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严羽，字仪卿，一字丹邱，号沧浪逋客，邵武（今福建邵武）人。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宋宁宗（1195-1224）、理宗（1225-1264）时期，是南宋后期的诗歌评论者。据史料载，其先祖为陕西华县人。家世颇为辉煌。其家族开创基业者为盛唐时有名的中书侍郎严挺之。挺之子严武，肃宗李亨时，充任剑南节度使，封郑国公，镇成都，雄震一方。其家族亦追随而至，谓之“诸严”。其时，大诗人杜甫于成都颇得严武赏识，被其奏请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唐末五代，严羽先祖闰远“避地”徙居“南闽”，家道中落，沦为平民。但其家族保持读书、写作的文人传统没有改变，这也是严羽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严羽年轻时好学善思，尝师从南宋理学家包扬，但一生似未应举入仕，长年隐游乡里，除与著名的江湖派诗人戴复古（1167-1248）有忘年交外，不与文坛名流交往。“与严仁、严参齐名，世号‘三严’。今仁与参诗集无传，惟羽集在”。其实，严羽当时名不见经传，只活跃于民间巷陌，影响有限。严羽性格狂傲，为文自负，出言不逊，这从他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的话语看出。例如，他说：“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而且，他认为这是他“实证实悟”而得。这样的自信，显然不是一般温文尔雅的文士所具有的，他既有祖先的荣耀，又必须具有充分的底气才能表现出来。严羽的论诗见解，至明代渐受重视，明代前后七子及性灵派、神韵派引申其意，严羽方声名鹊起。今人则将其誉为著名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家。

《沧浪诗话》是严羽所著的关于诗的评论的理论著作，约写成于南宋理宗绍定、淳化年间。其系统性、理论性较诸之前的诗话作品，有了进一步提升，基本上改变了早期“诗话”作为茶馀饭后，“以资闲谈”的特点，是整个两宋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沧浪诗话》共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篇，合为一卷。“诗辨”阐述理论观点，是整个《诗话》的总纲；“诗体”探讨诗歌的体制、风格和流派；“诗法”研究诗歌的写作方法；“诗评”评论历代诗人诗作，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基本观点；“考证”对一些诗篇的文字、篇章、写作年代和撰人进行考辨，比较琐碎，偶尔也反映了作者的文学思想。五个篇章互有联系，相得益彰。另有《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一信，历代辑录者都将其收于《沧浪诗话》，作为附录，相当于今天的“序”，由此完整地构成诗歌评论体系，在诗话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沧浪诗话》论诗的主张，一言以蔽之，曰：“学诗者以识为主。”在它看来，“识”是识辨、判断、分析、选择，是学诗、作诗、用诗、赏诗者必备的基本素质和前提条件。具备了“识”，即可对历代诗歌了然于心，作出明确的判断，使学者入门正、起点高、立志远，方向明，由此即会通向“诗道”。应当说，“诗道”是《沧浪诗话》探究和追求的诗歌具有的普遍真理和原则。《诗辨》说：“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在沧浪看来，表现于人的言论没有可废弃的，因此，历代诗歌，不管其创作成就如何，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诗歌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所以，《沧浪诗话》将历代诗歌分为诸多层次，而它认为最好的则是汉魏诗与盛唐诗。因此，它主张学诗者应当从汉魏与盛唐诗学起，因为汉魏、盛唐诗体现了“第一义”的“诗道”。而当把握了汉魏、盛唐诗后，站在一个很高的判断基础上，再学习其他诗歌，就会融会贯通，取舍自如。应当说，这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诗道观。

为了形象地说明诗道，《沧浪诗话》将其时盛行的禅道引入诗歌领域，予以比喻。《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说：“以禅喻诗，莫此亲切。”《诗辨》说：“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值得注意的是，《沧浪诗话》论诗，几乎无涉先秦儒家倡导的“诗经”传统。而其上者，以“楚辞”、汉魏诗言起。探其原因，似乎与其世界观有关。沧浪论诗，以佛禅为喻，自然无法论及儒家思想之“诗经”传统；而于“楚辞”，实则所言甚少，不过二三处。而其偏爱者，实则为汉魏诗。汉魏诗是在佛教传入中土后而大量出现的，如《古诗十九首》和其他汉魏诗多言人生之“苦”，似乎明显地受到了佛教“苦谛”（duḥkhasatya）观的影响。所以，以佛禅喻诗，是《沧浪诗话》建立一个诗歌评论系统思想的逻辑起点。然而，以禅喻诗的前提必须是禅诗互通，否则风马牛不相及，何以为喻。严羽的时代，佛教禅宗已经蔚为大观，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深深地影响着文人的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禅，似乎成了文人不可或缺的精神依赖。空灵澄澈、任运自在、心智启迪、洒脱自如的“禅”的行为特征，构成了与诗歌沟通的内在联系。自苏轼“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诗句出现后，两宋文人学诗、参禅已成风气。“作诗如参禅”的认知几乎成为文人们的共识。沧浪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积极地肯定了诗禅互通的思想。《诗辨》说：“论诗如论禅。……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在沧浪看来，禅道是顿悟而来，不是学出来的；而诗亦是需要妙悟的，所谓的“熟参”，不过是为“妙悟”构筑基础，激发“妙悟”的。所以，上乘的诗作一定是不留痕迹，惟在“兴趣”的。这样，《沧浪诗话》的诗歌评论思想将诗禅互通论发挥到了极致，为禅文学的展开在理论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把一个出世的宗教拉回到了现实的、活泼泼的生活境遇之中，让诗禅走出了一条异于一般文学的路径。当然，沧浪等的诗禅论，并不是所有文人都能接受，严羽之后的批评者，也大有人在。南宋刘克庄《何秀才诗禅方丈》：“诗家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禅家以达摩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夫至言妙义，固不在于言语文字，然舍真实而求虚幻，厌切近而慕阔远，久而忘返，愚恐君之禅进而诗退矣。”（《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九）清初冯班就不满严羽之说，撰有《严氏纠谬》一卷，批评沧浪诗禅之论。清前期人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诗教自尼父论定，何缘堕入佛事？”清中后期人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诗乃人生日用中事，禅何为者？”

