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维克多·亨利中校乘出租汽车从宪法路海军大楼回家。三月里阴暗的暴风雨天气，和他此时的心境十分相像。今天下午在作战计划处的斗室里，他从上级嘴里听到一个很意外的消息，据他这个老于世故的人估计，这样一来他的锦绣前程可能就此葬送。现在他不得不跟他妻子商量，马上做出决定。然而，他对她的见解又毫无信心。

罗达·亨利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依旧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只是她太爱唠叨，这给她的判断力罩上一层阴影。在她丈夫看来，她的这个缺点很难被原谅。她并不是糊里糊涂嫁给他的。在求婚进行到白热化的当儿，他们俩曾开诚布公地讨论过军人生活。罗达·格罗佛当时声称，所有的缺点——长时间的别离，缺乏真正的住所和正常的家庭生活，根据制度一点一点慢慢地往上爬，见了地位略高的人的妻子必须卑躬屈节，所有这些不利条件，都不会使她不安，因为她爱他，因为海军是一种光荣职业。她这些话都是在一九一五年说的，那时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军装在闪闪发光。现在是一九三九年，她早已把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曾经警告过她，往上爬是困难的。维克多·亨利不是海军家庭出身，顺着滑溜的前程之梯往上爬的时候，在每一个梯级上都有海军上将的儿子和孙子挤他。然而在海军中，每一个熟悉帕格·亨利的人都说他有前途。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稳步上升。

他读高中的时候，曾给众议员写过一封信，使他得以进入海军学院。这封信很能说明他的性格，所以引证如下。他很早就显示出了他的性格。

 

亲爱的先生：

我从高中一年级开始，曾先后给您写过三封信，向您报告我在索诺马县中学的学业成绩，您也很客气地写给我三封回信，所以我希望您还记得我的名字，也还记得我想进海军学院的雄心壮志。

现在我高中快毕业了。写出自己的全部优良成绩，看起来好像有点儿不够虚心，不过我明白您一定能体谅我这样做的苦心。今年我是橄榄球校队队长，打后卫，同时我也参加了拳击队。

我已被选入亚里斯塔学会。数学、历史和几门自然科学，我都是奖金候选人。我的英语和外国语（德语）分数没有这么高，可是我是校里小小的俄语俱乐部的干事。俱乐部里的九个会员虽然是本地居民，但他们的祖先都是很久以前俄国沙皇让他们定居在罗斯要塞的。我最好的朋友在俱乐部里，因此我也参加了，学习一点儿俄语。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说明我的语言能力并不是低下的。

我的终生目标是做一个美国海军军官，为国效劳。我不能清楚说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的家庭中并没有人干航海这一行。我父亲是伐水杉木的工程师。我一向不喜欢伐木，却始终对轮船和大炮感兴趣。我常常特地到圣弗朗西斯科和圣迭戈去观看停泊在那里的军舰。我用自己的私蓄买了二十几本关于海上工程学和海战的书，进行研究。

我知道您这里只有一个名额，而在我们这个区里，申请的人一定很多。要是您发现有人比我更够条件，我就去报名参加海军，让自己从行伍出身。然而，为了让您考虑我的要求，我曾做了认真的努力，我深信我是问心无愧的。

非常尊敬您的学生

维克多·亨利

一九一〇年五月五日

 

五年以后，亨利用同样直截了当的方式赢得了他的妻子，虽然她比他高出两英寸，虽然她有钱的父母认为亨利配不上她：他只是一个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矮胖的海军士官生，橄榄球队后卫，没有家产，没有门第。他追求罗达的时候，倒是曾经把那浸透灵魂的个人野心撇在一边，显示出无比的柔情、幽默、体贴和潇洒。一两个月以后，罗达简直无法从嘴里吐出“不”字。世俗的细节如身材的高矮等，早已不放在她眼里了。

然而，从长远来看，一个美丽的女子总得低头看自己的丈夫，总不是什么好事。一些高个儿男人觉得这样的一对未免有点儿滑稽，会想方设法勾引她。罗达虽说是一个非常规矩的女人，但在这一点上也禁不住要心旌飘摇——只是不到发生麻烦的程度——有时甚至还腼腆地有意挑逗人。亨利是一个出了名的冷酷无情的铁汉子，使那些看上他妻子的男人见了发怵，不敢贸然下手。他也真有驾驭罗达的本领。尽管如此，这个身材上的缺陷还是使他们夫妻经常发生龃龉。

