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涌入了街道工厂

大潮一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恰如一场盛筵必有散那样，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大返城”的洪流，退潮了。

退到哪里去？

退到了他们的出发地，城市中。说得更具体一点，是退到了他们当年离开的父母家中，退进了街道里弄。

当年去的时候是一年一年、一批一批去的，先是“老三届”（66届、67届、68届初高中毕业生），继而是69届、70届、71届……大返城的时候，却是挤在一起蜂拥回来的。回来并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为什么？一大批年轻人都是奔30的人了，首先是要吃饭、要有住房，其次是要找对象、要结婚成家。除了小部分考进大学的佼佼者，绝大多数男女知青，盼望的是一份正正经经、像模像样的工作。只有得到了工作，包括吃饭、穿衣、住房、恋爱一系列事情才能落到实处。

那时候国营单位、大中型企业的职工，吃香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想象不到的。但那些单位几乎不收知青，第一条就是这帮人年龄大了，过了学徒工年纪。因而除了一小部分顶替父母进单位的之外，大量的返城知青都闲散在街道里弄之中。

而解决返城知青的重担，自然就压在基层——街道、里弄中。返城知青最多的地方，就是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

也正因为涌入了一大批有了一定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的男女知青，上海的街道工厂焕发了她的第二春，迎来了一个蓬蓬勃勃的发展时期。

1986年，正是我们的街道工厂办得风生水起、生机盎然的时候。大大小小的马路上，都能看到骑着黄鱼车运货的年轻人，宽敞一点的弄堂里、弄堂口，总有小型的载货汽车开出开进，要不就是在装货、卸货。

不要小看这些弄堂里的小工厂呀！他们的产品不但远销全国各地，登上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柜台，还远销世界五大洲。他们甚至能生产“高、精、尖”的产品。当时有一句响遍全国的口号：“蚂蚁啃骨头”。形容的就是小小的街道工厂能生产出令全国瞩目的产品。

上海的街道工厂，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大批待在家中抚养孩子、侍候丈夫和老人的家庭妇女，被时代的大潮所推拥，提出妇女要当真正的“半片天”，走出家庭，离开锅台，也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力量。于是乎，顺应社会的需要，先是里弄成立了很多小而灵活的纸品组、纸盒工厂、商标厂、滚筒组、围巾厂，修修补补的服务站。社会的方方面面支持这一新生事物，还把一些针织活儿、电子配件、电器配件发放给街道里弄来做。上海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弄堂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丰富多样的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文化大革命”期间，零零星星有一些“病退”的知青从外地农村、国营农场照顾回到上海，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成为这一批人主要的安置单位。

“大返城”的潮流，带来了一大批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们的到来，正好接替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走出家门的第一代街道工厂职工，她们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而当时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也把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作为回城知青的主要安置单位，让他们“有口饭吃”。

回到了上海，进了街道工厂，看来饭是有的吃了，但是他们普遍觉得社会地位低，工资低，福利差。堂堂七尺男儿，窝在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里，连女朋友也难找。尤其是在国营大中型企业、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同学、朋友面前，连头也抬不起来。他们不安于现状，有想法、有闯劲。整天在服装车间里烫裤脚、钉纽扣，在小工厂里车螺丝、敲榔头，有啥出息？于是他们上夜校学技术，跑市场摸行情，头脑活络搞革新，改进现有产品争出路，甚至还会满脸堆笑出去接生意、争客户，利用全国人民相信上海货的心理，精益求精推销自己的新产品。尤其是率先引进生产流水线，推出让消费者眼睛一亮的新品种，保证质量上乘，令全国的消费者刮目相看。

知青涌入了街道工厂

同时，从上海各区的街道工厂起步，培养了一批有思想、有能力、有魄力而又脚踏实地的干部，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区政府各部门，甚至市政府各部委办的成员。

1986年的上海，街道工厂和里弄生产组在满足市场需要，特别是安置知青和社会闲散劳动力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街道工厂的产业，也成为当时上海工业战线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在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已不知不觉从现实中消失的今天，写下这篇文字，或许可以唤起不少过来人的回忆和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