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此去凤城马疾尘

至今，在通远堡卢家后人中，还留有这样一个传奇故事：

在卢广伟祖父廷明公时，有一位绿林好汉与当时在东北握有军事实权的张作霖交恶，一怒之下，这位好汉做出了刺杀张作霖的行为，结果失败慌忙逃脱，东躲西藏来到了通远堡，被卢家所救。后来，张作霖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与那位绿林好汉和好并招纳委以重任，绿林好汉再次发迹后不忘卢家的救命之恩，于是亲往卢家，希望能为卢家做点事情，建议让卢家推荐一两位有志有识的子弟带回沈阳，由他担保托庇军中。这才有了卢广伟前往沈阳从军。

这个传奇故事，并没有留下史料，却属于一段卢氏家族秘闻，只在家族内部口口相传。绿林好汉是谁？与张作霖究竟有什么关系？都已经不可考了，其真实与否，只能留待佐证出现。

不过意图从军的卢广伟，如愿以偿，考入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

在东三省，主要是张作霖所领导的奉系军阀势力，简称奉军。当时的奉军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清末的巡防队和收编的土匪。

巡防队，是晚清军制改革中保留下来的一种新旧混杂的军队。其前身是巡防营、捕盗营等旧式军队，原本就由保安队、团练招抚而成，其素质之低下可以想见。另一个重要来源——土匪，则更是混乱不堪。东北的土匪每股人数不多，一般三四十人，多的上百人，收编后往往编为一个连或者一个排，编入军队后常常保持其内部关系，那些小头目自然成为连长、排长等初级军官。其实，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土匪接受收编而提出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基于此，从初级军官到士兵，奉军的兵员素质必然存在很多问题。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诸将士多不学无术，未经良好训练，所以射击虽精，而战法蒙昧。闻其兵士多自胡匪出身，仅知向前猛冲，不知退伏引诱，以诈取胜”。

不仅如此，败退后，纪律涣散也是触目惊心。

相比之下，由张学良率领的从东北讲武堂编制的新军组成的东路军第二梯队，在郭松龄的帮助和具体指挥下，却能在东路军主力被击破后，保持溃而不乱稳住阵脚，死守山海关，使得奉军得以从容撤回东北。

此时的张作霖也意识到奉军改革和加强奉军军事教育，提高军官素质，尤其是下级军官的素质的必要性。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整军经武，除对东北讲武堂进行改革外，也同意了少帅张学良的建议，创办东三省陆军军士教练所，意图培养优秀士兵和最基层军官，由张学良亲任队长。

1922年6月，东三省陆军军士教练所招生，卢广伟报名应招，19岁的他成为第一期学员。

刚刚走进戎马生涯的卢广伟，在报到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传说中的少帅张学良。

站在报到处，张学良眼睛热切地迎接和观察着每一位走进教练所的年轻人。在他的身边，是身材魁梧、留有一撇小胡子的郭松龄，两个人偶尔指指点点、偶尔窃窃私语，偶尔会上前问候学员几句话。

当卢广伟写完名字和学历后，张学良特意叫住了卢广伟。

看着只比自己大两岁却是旅长职衔的少帅，卢广伟心中不免有些紧张，但聊天的过程却是轻松而随意的。张学良了解了卢广伟的家庭状况、文化程度，当了解到卢广伟的志向曾是报考北京大学时，张学良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临走，张学良拍了拍卢广伟的肩。

在开学仪式上，张学良勉励了大家几句，紧接着郭松龄训话，他说：“凡平日升官心切的人，就是战时最怕死的人；平时钻营门路的人，就是轻弃职守的人。”这一句话也刻进了卢广伟的心里。

8月，东三省陆军军士教练所更名为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教导队以团为单位，共设三个营，每个营设四个连，每连设三个排，每排30人。

学兵来源主要是各个部队选送士兵和社会招考，统一要求是17-25周岁的高小毕业生。这些青年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后方可参加入学考试，考试合格后，方可成为正式学员，学习期限为六个月。

