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53-1985年苏联历史的回顾与思考——《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中文版“译者的话”

去年（1987年），在研究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这段苏联历史的过程中，我阅读了近几年俄罗斯出版的一批人物评传和回忆录等著作。其中有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著作的回忆录《耽误了的痊愈（1953-1985年）——当代人的见证》，由莫斯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里封上刊登的简介中说“作者叙述了他对斯大林去世到改革开始之前我国历史上这段复杂和重要时期的回忆和思考。在这段时期中，他从‘近处’进行了观察，有时还参与了各项重要的政治事件，并直接为许多政治领导人做过工作。”这部回忆录对我研究勃列日涅夫这段时期提供了不少帮助。我觉得，如能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出版，可在不小程度上有助于我国读者增加对斯大林去世后苏联这段历史的了解。因此我建议新华出版社出版此书的中文版，这个建议得到了新华出版社领导的支持。

于是我们就与作者联系出版中文版事宜。作者对此欣然表示同意，并告诉我们，他已对他的回忆录的第一版（俄文版）作过修改，并已出了第二版（英文版），由美国兰登书屋于1993年出版发行，他还给我们提供了英文版本。作者希望中文版的译文按照英文版进行校核和补充。我们这个译本就是根据第一版俄文版翻译，再按第二版英文版校核和补充的。

对照这本回忆录的两个版本可以看出，两个版本的大部分内容是相同的，但也有不少不同之处。首先是书名不同。第二版英文版的书名为《制度——苏联政治中一位知情者的生活》。英文版用“制度”二字作为这本书的书名，意在帮助读者看到苏联人民从斯大林去世到苏联解体近四十年的时间中经历了哪些重大的政治事件，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从而更好地了解什么是苏联的制度和俄罗斯用以替代这种制度的可能的前景。美国副国务卿斯特罗贝·塔尔伯特（此人原为美国苏联问题专家，曾任美国驻苏记者和美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为英文版写了一篇相当长的前言，一开头就对英文版的书名提出了他的解释。他说，“现在苏联已不复存在，但是有一个问题却仍然使人感到伤脑筋：这个跨越了11个时区、占有六分之一地球土地面积、毁灭或饿死了成千成百万公民，却又是把第一个人送上宇宙、赢得了一个超级大国称号、在40多年时间中使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关注的不寻常的政治大杂烩，实际上究竟是什么？回过头去看，苏联实际上从来不是一个有生存力的国家。它的2亿8000万人口讲着太多的各种语言，彼此有着太多的怨恨，都不喜欢把他们紧紧地捆绑在‘全联盟’首都莫斯科的联系中。苏联实际上也不具有帝国的特征，尽管人们常常把它称为帝国，这样称它的最有名人物当属美国总统里根。俄罗斯通常被认为是这个帝国的宗主国，可是到头来俄罗斯也只是这个各族人民的监狱中又一个不满的囚徒而已，当监狱大门被打开时，它也要求走出这个监狱而成为又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苏联既不是一个国家，又不是一个帝国，那么它又是什么呢？我想，最好的名称就是阿尔巴托夫用作他的书名的那个词，即苏联是一种制度，而根据我的辞典，制度的意义就是‘由许多从属于一个共同计划或服务于一个共同目的不同部分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统一体’”。

其次，如果把第二版同第一版相比，就可发现两个版本在结构上也有较大的改动。首先，第一版只写到1985年为止，第二版则写到苏联解体之后，还增加了一个很长的跋——“改革及其以后”。作者在跋中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评论。另外，作者把此书的章目也作了调整。第一版共有九章，第二版扩展为十章，增加了第二章“我的家庭、我的青年和战争年代”和第十章“研究所：我们如何‘发现’了美国”。这两部分原来在第一版中都收录在附录中，作为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的材料。第一版中原来单独有“关于那个时期的几个领袖人物”一章，即第九章，第二版中这部分内容不单独设章，而合并到第九章“停滞年代”中。这样调整之后，全书章目比第一版显得更加前后连贯和完整了。

第三，作者在第二版中对苏联当年某些政治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也有修改之处，看来这反映了作者在1985年后对苏联那段历史中的一些人和事的看法在思想认识上的发展。但第二版英文版中在有些地方把俄文版中原有的、有关反映苏联当年围绕某些政治事件而进行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上的争论的比较详细的材料和叙述，作了压缩或精简。这也许是出于考虑美国一般读者对这些细节不一定有太大兴趣的缘故。可是在我们看来，这些材料对中国读者了解苏联来说却是很有用的，也是中国读者会感兴趣的，因此我们在中译本中仍予保留。第一版俄文版的附录中还有两节，一节题名《军方是如何“整”我的》，另一节题名《跟随库西宁所做的工作》。在第二版英文版中，前一节内容被融入第七章，后一节则被删节。这一节内容主要是介绍库西宁如何看待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的思想观点。我们觉得，这些材料我国读者是会有兴趣的，所以我们仍把这一节作为附录保留。

至于书名，我们感到，第一版俄文版的书名有些过时，第二版英文版的书名令我国读者费解。因此我们另起了一个书名：《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符合本书内容且容易为我国读者理解。

