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宣王中兴 昙花一现

本章提要 宣王是西周王姬静（约公元前827-前782年）。厉王与民争利又禁堵言路，民愤极大，被“国人”驱逐。宣王继位后，有针对性实行改革，对外主动征战并连连取胜，周室威信有所恢复。

积弊：厉王暴政

西周灭商建国之初，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几代人励精图治，特别是周公制礼作乐，40年刑具不用，四方来贺，民众富裕，被誉为“成康之治”，成为儒家千百年最向往的时代。然而，明君难终。《诗经》第一首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众所周知，这诗写一个君子追求一个漂亮又贤惠的女子，没追求到，夜里怎么也睡不着。殊不知，这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专家学者认为，这诗实际上是批评康王沉湎女色，疏于朝政。康王后期还好战，劳民伤财，导致后任南征伐楚全军覆没；同时变得嗜杀，社会经济开始衰落。康王没丢江山，只是侥幸。康王之后，一个个周王似乎只继承了康王的侥幸。

我难免不想：既然周公已经“发现”授命的“天机”，制定了那么完备的礼乐制度，怎么不多出几个“明君”？在《中国盛世》一书，我凭直感写道：

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了”，意思说：第一代人是亲兄弟，第二代表兄弟，第三代就基本没什么亲戚感情。西周开始分封的时候，那些诸侯不是亲兄弟也是开国功臣，跟天子当然很亲，很感激，很忠诚。下一代，亲情必然疏淡一些，感恩也不同——因为他继承其父，而不是直接从天子那里接手，这样对天子的忠诚度也就自然减弱一些。再下一代，再淡化一些。如此下来，经过几代十几代淡化，还能残剩多少亲、多少恩、多少忠？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何况，你周王也不是个个像成王、康王，而像厉王、幽王的倒不少。一家之父母如果像成王、康王，那么子女争吃争穿可以请父母做主。如果像厉王、幽王，那只好兄弟自己大打出手。春秋战国时代就这样，天子衰落得跟庙里的泥塑菩萨一样，形同虚设，诸侯之间争权夺利，烽火连天。

欧洲中世纪有个特征：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先秦分封结果就如此，人们只感恩直接给我饭吃的主人（诸侯），不认给主人饭吃的主人（天子）。孔子周游列国，谋求施展理想抱负的职位，却到了离京城很近的地方也没去朝见周王。周王仅剩京城附近一小块地盘作“生活费”。稍想多些开支就得向各封国讨，打仗则要靠各封国临时派出兵马粮草。农村迄今可以常见：几个儿子分家，父母仅剩自己一间房，初期感情尚好可以几个儿子家轮流吃饭，随着感情变淡，父母像足球样在几个儿子家踢来踢去，两老只好自己另起炉灶，甚至外出流浪。分封制更是如此，注定不可久长！

《中国改革通史（先秦卷）》从理论高度剖析：

在“尚德”原则之下进行的宗法分封的政权体制建设，确实保障了周初政治的稳定。但是，当“尚德”与宗法制结合为有形的行政机构时，便不再具有周初透过不断的武装殖民性质的封国时期的活力。不管是血缘宗法制还是政治宗法制，它最有效的功能便是稳定内部秩序，增强一致对外的实力。然而，内部秩序的稳定，必然造就对“尚德”的否定，最终改变“德”的实际内涵，即由周公一代的“保民”演变为“保王”。所以，对西周宗法制的研讨，不在于是否“嫡长子继统”或“一世一及继统”制，只要它渐变为一种封闭的机构和僵化的行政制度后，便不可能从它之外吸取新的活力，历史发展本身便可以使之自然崩溃。

我觉得这一段论述非常深刻！不仅西周如此，此后汉唐宋明清等“家天下”莫不如此，几千年一遍遍重复而已。一个个造反夺权，然后祭起儒家大旗，唱着“保民”的口号行“保王”之实，随着时间推移破绽越多，迟早有败露真相的那一天。

西周共传十三代，其中第十代姬胡，谥号“厉王”，意指暴虐，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被冠以此号的帝王之一——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暴君少，而因为谥号系其后人加封，为尊者讳。不过，有的学者认为厉王被污名化。在金文（青铜器铸文）中只称他“刺王”，而没称“厉王”。“刺”训字“烈”。《谥法》:“安民有功曰烈，秉德遵业曰烈。”这才是宣王对厉王的真实评价。孰是孰非我不敢认定，还是从众吧！一般说厉王一方面大搞“国进民退”，把大大小小的行业收归官府经营，与民争利，贵族和平民都很不满。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特在他《历史的教训》一书中说：“在上千年的历史中，十多个国家都有过社会主义者的改革实验”，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的苏美尔时期，并说“中国也曾经尝试几次国家社会主义”，所举例是汉刘彻及王莽时期。如果该说法成立，那么我想应该提早到周厉王时期。周厉王在“国进民退”的同时，大搞“红色恐怖”（周朝崇拜红色），派秘密警察抓所谓诽谤者，残酷镇压，导致人们见面不敢说话而只能用眼神示意……

