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介西学，复兴中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学术基础（代前言）

近代中国早已不是古代那种“中国之中国”或中古时期那种“亚洲之中国”的时代，而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之中国”时代。中国要在这样一个新时代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求强求富；要求强求富，就不能不向西方强国学习。但是，向西方学习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对待和处置中国固有学术文化这一重大而敏感问题。严复是进入“世界之中国”时代后较早、较自觉、较系统地从理论高度阐明中国怎样求富强、中国为什么必须学西学、学什么西学、怎样学西学以及中西学之间是什么关系的为数不多且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之一，其影响之大，甚至使得那些穷经之白发学究，亦争购阅读其译著，而“物竞天择一语，几可代‘子曰’‘诗云’而为学究之口头禅”。陈衍称赞严复“以精英文名世，顾独潜心国学，四部罔不搜讨，于子学尤深”；梁启超称颂严复“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胡适说“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鲁迅说严复“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胡先骕说“时贤十数辈，侯官独倾倒。博览贯中西，晚年尤见道”；毛泽东高度评价严复，认为严复与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一样，“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习近平表彰严复为了寻求救亡之策而“把眼光转向西方”，译介西学，“开始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我国社会问题”，“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他盛赞严复“严谨治学，首倡变革，追求真理，爱国兴邦”。

一

严复，初名体乾，进福州船政学堂后改名宗光，入仕后始改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自号“天演斋主”“译史氏”及“尊疑”等，晚号“瘉壄老人”，入民国后曾用“地雷”“蜀抱”等作为笔名，1854年1月生于福建侯官一个儒医家庭。

1867年，严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马尾船政局附设的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与百余名同学一起，学习与中国传统的竖写式文字不同的“旁行书算”。

1871年，严复从船政学堂毕业，被分配到军舰上实习，曾到过新加坡、槟榔屿、日本等地。1877年，严复被清政府选派到英国学习海军，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肄习高等算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海军炮堡建筑等。

留英期间，严复除了学习有关海军方面的专业知识之外，还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读西方的经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方面的著作，并深入英国社会，旁听法庭审理案件，观察英国社会政教风情，对比中西差距。由于他善于观察，爱动脑筋思考，能发人之所不能发，因此深得当时清政府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赏识，常请他到使馆去纵论中西学术异同。

1879年，严复学成归国，先到马尾船政学堂任教习。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大办北洋海军，专门设立水师学堂，为北洋海军培养军官。他早已从郭嵩焘处了解到严复出众的才华和一流的英语水平，对之颇为看重，特地奏请把严复调到天津，帮助自己兴办海军。奉调到天津后，严复先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洋文总教习、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

二

在北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促使严复开始系统研读以进化论为中心的英国学术名著，先后研读了英国学者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著作，有的西学著作如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等还曾在课堂上作为翻译材料与学生一起进行过研讨。然而，日渐加重的民族危机把严复的学术兴趣引向救亡实践。面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在对外反侵略战争中连连失败，联想到自己正在研究的进化理论，他感受特深。达尔文《物种起源》中所讲的“物竞天择”不断在他脑海中回荡。达尔文提出，自然界中动植物不断为了生存而进行着竞争，这种竞争常常是激烈而残酷的，弱者常被无情淘汰，只有最适宜于环境的，才能成为强者而生存下来。严复认为，人类社会跟达尔文所描述的自然世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人与人争，群与群争，族与族争，国与国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1895年春，严复先后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则宣言”性的“四论”，即《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首次比较系统地运用进化论来解析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及走出困境的对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严复向国人疾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而近代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西方之所以强盛，中国之所以衰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方政教思想倡导“自由”，而东方政教思想不倡导“自由”。

在《原强》一文中，严复开门见山就提出：

今之扼腕奋舌而讲西学、谈洋务者，亦知五十年以来，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利民经国之一大事乎？

严复所说的“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利民经国之一大事”，正是西方近代新起的进化论。它阐释的是自然界“争自存”的现象。“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迨夫有以自存而克遗种也，必强忍魁桀，捷巧慧，与一时之天时地利洎一切事势之最相宜者也。”