我还想说明一下出版这本书中文版的几点想法。

我首先考虑的是作者本人的情况。格·阿尔巴托夫出生于1923年，是苏联2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父亲是犹太族人，因而他有一半犹太血统，这种血统关系使他在苏联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有不少特殊的遭遇和感受。他年轻时参加了卫国战争，战后，他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外文出版社、《哲学问题》和《新时代》杂志社当过编辑，后来又到苏共中央机关工作多年，曾为苏联领导人库西宁、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后来又为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工作过，曾参与苏共中央一些重要文件和苏联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的起草工作。从60年代后期起，他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苏联科学院，是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创建了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并长期担任该研究所所长。他曾是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他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名政治活动家。他的国外阅历也比较广，小时候就到过德国，目睹了希特勒上台时德国的情景，60年代以后同美国和西欧各国有很多交往。因为是学者，所以他比较强调尊重事实和科学，对很多问题有他自己的看法；因为是政治活动家，所以他比较接近领导层，从近处观察到了很多事情，堪称是一位“知情者”。这样一个人物对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几十年经历进行的回顾和反思，反映了苏联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无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看过本书后感觉到，作者对这部回忆录的写作态度是严肃和认真的。他从1987年开始写作，曾经数易其稿，到1990年才完稿。他认为，他这一代人应根据自己的阅历把后斯大林时期的详细历史写下来，要趁这段重要和复杂的历史时期的许多事件的见证人和目击者还活着的时候，让他们把话说出来，尤其是那些曾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些事件的人，以便总结历史经验。这就是促使作者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从书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对许多事件和问题的叙述和评论是坦率和敞开的。

其次我考虑的是本书包含的材料和内容。我觉得本书的材料很丰富。书中讲到的很多事情和内幕，是我们中国读者，包括许多苏联问题研究工作者在内，所不知道或不清楚的。从内容上看，本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跨度大。一般回忆录往往只写某段时期和某些事件，而这本回忆录几乎涵盖了作者所经历的苏联整个后斯大林时期，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开始，一直写到90年代上半期的叶利钦时期。甚至通过对作者本人的家庭和父亲的叙述还涉及了斯大林时期，特别是30年代的镇压运动和战后初期的思想政治运动。

二是涉及的问题和范围十分广泛，几乎讲到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几十年中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从政治到经济，从内政到外交，从文化艺术到社会思想，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都涉及了。作者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看作是一个严重病态的社会，斯大林逝世后的几十年应该是苏联从病态中痊愈过来，恢复社会正常生活的一个过程，但是由于革新和保守两种思想和力量的曲折和复杂的斗争和其他种种原因，这个痊愈过程被耽误和延迟了。这是本书的一条主线。围绕这条主线，作者对许多人和事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尤其是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领袖人物，作者根据自己同他们的接触和从近处进行的观察，作了相当详细的分析和评论。在第二版中，作者还补充了他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一些观察和分析，还对盖达尔所推行的“休克疗法”提出了否定的看法。由于作者的本职工作是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他对苏联这几十年中的学术思潮和学术领域方面的思想斗争和发展变化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又由于作者从事的主要是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书中对苏联对外关系的论述也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其中包括苏中关系、苏美关系、苏联同东欧国家关系、苏联的缓和政策和裁军政策等。

书中第三章《中国吹来的风》是讲60年代初中苏两党的论战的。阿尔巴托夫作为苏共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1963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而且是当时苏联中央发表的告苏共党员公开信的起草人之一。关于中苏两党的这场论战，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有名的题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讲话中，已作了深刻的总结。他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在提到双方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争论时，他还说，“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4页）邓小平同志对中苏两党的这场论战所作的这个原则性总结无疑是完全正确的。有了这个原则性总结作指导，我国学者自然还需要对这段两党两国关系的历史进行深入的具体的总结，以便吸取正确的教训，推进中俄两国面向21世纪的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两国的长期睦邻友好关系。而为了研究这段历史，了解苏方当时在论战中的观点和他们对论战的看法，这对我们也是很需要的。有趣的是，阿尔巴托夫在《中国吹来的风》这一章中告诉我们，中方当时反对苏共20大路线的立场，客观上倒有助于苏共中坚持20大路线的人加强他们在苏联的立场和地位，使他们在当时的复杂处境中借到了反击保守派的东风。这一点大概是我们当时进行论战时所始料不及的，现在读来对我们还好像是一条新闻。

我考虑推荐这本书的第三个出发点，是我们深入研究苏联历史和苏联与俄罗斯问题的需要。由于种种原因，应该承认，我们过去对苏联历史事实和历史情况的了解和掌握是相当不全面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对我们研究苏联历史和深入而正确地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带来不小的困难。不充分掌握可靠的事实材料，不弄清许多被歪曲了的历史真相，要想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那是很困难的。这些年俄罗斯出版了许多档案材料、回忆录和人物评传等图书，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研究材料。我国各出版社几年来已翻译出版了一部分，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图书材料我们还没有翻译过来。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可能多翻译出版一些这方面的图书材料。虽然现在俄罗斯的学者和作者不论在历史和现实问题上观点都很不一致，争论也很多，但只要他们的著作在探讨问题时态度严肃，并有丰富的材料，总可增加我们对苏联和俄罗斯的了解，而且对我们来说对比不同的观点也可更有助于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包括对本书作者阿尔巴托夫，俄罗斯学者中对他和他的观点的评价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我相信，他在这本书中提供的大量材料会有助于我们增加对苏联当代历史的了解，至于他的许多思想观点，我国读者也会在阅读之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参加本书翻译的都是长期从事苏联问题研究和翻译工作的离退休老同志，他们愿意发挥自己的余热，为苏联和俄罗斯研究继续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贡献。他们和他们在本书翻译中的分工是：徐葵（第一、第三章和跋）、张达楠（第四、五章）、王器（第九章中关于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部分）、梅沙（第九章）、韩维（第六章）、李禄（第二、第八章）、林野（第七章的大部分）、徐肇儒（第七章的一部分和附录）。本书最初按第一版从俄文译出，由张达楠通校；最后由徐葵核对俄、英文（第二版）两个版本，进行通校和增补。我们对新华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张首弟和资深记者、编审孙维熙等同志对我们翻译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因翻译时间比较匆促，错误在所难免，尚祈读者帮助指正。

（此文完稿于1998年6月18日，此书中文版由新华出版社于1998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