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景观掌故
天安门前的金水桥
提起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帝王阙内”为什么要置“金水河”？金水桥建于何时？金水桥的设计者到底是谁？
金水桥建造于何时
金水桥是天安门前跨于金水河上五座石拱桥之总称，天安门前的金水桥被称为“外金水桥”，也称“玉河桥”。
金水，古时象征神圣之意。《古今事物考》载：帝王阙内置金水河，是表示天河银汉之意。皇城外置河建桥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管子·乘马篇》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令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由此说明了古人与国都（城邑）设置和水的密切关系。
关于金水桥的建造年代，有几种说法。《天安门史话》称：“‘先有天安门楼，后有金水石桥’，紫禁城内、外各有五座金水桥，风格一致，属同一时期建筑，为永乐时营造北京城宫殿的产物，大致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北京古桥》载：“明代初，京城九座城门外原为木桥，明正统二年（1437年）改建为石桥，天安门金水桥是那时建造的，景泰三年（1452年）告竣。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进行过扩建。”《华夏名桥》载：“金水桥建于明代永乐十五年（1417年），初为三座桥，成化元年（1465年）改成五座样式的金水桥。清顺治八年（1651年）对其进行了大修，从那时至今的350多年里再没有大修过。”
其实，天安门建金水桥的历史可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后，“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建金水桥及端门、承天门各五间”，金水桥也称五龙桥，“在承天门外者称外五龙桥，居午门内者称内五龙桥。”朱棣称帝后，拟迁都于北京，于永乐四年（1406年）“诏命明年始建”北京宫殿，“悉如南京之制而弘敞过之”。北京是仿南京而建的，新宫建成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这也包括作为皇城重要装点的外金水桥，所以明宫城图中明确无误地画出了外五座金水桥，连桥前后石狮与华表的布置数量、位置也与今存实际相符。
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金水桥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初为木桥，景泰三年（1452年）换成石桥，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再度修缮，此后虽几经修整，但整体建筑格局没有改变。
金水桥的设计者究竟是谁
金水桥的设计者，历史上争议较多，至今没有定论。有学者认为金水桥的蓝本是元代宫城的周桥。元代宫城的位置要比明清的紫禁城偏北，其正门崇天门大体在今天故宫太和殿的位置上。周桥便位于崇天门前，其设计者叫杨琼。
杨琼，今河北省曲阳县人，出身于石工世家，其石雕技艺“每自出新意，天巧层出，人莫能及焉”。相传，当年修建大都宫城时，忽必烈在各地广招能工巧匠。其中招纳石匠的皇榜贴到了有“雕刻之乡”美誉之称的曲阳。可皇榜贴出了半个多月没人敢揭，谁都知道，这给皇家当差可不是闹着玩的。眼看快一个月了仍是无人揭榜，可急坏了曲阳县令。就在这时，有个叫杨琼的石匠揭了皇榜，不久他带着师兄弟十几个人去了大都。短短几年的光景，杨琼设计建造的十余座建筑石作，其中宫城崇天门前的周桥设计建造独具匠心，尽显天子风范。但见这石桥之上“皆琢龙凤祥云，明莹如玉。桥下有四百石龙，擎载水中，甚壮”。忽必烈上桥巡视后龙颜大悦，随即任命杨琼为石局总管。只可惜元代宫城于明初被毁，周桥也未能幸免，但周桥的建筑图样（设计图纸）得以幸存。明代皇城的建造者在修建金水桥时，把元代周桥的样式“移植”而来，用以营造承天门（清顺治八年，即1651年更名为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并排七座，每桥三孔。“七”与“三”均是奇数，这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中最高等级标志。
另一种说法是，金水桥为明代石匠陆祥雕造，他是苏州金山人。历史上金山一带以细石匠知名。早在朱元璋营建南京时，陆祥就已是非常著名的石匠了。
朱棣营建北京宫殿，又专门把他征调到了北京，由他来掌管北京宫殿、坛庙的石活。今天北京的不少明代遗址中的石作大多是陆祥主持或设计完成的。《苏州香山帮建筑》称其技艺“有巧思，尝用石方寸许，刻镂为方池以献，凡水中所有鱼龙荇藻之类皆备，曲尽其巧”。据传，因其修建北京城有功，特别是天安门前金水桥的建筑格局颇受朱棣的青睐，由此被封为工部侍郎，官至正三品。但陆祥无意久在京为官，待修建完北京城后便告老还乡了。
金水桥为何等级森严
金水桥地处皇城之外，天安门前的五座汉白玉石桥对应着天安门的五个门洞，东西另有两座石桥各自对应着太庙和社稷坛的大门。明清时，经过金水桥的人员有着极其严格的等级界限。
正对着天安门中门的石桥称“御路桥”，属于天街御衢的一部分，是明清两代皇帝出入皇城的必经之地，只允许万人之上的龙靴游走。因是皇帝御行之桥，所以桥的栏杆望柱上雕刻的是云龙纹。皇帝每年冬至往天坛祭天，夏至去地坛祭地，孟春赴先农坛耕耤田，均要经御路桥出入天安门。
御路桥左右两侧的石桥称“王公桥”，也称“皇族桥”，正对着天安门中门左右的旁门，供皇室成员、亲王大臣通行。“王公桥”东西两侧的石桥称“品级桥”，正对着天安门五座大门左右最外侧的门，是供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通行的。而在太庙和社稷坛门前的两座桥比“品级桥”还窄，且为单孔，称“公生桥”，是供四品以下官员、兵弁（士兵和低级武官的总称）、夫役、太监来往的。
清代皇帝到天坛和先农坛祭祀时，其仪仗和辇轿，王公大臣和兵役、太监等先按五路纵队齐出天安门，然后按等级分七路纵队通过外金水桥，到大清门时又合并成三路纵队。这种引路上的等级，明清两朝称“扈从仪仗”。但按等级经过金水桥的规定只是随皇帝出入时使用，平时不管是几品官员上下朝，一律走天安门两侧的“公生桥”。
金水河源自何处
金水桥下之金水河源于京西玉泉山，据《元史·河渠志》记载：“金水河源出于京西宛平县玉泉山，流至义和门南水门入京城，故得金水之名。”《大清一统志》称“元时名金水河，以其自西门而入，故名”。按照古代五行学说，西方属于金，故元代称之为“金水河”。
另据史料记载：远在辽金时，西山之水便被引入今天的北海和中南海，元代下游水道被圈入禁苑。《日下旧闻考》称：“护城河西面之水，自紫禁城西南隅流经天安门外金水桥，往南注入，是为外金水河。”
元代时金水河自京城西北向东南方向流，从西直门南水关入京城，到甘石桥又折向北，再向东流，从西步粮桥入太液池（今北海）。到了明代，为避免河道所经路线过多所造成的跨河跳槽，金水河改道，水从玉泉山流出，向东流入小湖（今紫竹院湖），又向东流入高梁河并汇合，再东流经高梁桥，分而为二，一灌城隍（护城河），一从德胜门水关汇入后湖，向东南出银锭桥入今什刹海，向南出西步粮桥入太液池，从南海东岸引太液池水，沿御用监南护城河，顺灵台宝钞司东下，抵西长安右门，穿过今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到皇城的东南墙，向南入内城之南护城河，流至大通桥入城外通惠河。
而今金水河在颐和园南侧尚存部分故道（今称金河），而城区大部分已改为暗河，仅有天安门前一段已成为景观河。2002年原天安门东侧长安左门以东的一段金水河（今菖蒲河）故道恢复了水面，亮出了太庙及皇史宬的红墙。
《二进宫》进的是哪座“宫”
传统戏剧《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取材于清代鼓词唱本《香莲帕》，由《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三出组成，是青衣、花脸、老生并重且三出戏连演的“唱功戏”。作为传统京剧中的经典剧目，很多观众对其情节和唱腔耳熟能详。然而，《探皇陵》到底探的是哪座陵？《二进宫》的故事究竟发生在紫禁城中的哪座宫殿？
《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的故事到底发生在哪个朝代？
京剧《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明朝皇帝驾崩，太子年幼，其母李艳妃误信其父李良之言，欲将江山让与其父执掌三年五载，待太子长大，原业归宗。忠臣定国公徐延昭和兵部侍郎杨波上殿谏阻，李艳妃执迷不悟。最后李艳妃决定八月十五让江山于李良，视徐杨二人为奸党。李良得势封锁了昭阳宫，断了水火，把李艳妃软禁在宫中。徐延昭闻知此事赶到皇陵前向先帝倾诉，随后杨波带领杨家父子兵前来救援，接着徐杨二人带着杨家父子兵又来到昭阳宫，以铜锤击开宫门，二次进宫面见李艳妃，解了国家之危。此时李艳妃已幡然悔悟，方明大义，忠良本是徐杨，奸党乃是其父李良，遂斩李良，并以国事相托，将太子托付徐杨，同时对二人加以封赠。
《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的故事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历来存在争议。关于此戏讲述的年代，《京剧剧目初探》中明确写道：“明穆宗死后，太子年幼……”由此推断，剧中的“太子”应是十三陵定陵里的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由此也就引出万历的生母孝定太后，即戏中的“国太”“李艳妃”。可以说《大探二》虽然讲述的是明朝故事，但与史实又有很大出入，只是将一段历史“戏剧化”了。
《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人物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
《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的主要角色是李艳妃、李良、徐延昭和杨波，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呢？通过剧情和明代历史人物分析，大致可“对号入座”。
李艳妃，即万历皇帝的生母孝定太后，曾被封为“李贵妃”。史书上说她倚重忠正大臣辅弼幼主，是个贤后，这与戏中的“国太”李艳妃基本吻合。李贵妃，本名李彩凤，生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父亲李伟是顺天府漷县（今通州区漷县镇）人。李彩凤十几岁到裕王（朱载垕）府为侍女，三年后怀孕生子。裕王登基后，册封其为“李贵妃”。但朱载垕在位仅6年就去世了。李贵妃所生之子朱翊钧继位，即万历皇帝，故尊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居慈宁宫。后来为了照看小皇帝的起居迁居于乾清宫。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李太后薨逝，与穆宗合葬于昭陵。
李良，依剧情可推断应是明代的李伟，即李贵妃的父亲。李伟生于明正德五年（1510年），其女李彩凤入裕王府后因生一子被封为“李贵妃”。朱翊钧即皇位后，母以子贵，外祖父李伟也得高官厚禄，被封为“武清侯”。他曾在京西海淀建清华园（即清代畅春园），号称“京师第一园”。李伟卒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葬于京西八里庄慈寿寺塔西北处。但历史上的李伟非“太师”也非“奸党”，与剧中“李良”出入较大。