严复再次提出“自由”和“学术”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是因为“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相较之下，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主要祸根在于历代统治者利用“圣人”的学说来“愚民”“防争”。

对鼓吹“圣人”而在中国“道统”中占有显赫地位的唐代韩愈及其《原道》，严复进行了猛烈批评，“恨其于道于治浅也”。因为，按照韩愈的看法，如果古无圣人，人类早就不可能存在了。韩愈说“君”的使命就是“出令”，臣的使命就是“行君之令”，“民”只能出赋出财以“事其上”，严复认为，若果真如此，“则桀、纣、秦政之治，初何以异于尧、舜、三王？”

严复认为，韩愈是“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历代帝王正是用了这样的学说来实行其残暴统治：

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

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

从上述探讨中，严复得出的结论是：欲使中国摆脱危亡而走向富强，必使民“自由”，欲使民“自由”，必先使民“自治”，欲使民“自治”，必须先提高“民德”，而要提高民德，必须废八股：

夫八股……有大害三：其一害曰锢智慧。……其二害曰坏心术。……其三害曰滋游手。……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

严复指出，中国传统的辞章之学“师心自用”“无实无用”“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八股必须废，但并不是废除八股就万事大吉，废八股的同时，还须大力学习西学才能达救亡的目的：

西学格致，非迂涂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盖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矣。

严复在这些文章中所引述的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学说，引起国人对进化论的极大关注。于是，在士大夫阶层和出版商的联合催促下，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跟学生上课讨论翻译英国学者赫胥黎《进化与伦理》之用的讲稿不胫而走，自1896年开始，其手抄本便以《治功天演论》等为题在社会上流传，不久正式出版，成为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天演论》。

从《天演论》开始，严复便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翻译西学书籍之中。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他陆续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宓克的《支那教案论》、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鄂斯福的《美术通诠》等，另根据英国政治史家西莱的《政治学导论》译撰《政治讲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的《今战史》编译成《欧战缘起》，作为《居仁日览》的一部分，进呈给袁世凯当局参阅。严复第一次系统地把近代西方功利自由主义、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逻辑学、美学等著作介绍到了中国，严复本人也因此而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第一位翻译家和思想家。

三

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问，就不能不先学习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字作为“借智”的工具。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太成问题的问题，在当时情况下，却是十分困难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因素。

制度方面，学习外语和科学技术的人，没有举人、进士等学衔，没有这些头衔就不能做官。虽然洋务学堂的学生可以一体就近参加科举考试，但由于科举考试只考诗词歌赋、八股制艺等，在新式学堂中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的人即使参加考试，取中的机会也极渺茫。严复为了能够像其他读书人一样，通过科举“正途”取得“功名”，入仕做官，曾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均名落孙山，直到清朝快要灭亡前才得到了一个“赐进士及第”的出身。

社会心理方面，学外语、读“旁行书”是被人瞧不起的，严复《送陈彤卣归闽》诗中有“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正是指此。

严复认为，这些制度的缺陷和世俗的偏见有百害而无一益，必须坚决加以批驳。他指出：

夫国学而习外国之文字者，不徒中国有此事也，故今日东西诸国之君若臣，无独知其国语者。有之，独中国耳。且所习者不止一国也，兼五六国者常有之，果使必牵于所习而崇拜之，则西国之卿大夫，将人人皆犯交通之刑宪，此其事然耶？否耶？且交通之为贼，固莫甚于使与将。而彼职外交者，于外国之语言，固最习也；所不习者，且不中选焉。英之陆军，且增其资俸以劝将弁之通俄语者矣；法之陆军，其将校且必娴德语；至于各国海陆军中，莫不重其通知外国语者，何我之所忌与彼之所求，竟如是其相反也耶！

针对有人所说的学习西文西学会导致中文中学的日渐消亡、从而加剧民族危机的观点，严复提出了两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观点：一是不通外语不能算人才，人才必出于精通外语者；二是只有大力学习西文西学才能促进中文中学的复兴。他指出：

夫开学堂，固云植人才、铸国民也。彼治西学习西语者，固不尽为人才，亦不尽及国民之平格，然使果有人才而得为国民之秀杰者，必不出于不通西语不治西学之庸众，而出于明习西语深通西学之流，则今日之厘然可决者矣。

