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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中叶发生的L（我并不是指“高架铁路”）之灾的细节——其独一无二的影响在于它既创造同时又诅咒了“地界”的概念——于历史上太为人熟知，于精神上太伤风败俗，以至于在一本写给年轻的生手以及爱情的圣手——而非写给死板的人或死掉的人——的书中，是无法予以详尽描述的。

当然，时至今日，那笼罩于倒行逆施的谬见之中抵制L的伟大年代已经（差不多！）过去，而我们造型优美的小机器——电帝保佑——已然又勉强地像在十九世纪上半期那样嗡嗡运转起来。现在，这起事件仅在地理学上尚具有作为补偿的喜剧性的一面，就像那些黄铜镶嵌花式、专画小古董的画家，以及那些可怕的对我们毫无幽默感的祖辈来说便是“艺术”的镀金物。真的，谁也不能否认，某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东西仍然存在着，正是其结构造型被煞有介事地用来表现一份五颜六色的“地界”图。这Ved'（“难道不是吗”）令人捧腹吗，想象一下“俄罗斯”，不是把它作为艾斯托提（就是从“北极不再邪恶圈”延伸至合众国本土的那个美国行政区）的古怪的同义词，而是“地界”上一个国家的名称，如同中了土地诡计一般，越过双重大洋的屏障被转移到了另一个半球，并在今天的鞑靼地区四处伸展，从库尔兰到千岛群岛！然而（更为荒谬的是），假如，从“地界”的空间角度看，亚伯拉罕· 弥尔顿的亚美俄罗斯被分离成若干部分，有实实在在的水与冰分割出政治的而非诗性的“美国”及“俄罗斯”的概念，那么一个更加复杂甚至更加荒唐、与时间有关的差异便产生了——不仅因为这个混合体的每个部分与其处于分离状态时的对应部分的历史并不吻合，还因为两块土地之间无论如何都存在着长达百年的时间缺口；标记这一缺口的指向符号异乎寻常的混乱，这些标识位于通过时间之流的十字路口，并非所有属于一个世界的“不再”都对应着另一个世界的“未竟”。这要归因于——除开其他因素——种种分歧“无法予以科学解释”的汇集，即井然有序的思维（敬鬼神而远之）将“地界”当做一时之风尚或是风影加以拒斥，而错乱的思维（随时准备投入深渊）则欣然接受并视之为自身非理性的象征。

正如凡· 维恩自己将要发现的，在他热衷研究“地学”（其时为精神病学的一个分支）期间，甚至是最深刻的思想家、最纯粹的哲学家乔斯的帕尔和阿德瓦克的萨帕特尔，在探讨是否存在“一面映照我们这个扭曲的土地的扭曲的镜子”——按一位希望保持匿名的学者悦耳而机智的说法——的可能性时，情感上也处于分裂状态。（嗬！Kveree kveree，可怜的L小姐过去总对加弗隆斯基这么说。爱达的笔迹）

有些人坚持认为，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差异及“虚假的重叠”如此众多，如此深切地编织进了相继发生的事件之中，必会（带着迂腐的幻想）累及基本一致性的理论；也有些人反驳道，正是这相异之处确认了有关另一个世界的活生生的有机现实；完美的相似毋宁说是暗示了一种镜像的继而投机的现象；开局和终局相同的两盘棋，即便落子无悔、殊途同归，在其间的任何一个阶段却或许会在一个棋盘和两个大脑之中生发出无数种变化的枝杈。

谦虚的叙述者不得不提醒重读此文的人，在一八六九年（绝不是个美妙的年份）四月（倒是我最喜欢的月份）的圣乔治日（根据拉里维埃小姐多愁善感的回忆录），德蒙· 维恩娶了阿卡· 杜尔曼诺夫——出于泄愤加怜悯，这并非是罕见的混合情绪。

