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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学术界改变他们对超级富豪所在的大企业圈子看法的方式是非常有趣的。当大人物们第一次出现在印刷物上时，新闻界的狗仔们就在学术期刊和书籍中找到了他们的对应物。在30年代，强盗贵族们一方面大肆搜刮钱财，另一方面又避免自己恶名远播，就像古斯塔夫·迈尔斯（Gustavus Myers）被忽视的作品成为现代图书馆的畅销书，以及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和费迪南德·伦德伯格（Ferdinand Lundberg）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一样。而现在，伴随着战后的保守趋势，强盗贵族们正在转变成工业政治家。充满宣传意识的大公司正在书写自己的辉煌历史，并且权贵们的想象，正逐渐演变为对具有创造力的经济英雄的构想，企业高管们获得了管理公司的权力，凭着良好、坚定的感觉去发展业务。就好像无法对企业100年的历史非常了解一样，人们只能通过经营管理细节的政治镜头仔细看历史。

过去和现在都广泛存在对超级富豪真相的两种解释。第一个是源自八卦记者，其中古斯塔夫·迈尔斯的观点最为精辟。他的作品用丰富翔实的材料来诠释巴尔扎克的格言：在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作为内战后时代企业大亨们的新称谓，强盗贵族们突然降临到公众面前，就像一大堆女人在周六早晨涌进特价区一样。他们利用全国的资源，在他们之间进行经济战争，兼并重组，从公共领域中获得个人资本，并用尽所有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为了折扣而与铁路签订协议；他们购买报纸和收买编辑；他们消灭与之竞争的独立企业，并且雇用技能高超的律师以及有名望的政治家来维持他们的权力，保障他们的特权。这些新贵们身上具备一些有魔力的东西，叫他们是强盗贵族并不仅仅是修辞的说法。或许没有捷径可以迅速积聚一亿美元，但是，通过迂回的方式却可以获得，而且也能使占有者保持清白。如果所有的巨额金钱都来之不易，那么所有容易到手的财产都是安全的，巨额的。因此可以想到，以企业的名义从一千万人那里收取每人十美分的硬币，要好于拿着枪从10家银行那里每家银行拿10万美元，而且前者也更安全。

超级富豪的这种严酷形象经常会受到挑战，理由并不在于事实中出现了任何错误，而是在于这些形象是源自从合法性、道德和个性方面进行的预测，以及考虑有产大人物们在他们的时代和地点所发挥的作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最巧妙地总结，财富大亨们被视为是站在横扫资本主义全盛时期的“持久创新风暴”的关键点上。通过他们的个人智慧和非凡努力，他们创造和合并了拥有新的技术和财务技巧的私人企业，这些技巧以及它们所呈现的社会形式正是资本主义进步的发动机，并且创造和控制这些技巧的大人物们就是资本主义原动力的变速器。熊彼特在此基础上，将一种资本主义进步理论与一种社会阶层理论相结合，用来解释商业巨头的“创造性破坏”，实在值得赞赏。

关于剥削者与创新者的这些有反差的形象并不一定是相矛盾的：两种形象都是真实的，因为它们的不同点主要在于，观察这些巨额财富的累积者的角度不同。马尔斯更感兴趣的是法律条件和违法，以及大富翁残忍的人性特质；熊彼特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在资本主义各阶段的科技和经济变化中的作用，但他也运用了道德判断，他认为，在每一代人中，只有那些具备非凡智慧和精力的人，才能被他们要创造和聚焦的运动变化提升到顶层。

超级富豪的问题，只是关于个体如何与制度相联系，以及反过来特定制度和个体如何与他们发挥作用时所在的社会结构相联系。虽然人有时能建构制度，但制度始终是选择和形成人。在任何给定的时期，我们都必须平衡体制中的个体的性格、意志或智力，并允许个体行使这些特质与客观制度结构之间保持平衡。