从历代收录、刊刻的文本看，《沧浪诗话》大致有两个文本系统：一个是南宋末魏庆之编的《诗人玉屑》，几乎收录了严羽诗话全部。但是，魏庆之并未将其置于一起，而是把他们分别编入不同的卷次之中。如，“诗辨”篇在卷一的“诗辨”门中，“诗法”篇在卷一的“诗法”门中，“诗评”篇在卷二的“诗评”门中，“诗体”篇在卷二的“诗体”门中，“考证”篇在卷十一的“考证”门中，而《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未录。严羽论诗的各篇，魏庆之或有题名，如“诗辨”下题“沧浪谓当学古人之诗”，“诗法”下题“沧浪诗法”，“诗评”下题“沧浪诗评”，“诗体”篇末题“沧浪编”，“考证”未提编撰者。这个系统最初并无《沧浪诗话》这一书名。另一个是《严沧浪先生吟卷》所录文本。《严沧浪先生吟卷》是严羽稍后李南叔所编辑的严羽著作集，后世也常简称其为《沧浪吟卷》。他将严羽的论诗言论列于卷一，目录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五篇，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诗证》在正文中写为《考证》。这个情况是由现存最早的元刊本（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所记录的。据张健研究，元刊本“不是《沧浪吟卷》的初刊本”。而初刊本是什么情况，现在已无法确知。此外还有一个单行本，是从《沧浪吟卷》辑出的，题为《沧浪诗话》。单行本元代即有流传，起初并不叫《沧浪诗话》。张健认为明“正德十一年（1516）序刊本《严沧浪诗话》，乃是最早以诗话命名严羽论诗著作的刊本”。此说似有不确。因为元末陶宗仪（1316-?）《说郛》卷八十三上已有题曰《沧浪诗话》，分别收录《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篇，未录《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比正德十一年序刊本早了近二百年。从现存文献来看，似乎《说郛》本是最早以“诗话”命名的。此后，明代中后期的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二、方以智《通雅》卷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都载录《沧浪诗话》一名。《沧浪诗话》单行本于明清两代广为流传，其思想也颇受诗家重视，但为其作注者，则要晚至清中晚期或近现代。王玮庆（?-1842）始作《沧浪诗话补注》，胡鉴继作《沧浪诗话注》，民国胡才甫作《沧浪诗话笺注》，于胡鉴注的基础上更加详细，而且能从多家诗话中征引，为严羽诗论内容作笺释。当代则有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黄景进《沧浪诗话》，张健《沧浪诗话校笺》三部巨著。三者皆繁体竖排，以示厚重。但在体例上，郭、黄以魏庆之《诗人玉屑》本为准，张以《沧浪吟卷》本为据，主要反映在《诗辨》的节次排序上差异较大。此外，就点校方面而言，影响较大的还有清人何文焕的《历代诗话》本和今人陈玉定的《严羽集》本。

鉴于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在国内的反响巨大，本书原文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本（以下简称郭本）为准，参考其他注释、校笺本。本书不作校勘，凡涉及文字、词语、段落等问题，皆从郭本。本书“注释”和“评析”。“注释”针对《沧浪诗话》所涉人物、典故、难解词语；涉及所引诗文作品，则录其原文；所涉思想理论问题，则加以阐释。“注释”尽可能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评析”则针对一段、一节的思想内容进行必要的梳理、归纳，阐述其思想意义或理论价值。“说明”力求简要、概括，避免冗长。

这部《沧浪诗话》评注，由普慧、孙尚勇、杨遇青三人合作撰写，普慧负责《前言》、《诗辨》、《考证》，孙尚勇负责《诗体》、《诗评》；杨遇青负责《诗法》和《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全文由普慧负责统稿。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责任编辑宋凤娣博士的精心指导，特此感谢。由于撰写者的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错误、疏漏之处一定不少，恳请读者批评惠正。

普慧

癸巳年仲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