这件韵事里还有别的调料吗？执拗自负的玛丽娜曾经确信，德蒙在床上时的种种官能一定是受到了一种古怪的“乱伦”（无论这个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快感（相当于法语愉悦之意，能逐渐引发出许多额外的来自脊柱的震颤）的支配。他以难以名状却迷人心魄的方式抚弄、玩味、优雅地分开并占有既是他妻子又是他情妇的胴体（一个胴体），那是一对孪生仙女混合的、闪亮的魅惑，一个既单独又成双的“阿卡玛丽娜”，酋长国里的海市蜃楼，双生的宝石，双唇音头韵的狂欢。实际上，阿卡没有玛丽娜漂亮，性格也怪异得多。在她不幸婚姻持续的十四年中，她时不时地住在疗养院里，且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假如用带红十字旗的珐琅质图钉在阿卡的“世界之战”中标出她的宿营地，那么小小的英联邦欧洲部分地图——比方说，从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到里维埃拉，从直布罗陀到巴勒莫达维亚——以及美国地图的大多数地方（从艾斯托提到加拿第）将布满这些小旗子。有段时间她曾计划在诸如巴尔干半岛及印度地区等英美保护国寻求少许健康的肤色（“略带些灰色就行了，好不，不要黑黝黝的”），甚或还想过去那两块在我们的联合统治下欣欣向荣的南半球大陆。诚然，当时从波罗的海、黑海绵延至太平洋的鞑靼地区，作为一处不受约束的人间地狱，是游客难以企及的，尽管雅尔塔和阿尔金断裂带听起来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不过她真正的归宿却是“美丽的地界”，她相信死的时候自己会扇动着如低斑蜻一般长的翅飞向那里。她从疯人院写给丈夫的那些乏味而短少的信有时就署名为Shchemyashchikh-Zvukov（“撕心裂肺之声”）夫人。

她在瓦莱的埃克斯与精神错乱作了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之后便返回美国，她被击溃了，那时凡还由一位非常年轻、几乎还是个孩子的乳母哺育着，她叫鲁比· 布莱克，黑人，以后也将患上疯病：因为所有的温情，所有薄弱的意志，一旦与他有了亲密接触（正如日后卢塞特的际遇，那是另一个例子），很快便要知晓痛苦与不幸，除非他因体内流有他父亲的魔鬼之血而变得强壮。

当阿卡天性中最纯粹的部分开始露出病态的端倪时，她还不到二十岁。从年代上说，其精神病的初期阶段正好是“大发现”的头十年，虽则她或许还能相当容易地为她的幻觉找到另一个主因，但数据显示，“大发现”——对于某些人而言则是无法忍受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精神错乱，甚至超过了中世纪时宗教所造成的走火入魔。

大发现可以比大变革更加凶险。病态的思想家们将“地界”星的概念等同于另一个世界的概念，而这“另外的世界”不仅与“下一个世界”相混淆，也与存于我们之中及超乎我们之外的“真实世界”纠缠不清。我们的巫师，我们的魔鬼们，都是些高贵闪亮的生灵，长着半透明的爪子和强劲扇动的翅膀；然而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那些“新信徒”却怂恿人去想象这样一方天地：我们的挚友都已完全堕落，成为十恶不赦的怪物、令人厌恶的恶魔，长着肉食类动物的黑色阴囊和蛇的毒牙，还对女性百般辱骂和折磨；而在这宇宙之道的另一边，天使的精灵升腾起彩虹般的雾霭，他们是美好的“地界”之国度的居民，他们要恢复所有陈旧但还不乏活力、承载着古老信条的神话，用簧风琴重新调谐所有曾滋生于我们这个丰饶世界的泥沼里、关于所有圣灵与圣人的杂音乱调。

对你来说是丰饶的，凡，让我们搞清楚。（旁注）

可怜的阿卡，她的幻想很轻易地就能与怪人及基督徒所搞出来的新发明一拍即合，她能设想出一个由二流赞美诗作者营造的天堂，一个未来的美国，那里有如雪花石膏般的百层大厦，好似一家漂亮的家具店，堆满了高大雪白的衣橱和稍矮些的冰箱；她看见眼睛长在侧面的会飞的巨鲨，用不到一宿的时间便载着朝圣者穿行于黑暗的以太空间，越过整个大陆，从黑暗来到闪亮的大海，之后便隆隆地返回西雅图或瓦克。她听见音乐魔盒在说唱，消弭了思想的恐惧，将电梯管理小姐高高提起，和矿工一同探入地下，赞颂着美与虔诚，贞女与维纳斯，就在那孤苦及贫穷者的栖息地。在我们这个卑劣的国家里——哦，到处都是，在艾斯托提和加拿第，在说德语的马克· 肯纳西，在说瑞典语的马尼托鲍根，在穿红衬衫的育空地区居民的工作间里，在扎红头巾的利亚斯加妇女的厨房里，还有说法语的艾斯托提（从布拉多到拉多尔）——很快还将蔓延到整个南北美洲以及其他受到冲击的大洲——那种无以言表并受到罪恶的立法者攻击的地磁力在“地界”里却像水和空气、像经文和井绳一样得到了自由使用。要是在两三百年前，她或许只是另一个要遭罪的巫婆而已。

