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六一诗话》是最早出现的诗话。这是一种谈论诗事的笔记小说，即评说诗歌，议论诗人，记叙与诗相关的琐事、轶事，每则长短不拘，简洁概略，随笔散记，自由闲谈。自此之后，诗话不断涌现，成为我国特有的一种诗学文体。
《六一诗话》诞生于北宋中叶。宋朝建立之初，诗界多学唐人，杂彩纷呈，多元并进。最初，学白居易诗一时成风，所谓“白乐天体”，或称“元白体”（宋严羽《沧浪诗话》有“微之、乐天其体一也”之说），如徐铉、王禹偁等。尤其王禹偁，如宋人蔡启《蔡宽夫诗话》所说，宋初“士大夫皆宗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王禹偁学白居易，也敬慕杜甫，他的创作有所通变，对北宋中叶诗风具有诸多开启意义。但许多学白诗者，往往一味效其平易，以致流于浅俗。
而当时另一潮流则效仿晚唐诗人，所谓“晚唐体”，即追随贾岛、姚合等晚唐诗人的风格，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工巧精致，长于五律，清雅有味。这些诗人，多为僧人、隐士，如九僧诗人，如林逋、魏野。这派诗人，常与世事相隔，沉湎于孤高、清苦的自我境界，驰心杳冥，搜寻字句，营造意境。他们往往写出一些字词精妙、境界鲜明的佳句，传诵于世。但他们的诗题材范围较窄，离自我以外的现实生活较远。
第三种潮流是“西昆体”，这是一些文人出身的高级官僚在为朝廷编纂《册府元龟》期间相互酬唱而形成的一种诗风。他们的酬唱由杨亿编集成册，名曰《西昆酬唱集》，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许多人争相效仿，一时成风。清人厉鹗《宋诗纪事》卷六引宋葛胜仲《丹阳集》云：“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与之鼎立，号江东三虎，为之西昆体。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西昆诗人虽以李商隐为楷模，但他们的诗作重在“藻丽”，援引经典，以学问为诗，而往往缺乏李商隐诗的深婉情感。
《六一诗话》的作者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他说：“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三朝言行录》）其诗话因名《六一诗话》。在政治上，欧阳修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曾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但后来对王安石新法推行中的一些不良后果却有不满。在文学方面，欧阳修是宋初诗文革新的领袖，他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散文“唐宋八大家”，又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共誉为“千古文章四大家”；他能诗会词，作品不少。欧阳修还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自编撰《新五代史》，这种著史功底既对他撰写诗话有所裨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诗学观有所拘束。
欧阳修的文学主张受韩愈影响，或说他是韩愈诗文革新的继承者。和韩愈一样，欧阳修主张明道致用，重视内容，所谓“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遵从的道，与韩愈一样，是“儒”道，所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与张秀才第二书》）。不过，道不是抽象的空谈，他强调道与事相统一，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
欧阳修虽然重视内容，但也不轻视形式。他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即内容真实，语言有文采。他列举《诗》、《书》、《易》、《春秋》，以为“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而屈原则“善文其讴歌以传”。欧阳修自己的诗歌创作，则“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疏畅”（宋叶少蕴《石林诗话》）。他将作诗基本视同一般文章的写作，往往忽视丰富蕴藉、耐人寻味的诗意，甚至也像韩愈一样，常以散文入诗，如《石林诗话》所言：“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
欧阳修继韩愈之后在北宋文坛举起诗文革新的大旗，鼓励质朴晓畅的文风，举扬有才华的新进作家，逐渐开创了诗文的新局面。
《六一诗话》虽为“闲谈”，却始终贯彻着欧阳修的基本诗学思想。欧阳修似以史家的公允态度记录事实，但在他似乎不表态中表露出他的好恶取舍。他重视诗的思想内容，即要“载事”。无论写宫廷事件，抑或写现实生活，凡诗应言之有物。如若事与道合，弘扬儒学，便更得他的赞扬。而对孟郊、贾岛和追随晚唐风格的九僧诗人，他则流露出嘲讽的态度。在他看来，他们“弃百事不关于心”，或者顾影自怜，沉溺自我境况，或者吟风咏月，陶醉自然风物。但即使“载事”，事却要“真”。欧阳修所强调的“真”，主要是事实的真，即诗中所涉事物完全符合实际，或对真实生活境况的感受。
在诗歌风格上，《六一诗话》主张平实，强调气势，反对浮艳。《石林诗话》说，“欧阳文忠公诗始矫‘西昆’”。在“西昆”之风盛行时，欧阳修以平实反浮艳，与梅尧臣、苏舜钦等一起对抗“西昆派”，最终扭转诗风。在《六一诗话》中，欧阳修也对杨亿等“西昆”诗人语僻难晓的学者之弊旁敲侧击。他还特别强调诗的笔力、气势。他虽赞扬梅尧臣的诗清切精新，但与苏舜钦相比，他更欣赏苏诗的“笔力豪隽”、“超迈横绝”。
在诗歌语言上，《六一诗话》主张平易疏畅，反对直白浅俗。欧阳修引用梅尧臣的话说：“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他对效仿白居易的当朝诗人予以讽刺，说他们“语多得于容易”，流于浅俗，为人耻笑。
《六一诗话》甚至提到诗人修养问题，认为博学方笔力有余，无施而不可。
应该指出的是，欧阳修评诗虽观点明确，但不怀偏见。他反对“西昆”浮艳，不满“晚唐”空泛，嘲讽“白体”浅俗，不喜释、道，但对他们的一些好诗句却同样予以肯定。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说他“不好杜诗”，但他谈到陈从易等人补杜甫《送蔡都尉诗》“身轻一鸟”下一脱字时，则表现出对杜甫炼字功夫的钦佩。欧阳修此种公正态度，应为评家楷模。
于欧阳修《六一诗话》之后，司马光作《续诗话》，以补其遗者。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夫，晚年号迂叟，卒后谥文正，赠太师、温国公，故其所续诗话名为《温公续诗话》。
司马光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在政治上，他反对王安石新法，几度上书，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即使“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但他无力抵制变法，于是请求外任，于熙宁四年（1071）判西京御史台，从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潜心修撰《资治通鉴》。
司马光是天生的史学家。《宋史》记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涵盖十六朝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宋神宗以其“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遂赐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
司马光著作颇丰，除史学外还涉及经学、哲学、医学。他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修养，写有游记、诗词。《温公续诗话》即是一部显现其文学修养的著作。
《温公续诗话》作为续补之作，常常照应《六一诗话》，对《六一诗话》中提及的诗人、诗事予以补充或续说。但他在诗歌方面毕竟不如欧阳修多有用功，所以《续诗话》中较少看出如欧阳修那样的明确诗学思想。司马光和欧阳修一样，遵从儒学，不过他不像欧阳修那样特别强调诗的内容，而是多有对一些字精句工、境界新颖的诗篇、诗句的褒扬。但他指出诗贵言外之意，实为可贵。他对一些清贫的隐逸诗人颇显情义，并对他们的诗作予以一定肯定，显出他温良、宽厚的品格。《温公续诗话》除了谈诗，也常说事，即关于诗人、诗作的轶事、趣闻，这些内容充分显示了他作为杰出史学家的特长，往往寥寥数语即传神达意，人物活现，跃然如睹，事意丰富，令人咀嚼。这些记叙或与诗无涉，但也可一读。
本书《六一诗话》与《温公续诗话》原文依据中华书局《历代诗话》2006年版，个别标点有所改动。
克冰
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