徐延昭和杨波历史上并无其人，根据剧情背景分析，应是明嘉靖到万历朝中两位重臣徐阶和杨博的化身。徐阶，明松江府华亭县人（今上海松江区）。嘉靖二年（1523年）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曾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朝廷机要大事。史书上说他所言常触宫禁，颇有戏中定国公“倚老卖老”的味道。而依戏中徐延昭自称“臣祖父开国元勋”当是徐达，但徐达却无此后人。杨博，蒲州（今山西蒲县）人。《明史》记载其人曾任兵部侍郎、吏部尚书，他的儿子也做到兵部侍郎，这些都跟戏里唱的比较吻合。任职期间杨博在边防各地构筑城墙墩台，兴修水利，招民屯垦，减少租额，“九边”从此安定，皇帝倚其为左右手，封其为少师兼太子太师。万历元年（1573年），他致仕归里，次年病故，被赠授太傅。
十三陵昭陵是《探皇陵》所探之陵？
剧中徐延昭探的“皇陵”，是位于今天昌平区天寿山下十三陵之一的昭陵，也就是明代第十二位皇帝穆宗朱载垕的陵寝。据史料记载：明穆宗朱载垕系世宗朱厚熜第三子，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继皇帝位，次年改元“隆庆”。在位六年，于隆庆六年（1572年）死于乾清宫，享年36岁，葬于昭陵。
昭陵始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本是嘉靖帝为其父（朱祐杭）所选的陵址，后因朝中大臣极力反对，所以弃而未用。嘉靖三子穆宗皇帝因突病崩逝，未及营造陵墓，嘉靖遣官选址天寿山陵区，依旧址建陵。昭陵的建筑依山而建，布局独特。《昌平山水记》载：“十三陵各有宰牲亭，在祾恩门之左，西向，厅五间，厢各三间，亭一座，有血池。”昭陵宰牲亭、神厨、神库等建筑的规制与文献记载一致。
明朝灭亡后，昭陵先后遭到两次破坏。崇祯十七年（即清顺治元年，1644年），明楼遭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火焚。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三月五日，祾恩殿和两庑配殿又遭雷击起火，陵卒拼命扑救，只救下了两庑配殿，祾恩殿被彻底烧毁。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清朝廷为缓和民族矛盾，重新修葺明陵，其中昭陵的明楼、祾恩门、祾恩殿三处得到修复。这次重修，虽然使陵园规制稍趋完备，但却改变了原有建筑的风貌。
清末及民国年间，由于失于保护和修缮，陵园损坏严重。1985年6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依明代遗存基址对明昭陵进行了全面的复原性修建。祾恩殿、祾恩门、两庑配殿、神功圣德碑亭、宰牲亭、神厨、神库的复原修建，使昭陵成为明十三陵中地面建筑最为完整且最具代表性的陵寝建筑。
昭阳宫是紫禁城里的哪座“宫”？
剧中徐延昭和杨波二次进宫向李艳妃进谏，进的是今天故宫里的乾清宫。唱词中“坐昭阳”之“昭阳”原本指“昭阳宫”，是汉成帝（刘骜）为宠妃赵飞燕而建的宫殿。后来赵飞燕成为皇后，昭阳宫就成为后宫中的正宫。从此，昭阳宫（殿）便成为宠幸、荣耀与尊贵的象征，在戏曲、小说里成了“正宫”的别名，而剧中的“昭阳宫”实为故宫里的乾清宫。
乾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在紫禁城中居住和处理日常政事的地方，为后三宫之首，位于乾清门内。“乾”是“天”的意思，“清”是“透彻”的意思，一是象征透彻的天空，不浑不浊，象征国家安定；二是象征皇帝的所作所为像清澈的天空一样坦荡。
乾清宫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朝十四个皇帝和清朝的顺治、康熙两个皇帝都以乾清宫为寝宫，并在这里处理日常政务。《二进宫》所提及的“先皇爷”，即明代第十二位皇帝穆宗朱载垕，李艳妃怀抱的“太子”，即穆宗之子，也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她当时带着小皇帝住在乾清宫里，所以徐延昭和杨波二次进宫向李艳妃进谏，自然进的是乾清宫了。
乾清宫为黄琉璃瓦重檐庑殿顶，坐落在单层汉白玉石台基之上，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高20米，重檐庑殿顶。殿的正中有宝座，两头有暖阁。其正殿宝座上方悬着清顺治皇帝御书的“正大光明”匾额，由于这个匾额的背后曾藏有密建皇储的“建储匣”，因而还流传有很多颇具神秘色彩的传奇故事。
前门楼子不是“九丈九”
“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前门楼子九丈九，大栅栏对着鲜鱼口”；“前门楼子九丈九，九个胡同九棵柳”。这是早年间在京城广为流传的民谣，说的都是前门楼子有九丈九那么高。其实，有关前门楼子的高度，历来说法不一，“九丈九”只是民间的说法。
“前门”本称“正阳门”
“前门”实为俗称，正规的叫法为“正阳门”，再早先曾称“丽正门”。
元朝营建大都城的时候，南城垣正中为丽正门。明成祖朱棣将首都自南京迁至北京，将元大都南城垣南移，丽正门也迁至现正阳门的位置，但仍然沿用了旧称。原先的城门都没有城楼，直到明正统元年（1436年）才开始为京城的城门修建城楼，丽正门也由此改称为“正阳门”。到了正统四年（1439年），又添建了箭楼和瓮城，所以说到“前门”的时候，应当包括正阳门和箭楼。
“正阳”二字颇有寓意，始出于战国时楚国屈原的《远游》篇，曰：“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辞源》《辞海》等对“正阳”的解释有三种含义：一为南方日中之气；二指帝王，古人以日为人君之象，而日为众阳之宗，故以“正阳”指帝王；三是农历四月为正阳，即春日生机盎然。用今天的话说“正阳”富有吉祥之意，而“正阳门”即为“吉祥之门”。
正阳门为何又俗称前门呢？这是因北京城坐北朝南，老北京人习惯上将南面称“前”，北面称“后”，于是将内城的正南门，也就是正阳门，俗称为“前门”，而与正阳门南北相对的地安门俗称厚载门，亦称“后门”。
正阳门多次被毁
据史料记载：正阳门自明正统四年建成至今，历经磨难，多次毁于大火。其中明代两次被焚毁，清代经历了3次火灾，而以第五次被毁最为惨重。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六日晚，“义和团”为扶清灭洋，抵制洋货，在大栅栏放火，不仅烧了大栅栏一条街，还殃及了正阳门箭楼。两个多月后，驻扎在瓮城内“八国联军”中的英军雇佣军印度兵不慎失火，又将正阳门城楼烧毁。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才筹划修复。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库亏空，一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进行这样大的修复工程，只好倡导各省大员“捐资助修”。在修复施工中，因工部所藏的工程档案经兵火焚掠无存，只好参照与正阳门平行的崇文门和宣武门的形制，将正阳门的高度与宽度适当加大了一些，重建的正阳门城楼与箭楼，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才竣工。但这次重建后的高度，与明代初建时的高度有很大差距。
2005年至2006年北京市对正阳门进行了修缮，主要是对平台栏板、箭窗上的白色华盖和东西两侧的浮雕、登城马道台阶进行了加固，对墙体的裂缝进行了安全加固处理。其整体建筑格局依然保持了清末的建筑风格，而其高度也没有多大改变。
正阳门实际高度为14丈4
关于正阳门城楼的具体高度，历史上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提法，而民间的“前门楼子九丈九”之说，使不少人误以为正阳门的高度就是“九丈九”。
民国五年（1916年），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到达北京后，第一次对北京的所有城墙和城楼进行了实地测绘和测量，并绘制出测绘图，正阳门也在其中。由于正阳门素有“九门之首”和“国门”之称，喜仁龙测量和测绘得更为仔细，他从多个角度进行测量，最后记载的城墙高为10.72米，基厚18米，顶宽15米，箭楼通高36米，门楼通高42米，由此正阳门的高度第一次有了确切的数据。如果用今天的计量单位换算一下，正阳门城楼通高42米，约合13.86丈，远远高于“九丈九（约合30米）”，从此也就否定了世代相传“前门楼子九丈九”的说法。
2005年为迎接北京奥运会，历时一年对正阳门进行了修缮。施工前夕，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实际测量。这次采用了先进的测量测绘仪器，得出了最为精确的数据：正阳门城楼通高（从室外地平线到门楼正脊上皮）是43.65米，箭楼通高35.37米。其城楼通高43.65米，约合14.4丈，由此再次否定了“前门楼子九丈九”的说法。
“九丈九”有何寓意
“前门楼子九丈九”，广义上讲是个虚数，一是象征正阳门之高，二是昭示正阳门之大。那为什么不说“八丈八”而要说“九丈九”呢？原来，“九”在中国是个崇高的吉祥数。“九”为阳数的极数，即单数最大的数，象征着至尊至大，多附会于帝王，有“九五之尊”之说。而正阳门是内城的正南门，为“京师九门”之首，皇帝出城去往天坛、先农坛祭祀及南巡时，其龙辇要出入此门，所以有“国门”之称。“前门楼子九丈九”实为附会于“九五之尊”之说。
从民俗上说，“九”因与“天长地久”中的“久”谐音，还被赋予了吉祥如意、平安远久等民俗文化内涵，所以老北京人说“前门楼子九丈九”，并不单是说城门楼子有多高，也是图的一个吉利，蕴含吉祥之意。
关于“前门楼子九丈九”的来历，民间还有个传说。话说当年修建正阳门时，皇帝下旨，正阳门是京都的正门，要楼高十丈，下有墩台，上有两层城楼共三层，这三层高度要一致。圣旨一下，可急坏了样式房设计“大样儿”（模型）的师傅。这十丈分三层，还要高度一致，每层三丈三尺三寸，没法除尽呀？急得样式房的师傅满屋子走柳儿，脑袋都大了。正在这时，忽听门外有叫卖声：“酒！上等的好酒！”他走到门外一看，有位推着小车的小贩，一边吆喝着，一边从门前走过，并对他说：“酒！全是好酒？”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有了：这“酒”与“九”谐音，九丈九正好被三除尽，每层三丈三，顶部再加个琉璃兽头，高度也够十丈了。于是连忙根据这个尺寸设计大样儿，几天以后，大样儿制作完了，工匠们便依照大样儿施工。三年后，一座高大的城门楼矗立于京城的正南面。于是有人问参加过施工建设的师傅：“这前门楼子有多高呀？”“高了去了，足有九丈九！”从此“前门楼子九丈九”的说法就在民间流传开了。
京城有几个“大栅栏”
前门大街的“大栅栏”可谓家喻户晓，它是京城最古老且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区，曾有“繁华市井何处有，大栅栏内去转悠”之说。其实，历史上的北京称“栅栏”的地方有多处，除了位于前门外的“大栅栏”，还有双栅栏、横栅栏、铁栅栏、三道栅栏。
大栅栏得名始于明代在胡同口装栅栏
