个行为主体的系统集成。在这种新的系统集成研发模式下，各企业和其他研发机构一起共建实验室或者工程技术中心，建立各种形式的技术联盟与合作，形成多方合作共赢的网状研发关系，即研发网络。在一个研发网络中，各研发机构可以将精力集中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而将不擅长的工作交由网络中的其他合作机构去完成，从而大大提高了研发产出效率，降低了研发成本。通过网络式的合作关系，企业专注于发挥自身的核心能力，与合作伙伴共同形成组合优势，产生资源协同效应，更易于实现技术突破。通过合作创造的价值使得研发网络的各方都能受益，而这种协同价值是任何一方单独行动无法实现的。

在网络化范式下，研发活动将更多地采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将技术创新所涉及的各种资源、信息和行为主体都集成到一起，形成网络化的研发系统（见图3-2）。研发网络中不仅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组织机构，而且组织机构间的联络关系也错综复杂。但是，通过网络间的协调配合，它们能够在共同的目标指引下相互协作、相互影响，使得整个研发网络呈现出整体性和协同性。

上海文广的无线互动电视研发就是研发网络的一个典型案例。2008年3月，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与英特尔达成合作协议，联合推出无线互动电视，以期“引领电视行业进入2.0时代”。在这个新的电视业务模式中，电视节目与节目互动内容绑定，节目频道变换的同时，观众看到的互动内容也随之改变，电视台则可以在现有的频道中自由增加各种丰富的互动内容，甚至通过这个平台进行在线调查，发布信息和提供广告服务。

在这个项目合作研发过程中，无线互动电视的收发方案是由凌讯科技提供的，而互动解决方案是由尚视互动提供的。英特尔作为平台厂商，提供基于迅驰技术的计算方案和总体开发协调，而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则负责提供电视节目内容、运营和市场推广。为了更好地进行研发合作，凌讯科技与数码消费类厂商北京华旗合作，共同推出了基于凌讯科技解调芯片设计的地面数字电视USB电视棒产品。在这个技术基础上，消费者只需要将电视棒插在个人电脑上，就可以收看电视台播出的地面数字电视节目。

英特尔在这项合作研发工作中扮演着平台集成商的角色，其迅驰计算技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英特尔平台的笔记本用户只需购买一个接收器，经过处理器的解码和视频功能，消费者就可以体验无线互动内容。为了在数字电视领域有更好的业绩表现，英特尔还与国内该领域最大的天柏集团达成了战略合作，联手研发交互式芯片。鉴于凌讯科技的重要性，英特尔此前还向凌讯科技注资4000万美元，间接影响了其研发活动（见图3-3、表3-2）。

从整个项目的研发过程可以看出，无线互动电视的研发是由多个企业相互合作完成的。在这个研发合作过程中，各企业相互支持、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通过专业化的分工相互协调合作。从研发网络的形成动力角度看，无线互动电视项目研发网络合作过程中存在两种重要的动力机制。其一是专业分工与知识共享机制。根据亚当·斯密的分工原理，专业化分工能够带来整体效率的提升。实际上，作为有限理性的企业，不可能掌握技术创新所需的全部知识和信息，也不可能准确把握研发过程中的所有不确定性，但如果不同的企业单位或者服务机构联合起来，其并集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却是相对完全的，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从而产生完整的技术体系和系统解决方案。其二是风险分散动力机制。由于研发活动是一个高风险工作，因为在项目研发的各个环节都有着不同的风险，而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项目研发则具有风险累加性，每个阶段性研发工作都需要增量投资、增量的人力资源投入，同时也面临增量的研发投入风险。任何一个阶段的决策失误或者投资、运作失误都可能造成整个项目系统的前功尽弃。如果采取研发网络的合作模式，由各个节点企业分别负责各自擅长的业务领域，共同承担风险并分享收益，则更有利于项目目标的达成。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活动面临社会环境的约束，存在社会嵌入性风险。研发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大部分，是围绕科学技术创新的一系列创造性活动。由于科学技术具有自然属性，同时还具有社会属性，因此研发活动不仅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同时还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研发活动的创新成果有可能推动社会的巨大进步，同时也可能给社会带来一些潜在的灾难（例如原子能与核工业技术、转基因与生物克隆技术），可能导致人类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使得社会网络结构和关系发生剧变。因此各种社会环境因素必然会对研发活动提出一定的制约，使之始终处于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研发活动是镶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与社会环境实现互动，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生活服务等各种环境，而且总是处于这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之中，这就是研发活动的社会嵌入性（见图3-4）。