阿卡在学生时期便反复无常，从当时人气很足的布朗希尔学院（由她的一个名气稍逊些的先辈创建）辍学，转而去参加了位于塞文托里斯的某个社会改良项目（也很出风头）。在弥尔顿· 亚伯拉罕极为宝贵的帮助下在贝罗康斯克办起了一家“免交费药房”，接着又极为痛苦地爱上了一位有妇之夫，该男士在他的福特野营房车里，将一个夏季爆发出的激情都给予了她，不过之后便抛弃了她而不愿再担危及自己社会地位的风险。这是一个市侩的城市，生意人在周日打“高尔夫”，自认为属于“会所”。医生非常草率地把她（以及其他许多不幸的人）这可怕的疾病诊断为“一种神秘的狂躁与存在主义疏远心理混合的极端形式”（要不就是平常的疯病）。她的症状逐步加重，间或也有令人欣喜的太平日子，也有久违的不算太稳定的清醒时期，也有如倏忽间梦见的对来生的确信，只是这样的时光越来越鲜见，越来越短暂。

在一八八三年她离世之后，凡估计了一下，在这十三年间，算上能推测的露面场合，算上令人情绪低落的到各种医院的探视，还有夜半时分猝然的狂暴亮相（与她丈夫或是身手敏捷的英国女家庭教师角力，一直打到楼上去，这可把那只老阿彭泽尔牧牛犬乐坏了——末了还不忘到儿童房看一下，没了发套，没穿拖鞋，指甲上沾了鲜血），他实际看见或接近她的时间总长几乎没超过人类怀胎的十个月。

可怕的迷雾遮住了遥远处玫瑰色的“地界”，她的精神崩溃是逐级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比上一个更难以忍受；因为人的大脑在数百万年里、数百万计的土地上发明并建造，又施用于数百万嚎叫的生灵的刑室中，人脑本身才是最严酷的。

她对自来水的语言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敏感——那流水声有时像是回声（恰如濒死状态下血流的涌动），有人与陌生人喝过鸡尾酒之后洗手时仍耽留在他耳朵里的片言只语的回声。这是对近期说话声的一种直接而持续的回放，在她听来那声音还带着殷切与嘲弄，同时的确又毫无恶意。当她第一次注意到时，她被逗乐了，她想到自己，可怜的阿卡，无意间发现了这么简单的录制、传输语音的方法，而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技术专家们（所谓有学问的人）还在竭力使得极为复杂、极其昂贵、用水力驱动的话机及其他蹩脚的玩意儿能有益于公众并在商业上有利可图，这些东西将随着对不宜道出的“赖默”的禁用而取代那些已经去k chertyam sobach'im（俄语，“见鬼”）的机器。不过很快，本来节奏完美，但在言语上欠流利的水龙头开始附带太多的相关意义。自来水的明澈与它自身制造出来的麻烦同步增长。在她听到或看见某人清楚而意味深长地谈话时——未必是对她说的——水龙头很快就会侃侃而谈；那个人说话飞快而不乏特点，用语很有个性或总带有外国词汇，像是一次糟糕的聚会上某个不由自主的发言者的喋喋不休，或许是冗长的舞台剧里的一段婉转的独白，或许是凡可爱的话音，或许是讲座上听来的几句诗，我的少年，我的美男子，我的爱，行行好吧，甚或是更流畅而朦胧的意大利诗句，例如那首在举手投足间就能背诵的小调，作者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精神半正常的老医生，看病的，脚趾，小调，精神不正常，ballatetta, deboletta ... tu, voce sbigottita ... spigotty e diavoletta ... de lo cor dolente ... con ballatetta va ... va ... della strutta, destruttamente ... mente ... mente ... 快停下来吧录音，不然那个导游又要继续解说了，就在今天早晨，在佛罗伦萨，他还说了一根傻柱子，是纪念那株“榆木头”的，当他们缓缓地在阴凉处搬运圣宙斯沉重如石的尸首时，“榆木头”竟焕发出了新叶；或许是阿灵顿的那个坏脾气的老太婆跟她沉默的丈夫唠叨着，同时只见葡萄园飞速地向后退去，甚至是在隧道中（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你，你去告诉他们，杰克· 布莱克，只管去告诉他们……）。盆浴洗澡水（或是冲淋水）简直就是个只会胡言乱语的卡列班，或者说就像野兽一样急躁地要喷吐出热流并摆脱恶魔般的激狂，根本不会有心思闲聊；可是那汩汩的细流却可憎地步步紧逼过来，于是当她在第一个“看护所”里听见那群极端可恶的探访医生中的一个（引用卡瓦尔坎蒂的那个）喋喋不休用夹着俄语的德语将可恶的指令倾倒进她可恶的坐浴盆里时，她便决定将自来水整个儿弃之不用。