严复断言：

果为国粹，固将长存。西学不兴，其为存也隐；西学大兴，其为存也章。盖中学之真之发现，与西学之新之输入，有比例为消长者焉。不佞斯言，所以俟百世而不惑者也。百年以往，将有以我为知言者矣。

四

严复晚年因参与倡导尊孔读经等而声誉大损，不少学者据此以为严复晚年已经尽弃早年所极力倡导的西学，而回归传统，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由急进而转向保守、反动的典型。但是，近年学术界的研究却发现，实际的情况远没有如此简单。

1912年，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到任后，严复计划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次年6月，严复在中央教育会演说《读经当积极提倡》，从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念和西方文化中的“帝国”观念的对比开始，对现代国家的建立所需要的最基本要素进行了探讨，指出：

大凡一国之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

严复指出，使中国历久而不亡的特别国性来自孔子之教化，来自孔子所删定的群经。严复由此得出结论说：

我辈生为中国人民，不可荒经蔑古，固不待深言而可知。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今之科学，自是以诚成物之事，吾国欲求进步，固属不可抛弃。至于人之所以成人，国之所以为国，天下之所以为天下，则舍求群经之中，莫有合者。

严复主张尊孔读经，并不是要学生不学西学，而是因为“教育国民不如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因此，经书不可不读，“若夫形、数、质、力诸科学，与夫今日世界之常识，以其待用之殷，不可不治，吾辈岂不知之？但四子五经，字数有限，假其立之课程，支配小、中、大三学年之中，未见中材子弟坐此遂困也”。

1913年9月，严复发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杂引旁行鞮寄之书”，重释《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章，指出：“自西学东渐以来，（此章）甚为浅学粗心之人所疑谤，每谓孔子胚胎专制，此为明证，与老氏‘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一语同属愚民主义。”他认为，这完全是对“圣人”的曲解，事实上，“孔子此言，实无可议，不但圣意非主愚民，即与‘诲人不倦’一言，亦属各有攸当，不可偏行。浅人之所以横生疑谤者，其受病一在未将章中字义讲清，一在将圣人语气读错”。“夫使民于道德、宗教、法律三者，以事理、情势、利害言，皆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如此则圣人此章之言，后世又乌可议乎？”

同一时期，严复领衔在北京发起成立孔教公会，颁布《孔教公会章程》，规定公会以“阐扬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在北京设立总会，在各地设支会、分会，不分国界、种界，凡信仰孔教者，均可经会员介绍入会。孔教公会《序》文认为，今之欧美国家之所以强盛的原因，并不徒在其政治，更因为其物质和教化方面的原因，“政治、教化之与物质，如鼎之足峙而并立，教化之与政治，如车之双轮而并驰，缺一不可者也”。适宜于中国历史风俗人心的只有孔子的“遗教”。

1914年初（农历1913年底），严复被推选为“约法会议”议员，不久又被袁世凯聘为参政院参政。严复很快向国会发起提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案，痛切提出，“国于天地，其长不倾、日跻强盛者，必以其民俗、国性、世道人心为之要素”，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而那些亡国灭种或沦为异族奴隶者，也大都是“以道德扫地、人心窳涣为之先，从未有好义首公、忠信相扶之民，而不转弱为强、由衰而盛者”。严复指出：“必凝道德为国性，乃有以系国基于苞桑，即使时运危险，风雨飘摇，亦将自拔于艰难困苦之中，蔚为强国。”

严复对四千年来中国逐渐形成的国性进行了探究。他说：“稽我先民，坚苦卓绝，蹈义凛然之事，史不绝书……此实为吾民之特性。”应以此作为中华民族之“立国精神”，导扬渐渍，务使深入人心，常成习惯，将对新成立的民国“大有裨益”。

差不多同一时间，严复翻译的英国人卫西琴所著《中国教育议》陆续在《庸言》杂志上发表，不久出单行本。卫氏在书中希望中国在学习西方教育的同时，保持和发扬孔子的精神，“庶几中国原其本来而为独立之教育，而泰东西合为教化，于以拯人类于无穷，非曰相效，亦各本其所得于天之分，而各为其自成者，以尽人性、赞天地之化育而已矣”。