通过像奇闻逸事一样提及作为个体的超级富豪的狡猾或睿智、独断或决断、天生的智力或神奇的运气、狂热或者超常的精力都不可能解决这类问题。这些都只是不同的遣词造句而已，表现不同的道德尺度，用来描述财富累积者的行为。无论是迈尔斯常常倾向于认为冷酷无情和非法，还是现在很多历史学家似乎更乐于谈论的远见、行业政治家才能等，都不能称为是解释，它们都仅仅是指控或辩护而已。因此，现代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对其成员个人特质的道德评判，不能用来解释社会和经济阶层的崛起。

由更为客观的环境提供的线索，或许更为有效，并且更容易被现代人所接受。我们必须了解个人特质以及机会的客观结构，这些特质允许和鼓励特定的人利用经济历史为他们提供的这些客观机会。现在，非常明显的是，在码头黑帮中崛起以及维持自身地位所需的个人特质，不同于在爱好和平的牧羊人之中取得成功所需的特质。在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样明显的是，在1870年崛起的人所需的特质也不同于80年代后崛起的人所需的特质。因此，在超级富豪的性格和风格中寻找他们成功的关键点似乎未能切中要害。

此外，通过提及富豪作为个体时的个人特质，而对作为社会现实存在富豪进行的解释通常都是循环论证。例如，在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中，赚钱能力是衡量“能力”的标准：“如果你真的很聪明，你为什么不富有？”并且由于能力的标准是赚钱，那么能力当然也要根据财富来划分等级，超级富豪理所应当就是能力最强的人。但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那么能力就不能用来解释富豪，用获取财富作为能力的标志，再把能力作为财富的解释，这种方法只是用两种不同的说法来讲同样的事实。

对卡耐基的机遇来说，年轻时期的经济形态要比他有一个实用主义的母亲更加重要。不管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Commodore Vanderbilt）可能多么“无情”，但如果政治制度没有彻底腐败的话，他也不可能实现对铁路的占有。假设谢尔曼法案以一种打破大企业法律保护的方式来执行，那么不管具备什么心理特质，美国的超级富豪们现在将会怎样？要了解美国的超级富豪，更重要的是了解石油的地理分布以及税收结构，而不是了解哈罗德森·L·亨特（Haroldson L. Hunt）的心理特质；更重要的是了解美国资本主义的法律框架及其机构的腐败性，而不是了解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童年；更重要的是了解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而不是了解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无穷精力；更重要的是了解战争对石油需求的影响，以及税收漏洞，而不是了解希德·理查森（Sid Richardson）无可争议的睿智；更重要的是了解全国配送体系以及大众市场的崛起，而不是富兰克林·温菲尔德·伍尔沃斯（F. W. Woolworth）的节俭。可能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 P. Morgan）在小孩时的确对生活物质的匮乏心有余悸，可能他的父亲的确认为他将一无所成，可能这的确影响到他为了权力而对权力的过度追逐，但是如果他是在1890年生活在印度的农民家庭的话，所有这些就将变得毫不相干。如果我们要了解超级富豪，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他们变得非常富有时所在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

运行资本主义这个生产机器和赚钱机器，需要多种类型的人，以及大量的国家资源。如果不存在特定的经济、物质和政治条件的话，任何类型的人都不可能积累巨大财富。美国超级富豪的巨大财富积累就是在一个特定国家成长起来的一种特定类型工业化的结果。吸纳了大量私人企业的这种工业化，已经让人能够占据这种战略位置，让他们支配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类生产方式，将科学的力量和劳动联系在一起，控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且从中赚取数以百万的金钱。让我们对这一点如此确定的并不是后见之明。我们可以很容易从尚未工业化的国家中预见到这一点，并且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工业化的其他方式来进行验证。

苏维埃俄国的工业化现在已经清楚地向世界表明，可以在没有千万富翁组成的私有阶层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实现快速的工业化。苏联这样做是以牺牲政治自由为代价，但这并未改变工业化的事实。私人企业及其伴随积聚的千万富翁都只是让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唯一的方式。但是在美国，它已经变成了这样的方式，其中大量的农田变成了大片工业网络。正是这一方式允许累积者从工业化过程中赚取巨额的财富。