老北京很多胡同的得名大多有讲究，比如王府井是缘于街上原有一眼甘洌甜美的水井，福绥境是缘于胡同里原有一眼苦水井，由苦水井胡同音译而得名……大栅栏的得名则是因为最早在胡同口安装有防范外人夜间随便进入胡同的栅栏，故名。据史料记载，内城的栅栏始于明弘治年间。弘治元年（1488年），百户（明代官名）王敏上奏皇帝：“京城之内，大街小巷不止一处，巡捕官兵，只有七百余名，未免巡历不周，一闻有盗，昏夜追赶，大街曲巷辄被藏匿……于小巷路口置立栅栏夜间关闭。”弘治皇帝朱祐樘觉得此奏折很有道理，便传下旨意，在北京内城大街小巷的主要路口设置栅栏，意在“谨防盗者，慎保平安”。此后短短几个月，内城各街巷设置木质栅栏近百处，以防“流寇之盗”。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初期，外城的不少胡同也安装上了栅栏。当时，因为多有贼寇流窜作案，所以康熙皇帝以“京师不靖，责令内城和外城每日巡缉，外城各巷口照内城设立栅栏，定更后官员不许行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又“准奏外城各街道胡同设有栅栏至为严密，交五城不时稽查，务令以时启闭，栅顶仍钉木板，书写街道胡同各色”。由此来看，这个时候的街道胡同不仅要设立栅栏，而且在栅栏上还要标出街道胡同的名称。乾隆皇帝同时还诏令：“京师内外城大小街巷设立护门栅栏，有作践损坏者交刑部治罪。”每处栅栏入夜时关闭，“自王以下官民人等，概禁行走，步军校等分街道，轮班值宿。”应当说，在栅栏设立后，对它的管理也是很严格的。因北京内外城大大小小的街巷胡同很多，所以安装的栅栏也非常多。据记载，当时北京的内外城总共设立了1746处大大小小的栅栏，由此也使京城的各类盗窃案件大为减少。
当时的栅栏大多采取“官助民办”的方式设置，也就是各街巷、胡同自筹资金，购置材料，雇用工匠制作和安装。最初的栅栏样式多为铁制和木制的，可以随时移动，即晚上将栅栏横在街巷或胡同口处，挡住人车的往来，等天亮时再搬开放行。由于搬来搬去比较麻烦，很快就被改为对开（或单开）式固定栅栏，就像现在的大门，能开能关，很是方便。为了保护好街巷内人员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许多栅栏制作得既坚固又高大。
大栅栏原叫廊房四条，因栅栏格外高大更名
在数以千计的栅栏中，位于前门外廊房四条胡同口上的栅栏最高大气派。这是因为廊房四条胡同里的店铺很多，又都是家大业大，店主们更是害怕强盗的光顾，于是纷纷出钱，要求把胡同口的栅栏制作得越大越坚固越好。工匠们见有人愿意出大价钱，就把栅栏制作得又高又大，比周围的栅栏高大了许多，后来人们就把这条胡同称为“大栅栏”，而原名“廊房四条胡同”却被人们渐渐地遗忘了。所以，明代北京地图上的“廊房四条”在清朝的《乾隆京城全图》上就被改成了“大栅栏”。
“大栅栏”东西长约275米，南北宽八九米。清末全盛时期，有各种店铺近80家，而且家家是名店名铺，包括绸布店、首饰店、鞋帽店、茶叶店、药铺、烟铺、饭馆、饭庄、文具店、戏园、影楼等，鳞次栉比，每天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是北京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
“大栅栏”这条古老的街道也是几经兴衰，其中最严重的一次衰败，是光绪二十六（1900年）的大火。据《庚子记事》记载：“五月二十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火势猛烈，四面飞腾，延烧甚凶。计由大栅栏庆和园戏楼延及齐家胡同、观音寺、煤市街、煤市桥、纸巷子、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门框胡同……约略延烧铺户一千八百余家，大小房屋七千余间。”以后经过数十年的逐步恢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恢复和发展，才使这条老街再度繁荣。
老北京有多处栅栏胡同，钟声胡同最早也叫“大栅栏”
钟声胡同位于西单北京图书大厦北面，最早也叫“大栅栏”，因明代在该胡同南口设置栅栏而称栅栏胡同。清代时，因旧的栅栏破旧不堪，更换了一个高大的铁栅栏，故改称大栅栏。1958年，该胡同南端东侧建起北京电报大楼，上设报时钟楼，装四面塔钟，每当整点之时，悠扬的钟声便回荡在京城上空，1965年该胡同便改为钟声胡同。
双栅栏胡同原来也叫栅栏胡同，位于西长安街南侧，东安福胡同和小六部口胡同之间。这条胡同南北走向，原为沟渠旁的土路，后形成街巷，因路口设有栅栏故明代称栅栏胡同，清代称大栅栏。据传这里的栅栏与别处的栅栏有所不同：此处当初为河渠，栅栏只设立于两岸之上，而不设立于水面之上，看上去其栅栏像一对分开的门扇，故得名“双栅栏”。1913年，河渠被改为暗沟，修路时，将双栅栏拆除，1965年改称双栅栏胡同。
三道栅栏胡同位于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东侧，留题迹胡同和大院胡同之间，东西走向。清代为院儿胡同西段。因内设维护治安的栅栏而得名。相传这条胡同原本也只有一道栅栏，但没有挡住窃贼的进入，栅栏设立后仍发生了几起失窃案。为了防止窃贼的再次进入，胡同里的各家各户又多出了不少钱，在第一道栅栏之内又设立了两道栅栏，所以人们便将这条胡同称为三道栅栏，1965年定名为三道栅栏胡同。另一种说法是这条东西走向的大胡同里还有两条南北走向的小胡同，住在小胡同里的居民又独自设立了两道小栅栏，这样一来整个胡同就有了三道栅栏，故此得名。
横栅栏胡同位于景山东街东侧，纳福胡同和三眼井胡同之间，呈南北走向。民国时称横栅栏。据传，明代在胡同两头各有一栅栏门，夜晚关上，早上打开，胡同因此而得名，1949年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横栅栏胡同。
前门外的大栅栏为何读作“大石拉儿”
在老北京称“栅栏”的街巷中，唯有前门外的大栅栏与其他以“栅栏”为名的胡同在读音上具有明显的差异。人们习惯上将前门外的大栅栏读作“dàshilàer”（“大石拉儿”），“栅”读轻音，“栏”读去声儿化，很少有人将它读作“dàzhàlán”。而其他以“栅栏”为名的胡同，其“栅栏”二字要念“zhàlar”，其实，“shanlan”才是“栅栏”的本音，“zhàlar”是北京的方言，而“dàshilàer”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叫法，这种读音在北京实不多见。
关于前门外大栅栏的发音渊源，还有一种说法。据传，这与前门大栅栏曾经是古代皇家的珊瑚库和珊瑚加工厂有关。珊瑚最早是作为贡品出现在宫廷里，后来才作为商品出现在达官贵人的家中，一直被视为仅次于金、玉、瓷的贵重物品。清代在北京便有许多贮存和加工珊瑚的地方，其中前门外廊房四条所开设的珊瑚加工店铺最有名，其经营者多为蒙古人。据说蒙古语把“珊瑚”称为“shala”，所以人们将这条胡同俗称为“沙剌胡同”或“纱络胡同”，汉语的意译是“珊瑚胡同”，用北京话一儿化，就成了“shalar”或“shilàer”。清康熙年间朝廷下令将外城各街巷两端安装栅栏，所以这条街巷的两头也各有一道大铁栅栏，于是就按音拢字写成了“栅栏（shilàer）胡同”，后因所建的铁栅栏格外高大，而称“大栅栏（dàshilàer）胡同”，简称“大栅栏”。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大栅栏系满语，因为清代《光绪顺天府志》中有“沙剌即沙拉，国语谓珊瑚也”的记载，而《日下旧闻考》中也指出：“舒噜，满洲语珊瑚也。旧作沙剌，今译改。”
“三山五园”之命名
提起“三山五园”之景观，人们大多耳熟能详，但其各个景观名称的由来却鲜为人知。
“三山五园”渊源
“三山五园”是清朝北京西北郊一带皇家行宫苑囿的总称，成就了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新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三山五园”区域被划定为西郊皇家园林保护区，成为北京“宜居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首次将“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建设作为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项目写入报告。
历史上，北京西郊皇家园林荟萃，早在清代就素有“五园三山”的称誉，而近代则称之为“三山五园”。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三山”为万寿山、香山和玉泉山。“五园”为清漪园（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尤其是自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式营建畅春园始，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代皇帝精心营造和扩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风景秀美、气势宏伟的皇家园林区。
其实，“三山五园”之说，清史中尚未见到明确的记载。目前见到最早的关于“五园三山”或“三山五园”的记载，是清咸丰十年（1860年），清朝“五部”侍郎鲍源深所著《补竹轩诗文稿》中所写到的：“九月初，夷人焚五园三山，圆明园内外胜景，悉成煨烬矣。”由此可见，“三山五园”一词是民间对以圆明园为中心的皇家园林荟萃的美誉。
应当说皇家园林的命名是十分讲究的，不但要有吉祥之意，还要有意境，既要含蓄，也要深刻，还要简洁、明快，几乎每个园林的名称都要经过反复推敲，仔细斟酌，探其渊源，或引经据典，或借景生意，并多由皇帝钦定或御赐。
“三山”之命名
万寿山得名缘于乾隆皇帝给皇太后祝寿
万寿山在颐和园内，为燕山余脉，元朝称瓮山，其山前湖泊称金海。乾隆十五年（1750年）为了给“孝圣”皇太后祝寿，乾隆皇帝传谕：“瓮山著称万寿山，金海著称昆明湖。”此后，“瓮山”遂更名为“万寿山”，“金海”更名为“昆明湖”，意为祝老太后“万寿无疆”。“万寿”二字出自《诗·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万寿无期。”所谓君子，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谓之：“指宾客也。”这里的“万寿无期”，最初只是诗人对宾客的祝福语，后成为对天子（帝后）祝福的专用语。此后演化为大众化的祝寿、祝福之吉语。
香山之名源自“香炉山”
香山在静宜园（今香山公园）内，海拔557米。其来历一说源于巨石，在香山的最高峰有两块巨大的岩石，形如“香炉”，因山势险要，每逢阴雨天气，巨石上似喷云吐雾，远远望去，好似香烟缭绕，袅袅升空，故名“香炉山”，简称“香山”。二说其得名源自古时香山的杏花，花开时其香味使得此山成为名副其实的“香山”。故《帝京景物略》称：“山所名也，曰香炉石。或曰：香山，杏花香，香山也。”三说源自佛教经典。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的迦毗罗卫国都城附近有香山，其弟子均入香山修道，故《华严经》在排列“阎浮提（阎浮，乃树之名；提，洲之意。）十大名山”时，香山仅次于须弥山（即雪山，今喜马拉雅山）名列第二，成为佛教名山。佛教传入中国，“香山”之名也来到我国，不少建有佛教寺庙的高山都被称为“香山”。
玉泉山源自“燕京八景”之一的“玉泉垂虹”
玉泉山在颐和园西五六里处之静明园内，是西山东麓的支脉，六峰连缀、逶迤南北，主峰海拔100米。在“山之阳”，最突出的地方是“土纹隐起，作苍龙鳞，沙痕石隙，随地皆泉”。因泉水自高处“龙口”喷出，“琼浆倒倾，如龙喷汲，水清而碧，澄洁如玉”，故得“玉泉”之名。又因泉水自山间石隙喷涌，水卷银花，宛如玉虹，明代以前便有“玉泉垂虹”之说，列为“燕京八景”之一。乾隆皇帝历品各地名泉之后，钦定玉泉为“天下第一泉”，并御题了“玉泉趵突”碑立于山上，于是山以泉名，得名“玉泉山”。
“五园”之命名
畅春园寓意“四时皆春”。畅春园位于北京大学西侧，是康熙皇帝在明代清华园（也称李园）旧址上建造的规模宏大的一座皇家园林，有“京师第一名园”之称。该园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南巡归来后兴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全园建筑告竣，被正式命名为“畅春园”。“畅”为流通，顺利，且“畅”字又是“长”字的谐音，更比“长”字意义深远。“春”字为春天、春色。“畅春”意为四时皆春，春色满园，八风来朝，六气通达，预示着春风得意，蓬勃兴旺。以此得园名，多富诗情画意之趣。