同年12月21日，严复在约法会议发言指出，“为吾国前途计，其第一要义，在先求国家安宁固定，万不可使乱众复生，否则数年一乱，国基杌陧，无论有何种良好宪法，皆无救于中国之亡”。

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严复冲击颇大。他“自欧陆开战以来，于各国胜负进止最为留神，一日十二时，大抵六时皆看西报及新出杂志”。严复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认为“欧战告终之后，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乃至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大战结束之后，“便是簇新世界，一切旧法，所存必寡，此又断然可知者也。国之程度，丝毫不可假借，于战时观之最明，……吾辈观此，则知救国根本，当在何处着手矣。中国目前危险，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根本救济，端在教育”。

此外，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组严复用“地雷”笔名于1917年春夏间在《公言报》上发表的文章等表明，晚年的严复仍在密切关注着欧洲各国学术政治的发展状况，关注着中国的现实，并以特定的方式将自己的思考向社会公开表达出来。从这些方面说，严复晚年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背弃西学”，而是随着西方和西学本身的发展和变化而在随时调整着其学习西方和西学的方向与重点。

五

郭谌波晚年著《近代中国思想史》，认为中国人在甲午战后开始意识到“要接受西洋的文化，要介绍西洋的思想，而努力最大、影响最巨的，就算严复了”，因此，“我们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人，首先要把严复的思想研究清楚”。

贺麟认为，严复“处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空气中”，“乃能根本认定西洋各国之强盛，在于学术思想，认定中国当时之需要，也在学术思想”；严复“所选择的书，他均能了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一面介绍西学，一面仍不忘发挥国故”，通观翻译史上，能够这样“处处顾到，如像严复的，实未之见”。

在近代中西大通、中国已进入“世界之中国”的时代，学术文化中西混杂，一个合格的翻译家，一个预流的思想家，除必须精通西文西学之外，其思想中还必须有一个更加根本的因素，这就是：“翻译者本人必须具有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和民族文化的自觉性，特别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等”，“只有不忘自己民族文化的‘本来’，才有可能吸收文化上各式各样的‘外来’，因而也才有可能创造自己文化的‘将来’”，只有这样才能将性质特点均不相同的中外两种思想文化融而为一，成为“不中不西、中古不今、即中即西、即古即今”的新文化。严复所译诸书，其用意远非简单地把西方的学问移植到中国，而是立志要在中国原有学术文化基础上，充分拓展，把近代世界的新知识，补充、纳入其中，建立新的“一切科学之汇归”的“群学”，建立一种新的“大学”——“大人之学”，从而每个人都可以在此基础上修身、齐家，并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总目标。

我在以往的论文中曾引钱穆对孔子和朱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来评价和定位严复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认为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过程来看，严复——“严子”是可以和孔子、朱子并驾齐驱的人。原因在于，他是第一位尝试从学科全局来引进西学并在融合中西的基础上建设中国近代新学术的第一人，是集明末以来中西学术交流成果之大成并开创此后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第一人。他所翻译的《天演论》等书无疑都是这一领域中的经典之作，是学习西学者不可不读的入门作品，而在翻译过程中，他更把中国儒家思想中讲求“群”理的荀子思想和经过朱熹阐释的《大学》《中庸》所代表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有机融入其中，在这一领域形成了中国学者独特的、不同于欧美的话语。如果说朱熹的贡献主要在于集注四书、集孔子以下中国学术之大成，那么，严复的贡献则在于他试图适应新时代的需要，集中西学术之大成。正如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所说：严复不仅从近代西方拿来了“金子”，而且还拿来了那根“点石成金”的“神指”。自严复之后，不仅学习西学不能不参考严复的译著，就是研治经学等中国传统的学问，也不能不用他所译介和倡导的近代科学方法。严复的著译活动反映了立足中华文化、努力吸收当代西方科学、从源头上将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以“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强烈愿望。从这种意义上说，严复此种“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努力，堪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继孔子、朱子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为中华文化在近代的复兴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今天我们要实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到世界学术文化舞台上争取话语权，严复在引介西学、复兴中学方面的成功经验，很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