从美国工业化中赚取巨大财富的机会包含很多其他因素和派系力量，它们没有，也不可能是依赖于超级富豪的个人特质，或取决于他们做过或未做过的任何事情。

其中的基本事实是非常简单的。这里曾是一块充满未开发自然资源的大陆，数百万人迁移到这里，随着人口的稳步增加，土地的价值在不断上升。随着人口的增长，这里立即形成了一个不断成长的农产品和商品市场，并且有不断增加的劳动力供应。由于农业人口在增长，实业家们就不需要依赖自己的工人来开拓市场。

这类人口和资源事实不会自己导致财富的大积聚，因此树立一个政治权威是十分必要的。详细列出三代之内的超级富豪在发家时合理与不合理的违规行为等奇闻逸事已经不需要了，这些都家喻户晓了。判断这些行为对巨额财富的积聚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缺少足够的信息。但是，普遍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超级富豪利用现有的法律，钻了法律的空子，并且他们还为了他们的直接利益而制定和实施法律。

国家保证私有财产的权利，它让企业的存在变得合法，并且通过进一步的法律、法律解释以及缺乏执行，从而让企业的财富积累变为可能。因此，超级富豪可以用企业的各项资源，玩弄权术，巧取豪夺他人的钱财。虽然“托拉斯”被宣布为不合法，但股份公司法却通过让一个公司在另一个公司持股的方式让它变得合法。很快，“股份公司的形式和财务制度提供了在美国从未合法存在过的最容易的快速致富途径。”在高税负年代的后期，“退税政策”和资本利得的结合，已经帮助私人财富在被合并以前就实现积累。

很多现代工业发展理论都强调技术的发展，但超级富豪中的发明家的数量少到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实际上，成为超级富豪的并不是有远见的发明家或者实业家，而是那些金融领导者。这就是熊彼特“革新飓风”理念中的一个失误：它系统地将技术进步与金融操作混淆了。正如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曾经评论的那样，目前所需要的，“并不是专业知识，而是有说服力的推销术，再加上有能力控制一家大型银行企业数百万资金和投资销售机器，以及指挥精明的公司律师和股票市场操作员所提供的服务。”

在理解超级富豪的私人敛财行为时，我们还必须记住，美国私有工业的发展存在很大的非人为因素。为邮电资讯业掏钱，州、地方和联邦政府都将土地免费提供给铁路，为造船业埋单。给企业的免费土地要大大多于给独立的小自耕农的土地。在法律上煤炭和铁矿已经不受政府在其出租的土地上所拥有的“矿物权”的限制。政府通过维持高关税来为私营行业提供补贴，并且如果不是美国的纳税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为公路系统埋单的话，亨利·福特的精明和节俭都将不会让他成为汽车业的亿万富翁。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战争为私人攫取财富和权力提供了很多机会。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复杂事实，让以前的攫取都变得相当微不足道。在1940年至1944年期间，私人企业获得了大约1750亿美元的主要供应合同，而这些合同足以控制全美制造业的命脉。其中三分之二的合同流向了最大的一百家公司，实际上，几乎三分之一都给了十家私人企业。这些公司随后就通过将自己生产的东西卖给政府而赚钱。他们获得了原材料供应方面的优先权和配额；他们能决定将原合同中多大的比例转给次级承包商，以及分包给谁和有多少承包商。在他们获得极端优惠的分期偿还政策（每年20%）和税收优惠政策下，他们获得允许来扩大企业的各项设施。他们可以在五年之内就收回成本，而不是通常的20年或30年。这些公司掌握着政府拥有的大部分设施，再利用战争后最有利的时机“购买”这些设施。

在1939年，建造美国现有的所有制造业的基础设施花费了大约400亿美元。到1945年，又增添了价值260亿美元的高质量的新工厂和设备，其中三分之二都是直接由政府资金支付。这260亿美元的价值中，大约有200亿美元的设施可以用于生产非战争产品。如果我们将这200亿美元的设施添加到400亿美元的已有设施中的话，我们就有600亿美元的可在战后使用的生产计划。在1939年，前250家公司拥有当时存在的设施中的65%；在战争期间，它们运行所有用政府资金建造的新设施的79%；而截至1944年9月份，它们持有战争供应合同的78%。难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小富豪变成了大富豪，并且还创造了很多新的小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