清漪园寓意“清水漪澜”
清漪园即颐和园，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以祝贺其母六十大寿的名义，在瓮山前修建大报恩延寿寺而大兴土木，十六年（1751年）正式定名“清漪园”。“清漪”二字系因转意而得，出自明代文学家袁宏道的《叙呙氏家绳集》：“风值水而漪生”，“漪”是指水的波纹，“清漪”即“清水漪澜”，以形容昆明湖水态实景的秀美。咸丰十年（1860年）此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十二年（1886年）慈禧挪用海军经费再次兴建，并改名为“颐和园”。“颐和”为“颐养天年，天下太平”和“颐养太和”之意。“颐”为《易经》卦名，《序卦》曰“颐者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而“和”为“太（泰）和”，即太平、和谐之意。
静宜园寓意“恬淡宜时”
静宜园即香山公园，始建于乾隆十年（1745年）七月，次年三月竣工。乾隆皇帝于当月下旬御制“静宜园二十八景”诗。其中，《勤政殿》最为著名：“悦心期有养，好乐励无荒。漫拟灵称囿，偏宜山号香。问农频驻跸，咨采喜同堂。家法传勤政，孜孜敢暂忘！”静宜园是以山林为主体的园林，“静”为安静、安详、恬淡、平和，即从容，坦然。“宜”为适宜、宜时、适时。以“静宜”得园名，意为这里的山林环境安静、清新而雅致，更适宜修身养性、有所作为。
静明园出自《庄子》“正则静静则明”
静明园在颐和园西侧玉泉山，原称澄心园，始建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十一年（1682年）初告成，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奉旨更名为“静明园”，该园以山景与清泉为盛。“静明”二字出自《庄子》：“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意思是说心神端正就能保宁静，常保宁静就可以一心不乱，心灵虚空。而心灵得以虚空，也就没有办不成的事。“静明”指的是一种境界，以此得园名，是说此处可以因“静”而“明”，得以修身养性。
圆明园取“圆镜明亮光洁”之意。圆明园最初是康熙皇帝赏给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一处花园，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时，已初具规模。同年十一月十一日，胤禛首次“恭请上（即康熙皇帝）幸花园进宴”。这是圆明园有文字记载之始。“圆明园”之名系康熙御赐。“圆明”二字本是指“圆镜明亮光洁”，佛教的解释是“彻底领悟”。不过，雍正皇帝还另有解释：“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由此表露出雍正皇帝以德治国、励精图治、勤于朝政、力求圆满的心境。
“颐和园”匾额之谜
从东宫门进颐和园，首先看到的是门檐下悬挂着一块九龙金匾，上书三个大字：“颐和园”，字迹苍劲有力，挥洒自如。但关于这三个字的题写者是谁，一直以来颇有争议。有的说是光绪皇帝，也有的说是慈禧太后，还有的说是清末书法家严寅亮。
如果是光绪皇帝御题金匾，为何钤印没盖在“额头”位置？
颐和园是著名的皇家园林，京西“三山五园”之一，其前身是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清漪园，系乾隆皇帝为孝敬其母孝圣皇后而建。咸丰十年（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十二年（1886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重新兴建，并改名为“颐和园”，为“颐养太和”之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再次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修复。
东宫门是颐和园的正门，为五楹三明两暗，系宫殿式古典建筑。正中间的大门称御路门，为慈禧太后和皇帝、皇后进出专用，两边的旁门为王公大臣出入。
《颐和园志》载：“东宫门匾额‘颐和园’是光绪帝御笔。”《颐和园史话》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颐和园修缮竣工，光绪帝亲笔‘颐和园’匾额悬于大（东）宫门。”《颐和园楹联镌刻浅释》载：“光绪为表示孝敬，以博母后欢心，题额曰‘颐和园’。”由此可见，东宫门金匾上的“颐和园”三个字确系光绪皇帝所题。
按照清廷规制，皇家园林的正门或正殿上的匾额多由当朝皇帝书写。“三山五园”中的畅春园正门匾额为康熙题写。圆明园最初是康熙赐给皇四子胤禛的花园，其正殿圆明园殿额为康熙所题。胤禛继位后该园升为御园，其正门的“圆明园”匾额为雍正所题。玉泉山静明园南宫门（正门）匾额为乾隆御书。香山静宜园东宫门匾额也系乾隆御题。重修颐和园时光绪在位，其正门匾额理应由他题写，这样才符合清廷规制。也正是其匾额由光绪所题，所以才盖有“光绪御笔之宝”的钤印。
然而，清代皇帝用印有一套严格的规制，如果是题写匾额，御玺要盖在匾的上方中间，即额头位置，称做“额章”。也只有皇帝亲笔题写的匾额，才能盖上“御笔之宝”之玉玺。“御笔之宝”是御书钤用诸玺之一，此玺主要钤盖在御笔书法上。这枚本应盖在匾额正上方的玉玺，在慈禧太后当政时却乱了规制，而是将她的“慈禧皇太后御览之宝”盖在匾额的正上方。“御览之宝”是鉴赏用印，一般是臣子所题匾额，皇帝鉴赏后盖上“××御览之宝”之钤，以示对臣子书法作品的赏识。而“颐和园”匾额正上方盖的是“慈禧皇太后御览之宝”，却将“光绪御笔之宝”盖在左边，实际上是让他“靠边站”了。表面上看是表示这三个字经过了老佛爷的审阅，且赏识，实际上表现出她独揽大权、盛气凌人和对光绪皇帝的打压，由此也就乱了清廷的用印规制。
据传，修复颐和园后，工部大臣特请光绪皇帝题写东宫门上的匾额。但光绪所题“颐和园”三个字写得很难看，可他又不敢直说，只好照此制了一块金匾挂在颐和园东宫门。慈禧看见后大为不满，令人摘了下来。
光绪得知此事后便要重新题字，可一连写了十几天都不满意。为了找回面子，便私下里请一位翰林代写了“颐和园”三个字，然后盖上“光绪御笔之宝”呈给老佛爷。慈禧看后恩准照此制匾，重新挂在颐和园东宫门上。但这只是民间传闻，不足为信。光绪的书法虽不及康熙、乾隆，但也独具风格，宫廷御苑有不少光绪御笔的匾额，清宫档案中尚存光绪的“朱批”。他五岁开始在毓庆宫读书，向翁同龢学习书法，真、草、行、隶皆习之。他继承了祖先的遗风，书法技艺也是很高超。师傅翁同龢曾对他的字给予较高的评价：“间架布局不凡，笔力刚健苍劲，满纸虎气雄风”。这正符合“颐和园”三个字所展现出的艺术风格。
如果是慈禧太后亲题金匾，为何没盖“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钤印？
颐和园修缮竣工之时，尽管按照清廷规制，东宫门上的匾额应由光绪皇帝题写。可当时是慈禧太后大权在握，光绪只是个傀儡，于是慈禧太后亲笔题写了“颐和园”三个大字。据说她原本想盖上“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但此时光绪皇帝已大婚，她再次撤帘归政于皇上。如果盖上“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朝野上下必有微词，且京西其他皇家园林正门的匾额均为在位帝王所题。由于怕自己百年之后招致骂名，所以在匾额上方盖上“三方佛爷宝”，即正上方的“慈禧皇太后御览之宝”；左侧的“数点梅花天地心”；右侧的“和平仁厚与天地同意”。然后又假借光绪之名，在匾额左侧上方加盖了“光绪御笔之宝”，以显示此匾为光绪所题，另在其下方盖上了“爱日春长”的闲章，即祝慈母长寿之意，由此掩人耳目。
但此说应系讹传，无任何史籍记载。有研究者将匾额上的“颐和园”三个字，与慈禧在其他匾额上的题字相比较，无论是间架结构还是笔锋力度均相差甚远，由此推断“颐和园”非慈禧所题。近年来还有笔迹研究者用电脑进行扫描、对比、鉴定，也认为这三个字与慈禧给其他景观题字的笔迹很不相符。
另有传闻，说“颐和园”三个字是慈禧太后代笔人缪嘉蕙所题。缪嘉蕙字素筠，云南昆明人，以绘画见长。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忽怡情翰墨，学绘花卉，又作擘窠大字，常书福寿等字以赐大臣，但其画技不佳，故召缪嘉蕙进宫，代其作画”。慈禧对缪嘉蕙钟爱有加，令其居储秀宫，除被封为女官、年俸白银两千八百两外，还免其跪拜大礼。故宫里悬挂的不少盖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印章的书画作品，其实绝大多数都是缪嘉蕙代笔之作。
有学者考证，缪嘉蕙以花鸟工笔画为佳，以小楷见长，其运笔圆润、娟秀、纤细、挺拔，未见其厚重、苍劲、庞然、大气之作，而“颐和园”三个字遒劲、浑厚、洒脱，与缪氏的书法艺术迥然不同，由此推断“颐和园”之匾额也非缪嘉蕙代笔所题。
如果是举人严寅亮应征题匾，为何匾额上没盖严寅亮的印章？
光绪年间重建颐和园时，慈禧太后曾广征楹联和匾额题字。一时间不但各大翰林争相献墨，就连京城的文人雅士也竞相献书。但所选题字呈送慈禧太后过目后，均不满意。这时恰逢庆亲王寿诞，翰林院编修高熙哲应邀前去祝寿，并请与自己交往甚密的恩科举人严寅亮（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写了一副寿联，赠予庆亲王。严寅亮所题寿联为楷书，笔法不拘一格，雍容大度，气势轩昂，秀媚中饶有风骨。庆亲王大为赞赏，并告知高熙哲，颐和园正征集楹联和匾额题字，尚未终定，何不请严寅亮试书进献，以得功名。
严寅亮得知颐和园征集楹联和匾额题字的消息后，甚感惶惑。既然朝中那么多书法家所书皆不中圣意，自己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落第举子哪能获选？继而又想，为何不借此机会试试身手？于是以楷、行、草各体书写了三十多副“颐和园”门额，最终选出一副最为满意的，经高熙哲、庆亲王之手呈至朝中。慈禧御览了严寅亮的题字后，赞叹不已，朱批了“录用”二字。随后严寅亮又题写楹联二十三副、大小匾额十八方。慈禧审阅后都十分满意，全部采用，并于便殿召见，勉慰有加，赐玉印“宸赏”一枚，从此严寅亮名满京城。特别是出自他手，悬挂于东宫门外的“颐和园”匾额，字迹苍劲有力，挥洒自如，别具风格，颇为人们所称道。
另传，严寅亮为颐和园题写匾额，是应翁同龢之邀。翁同龢有“帝师”之称，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尤以书法名世。他与严寅亮有莫逆之交，且非常欣赏严的书法艺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朝廷修建颐和园竣工，诏谕书法家书写颐和园匾额。翁同龢请严寅亮应征，但严寅亮自感书法技艺难与翰林院的御用文人相比，无意应征。最后还是在翁同龢的极力鼓励下，书就“颐和园”三字献上，慈禧御览后朱批“录用”。但严寅亮不过是个举子，一介臣民，颐和园乃皇家园林，是不可能把臣民的名字刻上的，所以在匾额上就没有留下题写之人的印章，而是假借光绪之名，在匾额上加盖了“光绪御笔之宝”，由此“颐和园”匾额为严寅亮所题之事，便鲜为人知。
有关严寅亮题写“颐和园”匾额之事，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举人厅”略有介绍，名为“题写颐和园匾额的举人——严寅亮”，民间也有此传闻，但史籍中未见记述，无以考证，故不被园林史学家所认可。
颐和园团城湖探秘
南水北调工程起点为湖北省丹江口水库，终点为北京颐和园团城湖。大名鼎鼎的颐和园广为人知，团城湖在颐和园的什么地方？颐和园团城湖为何成为南水北调的终点？
