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我们应当会记起，熟悉人性的人经常会羞于谈论“声望”这个词；他们知道，从这个词的起源来讲，它的意思是用魔术花招让人们眼花缭乱。人们经常说，声望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不管是什么事物成为世界中的统治力量，”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曾经评论道，“不管是理念还是人，都会通过‘声望’这个词表达那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来实施它的权威……声望实际上是个人、著作或理念对我们的思想施加的一种控制……”这种支配“麻醉了我们的批判能力，并且让我们充满惊异和尊重”。

格莱斯顿（Gladstone）先生更喜欢用“荣誉”来解释“声望”。但是，正如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提到的那样，声望这个词的含义在西方世界多个国家中是不同的，而且，有权势的人并不认为声望仅仅是权势的美丽外衣，他们想让自己的声望有这样的暗示：其他人都准备好在“无须展示或行使这种权力时，便相信他们的权力”。但是，这种概念仍然既不完整，也不令人满意。实际上，它是一个对已经有权势的人来说非常有利的概念，因为这些人不必使用权力就可以拥有它、保持它。当然，对于相信自己的权力是建立在和蔼的德行之上的人，也是容易接受的。

但是，枪炮或金钱的力量也并不总能带来声望。为了创造声望，在权力的基础上必须有一定的美誉度。精英如果没有权力就不能获得声望，而如果没有好的名声则不能保持声望。精英过去的权力和成功造就了好名声，并且精英可以依靠这种声誉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以声誉为基础的权力，来对抗基于权力的声誉是不可能的。

如果精英圈子的声望包含很大的道德威望元素的话，那么即使在他们失去相当大的权力后他们也可以保持这种声望。如果他们拥有声望，但几乎没有好名声的话，那么即使是暂时和相对的权力衰落也会摧毁他们的声望。这可能就是美国地方上流社会和大都会四百强身上发生的事情。

在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的美国声望理论中，他对心理满足更感兴趣，并且往往会忽略他所描述的很多内容的社会功能。但是，声望并不仅仅是让个体自我意识感到满足的社交废话：它首先要服务于某种一元化的功能。让范伯伦兴致盎然的很多社交现象，实际上最典型的是“身份举止”，它充当了各路精英的中介。有身份的场所是各种重要精英聚会的地点，而休闲活动就是实现上流阶层各个部分和要素之间协调的一种方式。

跟上层家族和贵族学校一样，展示身份的活动也派生了一个婚姻市场，而这个功能要远远超过附庸风雅的需要，这些东西用来保持有产阶级的完整性和凝聚力，并且通过子女对垄断的继承，让有产阶级的血统合法性长盛不衰。

“势利的”排他性可以保护那些能负担得起的人的隐私。排除其他人能让上等人和位高权重的人建立和维持一系列私人世界，他们在里面可以讨论事情，并且熏陶他们的年轻一代，使他们具备决断能力。他们用这种方式将非个人的决断能力与非正式的敏感直觉结合起来，塑造精英的性格特征。

声望和身份还存在另一种功能，而这种功能在当今尤为重要。声望能支持权力，将权力转化成权威，并保护它免受社会挑战。“缺少成功的声望很快就会消亡，”勒庞曾评论说，“在人们的争论中，声望也可能会被消磨，但速度会缓慢些……从声望被人们质疑的那一刻起，声望就不再是声望。诸神以及长时间保持声望的人从来不允许别人议论。他们若想赢得公众的崇拜和支持，就必须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为权力而权力”从心理学上讲是基于声望满足。但范伯伦一贯对精英的仆人、宠物狗、女人和体育运动嘲笑，以至于他未能看到精英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活动一点也不好笑。简言之，他未成功地将关于精英们凌驾于军队和企业之上的权力与他发现的事实联系起来。在我看来，他并未足够严肃地看待身份问题，因为他并未看到它对权力错综复杂的关系和重要意义。他看到了“寄生阶级”和“下层的民众”，但在他所处的时代，他没有真正理解权力精英的声望。

