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古代史学与文学的丰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文明成果。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卒年不详,有人认为大约在武帝征和三年(前90),在他写完《报任少卿书》(即《报任安书》)不久。他的著作除了《史记》,还有《报任少卿书》《悲士不遇赋》等。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对自己的家世与前半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对于受宫刑前后的经历则写在《报任少卿书》中,后来班固就根据这两篇文字写作了《汉书·司马迁传》,使后人能够了解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与文学家的生平。在司马迁的一生中,前半生的大事是接受父亲司马谈的临终嘱托,把写作《史记》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而后半生的受宫刑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事件,这促使他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死观,也影响到整部《史记》的价值取向、情感取向和评判标准。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共写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它完成了对古代编年体、国别体、资料汇编体等史书形式的整合,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后世国史都以纪传体为标准体例,中国古代“正史”二十四史系统就是从《史记》开始的,而《史记》是其中唯一一部通史。
有人说《史记》是上古秦汉社会的“百科全书”,这并不是夸大其辞。《史记》包罗万象,从时间跨度上说,它包括了从远古到当代;从地域上说,它包括了中原华夏和边疆外国;从人物上说,它包括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从文化上说,它包括了儒墨道法百家以至于医巫卜祝诸流;它记军政大事,也记谣谚琐闻;它记真人真事,也记妖异物怪;它记人间事件,也记星象天文;它记王朝典章制度,也记草野风土人情。可以说《史记》涉及了当时各个领域、各种学问。这种囊括古今、融会贯通的气魄和学识继承自古代史家传统,更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学思想的自觉实践,所以其达到的高度是空前的,其后也少有其比。
《史记》不仅记述宏富,而且体大思精,其达到的思想高度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是少有其比的。首先,坚决不做统治者的代言人,而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妥协,不虚美,不隐恶,这种被后人盛赞的“实录”精神的实质就是强烈的批判精神、抗争精神。以致《史记》在汉代长期被当做“谤书”。但也正是这一点使它与后世粉饰太平、为统治集团歌功颂德的史书拉开了距离,代表了最高层次的“史德”。其次,歌颂奋发进取、百折不挠,歌颂正义以及为正义进行斗争的各种英雄人物和英雄行为,表现出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史记》全书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动力。他把这种人生观、生死观浓缩为《报任少卿书》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千古名句。再次,《史记》对于很多问题的见解是相当超前的,表现出卓越的“史识”。《史记》首创“纪传体”,这是以记人为主的史书体例,“人”首次成为“史”的主体,人本主义的历史观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得以呈现并真正确立。再如在汉初,“夷夏之辨”是民族思想的主流,这种观点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但《史记》中却把中原、荆楚、吴越、秦陇、两广、云贵、塞北、东北各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都写成是黄帝的后代,不排斥、不歧视,更反对对这些民族和国家的欺压掠夺。“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是当时的主流经济政策,从商鞅、韩非,到贾谊、晁错,这些杰出的政治家、政论家都执此观点,并且这种经济政策确实对社会发展起了显著作用,但《史记》则提出了“工”、“农”、“商”、“虞”四者并重,都是富国利民的基础;还提出追求财富是人的本能,不分贫富、不论贵贱,提出道德与财富的依附关系,这些都颇具唯物论色彩。
《史记》也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文学成就。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作品。古希腊普鲁塔克(46—120)的《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被认为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而《史记》比它早产生近两个世纪。《史记》运用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史记》一书中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有四千多个,其中性格鲜明的有近百人。《史记》的写人,是写其人、书其事、画其心,非常注意揣摩人物心理,力求逼真地再现历史情景,对于场面、情节都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艺术加工,甚至进行虚构的再创作,“笔补造化,代为传神”,所以《史记》中人物的行为、语言、心理描写等都非常切合实际,也非常能表现人物的个性特点,使这些人物成为本类人物的范型,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史记》强烈的抒情色彩也是其他史书中非常少见的。《史记》中很多篇章都有鲜明的情感基调,这种基调决定于传主的生平,以及作者鲜明的爱憎。例如《孔子世家》的温厚淳雅,《项羽本纪》的叱咤风云,《李将军列传》的悲凉郁愤,等等。所以有人说《史记》有着诗的本质,是没有韵的诗。《史记》吸收并改造了先秦典籍的书面语言,同时也吸收融汇了秦汉两代的书面语言和人民群众的口语,形成了一种浅近、活泼、朴实、流畅的书面语言,创造了朴质、雄浑、有气势、有力度的,韩愈谓之“深雄雅健”的文学风格,被唐宋古文家奉为圭臬。《史记》中的诸多主题、诸多故事,以及它处理人物事件、展现矛盾冲突的种种方法,为后世的小说、戏剧提供了许多素材,开出了无数法门。当代美国汉学家浦安迪(Andrew H.Plaks)曾把《史记》称作中国古代的“史诗”,将它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与古代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塞》对后代欧洲文化的影响相比,这是有道理的。
本书是《史记》的选本,选取本纪4篇,世家3篇,列传5篇,加上《太史公自序》,共13篇。由于篇幅有限,有些纪传作了删节。本书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为底本对原文进行核校。注释与译文主要参考了刘起等的《全注全译史记》、周啸天等的《史记全本导读辞典》、张大可的《史记新注》等,在此衷心感谢各位前辈学者。责编宋凤娣老师对书稿进行了细致的审读加工,使其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此亦深表感谢。由于笔者学识浅薄,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文天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