但那个阶段也不复存在了。其他的折磨彻底取代了那些恰如她名字的潺潺流水声，于是在她一次神志清醒的期间，当她偶然用虚弱的纤手拧开洗手盆龙头想喝点儿水时，那温热的清泉用自己的隐语、不带一丝欺瞒或戏仿地答道： 结束了！此时从现象上折磨着她的是正在脑海里形成的柔软的黑色深坑（yamï, yamishchi），存在于正逐渐变得昏暗的、关于思想与回忆的刻纹之间；精神的恐慌与身体的痛苦，将两只黑红宝石般的手合在一起，一只手为她祈求心智的健全，另一只则恳请着死神。人造的物件失去了意义，或是生发出诡异的内涵；晾衣架实则成了无头人的肩膀，她从床上踢下去的叠成几折的毯子哀愁地看着她，一片耷拉的眼皮里有麦粒肿，而青紫色的扭曲的唇则透着沉郁的责备。她尝试去理解这由时钟或时间之手传递给天才之辈的讯息，然而这一努力变得如此无望，如同要读懂秘密社团的手语或那个青年学生用并非来自中国的吉他弹唱的中国歌曲，那是她或她的姐妹在生下一个周身通红的婴孩时认识的。然而她的疯癫，她疯癫中的那种气派，仍保留着一位疯癫女王的娇媚：“你知道吗，医生，我想我很快需要戴眼镜了，我不知道，”（洪亮的笑声）“我简直看不清手表了……看在老天的分上，告诉我几点了！啊！三十分——几点三十分？没关系，没关系，‘没’和‘关系’是双胞胎，我有个双胞胎姐妹还有双胞胎儿子。我知道你想检查我的外阴杜鹃，她那本纪念册里的毛茸茸的阿尔卑斯玫瑰，十年前收集的”（愉快并骄傲地展示着她的十根手指，十就是十！）。

然后她的痛苦攀升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且噩梦不断，驱使她尖叫并呕吐。她要求（并得到了同意，保佑医院的理发师鲍勃· 比恩）将其黑色的卷发剃掉，只剩一头青蓝色的发茬，因为那些卷发会向内伸进她那多孔易渗的脑壳里，并在其中卷曲缠绕。天空或墙壁如锯齿般四分五裂，且无论如何细致地拼合，只消不小心摇一下，或是护士的肘部碰一下，那些不胜其扰的碎片便化为白茫茫的一片无可理解的无名之物，或是拼字游戏木块的空白背面，而她却不能将牌反过来，因为她的双手被一个长着德蒙的黑眼睛的男护士缚住了。可是此时，惊恐与痛苦像一对喧闹嬉戏的儿童，发出最后一声尖利的大笑便跑开了，躲到灌木丛背后相互捣鼓起来，正如托尔斯泰伯爵的一本小说《安娜· 卡列尼娜》里写的那样，接着过了一会儿，只一小会儿，屋里一切又复归平静，他们的妈妈与她的母亲有着一样的名字。