范伯伦声望概念的核心，以及其中的一些理论，最早是由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18世纪晚期提出的。但是如果说约翰·亚当斯预见了范伯伦的很多观点，绝不是轻视范伯伦，因为他的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人们普遍智慧的一种延伸，范伯伦只是将其进行了系统化的表述，并且被有文化的公众把握住了。但是，亚当斯至少在两个方面要比范伯伦看得更远一些。他在心理学角度更敏锐，也更加复杂；在他的评论中，我们还能偶然发现一些有用的信息，他试图将被认为是社会和个人生活现实的身份现象与政治领域结合起来。亚当斯用一种范伯伦没有使用的方式来理解一个国家的身份体系，正因为如此，我们最好听听约翰·亚当斯的说法：

 

“有人说，死亡展示了头衔的空虚。情况可能是这样。但是它是否意味着财富、权力、自由和所有尘世之事的空虚？……我们是否能从中推断出，名声、自由、财产和生命都始终应被轻视和忽略？管理尘世所有事物的法律和政府是否也应被忽略，因为它们会在死亡时变得像美丽的泡沫？”

“……今世的……奖励是他人的尊重和赞美，而惩罚就是他人的忽略和轻视，任何人也不会认为这些不跟其他东西一样真实。对他人尊重的渴望跟在饥饿时的渴望在性质上是一样真实的，而这个世界的忽略和轻视也像痛苦和内疚一样让人不安……政府的根本原则是规范这种情感，而反过来这会成为一种主要的管理方式。它是社会中维持秩序的工具。如果没有它，无论是人类的动机，或是正规军，永远都不会产生作用。每种个人品质，对财富的占有，都相应地寄希望于它满足公众获得同情、赞美和祝贺的普遍情感……”

“机会通常会激发雄心，并且，即使发生了突发情况，那么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引发的危险也是可以被理解和察觉的。我们可能很快就能看到，每种情感有一个足够的平衡点的一种政府形态，能让公众免受来自这种敌对、猜忌、嫉妒和憎恨的危险和伤害。”

 

不过，范伯伦的身份理论对政治经济的运行有什么意义？范伯伦的大都会四百强论说并没有成为一个全国性名望体系的中心。大众媒体塑造职业名流没有任何稳定的权力，并且实际上他们不过是昙花一现。

但是，精英的确需要某种维持持久和稳定的声望，而范伯伦的分析就漏掉了这一点。财富精英，尤其是当今美国的权力精英都相当深刻地意识到了这种“需求”。

在19世纪，政治和军事精英都无法让自己处于一个全国性声望体系的顶端或者甚至是靠近这个顶端。约翰·亚当斯的假设找到了这个方向，但他没有能继续下去。给予美国政体这种秩序的是其他力量，不是任何官方的荣誉体系。说到为了在一个持久的家族血统上建立全国地位而进行的令人心烦的重复尝试，经济精英凭借打破将全国性的身份地位建立在家族谱系上的尝试崛起而逐步掌握了经济权力。

在过去30年中，经济、政治和军事精英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体化倾向。像每个地方有权有势的人一直寻求的那样，作为权力精英，他们开始寻求用权威地位的斗篷来支撑自己的权力。他们已经开始巩固自己新的地位特权，表面上是一掷千金的行式，但实际上还是根植于他们的企业生活中。随着他们开始更加全面地认识到自己在国家文化中的位置，他们是否还将满足于让作为职业名流的小丑和交际花们，来充当美国社会的代表吗？

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非常顽固，那些成为名流显贵的美国人到时候是否将不会更明显地与他们中间最有权势的人保持一致？民主制度已经深入人心，但那些以绅士自居的人是否会摇身一变成为政府官员，底层民众面对等级制度是否会吃惊？如果不相信这些，则似乎是要否认所有这一切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彼此相关的。但是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言论不过是实际权力的掩饰，职业名流也不过是身份地位的消遣方式，所以这些让权力精英深居幕后。然而，这个历史接合点上，他们也绝不会情愿默默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