“团城湖”本为“圆城湖”
团城湖位于颐和园昆明湖西堤西侧，泛称“西南湖”，因湖心岛上曾有一座城池形建筑而俗称“团城湖”。其实这座建筑史称“治镜阁”，《日下旧闻考》中记为“圆城”：“畅观堂西北湖中为圆城，为门四，其上为治镜阁”。
据《颐和园史话》载：治镜阁始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约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建成，是一组圆形城堡式的高大建筑。上层为佛殿，供奉铜无量寿佛。城堡共有内、外两重圆形城墙，外城直径59米，设东、南、西、北四门，各城门上方分别嵌有乾隆皇帝御题的四字石额：“秀引湖光”“豳风图画”“清含泉韵”和“蓬岛烟霞”。城墙顶部四面分别建有一座观景敞亭，四座观景亭之间有六十间游廊连成一圈，四门外湖畔各建有一座临水码头。内重城墙直径为35米，四面与外重城墙相对也建有城门四座，门上石额也为乾隆皇帝御书，南为“南华秋水”，北为“北苑春山”，东为“辉朗东瀛”，西为“爽凝西岭”。内外两重城墙之间引湖水分隔，内外城门之间架四座石桥相连。内城顶部还建有一座三层的十字形楼阁，从下至上分别悬挂乾隆书写的“仰观俯察”“得沧州趣”和“治镜阁”三方匾额，楼阁四面各建一座二柱三楼的牌楼，南面东西两侧则对称建两座四方攒尖观景方亭。整体建筑造型独特，高大而雄伟，屹立于碧波荡漾的湖水之上，蔚为壮观。
因治镜阁呈圆形，俗称“圆城”，其所处的水域被称为“圆城湖”，湖心岛被称为“圆城岛”。清宫档案有关清漪园（颐和园）施工中的阶段性汇报中有“圆城”的字样，但不知从何时开始，“圆城”被讹称为“团城”，“圆城湖”也被讹称为“团城湖”。
“治镜阁”乃“三仙山”之一
从造景上说，修建治镜阁是为了营造“一水三山”之仙境。即在昆明湖阔大的园林水面中设置了三座岛屿，并在岛上建筑楼阁，即望蟾阁（后称涵虚堂）、藻鉴堂和治镜阁，以此象征神话传说中东海里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治镜阁是清漪园营造三山仙境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既是全园西侧的底景，也是向西沟通玉泉山静明园的空间节点。当年建成的治镜阁拔地而起，高耸入云，成为矗立在万寿山和玉泉山之间的一个亮点建筑。
从“治镜阁”的建筑造型上看，治镜阁形似佛教中的坛城，别具禅意。坛城的梵文音译为“曼陀罗”，也是佛教世界的宇宙模型，是藏传佛教密宗修法时陈设和观想的重要道具。治镜阁两道城墙加上高台楼阁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小坛城，而通过匾联，它又把汉族古典文化融入到西藏佛教建筑中。乾隆皇帝对佛教的造诣颇深，所以在修建清漪园时特意以坛城之形建筑治镜阁，并在最上层设佛殿，供奉铜无量寿佛，以此达到供佛、礼佛、敬佛之目的。
从军事与防卫上说，乾隆时期，曾疏浚玉泉诸水，汇于西湖（昆明湖），乾隆皇帝效仿汉武帝刘彻在昆明湖操练水师。湖中“设战船，仿福建、广东巡洋之制，命闽省（福建）千把教演。自后每逢伏日，香山健锐营弁兵（清代低级武官及兵丁的总称）于湖内按期水操”。治镜阁周边水域宽阔，可为水军训练之地，湖面上帆樯林立，军令应答高亢起伏，因而治镜阁建成水中圆形城堡形式，其中便有军事上的象征意义。此外，治镜阁又是一座水中哨卡，当初修建的清漪园不设围墙，以西、以南便是村野，治镜阁地处御园的西南角，为这一区域的制高点，所以有护军昼夜在阁上瞭望看守，以护卫御园的安全。
从“治镜”二字寓意上说，“治”乃政治、治理之意；而“镜”有明鉴、明察之意，合在一起便为“明察政治”之寓意，可以说乾隆皇帝以“治镜”二字命名这座独具匠心的建筑，是以此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和“为君之道”。
史籍中并无太监被打入“水牢”记载
一直以来便有传闻，说团城湖里的治镜阁原是一座“水牢”，专门用于关押那些犯了大错的太监和宫女，团城湖也因此多了几分神秘与恐怖。
据传，“水牢”设在治镜阁的最底层，有十余米深，上无顶，只有一小门通内，里面一片漆黑。“水牢”隔有多个单间，每间可关押三到五人。凡是犯了大错的太监和宫女，被重笞（用鞭杖或竹板打）之后，先用绳子捆绑起来，再用小船押送到团城湖的治镜阁“水牢”里。被关进“水牢”的太监和宫女每天的吃喝都由看守用绳子吊下来，“犯人”们在里面只能“坐井观天”地等死。
据说，一次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乐寿堂里用膳时，有个传膳太监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玉碗，老佛爷勃然大怒，立即令人将这个太监重笞20板子，随后被关进“水牢”。第二天那个太监因伤势过重便死在了“水牢”里。
其实，所谓“水牢”之说毫无根据，颐和园里从来就没有过任何“水牢”。清代对“违纪”太监和宫女的处置有明确的规定。对发生过失及犯罪太监的处罚，有罚银、降职、板责、杖责、鞭责、枷号、苦役、杖毙和斩决等；对宫女的发落相对较轻，多是逐出宫或赐为官奴。清代所有的史籍中也没有将“违纪”太监和宫女打入“水牢”之记载。由此可见，治镜阁设“水牢”之说纯属讹传。
英法联军焚烧清漪园时治镜阁幸免于难
已是一片废墟的治镜阁毁于何时？有的说毁于“英法联军”之手。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清漪园时，看到昆明湖西南处水面上有一座城堡，高大而坚固，怀疑里面藏有军队，不敢贸然靠近，便用重炮轰击，宏伟的治镜阁倒塌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时，因为治镜阁地处偏僻，且财力匮乏，无力修复。到了晚清至民国期间，环形双城墙外面的包砖被附近的村民拆尽，只剩下了残垣断壁，因地处孤岛之上，极少有人光顾，所以灌木丛生。
有的说毁于慈禧太后之手。据传，“英法联军”焚毁清漪园时，三座“仙山”中的望蟾阁和藻鉴堂因有石桥与陆地相连而遭到破坏，只有治镜阁孤立于湖中而躲过一劫。据说洋鬼子发现西堤西边的治镜阁时，本想过去抢掠，却一时找不到渡湖的船只，所以只能“望湖兴叹”，治镜阁便被保存了下来。然而，慈禧重修颐和园时，因经费不足，便令人将治镜阁的部分建筑拆掉，用其石料、木料修建了其他建筑。由此一座具有120多年历史的古建筑被毁。民国时期，国运衰竭，无人管理，时有附近村民来此拆挖石料，致使治镜阁残破至今。
其实，有关治镜阁的毁坏，《颐和园志》中有明确记述：“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清漪园时，治镜阁因四面临水，且远离万寿山主体建筑群而幸免于难。然而，光绪十三年，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资金短缺，不得不拆下治镜阁的砖石木材营造万寿山上庞大的宫殿，于是岛屿荒芜，原建筑仅存基址至今。”
团城湖一直是为京密引水渠终点
团城湖是北京城的水源地，属一级水源保护区。上世纪60年代京密引水渠建成后，将密云水库的水引入团城湖，然后分流到城区，其日供水约120万立方米，占据全市城区日供水量的一半以上，也就是说北京城区约65%的居民都在饮用团城湖的水。
1994年以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终点曾确定在北京玉渊潭，后经有关部门多次进行现场考察和研究，最终将终点北移4公里，调整至颐和园团城湖。因为玉渊潭是永定河引水渠的终点，除承担供水任务外，还承担着北京城市西部南旱河的排洪泄水、调蓄洪水的任务。如果把南水北调（中线）的终点设在这里，供水和防洪将在汛期发生矛盾，尤其是水质难以保证。而团城湖数十年来一直是北京市水源和供水的重要枢纽，它地处北京市区西北部，居高临下，利于水质的保护，且这里为京密引水渠的终点，将南水北调（中线）终点设在这里，二大水源汇集合一，更有助于城市供水安全。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终点确定在团城湖后，其蓄水量便有限了，为此，2012年10月在团城湖南侧，即颐和园南墙外又破土开挖了一处湖泊。因其北邻团城湖，且有水道与之相通，故名“团城湖调节池”，也泛称“团城湖”，它连接密云水库和江水两大水源，采取联合调蓄的方式，由此成为京城的最大供水枢纽，故有京城“大水缸”之称。
圆明园的正门在哪儿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闯进圆明园，在疯狂地掠夺之后，又于10月18日将这座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古典园林焚毁。昔日金碧辉煌的皇家御苑如今成为圆明园遗址公园，其大门位于清华大学西门外的清华西路北侧，坐北朝南，多被称为圆明园正门。其实此称有误，它本是圆明三园之一的绮春园正门，而非当年的圆明园正门。
圆明园正门本称“大宫门”
圆明园由圆明园及其附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后称万春园）组成，统称“圆明三园”，其分布呈倒“品”字形。圆明园位于西北部，从雍正皇帝开始，历代帝王均驻跸于此，处理朝政。
大宫门乃是圆明园之正门，位于该园的南部，即今天海淀区西苑一亩园村北侧，为圆明园十八个园门之首，坐北朝南，建在一座宽大的月台上，为五楹三明两暗，飞阁流檐，卷棚歇山，门额悬挂雍正御题的“圆明园”匾额。整体建筑高大气派，彰显出皇家建筑的辉煌和威严气势，其内外的左右各有朝房五间，内朝房之后另有曲尺形拐角，朝房各34间，由此构成严密的建筑格局。
大宫门作为圆明园的正门，帝后从御园往返皇城去西陵、南海子（南苑）时，主要由大宫门出入。皇帝处理政务的前朝区就设在大宫门内，所以大宫门是各座园门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当年清廷主要的国家机关多在大宫门内外朝房设有分部或值班所，随时听旨觐见。
大宫门前是一座“凸”字形广场，一对巨大的鎏金铜狮分踞大门两侧，为镇园化煞、旺权助运之宝器。广场中央为一条倒“丁”字形石路，往西可通清漪园（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及静宜园（香山），往东则是通向京城西直门外的御道。如从南面而来，需经过大照（影）壁，左右朝房、大宫门和二宫门（即“出入贤良”门），进入正大光明殿及其他园区。
大宫门的布局和构筑充分表现出圆明园这座大型皇家园林的宏伟气魄，在圆明三园的所有宫门中，只有大宫门和长春园宫门是供皇帝进出的。可惜的是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时，大宫门及附属建筑也都被彻底焚毁，之后就荒废不能通行了。昔日恢弘气派的大宫门旧址上如今是一片松树林，30多年前修复圆明园大墙时在此预留了复建大宫门的位置。
和珅因骑马进入大宫门而获罪
作为圆明园正门的大宫门，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所以出入该门有严格的规制。其中间的大门称御道门，专供皇帝、皇后出入。大门左右（东西）各有一座小门，俗称罩门。其中左门是王公大臣的出入口，右门供太监、宫女、杂役等出入。大宫门为御苑禁地，任何人不得随便靠近或停留。如果没有皇帝的特别恩赐，即使是王公大臣也不能骑马或乘轿进入宫门。
在大宫门南面的照壁外，立有一块石碑，用满蒙汉藏四种文字镌刻着“到此止步”，所以任何人到此都须停下来，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然后由太监引领，步行进入宫门，若有违反，将受到严厉处罚。但也有极少数人（宗室王公及文武重臣）经皇帝御赐可以骑马或乘轿进入宫门，被称为“赏朝马”，其实是皇帝给予资历深久、德高望重或年老体衰臣下的一种赏赐。