为此，我十分惊讶，一方面感慨于中国“文字狱”历史之悠久，另一方面则感慨于中国“文字狱”的历史倒没停滞，完全与时俱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也是一个非常可怕工具。它不仅能看，还能“说”，照样传递不满与愤怒。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古代刽子手往往要蒙上对方的眼睛，老农要驴磨面也会蒙上它的眼睛，周厉王却不知。他自我感觉尚佳，还以为万民拥戴，社会和谐，得意说：“怎么样，没人诽谤朝政了吧？”大臣召公冒死驳一句：“只不过堵人们的嘴而已，并没有解决问题！”现代还常见一句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则溃”，就是从这里来的。

周厉王之后的帝王就越来越“聪明”了！秦始皇不仅堵人们的嘴，还蒙人的眼——焚书。汉帝们又进一步，只让看被篡改的儒书，混淆是非。宋之后发现“天下”远不只是“中国”，朱元璋们又拼命实行“海禁”，让人看不到更先进的文明。日本电影《追捕》中有这样一幕：精神病院大楼顶上，罪犯集团成员医生唐塔指着痴呆的横路近二，对被劫的检察官杜丘说：“真是幸福的人啊！人的野心、欲望和反抗心理全都忘记了，正在欢度他的余生！”用这话引导杜丘从楼上跳下去。帝王为了自己龙椅稳定，也是像唐塔那样引导人民“欢度他的余生”。当前某个小国为让人民相信它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仍然这么干。

所幸唐塔强迫杜丘吃的药物被他偷偷吐掉，神志不清是伪装的，一旦看清真相，立即反击。许多民众的愚忠，其实也是被迫伪装的。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揭露：“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稳定。但这种稳定并不是太平，它只是缄默而已。”这种“缄默”不会久长。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甄鹏说：“专制国家的稳定是表面的，它依靠国家机器把人们的不满压制起来，而不是疏导和化解。人们的真实愿望被扭曲成服从和麻木。须知，矛盾压制得越厉害，就会爆发得越猛烈。”

仅仅三年后，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意义的一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有了不间断的文字记录，从半信史时代步入了信史时代。当然，文字记录不乏有意造假，信史时代的历史也不一定都可信，早在周初年开始就不断有人作伪书，所以孟子感叹：“尽信书，不如无书。”这是题外话。这个时期历史记录虽然年年有，但本书可利用的极少，因此本章仍只能简单介绍。

那么，这第一页中国历史记录记下了什么？记下的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国人”不满到极点，群情激奋，团结起来将厉王赶跑！当时，国都城内的人称“国人”，城外的称“野人”或“鄙人”。“国人”中有贵族，也有平民，包括百工、商贾及下层奴隶。这一事件史称“国人暴动”或“国人起义”。因为厉王被从国都镐京（今陕西西安长安区）驱逐到一个养猪的地方去（今山西霍县）了，所以又被称为“彘之乱”。当时的“国人”还算比较文明，只是将暴君赶走了事，没有追杀。大臣们推举召虎、周定公两人共同行政，号为“共和”，史称“共和政治”。

14年后，厉王在彘死了，召虎公开了一件惊人的秘密：当年“国人”围攻王宫时，他把幼小的太子静藏在家里，让人们杀的是他自己的儿子。现在，他和周定公主动还政，拥立长大成人的太子静，即周宣王，共和结束。这14年虽然有不间断的文字历史，但没什么大好事，也没什么大坏事，挺平静。这个传奇故事，跟少康遗腹子逃亡有几分相似。

不过，据战国时代魏国编著的《竹书纪年》记载，所谓“共和”实际是人名，一个叫“共伯和”的人执掌厉王被逐后的朝政。《竹书纪年》较《史记》早，一般认为更可信。

新政：有的放矢

宣王的王位来之不易，但他并不珍惜，沉湎后宫，疏于朝政。幸运的是他有个好妻子姜氏。我曾在《中国盛世》中写道：“风水轮流转，两周时期美女多出姜家，两汉时期美女多出窦家”。不信请读《诗经》，当中写有几位姜姓美女。所以，我们有理由想象周宣王的这位姜氏也是美丽的，出乎意外的是这姜氏深明大义，主动摘掉耳环簪子请罪，说她让周宣王起了淫逸之心，必然导致铺张浪费，进而天下大乱。周宣王听后大为感动，从此勤于朝政，给中华文化留下一个“姜后脱簪”的典故。