笼罩在这对夫妻身上的真正阴影是亨利中校怪罗达言而无信，把他们婚前的谅解一股脑儿丢在脑后。她倒是尽了一个海军妻子的本分，可是她抱怨得太多、太响、太没有道理。每到一个她不喜欢的地方，譬如说马尼拉，她就会一连几个月唠叨个没完。她不管到哪里，总要埋怨一通，不是天气太热，就是天气太冷，或是天气下雨，或是天气太干燥，或是讨厌用人、出租汽车司机、商店售货员、女裁缝、理发师，等等。听罗达·亨利每天那么喋喋不休，就仿佛她的生活是一场搏斗，天天得跟办事效率低下的世界和恶劣的天气拼个你死我活。这只是女人们的老生常谈，一点儿也不足为奇。但夫妻间的交往主要是谈话而不是性爱，亨利最讨厌无病呻吟，他越来越多地用沉默作答。它可以盖住声音。

另一方面，罗达有两方面使他满意，他认为一个做妻子的就应该这样：既是妖艳的女人，又是能干的主妇。他们结婚这么多年，她很少有使他不动心的时候。而这些年来，他们也搬过不知多少次家。每到一个地方，罗达总能把住室或公寓布置得舒舒服服的，有滚烫的咖啡和可口的食物，房间总是打扫得很干净，床铺总是叠得很整齐，花瓶里总是插着鲜花。她也有一些迷人的小手段，在她兴致好的时候，她会变得非常可爱，非常讨人喜欢。维克多·亨利接触的妇女虽然不多，但他知道她们大多数是爱慕虚荣、一天到晚叽里呱啦的邋遢货，不像罗达那样有好的一面来补偿缺点。他坚定不移的看法是：尽管罗达有缺点，但如果拿她跟一般人的妻子相比，他真可以说娶了一个好妻子。这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在忙碌了一天以后回家的路上，他总是无法预料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罗达，是可爱的罗达呢，还是唠叨的罗达？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的紧要关头，她兴致的好坏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遇到她兴致不好的时候，她的判断是粗暴的，往往也是愚蠢的。

亨利一踏进家门，就听见罗达在装有暖气的玻璃廊子上唱歌。这廊子通向客室，晚饭前，他们通常先在这里喝一杯。他看见她正在插花，拿了一束水仙往那只在马尼拉买的深红色花瓶里放。她身上穿着一件淡褐色绸衣，腰上束着一条大银扣的黑皮带。她的一头黑发烫成波浪式，披在耳朵后面。在一九三九年，这是一种连中年妇女都喜爱的发式。她那欢迎他的目光里充满爱意和欢乐。看见她这样，他心里马上好过多了；他一辈子都有这样的感觉。

“哦，瞧你，你怎么不预先告诉我一声基普·托莱佛要来？他送来这些花，幸亏还打来一个电话。我像个打杂女工似的，在屋里忙了好半天啦！”罗达随便闲谈的时候，声调高亢，像一般神气的华盛顿妇女那样。她的声音很好听，略带点儿沙嗄，她这些轻轻吐出来的字句，往往给她所说的话加重了语气，并给人以富于才华的幻觉。“他说他可能稍微迟到一会儿。咱们先喝一小杯，帕格，好不好？调酒的家什都在那儿。我都快渴死啦！”

亨利走到有轮子的酒吧旁边，开始调马提尼酒。“我叫基普顺便进来坐一会儿，好跟他谈谈。这不是一次社交性拜访。”

“哦？要不要我回避呢？”她朝他微微一笑，笑得很可爱。

“不，不。”

“好极了。我喜欢基普。嘿，刚才我听到他的声音，真是大吃一惊，我满以为他还在柏林呢。”

“他已经调离了。”

“他也是这样告诉我的。谁接替他的职务，你知道吗？”