和珅本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嘉庆皇帝即位后，乾隆皇帝成了太上皇。但和珅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甚至把比他小十几岁的嘉庆皇帝也不放在眼里。嘉庆三年（1798年）正月的一天，太上皇乾隆传旨，令和珅觐见于长春仙馆。和珅接旨后便赶往圆明园，来到大宫门南面的照壁前本应下马，步行进入大宫门东侧的左门，但他却骑在马上，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左门，穿过小石桥，绕过正大光明殿，行至寿山口后过小桥往西来到长春仙馆门前，这才下了马，步入馆内。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99年2月7日）乾隆皇帝驾崩，初八日嘉庆颁布谕旨：“革大学士和珅职，下狱治罪”。十五日嘉庆历数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状，查抄了他的家产。这二十条罪状中的第二条就是“上年（1798年）正月，皇考（乾隆）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进左门（大宫门东侧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仅凭这一项罪名，就能要了和珅的命。正月十八日，和珅被赐自尽，终年50岁。
大宫门外那对铜狮子哪去了
历史上，大宫门外曾放置过一对麒麟和一对狮子，被视为祥兽与镇物。
圆明园最初是康熙皇帝赐给皇四子胤禛的花园，胤禛即位后升为御园。雍正皇帝在修建大宫门时标新立异地放置了一对石麒麟。每只麒麟连同基座由两块石头拼叠而成，其造型生动、刻工细腻，为石雕中的上乘之作。乾隆皇帝即位后，在圆明园修建了皇家祖祠安佑宫，但须在宫前安置一对饰物，于是在乾隆五年（1740年）五月传旨，为大宫门铸造一对铜麒麟。第二年十二月，新铸造的铜麒麟被安置在大宫门前，换下来的那对石麒麟被移置安佑宫门前。这对铜麒麟造型雄伟，铸工精良。但这对铜麒麟在大宫门摆放了22年后，乾隆皇帝觉得它不够气派、威武，于是用34000多斤黄铜铸造了一对硕大的铜狮子，高2.4米，宽1.76米，长2.27米。再加上高约0.8米的石雕巨座，比铜麒麟更为雄伟和壮观。而换下的那对铜麒麟，被移置到长春园宫门前。
大宫门前的大铜狮子一直放置到咸丰年间，亲眼目睹了当年“英法联军”是如何闯入圆明园疯狂掠夺并焚烧园林的暴行。
由于石麒麟、铜麒麟和铜狮子耐火性很强，所以在圆明园两次被焚毁时都幸存下来。多年以后，石麒麟被放置于今天北京大学的主楼前。那对铜麒麟只幸存了一只，放置在颐和园仁寿殿前。那对铜狮子，在光绪年间重修颐和园时，被移至万寿山中轴线上的排云门前面，直至今日尚存。
大宫门旁因何辟有“一亩园”
一亩园位于圆明园大宫门外东南侧，为清代帝王躬耕之所。自雍正始，每年春天皇帝出园均在此举行亲耕之礼。所谓“躬耕”亦作“耕藉”或“耕耤”，即古代每年春耕前，天子、诸侯举行仪式，亲耕藉田，以示劝农。为何一亩园要设在圆明园大宫门外呢？原来，雍正皇帝即位后常住圆明园，并设圆明园护军营看守。圆明园地处京城西北部，与先农坛相距几十里。雍正皇帝觉得到先农坛进行“耕藉礼”路途太远，特在圆明园大宫门外开设“耤园”，俗称“一亩园”，每年春天率领众臣象征性地在此进行耕种，以祈求五谷丰登。
嘉庆年间，一亩园“耕藉礼”逐渐废弃，每年春天的“耕藉礼”仍在先农坛举行。光绪年间慈禧“垂帘听政”，其御前掌印太监刘诚印在一亩园旧址修了宅院及家庙，后逐成村落，称一亩园村。如今百余年过去，原一亩园的大部分建筑均已被毁，但尚有遗迹可寻。
圆明园公园大门实为绮春园正门
绮春园为圆明三园之一，早期原是怡亲王允祥的御赐花园，称“交辉园”，始建不会晚于雍正初年（1723年）。乾隆朝前期改赐给大学士傅恒，易名“春和园”。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月奉旨将春和园并归入圆明园，定名“绮春园”，次年三月初九悬挂了“绮春园”匾额。嘉庆皇帝曾经效仿他的父皇，把绮春园归纳为“绮春园三十景”。道光皇帝即位后，因畅春园已经废弃，绮春园成为皇太后和皇太妃的居住之处。咸丰十年（1860年）包括绮春园在内的圆明三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同治年间计划局部重修圆明园，绮春园改称“万春园”，作为慈禧的居住之所。后因国库空虚，重修工程半途而废，修复完成的建筑大多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毁。
绮春园的宫门在园子的东南部，建成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因比圆明园大宫门和长春园二宫门晚建了半个多世纪，所以被称为“新宫门”。大门面阔五间，两边有罩门，门外建有东、西朝房和影壁，门内有月河，跨石桥可达二宫门。咸丰十年（1860年）绮春园宫门劫后幸存，同治年间又进行了修缮。1900年再次逃过一劫，幸运地保存下来，它是圆明三园惨遭劫掠焚毁后所幸存下来的一处完整的宫门建筑。1986年主体建筑重建，作为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大门，重建的宫门基本保持了原貌。此后，到圆明园遗址公园游览的人们多由此入园，并将其称为“圆明园正门”。
“青龙桥”谜踪
北京历史上曾有过三座青龙桥，而以颐和园西北面的青龙桥更知名。但这座古桥最初的位置在何处，建于何时，一直以来存在争议，多有谜团。
一说青龙桥建于元代，在白浮堰之上
据《京水名桥》载：“最早的青龙桥始建于元代。元代时，京城的主要供水源是昌平的白浮泉。自白浮诸泉汇集成的河水向南，基本上沿今京密引水渠下游一线经瓮山泊（今昆明湖）后再入城。为了通行方便，在今昆明湖西北侧修建了这座桥，桥下设闸，名青龙闸。明代时曾重新修理过桥闸。”元代熊梦祥所著《析津志》载：“玉泉，源出青龙桥在玉泉山，与冷泉合，下流为清河。”由此可见，早在元代为了控制西湖水量在白浮瓮山河下游建闸，名叫青龙闸。沿河派驻保护漕运的镇遏军，好保护闸桥，又可屯田，从而形成了元代户籍建制的青龙桥社。据传，原青龙桥桥下有三个劵孔，前有闸板和绞关石架，桥上紧邻桥栏建有铺面。
元至元九年（1272年）蒙古人改中都为大都，重建都城。随后元世祖忽必烈兴修水利重，其中由河北邢台人郭守敬主持开凿通州直连大都城的运粮河。为补充水源，以济漕运，他踏勘导引昌平白浮神山泉、王家山泉、西虎眼泉、孟村一亩泉等，与香山、碧云寺、玉泉来水汇于时称畑山（瓮山）西湖，即今天的昆明湖。仅两年的时间，漕运水系便全部完成。
今天的青龙桥一带，当年为济漕之水入昆明湖处，时称碾庄，又因有片水泊而叫七里泊。发脉于白浮诸泉之水一路流来，而挡护的堤坝称白浮堰。白浮堰隔断了人们东西往来之路，所以在此架桥闸，大致年代为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底。桥以传说中的祥瑞之物“青龙”名之，故名“青龙桥”。此后在桥的东西两侧形成聚落，以桥称之。由此“碾庄”和“七里泊”便淡出人们的记忆，地名以“青龙桥”代之。
二说青龙桥建于明代，在清河上游。
《北京交通史话》称：“古青龙桥建于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位于青龙桥村西侧，清河上游，是一座单孔石拱桥，桥下的河水来自西边的玉泉山，周围是靠泉水种植稻米的水田。这桥就是青龙桥。到了清代附近形成较大的聚落，人口密集，街市繁华，称青龙桥镇，并与海甸（淀）镇、清河镇并称为‘海淀三镇’。民国时青龙桥因年久失修被废弃。上世纪六十年代修建京密引水渠时，在其遗址东北侧不远处新修了一座单跨钢筋水泥桥，故称‘青龙桥’。这就是今天的青龙桥。”
三说青龙桥建于清代，在北旱河之上。
《北京古桥》“青龙桥”一文称：“青龙桥位于颐和园如意门往北，北旱河上，是北京称‘青龙桥’的古桥中最有名的一座。现这里有一条京密引水渠，颐和园及城内三海的水源就来自这条渠，渠上横跨一座单跨钢筋水泥桥，现称青龙桥。早年的青龙桥不在这里，而是在现桥的西南方百米处的北旱河上。”
据说，每到汛期，北旱河的河道犹如一条青龙南北而卧，水从南往北而流，所以在旱河上建了一座单孔青石桥，就像一把斩龙之剑插在龙的脖子上，初称“斩龙桥”，意为抑制河水泛滥，后因“斩”字不吉而改称“青龙桥”。
北旱河开挖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主要作用是排泄汛期香山的洪水，以确保西郊园林、健锐营和香山至玉泉山输水石槽及京西地区的安全。《日下旧闻考》对开挖北旱河略有记述：北旱河为“四王府东北至静明园外垣皆有土山，土山外围东西一带泄水河，其水东北流，合萧家河，经圆明园后归清河。”如果青龙桥建于北旱河之上，其年代不会超过240年。这座青龙桥后来年久失修被废弃。据传，1968年桥上的条石被拆毁，运到几十公里外的西城区二龙路学校修建防空洞，时至今日还埋在学校的操场周围。
关于这座青龙桥的来历，民间还一个传说。据传在清乾隆年间，北旱河西岸有一大片坟地，叫左家坟，有一天乾隆皇帝微服私访，经过这里，看到坟头上冒出一股青烟，乾隆问身边随从的太监，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太监凑在乾隆耳边嘀咕了几句，乾隆面带怒色离开这里。过了几天，太监带了许多民工在坟东侧挖了一条河，称北旱河，河道犹如一条青龙南北而卧，水从南往北流入北旱河，在旱河入口处建了一座单孔青石桥，就像一把斩龙剑插在龙的脖子上，竣工时监工的太监还骂了一句：“叫你冒青烟！”
此外还有一个说法，《京畿纪事》称：“青龙桥最初是青龙桥镇西北角的一座小桥，横跨于北旱河上，因西北侧不远处有景皇陵（也称景陵，是明景泰帝朱祁钰的陵墓），所以叫景陵桥，桥西数十丈又有一条深沟，沟上架着五块青石板，这才是真正的青龙桥。”
四说青龙桥建于清代，在玉河之上。
《北京水利史话》称：“玉河是玉泉山水流向昆明湖之河道，《日下旧闻考》记为玉河，民国时称新闸河，后称北长河。起点为玉泉山，终点为青龙桥。沿途汇聚众多湖泊之水，至颐和园西北隅有三处与昆明湖相通。一为玉带桥进水口，二为团城湖入水口，三为最北端能进能出的水口。在终点青龙桥上有建有一座青龙桥闸，闸有两孔，孔宽4.5米，闸底高程47.5米。开启青龙桥闸，可使昆明湖水经西北隅的水口导出泄入下游肖家河和清河，降低昆明湖水位，消除可能出现的水患，同时也可排泄玉河洪水。关闭青龙桥闸，可使玉泉山水进入昆明湖，补充湖中水量。故青龙桥闸是极为重要的一座闸门，沿用百余年，民国时废弃。”
五说建于金代，在南长河上
《海淀区水利志》载：“青龙闸，在万寿山西北，碾庄附近有一座驰名的青龙桥，桥的上游有座重要的分水闸，叫青龙闸。原来西山的泉流和瓮山泊（今昆明湖）的水不住往南流，都从青龙闸北流入清河。到了金代，为导引泉流南行入城，开挖了海淀台地，使之与高梁河接通。为节制水北流，障水南行，而建了青龙闸。由于闸底高程较低，打开闸门，包括昆明湖的水将全部的泄出。所以历代对这座闸的运用都很重视。清代曾委派专官管理。据《日下旧闻考》载：‘青龙闸非盛涨不启，奉宸范司期事。’”
由此可见，有关青龙桥（闸）的修建年代及所处的位置，至少有五种说法，但因古桥消失年代久远，已难寻其踪。
从民国时期的一张老照片来看，当时青龙桥东街西侧确有一座石桥，东西跨南北向的河道，宽六七米，且有护栏。其位置与今天的青龙桥所处的位置大致相同，站在桥上，可一览老街旧貌。由此可以推断，民国时的青龙桥就在今天青龙桥的位置。上世纪六十年代开挖京密引水渠时，是否是在民国时旧桥的原址上复建的，有待进一步考证。
北京东南西北之“四极”
有着3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北京，不同时期其行政区域范围也大不相同。而今的北京雄踞于华北平原的西北端，总面积16800平方公里，东西宽160公里，南北长176公里。如果问您咱这北京地界儿的最东、最南、最西、最北点亦即“四极”在哪儿，您是否说得上来呢？