教导队常设为军事教育形式，即使在激烈的战争期间也未停办。而教官，大多是一线部队的军官，同时中层军官兼教官则由张学良从作战部队挑选优秀者充任，如步兵科的十多位连附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东北军名将王以哲将军、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牺牲的第一位军长郝梦龄将军等。

教导队训练的内容分为学科和术科两项，各占训练时间的二分之一。学科有典范令——即各兵科操典、各兵科设计教范、阵中勤务令、夜间教育、内务规则、陆军礼节、陆军惩罚令等。所用的典范令，大都是翻译日本士官学校和教导队的教材。术科分为制式教练、战斗教练、阵中演习和夜间教育等，其中以制式教练、也就是操场教练为主。

教导队对军风军纪和内务要求很严格，学兵不论在操场或讲堂和宿舍，都必须服装整齐，就是皮带和裤带的结法，都要求一律从右向左，两腿的裹腿头必须盯在两腿的外侧。

宿舍内务的要求也严，每人的被子必须叠成四面见线、有棱有角的长方形，之于鞋子、杯具等的摆放，都规定了一定的位置，全队一个标准。室内砖地的砖缝，都不准有浮土。

在这样几近严苛的训练环境下，卢广伟从不喊苦，咬牙坚持着。

张学良几乎每天都会到教导队走一趟，看一看大家训练的情况，当然免不了和学员聊聊天，卢广伟和同学们也很喜欢和少帅闲聊，增长很多见识。

有些学员非常害怕郭松龄的到来，很多人私下里喊郭松龄外号——“郭鬼子”。传闻同时还担任东北讲武堂教官的郭松龄，“管教甚严，绝不稍加宽容”。但卢广伟最喜欢的还是郭松龄的到来，从郭松龄的战术课上，他感觉到军事作战的广阔思考空间。

1923年2月28日，第一期学兵只训练了四个月，即行毕业。

20岁的卢广伟，在教导队毕业后，却突然接到通知，续入军士教导队深造班骑科学习。摩拳擦掌期待马上到一线部队的卢广伟，稍稍有些疑惑，但他深知在教导队第一节课上就强调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随即接受命令，开始了马背上的训练。而从此，卢广伟也与骑兵结下了不解之缘。

又一个月的集训后，卢广伟正式从教导队毕业，被任命为东三省陆军骑兵第一旅见习排长。

东三省陆军骑兵第一旅隶属于黑龙江督军吴俊升指挥，驻扎在通辽。旅长穆春是辽宁黑山县人，1892年，20岁时投在张作霖部下为营长，1912年40岁时进东北讲武堂。在他手下很多都是当时收编的土匪，其中骑兵团团长王永清就是他接受招安的一个悍匪，匪号“天下好”。

卢广伟来到骑兵第一旅担任了见习排长，对涣散的军纪十分不适，就尝试开始从军容军纪上着手纠正自己属下的军队风气。从教导队出来后严格的生活习惯和作训作风，卢广伟显得与这支匪性难驯部队很不相容。对着部队其他官兵投来的那种看待“怪物”似的眼神，卢广伟不以为意，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的属下，每天定时休息、定时起床、定时操练、定时学习，不少老兵油子怨声载道。

这种“花花架子”的作风很快被穆春知道了，穆春自己也曾在讲武堂学习过，只是那时候的教育，还没有这么正规，也没想过卢广伟会玩出什么花样，面对一群前来告状的中层军官，穆春很不以为意地挥挥手：“去去去，屁大点儿的事也来烦我，你以为你们这是什么地方？就你们这群人的德行，他进来这儿那就是进‘土匪窝子’了，过不了几天都会被你们拖下水，到时候那些花花架子自然就没了。管好你们的人，别给我惹麻烦就行。”