“还没人接替他。先由空军武官助理暂代。”维克多·亨利递给她一杯鸡尾酒。他一屁股坐在一把棕色的柳条圈椅上，两只脚搁在绒脚垫上，呷着酒，心情又阴暗起来。

罗达对她丈夫的沉默寡言已经习以为常。她早已一眼看出他的不佳心境。维克多·亨利平时总是把腰板挺得笔直，除非是在痛苦和紧张的时刻。那时候他就会弯腰屈背，好像在踢橄榄球似的。刚才他进屋的时候就驼着背，就连这会儿坐在圈椅上搁起了脚，他的背仍有点儿驼。直溜的黑发耷拉在他的前额上，他虽已四十九岁，头上却几乎没有一根白头发，他身上的黑色运动裤、棕色运动服和红色蝴蝶领结适合于比他更年轻的人。这是他的小小虚荣心，只要不穿军装，他总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年轻。他强健的体格帮了他的忙，使他看上去不觉得刺眼。罗达从他发青的棕色眼睛周围的皱纹上看出，他已经很疲倦，而且心事重重。可能是长年累月在海上瞭望的结果吧，亨利的眼角周围总有一道道像是因笑而起的皱纹，陌生人见了，会误以为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

“还有酒吗？”他终于说。

她给他倒了一杯酒。

“谢谢。喂，我忽然想起，我曾写过一份关于战列舰的备忘录，你知道这件事吗？”

“哦，我知道。是不是有反应了？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

“他们今天把我叫到海军作战部部长的办公室去了。”

“老天爷，去见普瑞柏尔吗？”

“普瑞柏尔本人。自从好些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号上跟他分手以后，一直没见过他。他发胖了。”

亨利把他跟海军作战部部长谈话的经过都告诉了她。罗达的脸上露出严厉、阴郁、困惑的神色。“哦，我明白了，你是因为这个才叫基普来的。”

“一点儿不错。你对我去当武官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你何时有过选择的权利？”

“他给我的感觉仿佛我可以选择。我要是不接受这个工作，下一次也许能到一艘战列舰上去当副舰长。”

“天哪，帕格，这才像话！”

“你喜欢我回到海上去？”

“我喜欢？我的意见什么时候起过作用？”

“不管怎样，我要听听你到底喜欢哪一样。”

罗达迟疑了一下，乜斜着眼打量着他。“呃——我自然喜欢到德国去。对我来说，这比你乘了‘新墨西哥’号之类的军舰在夏威夷周围巡逻，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家里要有趣得多。德国是全欧洲最可爱的国家，人民都那么友好。德语曾经是我的主要外国语，你知道，可那是不知多少年前的事了。”

“不错，我知道，”维克多·亨利说，皱起眉头微微一笑，回家以后他还是头一次露出笑容。“你的德语学得很好。”他回想起他们新婚度蜜月时一起朗诵海涅的爱情诗的情景。

罗达含情脉脉地斜瞟了他一眼。“呃，都取决于你。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你非离开华盛顿不可的话——我揣摩那些纳粹分子都有点儿丑恶和可笑。不过曼琪·纳德逊到德国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她一直说那地方依旧好得很，物价便宜，用他们给你的旅游马克可以买不少东西。”

“不错，咱们毫无疑问可以好好乐一阵。问题是，罗达，这样一来，会不会把我的前途完全葬送了？接连两任岸上职务，你明白，尤其在这个阶段……”

“哦，帕格，你会取得四条杠杠的。我知道你会的。到时候，你也会当上战列舰指挥官的。天哪，你有那么多奖旗，还有那么好的鉴定书——帕格，也许海军作战部部长的意见是对的？说不定那儿会爆发战争。到那时候你的工作就重要了，对不对？”

“那是无稽之谈。”帕格站起来拿了块干酪吃，“他说总统现在要求把最棒的人安插在柏林当武官。好吧，就算相信这一点。他还说，这不会影响我的前途。这话我就没法儿相信。评选委员会在你的履历上首先注意的——现在这样，将来也会这样——是你在海上服役的时间有多长。”

“帕格，你断定基普不在这儿吃晚饭？吃的东西有的是。华伦要到纽约去了。”

“不，基普要到德国大使馆参加招待会。真见鬼，华伦怎么又要到纽约去了？他回家才三天。”

“问他吧。”罗达说。

前门砰的一声，跟着是快而坚定的脚步声，无疑是华伦来了。他走进廊子，一只手里拿着两个壁球拍挥了一下，向他们打招呼：“嘿！”