所谓“四极”也称“四至”，乃是“四方极远之地”。《楚辞·离骚》曰：“览相观於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汉晁错《对贤良文学策》称：“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也就是说这“四极”是指某一行政区域最东、最西、最南、最北的落脚点，乃人之所居之地。北京之“四极”到底在哪？从地图的标注上来看，北京的最东端位于东经117°30′与北纬40°37′交汇处；最西端位于东经115°20′与北纬39°73′交汇处；最南端位于东经116°33′与北纬39°28′交汇处；最北端位于东经116°62′与北纬41°05′交汇处。如果将这四个极点转化成具体的地域名称，即村落所在，便是密云的黑关、大兴的石佛寺、房山的鱼斗泉和怀柔的石洞子。
东极——密云县新城子镇黑关
黑关位于密云县新城子镇最东面，与河北省兴隆县相邻，因明代在此筑城建关，其地岩石呈黑色，始称黑峪关，后简称黑关，形成村落仍称黑关。黑峪城关是明长城在北京最东端的一处关隘，扼京冀之要津。这里还是迎接北京第一缕阳光的地方。所谓的“北京第一缕阳光”，又称“京都晨曦”，就照射在黑峪关烽火台上。
民国年间的《密云县志》称：“黑峪关，（密云）县东北一百五十里、在芍香峪口北。”该城堡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为明长城的附属建筑。城堡呈长方形，坐南朝北，城堡南墙与长城相连，城堡东北角与黑峪关水关相接，是明长城的重要关口之一。当年关口的东西山十分险峻，只有黑峪关这里一马平川。这里有一个陆门、一个水闸，为的是阻止敌人的侵犯。进入关口便是兵营古城，古堡内东城有一个大戏台和关帝庙，西城为商贾之所。每到五月十三，为关公磨刀会，口里关外的各花会都云集于此。
黑关有“四县交界处”之说，这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河谷，关外分别从东和南侧两条山沟中有二条小河在此处交汇，再由关外向西流进关内。河流的交汇处有一块巨石，上刻“四县交界点”五个大字，这四县便是北京的密云县与河北的承德县、兴隆县、滦平县。站在这里，可以“一脚踏四县，一手摸四县”，被视为极为罕见的一景。
黑关村虽然称村，其实只有几户人家。据《北京市密云县地名志》载：该村有“农户3户，人口9人，均为汉族。村落呈散列状，经济以农为主，产玉米、谷子等”。
清末时黑峪关城堡已废弃，成为庄稼地里一处坍塌多年的古迹，几年前有关部门对城堡的城门、角楼楼台和马面以及连接这三座建筑的三段城墙进行了修缮，并在此设立了“京都晨曦”“四县交界点”等地标。
南极——大兴区榆垡镇石佛寺
石佛寺位于大兴区榆垡镇最南部，向南不远隔永定河与河北省固安县相望。因是北京市最南边的村落，故有“京南第一村”之称。
据《北京市大兴县地名志》载：“康熙年间，（永定）河水涨溢流石佛像九尊止于是村，众异之，构殿祀焉，乡民故以石佛为村名，沿用至今。村内以吕、武、郑三姓居多。”
早年间，每到汛期，永定河水便急剧上涨，水势凶猛如玉龙奔腾。清康熙年间，因连天暴雨导致永定河水猛涨，洪水泛滥，有九尊石佛从上游漂来，当漂至今天的石佛寺村附近时，便被冲到河岸上。人们认为石佛落脚之处乃是吉祥之兆，故将石佛抬回村子，遂后募捐钱物修了一座庙宇供奉石佛，希望佛祖保佑，以避洪水致害。因供奉的是石佛，故称石佛寺，其所在的村落也被称为石佛寺村。
石佛寺坐北朝南，为砖木结构，正殿供奉着如来佛祖，东西两侧立有文殊和普贤，雕像前的供桌两端童男童女肃立。供桌上香炉一鼎，东南、西南两边站有哼哈二将，黑底金子大匾挂在正堂。如来佛后面的墙壁上，另一块白匾挂在黑匾的东侧，东西墙壁上绘有十八罗汉。供桌东端放有一鼎，东侧的明坨上挂着一口大钟，每逢初一、十五大钟就要敲响。
传说石佛寺建成后，屡显灵迹，每逢阴雨佛像就会通身皆湿，遍体如汗滴。村民们一见，便知大雨将至，所以及时提防汛情，免受水害。民国时该寺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仅存佛像数尊，其中观音为坐像，其余为站像，均为汉白玉石质，后来村里平整土地时将石佛埋入地下，而今该寺已无踪迹，只有“石佛寺”之名尚存。
西极——房山区蒲洼乡鱼斗泉
鱼斗泉位于房山区蒲洼乡西北部，向西1.3公里即是北京市与河北省涞水县分界线。因是北京市最西边的村落，故有“京西第一村”之称。整个村落沿山谷而建，属深山区，平均海拔在800米以上，所以又有“京西小西藏”之称。村子紧邻108国道，翻过一道山梁，便是河北省涞水县九龙镇。
从字面上看，“鱼斗泉”这个名字似乎与鱼和泉水有关，其实不然，“鱼斗泉”是由“一斗钱”转化而来的。相传，200多年前，附近隗姓家族因土地买卖的地价问题发生了争执，最后请来隗姓家族的长老进行裁定。依照家族的老规矩，地的归属要通过“掷币”来确定，也就是在桌上分别放置一个升和一个斗，然后将钱币抛起到一定高度，如落入桌上的升里，便以一升钱作地价；如落在斗内，便以一斗钱作地价。最后，这枚铜钱落进斗里，故以一斗钱作为了地价，以后在此形成村落，俗称为“一斗钱”，后谐音为“鱼斗泉”。另据《北京市房山区地名志》称：“百年前十渡村一金姓财主占有此地，后以一斗钱（即满满的一斗铜钱）的价格卖掉，因而该村曾名‘一斗钱’，1948年土改时，谐音改今名。”
鱼斗泉以隗姓人家居多，据传隗氏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初。明朝建立后，曾多次从外地往北京移民。永乐三年（1405年），隗姓家族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移到今天的房山区蒲洼乡一带。定居后形成多个村落，鱼斗泉是其中之一，鱼斗泉村址沿山谷呈散列状。村民们居于山中，以种植、养殖业为生，并在此繁衍了几百年，已成为有百余户人家的行政村。
北极——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石洞子
石洞子位于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正北部，与河北省丰宁县交界，有“首都北大门”之称。
石洞子是一个只有20多户不到百人的小山村。村舍分布在111国道两旁，站在村子东面的山头，能看见村西的一座山下有个巨大的天然山洞。正是因为这个天然形成的石洞，村子便得名“石洞子”。该村属喇叭沟门满族乡所辖村，村民大都为满族，且大多姓彭，清代属满族镶黄旗。
据传，彭姓始祖彭连于清顺治初年入关，最早驻扎在北京安定门内镶黄旗防地。次年六月，清廷派兵驻守古北口，彭连的长子彭继贵随军前往，携带家眷到达喇叭沟门一带，此后一直在此繁衍生息。当地人常说：“从汤河口到帽儿山，大道边儿住的都是一家——彭家，沟沟岔岔里才有别的姓。”
另传，彭姓的祖先是康熙皇帝的两员大将——彭氏兄弟。他们武艺高强、忠心耿耿，在擒获鳌拜时立下大功，深得康熙赏识，获得上殿不用宣，下殿不用拜，离皇上龙椅三步内可拔剑的“特权”。康熙曾赐给兄弟二人一面旗，让他们自己挑封地，旗杆插到的地方就算他们的封地。彭氏兄弟让下人把旗子交给了一个脚夫，让他插到坝上草原。谁知脚夫到坝上草原后，却把旗杆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一直走到汤河口才想起来，赶紧把旗子插好。于是，今天的喇叭沟门一带就成了彭氏兄弟的封地。他们被称为“鹰手旗人”，每年向宫中供奉猎物，其中进奉最多的是山禽，因此练就了熬鹰捕捉山禽的绝活。彭姓满族人在这里用皇帝恩赏的房产、地亩、山场等很快发展起来，过上了安宁富足的生活，石洞子是彭氏兄弟后裔聚居地之一。
石洞子是北京纬度最高的地方，海拔近700米，所以每年降雪较早，冬季相对来说较长，当京城春暖花开的时候，这里仍是春寒料峭，一些地方的积雪还尚未消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京城之“北极”。
“京都护神”军都山
翻开各种版本的《北京地图》，“军都山”三个字都跃然纸上。它位于北京市北部，西南起自居庸关，东北至白河河谷，横亘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四个区县，构成北京城北部一道延绵百余里的天然屏障，故有“京都护神”之称。
“军都山”之得名
“军都山”之名由来已久，有史料记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曾设上谷郡军都县，今昌平区马池口镇有“军都故城遗址”，又名“土城”。清代昌平州人王萱龄编纂的《军都考》认为“军都”乃“薰鬻”两字之音转。“浑”“薰”“军”三字之古音相同，“鬻”与“都”两字之古音亦同，故“军都”实为“薰鬻”。“薰鬻”乃汉人对于北方匈奴的蔑称。唐代房玄龄等撰写的《新校本晋书》载：“匈奴地南接燕赵……夏曰熏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东徙匈奴，将其安置燕地，军都（熏鬻、浑都）之名由此而来。在汉代，“军都”又书写为“浑都”，司马迁《新校本史记》载：“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屠浑都”。
由此可见，“军都”来自汉人对北方原住民的称谓，音读变异，“薰鬻”“军都”“浑都”成为交替互用的同义、同音词。汉朝东徙匈奴于燕，设上谷郡军都县，于是将周边群山亦随之名以“军都山”。
护卫京城之“绿色屏障”
军都山是北京市的主要山脉，属燕山山脉，处于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的接合部位，东以古北口与燕山相邻，西界为居庸关同太行山相对峙，南临北京小平原。长约100公里，宽数十公里。山体连绵起伏，层峦叠嶂。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着多座高山，其中燕羽山、佛爷顶、凤凰驼、黑坨山、歪坨山、云蒙山等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有的高达1500多米。
历史上的军都山，林木种类繁多，森林茂密，覆盖率高，以次生落叶阔叶林及灌丛为主，由于人烟稀少，至少在清末乃至民国时期，原始生态林未受到任何破坏，野生动植物很多，山清水秀，又因山体高大且纵深达数十里，由此构成了一道自西南，向东北方向的绿色屏障，挡住或削弱了来自蒙古高原风沙对北京城的侵袭，为古都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生存环境。
拱卫京师之“锁钥重地”
北京为六朝古都，各朝定都北京时，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主要依据之一。远在900多年前的金代建中都时，便认定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中原，若坐堂隍，俯视庭宇”，随后的元、明、清各朝也视京城外有太行山、军都山所扼守，可长治久安。明成祖朱棣更是以“燕京为军都山所拱卫，形胜甲天下，层山带河，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的理由而重建北京城。
从元代开始，朝廷便在军都山一带大量驻军，而明代还沿山修建了多道长城，特别是在居庸关和古北口两处险要之地，所修筑的长城更为高大，险峻，并有重兵把守，以防败北的元朝残余势力的南袭，对京城造成威胁。
居庸关位于军都山峡谷的关沟中部，是最负盛名的雄关之一，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历来为北京通往蒙古及西北高原的咽喉要冲。古时在关沟内外共筑有下关（南口）、居庸关、上关和八达岭城关四道关隘，南面可以俯视京师，北面抗拒塞外，自古以来就是北京西北的重要屏障。又因为它处于军都山内，所以也叫军都关，称其为“控扼南北之古今巨防”。
数百年来，军都山被视为“兵家必争之地”，沿线设有众多军营，而历朝帝王还多有“巡幸”。据传乾隆皇帝登上长城时，曾告诫驻守的八旗将士：“军都山乃京都护神，成拱卫京师之大业，理应誓死而守。”正是由于军都山雄踞燕山其中，扼控着南下北京城的通道，由此决定了它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所以古代军事家多将其山视为京城的“保护神”。
“军都故城”之遗踪