大伙儿一听，可不是咋地，还是长官英明，就等着看那小伙子的笑话吧，能熬上十来天就不错了。

没想到的是，一个月过去了，小伙子依然故我；两个月过去了，反而带动了一批人开始注重生活习惯了；三个月过去了，已经开始影响到很多中层军官的军容军纪了。

对于旅长穆春来说，从没把部队的作风当回事，但大帅张作霖总是呵斥自己部下的土匪作风。听说了卢广伟的事儿，也沾染了不少匪性的穆春摸着脑袋，很是赞赏地说：“这个小伙子真有点意思。”1923年6月，穆春将卢广伟由见习排长正式升任为骑兵第一旅少尉排长，想看看这个小伙子到底有多大的能量。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卢广伟带着自己一个排的士兵，开始了强化性军事训练，成果十分显著。

1923年11月，驻扎在通辽的陆军骑兵第一旅旅部接到通知，命令各部队选调优秀的中下级在职军官，推荐参加东北讲武堂第五期的考试。

旅长穆春一拍脑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卢广伟。

东北讲武堂，源于清末1907年成立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这一年，清政府裁撤了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将军，施行东三省总督制和各省巡抚制，同时对东北驻军各级军官进行近代军事知识教育。这也是清政府在面对日俄等国对东北地区势力渗透的情况下，决心施行东北新政，进行东北国防政策调整的目的。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东北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清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1912年2月首倡续办东北讲武堂，但同年10月即被免去职务。其后，赵尔巽出任清史馆总裁，负责编撰《清史稿》。

1914年5月10日，在奉天实力派张作霖的召集下，续办东北讲武堂首期军官教育团在原清末讲武堂校舍开办。被称为“民国初期的东北讲武堂”，两年后，1916年6月，在第二期毕业后就又停办了。

1918年，张作霖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一跃成为奉、吉、黑三省的军政首脑。张作霖很热衷于教育，尤其重视中下级军官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1919年4月26日，在张作霖倡导下，新一届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首期开学。堂长由张作相担任。

不少人以为张作相和张作霖是兄弟俩，其实不然。张作相是锦州义县人，张作霖是奉天海城县人。俩人只是名字上的巧合，并没有宗族关系。但是，由于他俩两次结拜为盟兄弟，又都是关东要人，不了解底细的人都猜想和误传这俩人不是亲兄弟就是堂兄弟了。

很受张作霖器重的张作相，十分看重自己这个讲武堂堂长的位置。

讲武堂分为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五科。首期安排了不少张作霖和当时东三省军政要员的子弟，成为培养亲信、扶植私人势力的场所。其中，在首期炮科学员中，就有后来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

在首期首批的教官中，不得不说的一个人物就是郭松龄。

郭松龄，字茂宸，1883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1910年加入同盟会，曾辗转广东、四川等地追随孙中山，在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回到东北，被张作霖指派为东北讲武堂教官。

在郭松龄心目中，张学良虽是“官二代”，但没有张作霖身上的军阀气息，认为他是一个“有正义感、有进取心的青年，很有培养前途”，并“可以造就成为国家有用之才”。郭松龄本人也接受过奉天武备学堂和北京陆军大学的正规军事教育，还曾历任四川、广东、奉天等地军职，不仅阅历丰富而且学识渊博。郭松龄的个人魅力也令张学良格外仰慕，由此成为张学良崇拜的偶像。在张学良眼中，郭松龄虽然是一位职业军人，但“为人耿直、严肃，生活上律己很严，不嗜烟酒，更不沉湎声色”，“书卷气很重”。

1920年4月，讲武堂毕业后，张学良被任命为张作霖卫队旅长。年仅19岁、原本想学医的张学良从此走上军旅生涯。而由于郭松龄的帮助和辅佐，也使得随后几年内，几乎没有带兵经验的张学良能够在短时期内调动和指挥东三省军队，并站稳脚跟。时人评价说：“张对郭推心置腹，而郭对张也鞠躬尽瘁。一般人都认为郭是张的灵魂。”而张学良自己则说：“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可见他们二人的感情之深。