宣王重用召虎、周定公、尹吉甫等贤臣，效法成王、康王的成功经验，针对其父的弊政实行改革：

——厉王搞“文字狱”，他就广开言路，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并警告官员不得贪污，不得鱼肉乡里，不得纵酒闹事。铜器“毛公鼎”记载宣王所发的政令，有毛公的签字才生效，表明当时的朝局并不太专断。

——厉王搞“国进民退”，他就搞“不藉千亩”。以前每年春耕时，天子举行“籍田礼”。可是因为集体耕种公田之法难以继续，籍田礼名存实亡，于是宣王废除此礼，官府放宽对山林川泽的控制，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

就这样，国内形势很快开始好转，诸侯恢复来朝，周室威信有所恢复，军力壮大。

周初，西北部的戎狄渐渐发展壮大。从此，“戎狄交侵，暴虐中国”。周王曾经被迫迁都到犬丘（今陕西兴平南），也曾兴师北伐但失败。宣王安内后，便着手努力解除外部威胁：

——伐西夷。前824年开始大规模反击戎人，尹吉甫率师进攻至今甘肃镇原一带，迫使西戎向西北退去。同时对昆夷（西北古族）和猃狁（秦汉前称匈奴）发动战争，令他们不再敢进犯。我们可以从《诗经》读史，如《出车》：

我出我车，于彼牧矣。

自天子所，谓我来矣。

召彼仆夫，谓之载矣。

王事多难，维其棘矣。

这些史诗都较长，这里所摘只是开篇一小段（下同）。这诗大意是说：从天子所在的都城，调出我的战车，召集车夫，准备出征。边境有难，我们可不能大意！还有一首非常漂亮的诗写这段历史：

岂不日戒，猃狁孔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士兵返乡途中回忆：哪一天能不严加戒备？猃狁人凶险得很。想当年上战场时，杨柳青青。如今回来，漫天大雪。回乡之路如此遥远，饥渴难耐。我的心非常悲伤，但没人能理解！这位士兵的哀伤，简直是我们民族之痛，延绵了好多个世纪。

——征淮夷。前826年命召虎等率军讨伐，沿淮水东行，使那一带方国中最强大的徐国（今江苏泗洪一带）臣服。各方国迎接王命，进献贡物。试读《诗经》中《江汉》：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

匪安匪游，淮夷来求。

既出我车，既设我旟。

匪安匪舒，淮夷来铺。

这诗大意是：长江和汉水波涛汹涌，我们的战士奋勇前进。他们可不是游乐，而是为了平定江淮一带的叛乱。我们的战车已经出征，军旗高高飘起。这不是为了嬉戏，而是为了平息淮夷。又如《嵩高》：

嵩高维岳，骏极于天。

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维申及甫，维周之翰。

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大意是：那巍峨的岳山，直耸云霄。太岳降下神旨，生姜姓二氏，是国家的栋梁，是四方国家的保障，又像四方边疆的城墙。

——征南国。征讨申戎（今陕西、山西间）、条戎（今山西运城中条山北）等，但只有征申戎取得胜利，其余均告失败。

后续：明君难善终

殊不知“姜后脱簪”的作用有限。也许是红颜易老之故，姜后魅力不再，甚至红颜薄命，总之周宣王的“妻管炎”很快痊愈。他又变得深居宫中，贪图享乐。同时，他变得过于好战，后继乏力。前789年伐姜戎，军力几乎丧失殆尽，他本人也差点被俘。此外，他还不注重生产，却要“料民”即调查人丁户口以加强税赋。兵役和徭役过于沉重，农奴纷纷逃跑，不少田地成草场。他逼迫鲁国废长立幼，不服就出兵讨伐，不仅使鲁国陷于混乱，“诸侯从是而不睦”。诸侯不再肯出力保卫王室，有的甚至蓄谋叛乱。他本人晚年也重现危机，贵族感到不妙，用脚投票。

仅仅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宣王就要杀大臣杜伯。杜伯的朋友左儒挺身而出，宣王怒斥：“难道你眼中只有朋友，没有国君？”左儒说：“国君有理我服从国君，朋友有理我支持朋友。现在国君要冤杀朋友，我当然要进谏。”宣王更怒：“我偏要杀他，你能怎么样？”左儒说：“我愿陪他去死！”宣王说：“我偏不让你死！”结果，还是杀了杜伯，将左儒押送回家，左儒便在家中自杀。其实，宣王也内疚。有次打猎，恍然见杜伯从路边左侧蹿出来……宣王吓坏了，尖叫一声，再也没醒来。接班的便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幽王，“烽火戏诸侯”就是他干的，十年就彻底断送了西周江山。

所以，“宣王中兴”颇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宣王时期不但没有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反而暴露了统治力量的虚弱”；有的教科书甚至说“宣王中兴”名不符实。

日本学者平势隆郎在《中国的历史》一书中评论：

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即使对于因社会形态迥异而产生的不同王朝，人们都能将这一王朝理想化来为己所用。持续到战国时代的周王朝对于战国时代的诸侯国而言，无疑是各国想直接继承其权威的对象，同时也是各国希望扳倒其权威的对象。