“军都故城”，俗称“土城”，位于昌平城城西南8.5公里处，是历史上的军都县治所，属上古郡。关于军都县建置的起始，一说为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40年），一说为汉高祖初年（前206年）。而其得名究竟是军都县以山为名，还是军都山以县为名，历来多有争议。明代嘉靖年间编纂的《西关志》称：“（居庸）关东南二十里有高山。汉于山下设军都县以屯兵，即今昌平旧城。因以军都名山，亦以名关。”
军都县是昌平地方建县制以来最早的名称。有史料记载，该城为长方形，南北750米公里，东西宽500米。最初建城，应是为了屯兵，以防北方少数民族南侵。北魏时将昌平县治所搬入军都城，又新建万年县，军都县被分为二。自此以后，不再见“军都”名称。唐德宗时期（780—805年）土城荒废，遂被称作“土城”。辽金时期曾经两次重修，由于既不是治所，又不是屯兵之地，重建规模极其有限，后逐渐废弃，从此军都城消失在人们视野中，数百年后形成村落，称“土城村”。如今村中仅存三段城墙遗址。
有史学家根据《中国古代史地图集》战国形势图分析，战国时中原西北有匈奴，东北有东胡等少数民族，特别是匈奴，曾屡次南下争夺中原。因此军都城在燕时的存在价值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屯兵，以拱卫燕都。
香山因何成为“世界名山”
在2012年的“香山红叶文化节”开幕式上，香山被世界名山协会授予“世界名山”的称号。至此，北京香山成为世界第24座名山，也是继泰山、黄山、庐山、峨眉山之后第5座入选“世界名山”的中国名山。
关于香山名称来源的三种说法
香山位于北京西郊，是西山的一部分，是北京著名的风景区，以香山红叶驰名中外。关于这一地名的由来，说法众多。
一说得名于山顶上的巨石。在香山的最高峰有两块巨大的岩石，形如“香炉”，每逢阴雨天气，巨石上似喷云吐雾，远远望去，好似香烟缭绕，袅袅升空，故名“香炉山”，简称“香山”。
二说得名于花香。据《香山公园志》载：“在明代对香山名称的起源，还有另一种解释，据《帝京景物略》中载：‘山所名也，曰香炉石，或曰：香山，杏花香，香山也，香山士女，时节群游，而杏花香，十里一红白，游人鼻无他馥，经蕊飞白之旬。’”明代《宛平县志》载：“山名香山者，杏花飞香二月中也；游人往来于蕊初红色半白时，浃旬乃已。”明代杂剧大家、江苏太仓人王衡记有：“杏树可十万株，此香山之第一胜处也。”明代水利学家、松江人徐贯在游览香山后写下“岭峰月挂上方晓，山杏花飞下界春”的诗句。明代文学家、“后七子”之一的山东临清人谢榛诗云：“红云看不彻，漠漠杏林花。”书画家朱之蕃诗云：“香过十里杏花西，礼罢空王到上栖。”政治家郭正域诗曰：“寺入香山古道斜，琳宫一半白云遮。回廊小院流春水，万壑千崖种杏花。”由此可见香山杏花盛开时是多么绚丽，引得文人墨客纷纷为之吟咏作赋。
三说其名来自佛教经典。据《佛教文化便览》记载：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地迦毗罗卫国都城（佛经中称父城），附近有山名香山，释迦牟尼在世时其弟子有入香山修道者，其后仍有很多佛教徒在香山修道。故《华严经》在排列“闫浮提十大名山”时，香山仅次于须弥山（即雪山，今喜马拉雅山）名列第二，成为佛教名山。佛教传入中国，“香山”之名也传到我国，多将建有佛教寺庙的高山称为“香山”。我国现有大大小小的“香山”30余处，北京的香山只是其中的一座。它因“香山寺”而得名。据文献记载：至迟在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此地就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寺院，叫“大永安寺”，因其山中泉涌溪流，水似甘露，也称甘露寺。明正统六年（1441年），太监范宏出资扩建该寺，奏请皇帝敕赐了“香山永安禅寺”之名，简称“香山寺”，故将该寺所依的高山称为“香山”，它也是佛教之山。
香山因景色别具特色而被列入“世界名山”
香山之所以被列入世界名山，主要源于著名的香山红叶，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闭幕式上那“万叶飘丹”的场景，让世界知道了北京香山有着层林尽染的红叶，并受到世界名山协会的青睐。“七分秋色在香山”，到香山观赏红叶是人们的首选。每至金秋时节，漫山红遍，层林尽染。登高望远，一派“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绮丽景象。
有关香山红叶较早的文字记载见于金代诗人周昂《香山》一诗：“山林朝市两茫然，红叶黄花自一川”，可见香山红叶在金代已具规模。明代文人朱国乍《秋入香山》也有诗曰：“置身着色屏风中，梨叶新红柿子黄”，描写了西山一带秋色的浓艳和山野情趣。明代布衣诗人谢榛更有诗曰：“红云看不彻，漠漠杏花林”，可见明朝香山还多杏树，杏树入秋变红、黄之色，为当时香山秋色添上一笔色彩。至清代，香山辟为皇家园囿，乾隆皇帝亲题静宜园二十八景中，就有“绚秋林”一景。乾隆在其《绚秋林》一诗的序中写道：“深秋霜老，丹黄朱翠，幻色炫彩，朝旭初射，夕阳返照，绮缬不足拟其丽，巧匠设色不能穷其工。”而其诗为：“嶂叶经霜染，迎辉紫翠纷。绚秋堪入画，开锦恰过云。”生动地描写了香山深秋一派绮丽的景色。
乾隆皇帝为何在香山广植黄栌
香山红叶并非枫叶，而是以黄栌为主，这种树属漆科树，落叶灌木，叶呈卵形或倒卵形，木质中含大量黄色素，故此得名。黄栌主要分布于南侧山坡，到了秋季，漫山遍野的黄栌逐渐变色，红、橙红、橙黄，色彩丰富斑斓，景色壮观秀丽。
关于香山红叶，另有一说。据传清乾隆年间之前，香山秋季常见的红叶为五角枫、三角枫、鸡爪槭、紫叶李、柿树、银杏、栾树、小檗等彩叶植物。直到乾隆十年（1745年），这里定名为“静宜园”后，才大量种植黄栌，逐渐形成满山红叶的景观。
乾隆皇帝为何要在香山一带广植黄栌呢？原来，红叶是满族发源地秋日常见之物，在今天的辽宁省宽甸、本溪等八旗先人的聚居地，都有大片的红叶林区。乾隆皇帝在香山广植红叶类植物，颇有追念先人、不忘根本之意。以红叶为象征，望红叶而思古人创业艰难，这不失为砥砺士气的妙法。只是关外的红叶多为枫树，关内种植者不太熟悉其习性，因此改种黄栌。乾隆年间以后的200余年，香山的黄栌树越种越多，已达10万株，成为京西金秋时节著名的景观。
雁栖湖之名的由来
雁栖湖地处京北燕山脚下，北临雄伟的长城，南偎一望无际的平原，水面宽阔，湖水清澈，风光旖旎，素有“京北小西湖”之称。2014年APEC峰会主会场设在雁栖湖，使这里成为京郊的一处新景观。
雁栖湖源于“雁溪河”
雁栖湖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南部的雁栖河出峡口处。雁栖河原称雁溪河，属潮白河水系，是潮白河一条常年不息的支流。
“雁溪河”之名，古已有之。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钦定日下旧闻考》载：“雁溪河源出塞外，经神堂峪，由县东王化庄入白河。”怀柔境内自古河流纵横，清泉流淌，“奔淙远自千山落”，过境河流及本区内源河流就有20余条，其中最具水资源优势和文化内涵的当数雁溪河、白河和怀河，而所有河流中以“溪”命名者唯此一条。
据传，“雁溪河”最初称小清河，因河水清澈而得名。早年间河畔水草丰沛，每年秋冬时节大雁南飞，春分时节大雁北回，多在小清河畔栖息，所以该河又被称“雁溪河”，后谐音为“雁栖河”。它源于八道河乡西栅子村，由多股山泉汇流而成，自西北向东南蜿蜒前行。河水虽不大，但清澈见底，河水倒映着两岸的青山，景色秀丽。
1959年人民公社初期，为扩大农田灌溉面积，且蓄水防洪，在雁栖河出峡口处修建了一座水库，因临近范各庄乡北台上村，得名“北台上水库”。其主坝长493米，坝高31米，库容量达3830万立方米，常年水面两公里，灌溉面积达4.5万亩左右，与怀柔水库、大水峪水库合称为“怀柔三大水库”。此后经过数十年的绿化，水库区域生态环境不断改观，呈现一派绿色景象。1985年被北京市政府列为“七五”期间重点开发的旅游景区，因地处雁栖河出峡口处，且湖水多源自雁栖河，而每年春秋两季常有成群的大雁来湖中栖息，遂更名为“雁栖湖”。
三山环抱的雁栖湖
雁栖湖镶嵌于群峰之中，东、北、西三面环山，形成天然屏障。北面是素有“锁钥重地”和“京都护神”之称的军都山脉，群山绵亘，重峦叠嶂，巍峨的长城蜿蜒于群山之中，十余座敌楼清晰可见；西面是高耸的红螺山主峰，海拔811米，“山势盘旋如螺形，山头耸出螺髻青”，险峻而壮观，千年古刹红螺寺的晨钟暮鼓与雁栖湖自然美景遥相呼应；东有历史悠久的金灯山和元宝山，如两颗璀璨明珠镶嵌于雁栖湖东岸。据史籍记载，山顶上曾有一座建于唐代的金灯寺，与山下建于明代的普照寺共称为“金灯普照”，被誉为“怀柔八景”之一。据传很早以前，每到夜晚，金灯山顶便放出红光，如高悬之灯，映照四方。
雁栖湖由东湖和西湖两部分组成，东湖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其水面形状酷似一只企鹅，腹向东，头向西，姿态优美，惟妙惟肖；西湖形似珊瑚，沿岸逶迤曲折，湖面平坦如镜。无论登上雁栖湖畔的哪座高山之上，均可一览山水交融所呈现的湖光山色。雁栖湖似一颗璀璨的明珠，闪烁于青山绿树之中。
戚继光主持修建雁栖湖河防口长城
站在雁栖湖畔，北望河防口，目之所及的3500多米长城蜿蜒起伏、蔚为壮观。东起玉皇顶（俗称北斗峰）的长城，一直向西绵延25个敌楼，是雁栖湖畔著名的人文景观。据传，这段长城初为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所修，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明隆庆二年（1568年），朝廷任命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军务。戚继光上任不久便奏请朝廷重修长城，以加强边关防御。朝廷很快采纳了戚继光的建议。次年春，戚继光调配士卒、民夫开始了艰巨的筑台、修墙工程。河防口长城亦在这一修筑工程之内。戚继光对修筑长城的工程质量要求极为严格，亲自监工。他将城墙分为一、二、三等，双侧包砖城墙为一等边墙，单侧包砖城墙为二等边墙，石城为三等边墙，要冲地段一律包砖，严禁任何偷工减料现象。在城墙垛口下的宇墙上，依一定的距离及地势情况设置瞭望孔、射孔，有些地段在外侧城墙筑有雷石凹槽溜道，大大加强了防卫能力。雄伟的长城，随着地势蜿蜒起伏，加之疏密分布的敌台、烽火台、关城等建筑，高低相间，突兀参差，蔚为壮观。
清末，因年久失修，河防口长城多有坍塌或损毁，如今所见到的长城是为雁栖湖配套景观而重新修复的。游人置身于雁栖湖畔，举目即可见到雄伟的明长城遗址。
明英宗曾为雁栖古刹赐名“定慧禅寺”
雁栖湖核心岛西岸，曾有一座建于明代的古刹定慧寺，规模宏大，构筑精美。寺前建有双塔，一名“万寿塔”，一名“齐天塔”，当年巨塔十分富丽堂皇，曾为怀柔明代八景之一，谓之“定慧双塔”。
据清康熙年间《怀柔县志》记载：定慧寺“北据景山，东倚大荆山，西接红螺寺，南望小荆山，诚为一大丛林”。相传，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太监夏时游历至此，看到这里峰峦峭拔，泉清木深，便禀报明英宗，拟建寺庙，随即获准。夏时主持修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建成。传说该寺是夏时替皇帝出家的寺院，其建筑规模比红螺寺还大。附近的普照、广明、碧峰、永安、圆明、宝安等古刹均为其下院，分布于今天的雁西湖周边的山林之中。定慧寺建成的第二年，明英宗赐名为“定慧禅寺”，时隔两年皇上又下圣旨将一部《大藏经》赐予该寺永久保存，一时成为京城北部颇具盛名的寺院，香火极盛。
明末清初，定慧寺因年久失修而废，仅存寺前的万寿塔和齐天塔高高耸立。民国年间，二塔相继倒塌。尽管古刹早已消失，但从明代文人冯文卿所题的《定慧双塔》诗中不难看出当年定慧寺建筑之宏伟，环境之幽静，气势之非凡：“并耸浮屠不易成，齐天高远与云平。日移倒影双双见，风送清声两两鸣。玉柱光辉栖凤翥，金瓶炫耀化龙腾。珠宫贝阙京都近，净业禅开慧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