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脚深圳特发，做“大池塘里的小鱼”

1983年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第六个年头，在短短的六年里，激情四射的有识之士通过自己的汗水和努力书写了一幅又一幅规模宏伟的新时代篇章。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石很快就感受到了这种变化，那个印象中糟糕透顶的深圳，此时已经变成了中国的热土——高峰期时，罗湖口岸每天通过的人已经超过了七万；蛇口的国贸大厦每天增高三层；与1978年相比，深圳的人均收入已经提高了10倍。

1983年的5月7日，王石没有一点犹豫，踏上了通往深圳的火车。他再次抵达这片土地时，全然没有了“糟糕”的感觉，取而代之的是兴奋和狂喜，“特别激动，也特别紧张”是王石对当时心情的描述。

重回深圳，老朋友“牛仔”来为王石接驾，王石看到，“牛仔”破旧的自行车已经变成了一辆二手日本轿车。当晚，王石在深圳东门的一家招待所住了下来，他拒绝了“牛仔”的邀请，决定到深圳特发谋求发展，这也是王石来之前的打算。

深圳特发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一家企业，这家企业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不仅负责众多项目的合同谈判、签订及实施，还兼有政府职能。特区政府正式成立之后，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被撤销，其原班人马成立了深圳特发，原有的性质和权力被保留，继续审批进出口业务。而王石选择它，就是为了做“大池塘里的小鱼”。

第二天，王石就带着外经委的介绍信，找到了当时深圳特发的掌舵人孙凯峰。孙凯峰是江苏人，前广东省体工大队的党委书记，他接待了王石，并同王石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会面和交谈。在此之前，孙凯峰并没有接到消息，但是短短的几分钟，他就对眼前这个年轻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透过王石的言谈举止，孙凯峰看出他是一个目标非常明确的人，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对事物有深刻且独到的见解。

整个交谈过程都比较顺利，王石也得到了孙凯峰的认可和信任，两人还达成了一致意见：王石以外经委的派出人员身份和深圳特发进行合作，深圳特发为王石提供营业许可和银行账号，但是不提供资金，业务利润由外经委和深圳特发五五分成。就这样，王石正式成为深圳特发贸易部门的一员。

入职的第一天，王石就遇到了自己创业生涯中的第三个挚友——张西甫。同王石的身份一样，张西甫也是一名转业军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曾在空军航校学习飞行，“文革”爆发后，因为父亲身份的牵连，他跟随父亲转业成为一名普通工人。“文革”结束后，他的父亲得到平反，他才再度穿回军装。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张西甫同王石一样感受到时代的变化气息，于是第二次转业，自愿到深圳去闯荡。他和王石是同一天去深圳特发报道的，因此相谈甚欢。接待他们的是深圳特发贸易部的总经理陆润灵，陆润灵也是一名军人，东江纵队的老战士。由于王石和张西甫两人的父亲和陆老都是军人，所以陆老对这两个年轻人格外关注和赞赏，传授给他们很多难得的经验。

陆老来深圳之前从事的是宣传工作，说起话来言简意赅，又极具煽动性，王石和张西甫听得热血沸腾：“我们贸易部门没有资金，但是我们有‘三张皮’，分别是纸皮——批文；地皮——土地；牛皮——鼓吹我们特区的优惠。同时还要做到三点，一是不做违法犯罪的事情，走正路；二是懂得依靠北京各个部委的资源，靠大树；三是把国际财团引进来，傍大款……”

新环境的第一天就这样愉快地过去了，令王石感到高兴的是，他和张西甫都被分到了贸易一科。只是，贸易部并没有现成的业务，所有的生意都是凭借个人能力寻找机会，这对刚刚转战深圳的王石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王石首先观察了同事们所做的业务，他发现有人做的是进出口医疗器械，有人忙着进口计算机等数码产品，还有人做的是进出口装修材料。自己要做什么，他还没有答案，但是他也不着急，准备先了解和熟悉情况。于是，王石先后去了几家有影响力的进出口公司，他发现，深圳本地最有市场的进口产品是日本的味精和中国台湾的折叠雨伞，也就是说，只要进口这类产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利润就到手了。

但是想归想，王石并没有这么做。因为这两样产品虽然很畅销，但是竞争也相当激烈，很多进出口公司都在做。如果王石想要从中占领一部分市场，那么，他一方面要从那些成熟的企业手中抢资源；另一方面，从批文申请到订货交货这一个过程就包含很多不确定性，假如在此期间，市场饱和了，那他不但没有利润可赚，还可能会血本无归。

但是，无论如何，这片土地上蕴含着无数有待发掘的商机，而王石不一样的人生也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