研发活动的社会环境约束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结构体系、社会文化观念、社会政策制度、社会信息传播、社会信任关系等多个方面。社会结构体系是指社会整体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各个方面。社会结构中的各个节点的认知观念及其相对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研发活动的态度倾向和约束影响力。社会文化观念是指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各种观念、风尚、需求、习惯、伦理、心理倾向等，决定了社会成员对研发活动的态度倾向。社会政策制度指社会构成的基本制度、法律法规、政府的政策导向、经济制度体系各种行为规范和行为导向的总和，对研发活动起着直接的约束作用。社会信息传播包括信息的产生源、传播渠道、媒体舆论导向、信息传播的技术与传播速度等因素，因为其对社会文化观念起着引导作用，因而会间接对研发活动造成约束。社会信任关系指社会成员的信誉信用、相互间对承诺的信任程度等，其中政府作为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机构，其政策抉择和监管执行的公信力对研发活动的影响非常重要。

通常我们谈到研发活动的社会环境，更多的是探讨如何优化社会环境以支持研发活动、促进技术创新。但是，研发活动并不总是被社会环境所接受，社会环境对研发活动的作用也并不总是正面的。如果研发活动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社会环境对研发活动产生抑制作用，对研发机构来说就会出现风险。这种风险不是由技术本身带来的，也不是由资本短缺、市场竞争等经济因素直接导致的，而是由社会网络关系带来的，是研发活动在嵌入社会网络关系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因此称为社会嵌入性风险。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转基因育种研发项目。转基因育种就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从一个生物体中提取结构、功能清楚的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以获得新性状、培育新品种的过程。2011年，全球29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达到1.60亿公顷，占全球作物种植总面积的10.7%。美国在全球转基因作物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球的43.0%。近20年来，中国在转基因作物育种领域也紧跟世界步伐，有了较大发展，列入研究清单的项目主要包括转基因抗虫棉、抗病毒水稻、抗青枯病马铃薯，以及抗赤霉病、白粉病及黄矮病小麦等。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随后农业部在此基础上发布了4个配套规章《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管理办法》。2006年，中国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技术列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200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将在15年内投入资金240亿元人民币，用于优势基因的挖掘、转基因品种选育和转基因作物品种的产业化。2009年，中国第一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水稻品系“华恢1号”和“Bt汕优63”获得安全证书，开始进入后续的品种审定，申请加工证书和经营证书，进行商业化种植。

但是，研发活动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在转基因育种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对其安全性一直存有疑虑，这种疑虑在转基因水稻临近商业化的时候，在诸多社会知名人士的参与下和媒体的推动下演化成了一场社会争论风暴，争论的论题远远超出了生物技术的范围，涉及法律、伦理、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参与方包括了媒体、国际组织、科研院所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普通民众面对海量的信息，也根据自身的理解和判断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争论拨动了公众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敏感神经，安全证书本身的含义已经完全被忽略，而且无论是农业部官方辟谣，还是61名院士联名上书，都未能平息社会各界的争论。随后《人民日报》、央视和新华社等媒体开始明确表态，新华社发文称转基因食品是“大趋势”，央视发表评论称转基因尚未发现任何有科学根据的安全问题。但是，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和社会公众的质疑，转基因水稻作物的后续品种审定、加工证书和经营证书的申请一直没有获得主管部门的审批。2014年8月17日，两个转基因水稻作物的安全证书到期，安全证书的续期申请也没有按时获得通过。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目前来看还是遥遥无期。

在转基因育种项目的研发过程中，研发活动的社会属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出于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的考虑，社会各界不能顺利接受这项新技术，社会环境对研发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是新技术产品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由社会网络关系的反作用带来的。这种制约作用带来的风险与技术风险、资金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等都不同，是研发活动在嵌入社会网络关系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是一种社会嵌入性风险。

面对研发活动的社会嵌入性风险，我们必须建立相应的防范体系。首先需要认识到，研发活动具有社会属性，要充分意识到研发活动的社会嵌入性风险，对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效应要有充分的认识，进而防患于未然。这种事先的防范，包括事先进行安全性检验、做好媒体沟通和普通社会公众教育，并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尤其是主动配合政府主管部门建立监督检查机制。要认识到这种监督检查机制不是在制造麻烦，而是为未来更好的发展铺平道路。与此同时，政府监管部门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主动了解技术发展的最新动向，与研发创新部门共同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并及时将检测结果向社会公众公开，树立政府的公信力。在媒体宣传管理方面，应该加强对公众的宣传和教育，让普通民众能够接收到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普宣传教育，培养人们对新技术产品及其安全性的科学认识。在这方面，媒体自身也应该树立公平公正的态度，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用科学严谨的眼光审视事态的发展，客观公正地履行舆论监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