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少女

锺里义：高校二年级时，和鸣写信回家，说是患了肺病，住进台北医院（今台大医院）。父亲非常痛惜这个儿子，生怕他病逝，竭尽心力要把他治好，买了好多名贵的药材寄给他。幸好，九河回乡时告诉父亲，和鸣并没有罹患肺病。父亲这才放心。九河告诉父亲，说和鸣在台北几乎总是夜读到深夜一两点，早上五六点又爬起来读书，因为用功过度，患了轻微的精神衰弱症，受了凉，咳嗽不止，就疑心自己患了肺病。父亲于是要和鸣办休学，住院，静养半年才出院。也就在住院期间，和鸣认识了碧玉嫂。

蒋蕴瑜：我记得，我跟浩东是在战争低气压笼罩的时期认识的。那年，我才十六岁，在台北医院看护妇养成所学习两年后，按规定留院义务服务一年。那时，就读台北高校的浩东，因为读书过于用功，患有精神衰弱症而住院疗养。

我还记得，我们认识那天的情景。

我依例到各个病房，探顾病人的状况。当我巡看浩东的病房时，他突然与我寒暄。

“你也姓锺吗？”浩东先是用日文问我。

“是的。”因为锺和蒋的日文发音相同，我于是回答他说，“我姓蒋，蒋介石的蒋。您呢？”

“我姓锺，不姓蒋。”他笑了笑，改口用闽南话回答我，“不过，你应该说是蒋渭水的蒋。”

“没错！我就是蒋渭水的女儿。”

我略显骄傲地打断他。然后向他解释说，我并不是渭水先生的亲生女儿。蒋渭水原本是我舅舅，因为他的二老婆阿甜（陈精文）喜欢我，就过继给他做女儿。我听说，生父戴旺枝是渭水先生非常要好的朋友，家里很有钱，把自己几乎所有的财产都拿来支持渭水先生，从事抗日运动。渭水先生也一手促成他和么妹（也就是我母亲）的婚姻。

这样，我和浩东有了初步的认识。

萧道应：蒋渭水（1891—1931）在台湾总督府医学校就学期间就非常关心祖国的革命运动。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他和同学翁俊明与杜聪明就谋赴北平行刺未果。毕业后在台北市太平町二丁目（今延平北路二段）开设大安医院，以仁术济世，并参与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奔走四方，筹组台湾反日统一战线的团体。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由台湾知识分子组织启蒙会改组的新民会，联合台湾其他进步团体和个人，在静修女学校正式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推举林献堂为总理，蒋渭水为专务理事，从此展开台湾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文化斗争。

一九二七年一月，台湾文化协会左右分裂；左派取得领导权。蒋渭水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林献堂等人另创台湾民众党，主张确立民主政治建设、合理经济组织、革除社会不良制度。

一九三一年二月民众党改组，反对总督统治、宣传阶级斗争；随即遭到台湾总督府禁止结社的处分。同年八月，蒋渭水不幸病逝于台北医院，遗嘱交代：“台湾社会运动已进入第三期，无产阶级的胜利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须极力奋斗，旧同志要加倍团结，积极援助青年同志，期望为同胞之解放而努力。”

蒋蕴瑜：台北医院看护妇养成所规定，我们在义务服务期间，如果交男朋友，被查到，便会遭到退学处罚，还得偿还学费。浩东知道我是一九二一年在大安医院出生的，就说他比我大六岁，两人日文发音又是同姓，于是认我作妹妹。

在那天的谈话中，我还记得，浩东告诉我，先父渭水先生逝世时，他刚好赴大陆了解祖国的社会状况。噩报传到上海，各界人士殊为惋惜，各大报馆都有发表消息，并介绍他从事解放运动的概要。在台籍前辈石焕长、张月澄、庄希泉等人发起的追悼会上，浩东说，他当场痛哭了好久。

基于殖民地青年共有的民族意识，相识以后，我们也就相交更加密切而深刻。浩东出院后，我经常利用下班时间到古亭町白线寮，找浩东与萧道应、锺九河等从南部来的客家青年。他们民族意识很强，规定在白线寮不准讲日语。我不是客家人，不会听、讲客家话，所以例外。因锺、萧、蒋的日语发音通通都是“秀”，于是经常听到有人叫“秀”，就是不知道叫哪一个“秀”。

在那里，我跟着浩东与他那些当时女孩子最为爱慕的、戴白线帽的高校青年读书、讨论、听古典音乐。假日，我们则相约去郊游、爬山。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去草山，我与浩东脱队，结果迷路了。当我们走到山里的旅馆时，天已经暗了。由于没有路灯，下山危险。他就订了一个房间，打算休息一晚，明天天一亮就下山。因为累了，我一躺下来就要睡着了。可浩东躺了一会就爬起来。

“起来。”他一边摇我一边说，“不管怎样，我们今晚一定要下山。不然会出事的……”

我听不懂浩东话里的意思，不肯起来。他不管我如何撒赖，非要我起来不可。最后，我只好爬起来，跟着他摸黑走下山。怎知，那时候对男女情爱犹浑然不解的少女的我，不知什么时候起，竟不自禁地爱上浩东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