该书甚至说：“我们也能从若干制度的利用状况看出周宣王时期被认为是理想的时代……这时仅仅恢复了周厉王的年号而已。”

反思：李煜为什么当不了皇帝

周宣王跟他老祖宗康王一样晚节不保，我这里不做人物评价，就不计较了，姑且只论其好的一面。厉王很糟，宣王如果跟他一样，尽管有召虎、周定公等贤臣辅佐，也非常可能被驱逐。“国人”既然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更容易。所幸宣王明了这点，有意识地跟父辈切割，有针对性实行改革，赢得民心，恢复国势，进而征战四方，全面复兴。能如此，历史上也是不多的。

南唐是大唐之后江南一个较有实力的小国，但生不逢时，敌国林立。其前身是吴国，虽然国势强盛，但不仗势欺人。919年吴军大败吴越国时，部将建议乘胜穷追吞并它，彻底解除后患。丞相徐温却告诫说：

天下离乱久矣，民困已甚，钱公（吴越君主）亦未易可轻。若兵连不解，方为诸公之忧！今战胜以惧之，戢兵以怀之，使两地之民各安其业，君臣高枕，岂不乐哉！多杀何为？

徐温将军队撤回，而派出使者与吴越和谈，双方保持20多年友好关系。不久，吴国改国号“南唐”，李昪勤于政事，变更旧法，但继续与吴越和睦相处，与民休息。他常说：“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肝脑异处，膏涂草野？”941年，吴越都城失火，宫室、府库、甲兵焚尽，君王则大病，将帅们纷纷建议出兵，事半功倍。李昪却坚持说：“疆域虽分，生齿一理，人各为主，其心未离，横生屠戮，朕所弗忍。且救灾邻，自古之道。”结果，不仅没出兵，反而送去大量救灾物资。在五代十国那个“礼崩乐坏，文献俱亡”的纷乱时代，南唐却出现“儒衣书服”景象，很像春秋时代的邹鲁。李昪去世的时候，还特地遗嘱太子李璟：“善交邻国，以保社稷。”李璟即位后却改变国策，大规模对外用兵，消灭西、南马楚与闽国。然而，他满足于此，变得贪图享乐，政治腐败，弄得有点像周厉王时的怨声载道。对外则变妥协，屈从后周，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南唐后主”李煜继位，像宣王进行一些改革，如针对当时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问题，李煜创设民籍和牛籍，连鹅生双蛋、柳条结絮都要抽税，指望能借以缓解国难。但因触犯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以失败告终，民心也失散。对于北方威胁，朝野充斥着悲观颓丧，李煜本当重振人心。可他只乞求佛祖慈悲，到亲自为僧尼削揩屁股“厕筹”的地步。对外一味妥协，只是忧心，每天与大臣借酒浇愁，悲歌不已。他下令自贬礼制，如“诏”改称“教”，降诸“王”为“公”，以避讳宋朝。情报说宋军在荆南造战舰，请求秘密派人焚烧，李煜吓坏了，生怕惹怒对方，哪敢批准。

几年后，宋军果然南侵，李煜这才下令烧宋船，可是迟了。偏偏天公也不作美，突然北风大作，反而焚及自身，南唐大败。李煜两次派大臣出使北宋，进奉钱财，请求缓兵。赵匡胤回答了那句著名的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反过来，宋不也是南唐的“卧榻之侧”吗？李煜继位时，赵匡胤刚将北周篡为北宋，又忙于对付北汉及辽的战争，李煜为什么不趁机振作起来，与北汉、辽联手南北夹击宋？李煜天真地幻想安稳做北宋的臣子，“酣睡”14年，以至宋灭了北汉转而南下到金陵，他还不敢相信。登城巡视才发现，城外已遍布北宋旗帜，围得水泄不通。李煜做了俘虏，只能写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类凄美无比的诗句，赵匡胤还是难容，剥夺他继续“发愁”的权力。

如果周宣王像李煜，对内改革失败，对外满足于称臣，不积极备战，不主动出击，很可能也做了别人的俘虏。

汽车司机不喜欢开太平直的路，因为视觉疲劳发困，容易出事。当皇帝跟当司机一样，也不一样。一样是都怕车毁人亡，因此司机希望有些坡弯让自己手脚动动保持高度警惕，皇帝却过于怕风吹草动，只想风平浪静抱着美女睡大觉。当然，百姓也希望平稳。问题是要发展就得主动求变，切实解决问题，承受必要的颠簸。李煜能“酣睡”几时？宣王主动改革，主动出击，晚年倒是在深宫“酣睡”了好些年，寿终正寝。当然，应当让宣王离岗回家“酣睡”颐养天年，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