然而，张学良和郭松龄的这段师生情谊却维持的并不长——这是后话。

第二期讲武堂于1920年5月10日开学，1921年4月26日毕业。

第三期于1921年5月10日开学。但正当第三期准备毕业之时，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了，第三期学员提前毕业，所有“学员得以归营听候出发”。

第一次直奉战争维持了仅仅不到一周时间，从4月29日开战到5月5日奉军全面崩溃撤退，张作霖麾下损兵折将，伤亡近3万人，加上被围投降者合计损失近7万人。

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后，解除了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等职，作为与北京政府的对抗措施，张作霖宣布成立东三省保安司令部，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同时，张作霖开始反思和检讨，并决定对奉军进行改革以加强军事教育。张作霖自己亲自兼任讲武堂堂长；在堂长之下设置“监督”一职，负责对教学管理等重要决策，监督一职由张学良担任；礼聘有海外军事学校留学经历的归国人员出任教官。

卢广伟最早考入和参训的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

1922年9月15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新改革的东北讲武堂第四期开学。

这一期学员在强大的教官队伍带领下，不仅有文化理论学习课，在一年的学习期间还进行了三次大型的野外演习：一次夜间警戒演习，一次警戒、野外和实弹射击综合演习，一次步、骑、工、炮、辎重五科综合野战演习。

第四期学员在1923年10月29日毕业后，张作霖旋即下令马上开办东北讲武堂第五期。

第四期尽管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学员的文化底子却是参差不齐，因此在第五期招生中，招收对象有了条件限制：现役中下级军官、军事教导队学兵及中学生。

1923年11月28日，卢广伟接到参加考试的通知，走进讲武堂校舍。周围都是各部队选送的军官学员和学兵学员，面前的课桌上笔墨纸砚都准备好了，这是讲武堂第五期的入学考试。

监考教官当场宣布，第一场是国文测试命题作文，军官不分兵种一律两题：第一个题目是《军人首重服从其意安在》；第二题《近来各队逃兵甚多，为官长者应如何使部下逃兵减少》。

这两道题目一道是理论题、一道是实践题，都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但对于卢广伟来说，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有着并不丰富但很直接的经验可谈，洋洋洒洒，竟然是头几名交卷的。

国文测试后，军士教导队的学兵学员还要加试代数和几何。这些对卢广伟来说都不在话下，只是自己已经属于现役军官学员，站在窗口外，又为比自己低一届的教导队学兵捏一把汗。

入学考试后，很多人被刷下来了，剩下的人参加身体检查。最终确定了招收学员名单，总数351名，其中来自东三省各地驻军的现职军官学员225名，军事教导队学兵及中学生126名。

1923年12月3日，已进入了清冷的冬季，20岁的卢广伟站在讲武堂大操场上，周围都是裹着冬装却精神抖擞的学员，等候着开学典礼。

此时，据说整个沈阳城都戒严了。上午9时，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讲武堂堂长张作霖，在司令部副司令孙烈臣、吴俊升，总参议杨宇霆以及讲武堂监督张学良、教育长萧其煊，还有一众教官的陪同下驱车来到讲武堂，在嘹亮的军乐声中，对讲武堂第五期学员进行检阅和训话。

检阅结束，张作霖和众高层将领先行离开，张学良则走到学员们中间来，偶尔与熟识的学员寒暄几句，卢广伟在人群喧闹中与张学良敬礼、握手。

与卢广伟同一期的学员中，有一位同样是被张学良举荐、从张学良卫队中简拔出的学员，他的名字叫吕正操；同期还有一位学员是穆斯林，名字叫马本斋。

下午是大聚餐，喧闹过后伴着熄灯号学员们都逐渐入睡了，讲武堂格外宁静，只有站岗的士兵矗立在寒冷的夜色中。

第二天，当嘹亮的集合号响起的时候，大操场上迎来第一天的早操训练。

卢广伟甩开微微出汗的臂膀，开始了讲武堂受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