阿卡有段时间相信自己曾有过一个流产的男婴，应该有半岁大，一个受了惊吓的小胎儿，一条她产在澡盆里的橡胶质感的鱼（她在梦中将出生地简单标记为X），此前她在白茫茫的雪地里乘雪橇疾驰时撞上了松树桩。婴孩终究还是给救活了，在她姐姐的祝福下被送到疯人院交给了她，裹在浸透了血的襁褓里，但仍然生气勃勃，非常健康，并将登记为她的儿子伊凡· 维恩。在其他时间，她则确信那孩子是她姐姐的非婚生子，生于一场让人精疲力竭但却浪漫无比的暴风雪中，生于塞克斯红峰，那儿有位拉皮内医生，普科大夫，龙胆属植物爱好者，听天由命地守在一只粗陋的火炉旁等着靴子烤干。不到两年（一八七一年九月——她骄傲的头脑尚能记住十来个日期）她又产生了某种困惑，当时她刚刚从新的庇护地偷跑出来，不知怎的来到了她丈夫那难以忘怀的乡间屋宅（模仿一个外国人的话：“售票员先生，我要去卢加湖，钱在这里。”）。她趁他在日光浴室享受按摩的时候蹑手蹑脚地进了他们先前的卧室——并着实吃了一惊：她那瓶半满的带着华美的“Quelques Fleurs”商标的爽身粉仍搁在床头柜上；她最喜欢的那件火红色的睡裙凌乱地置于床前地毯上；在她看来，这只意味着一场短暂而漆黑的梦魇抹去了她一直以来——自从那个翠绿多雨的莎士比亚生日以来——就跟丈夫睡在一起这一事实，但在大多人看来，唉，这意味着玛丽娜（在那个拍电影的G.A．弗隆斯基离开玛丽娜奔向另一个长睫毛的小救世主——所有漂亮的小明星他都这么称呼——之后）已经孕育出了，不得不这么说，一个绝妙的主意，让德蒙与得了疯病的阿卡离婚而与她结婚；玛丽娜（快乐且十分正确地）认为自己又怀孕了。玛丽娜和他在基特支度过了情话绵绵的一个月，可是当她（就在阿卡来之前）自鸣得意地袒露她的想法时，他将她赶了出去。再往后，在她意义甚微的生命的最后短暂阶段，阿卡抛却了所有模棱两可的记忆，在亚利桑那桑陶的一家豪华疗养院忙碌并喜悦地反复阅读儿子的信。他一成不变地用法语写信，将她唤作娇小的妈咪，并描述了即将在十三岁生日后住读的那所很有趣的学校。新一轮也是最后、最后阶段的失眠充满了嘈杂的计划，而她从这夜间的耳鸣之中听到了他的声音，并得到莫大的安慰。他通常叫她妈咪，或是妈妈，用英语时便重读最后一个音节，说俄语便强调第一个音节；有人说过在讲三种语言的家庭里，一个人常常出口成三，言语怪诞；但此时绝没有丝毫疑问（或许只在可恨而命硬的玛丽娜那恶毒的想法中有例外），凡，是她的、她的、阿卡的亲爱的儿子。

这是一段天赐的神志清明的完美时光，可她知道好景不会长，亦不愿再忍受故态复萌的煎熬，她做了另一位远在法国的病人做过的事，后者住在一座黯淡而刻板得多的“家园”里。疗养院主管行政的怪物之一弗鲁伊德医生——他有可能是阿登高原西格尼-蒙第欧-蒙第欧的弗鲁伊特医生的异乡兄弟，更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来自伊泽尔省的维也纳，也都是独子（和她的儿子一样）——发展或更确切地说是复兴了临床医治方略，志在建立一种“群体”感，让最纯粹的病人来协助医护人员，若其“有此意愿”的话。在轮到阿卡做事时，她重施了聪明的埃莱奥诺尔· 邦法德的诡计，选择整理床铺和清洗玻璃柜。圣陶鲁的疗养院——或者随便叫什么（谁在乎，一个人飘浮在无限的虚空中时，对小事情忘得很快）——比起蒙德弗鲁伊德的那座如荒凉山庄般的“遗院”也许更加现代化些，有着更优雅的沙漠景致，但无论在哪里，一个精神错乱的病人只需一招便能智胜愚蠢的书呆子。

不到一周的时间，阿卡便积聚起超过两百片不同效力的药剂。大多数她都知道——药效欠佳的镇静剂；能让你从晚八点到午夜昏睡不醒的安眠药；几种类型不同的高效安定药，让你在失去存在意识八小时后感到肢体透明若无而脑袋却沉重如铅；一种麻醉药，单独服用能令人感到愉快，但混合了一点儿商业上被称作“莫罗娜”的清洁剂之后就带上了少许毒性；还有一种圆鼓鼓的紫色片剂，让她不得不嬉笑着想起那个西班牙故事（拉多尔的女学生都是耳熟能详的）里的小个子吉卜赛女巫用的药丸子，能在狩猎季节开始的时候让所有的猎人及其猎狗都进入梦乡。为防止在飘向远方的过程中被好管闲事的人救活，阿卡思忖她必须在别处而不是这所玻璃房子里度过一段最长且不被打扰的昏迷时间，而这第二步行动计划因有了那个伊泽尔省医生的代理或说是替身而变得简单甚至得到了鼓励，这就是西格· 海勒医生，被众人一致尊为伟大人物、“淡天才”，如同通常意义上的“淡啤酒”。假如有些病人能够在医学院学生的监控下通过某种眼皮或其他半私密部位的抽搐幻想西格（一个轻微畸形但不乏俊美的老男生）是个“老爹式人物”、喜欢打姑娘的屁股、喜欢使用痰盂的话，那么这类病人便被视为朝着康复方向发展，并在清醒的时候获准参加正常的户外活动，比如野餐。狡黠的阿卡抽搐了一下，假装打了个哈欠，睁开淡蓝色的双眼（以及反差惊人的墨玉色瞳孔，那是她秉承了母亲多莉的），穿上黄色的休闲裤和黑色的短外套，徒步穿过一小片松林，搭上了一辆墨西哥卡车，并在密林中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峡谷。在写了一张短小的便条后，她开始平静地吞服合拢的手掌里用手提袋拎来的五颜六色的各种药片，如同一位寻常的俄罗斯乡村姑娘在吃刚刚采自林间的浆果。她面露微笑，如同做梦般满意地想到（很有些“卡列尼娜”的格调），她的消失将深切地触动人们，其程度不亚于读了多年的周日报纸连环漫画上那种突兀、神秘、永远无法解释的死亡。那是她最后的微笑。她被发现的时间比料想的要早，但死得也比预计的快，善于观察、仍穿着肥大的咔叽短裤的西吉报告说阿卡姊姊（出于某种原因他们都这么叫她）以宫中胎儿的姿势躺着，似乎在史前时代就已葬在那里。这个评论似乎是与他的学生相关的，就像似乎跟我的学生有关一样。

在她身上找到的那张临终便条是写给丈夫和儿子的，这或许是这个或那个地球上最清醒的人写出来的。

今天，我这个眼睛会转动的洋娃娃，赢得了精神媚俗的权利，与医生先生西格、“恐怖琼”护士及几个“病人”一起出游到邻近的bor（松树林）。在那里，凡，我注意到了貌似臭鼬的松鼠，与你“深蓝色”的祖先引进阿尔迪斯庄园的一模一样，毫无疑问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去那里漫游的。一座钟的指针，即便已走乱了方寸，也必须懂得并使得最愚蠢的手表明白他们该站在哪里，否则谁也做不成钟面，只能是一张白脸，长着忽悠人的胡子。与此相似，chelovek（人）必须懂得他该站在哪里并使得别人明白这一点，否则他连一klok（块）chelovek也谈不上，既不是一个他，也不是她，只有那么“一丁点儿”，就像我的小凡说到的可怜的鲁比那发育不良的右乳。我，可怜的遥远公主，现在已非常遥远，不知道我站在哪里。因此我必须倒下。那么再见吧，我亲爱的儿子，永别了，可怜的德蒙，我不知道今天的日期也不知道是什么季节，但是个相当适宜的——无疑也是适时的——好天，挺有派头的小蚂蚁排着队要吃我那些耀眼的药片。

[签名]我妹妹的姐姐teper'

iz ada（“现在已离开了地狱”）

“假如我们想让生活的日晷仪显示指针，”凡于一八八四年八月底在阿尔迪斯庄园的玫瑰园里对这一隐喻进行了发挥，“我们就必须永远记住，人的力量、尊严、喜悦便是要去鄙视藏匿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的阴影和星辰并与它们作对。让她屈服的唯有痛苦所具有的荒谬的力量。我常常想，凭美学而论，凭神迷而论，凭艾斯托提而论，假如她真是我母亲，那么这段话就更有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