他身穿一套灰色运动衫裤，因为刚打完球，晒得黑黑的瘦削的脸上容光焕发，头发有点儿蓬乱，薄薄的嘴里斜叼着一支烟卷，看上去完全是那种不受家庭约束、大学一毕业就从父母的生活中消失的孩子。帕格到现在仍旧有点儿纳闷：华伦吃船上那种伙食，怎么能越长越结实？他那细长的孩子身材日渐长得高大魁伟。这次回家，他的黑头发里已经疏疏落落地有了几根早熟的白发，使他父母见了很为惊奇。维克多·亨利有点儿羡慕华伦晒得黝黑的皮肤，因为它说明很多东西：驱逐舰上的舰桥、网球、瓦胡岛的青山，特别是在离宪法路数千英里的海上值勤。他说：“我听说你要到纽约去？”

“是的，爸爸。我能去吗？我的副舰长刚到华盛顿。我们要到那儿去看几场戏。他是一个真正的爱达荷农民，从来没有到过纽约。”

亨利中校不高兴地咕噜一声。华伦真要是巴结他的副舰长，那当然不坏，做父亲的只怕有什么女人在纽约等他。华伦本是学院里的优等生，可是偷偷外出的次数太多，几乎影响了他的毕业鉴定。他的背部受过重伤，据他自己说是在一次摔跤中受的伤，但另外的说法是，他在跟一个年龄比他大的女人胡搞，半夜里撞车受了伤。做父母的从来不曾在他跟前提起过那女人的事，一部分原因是不好意思——他们都是循规蹈矩的教徒，对这样的话题难于启齿，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心中明白，跟华伦谈这类事完全是白费劲。

门铃响了。一个头发花白的用人穿着一身白制服，穿过客厅出去开门。罗达站起来，用她的纤手拢了拢头发，轻轻掸了掸罩着绸衣服的屁股。“还记得基普·托莱佛吗，华伦？大概是基普来啦。”

“嘿，当然记得，在马尼拉的时候就住在我们隔壁的那个高个儿海军少校。他这会儿在哪儿服役？”

“他在柏林当海军武官，刚刚离职。”维克多·亨利说。

华伦做了个滑稽的鬼脸，低声说：“天哪，爸爸，他怎么干起这一行来了？在大使馆里当公务员！”

罗达瞧了她丈夫一眼，她丈夫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托莱佛中校来了，太太。”用人在门口说。

“你好，罗达！”托莱佛大踏步走进来，伸出他两只长长的胳膊。他穿着一身非常合身的军礼服：一件镶着金纽扣的蓝色上装，上面别着好几枚勋章，一条黑色领带，一件笔挺的白衬衫。“嘿，老天爷！你比在菲律宾的时候年轻十岁。”

“哦，瞧你说的。”她说，两眼闪闪发光，让他在脸颊上轻轻吻一下。

“你好，帕格。”托莱佛举起一只指甲修剪得很漂亮的手，掠了一下他那正在变白的浓密鬈发，瞪着眼看那儿子。“说句心里话，这是您的哪一个孩子？”

华伦伸出一只手去：“你好，先生。猜猜看。”

“啊哈，是华伦！拜伦笑起来不是这样的。还有红头发，我想起来了。”

“您猜对啦，先生。”

“罗斯迪·特雷纳告诉我说，你在‘莫纳根’号上服役。拜伦在干什么？”

罗达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兴高采烈地说起话来。“哦，拜伦是我们家浪漫主义的梦想家，基普。他在意大利学美术。你也应该见见梅德琳，都成大人啦！”

华伦说了声“对不起，我失陪了，先生”，就出去了。

“美术！意大利！”在托莱佛瘦削而英俊的脸上，一道浓眉往上一扬，两只钻蓝色的眼睛睁得很大。“呃，那倒是很浪漫。喂，帕格，你几时开始喝酒的？”托莱佛接过一杯马提尼酒，看见亨利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就这样问。

“怎么，基普，我在马尼拉就喝上酒啦，喝得挺凶。”

“是吗？我忘了。我只记得在学院里你最反对喝酒，连烟也不抽。”

“嗯，我很早以前就开戒了。”

维克多·亨利自从他襁褓中的女儿死后，就开始喝酒抽烟，渐渐上了瘾，早已把他严厉的监理会教徒父亲要他戒烟戒酒的谆谆嘱咐丢在脑后。这个话题他是不喜欢展开讨论的。

托莱佛微微一笑，说道：“你星期天也打牌了？”

“没有，我还没改掉这个傻脾气。”

“别说这是什么傻脾气，帕格。”

托莱佛中校开始谈起在柏林当武官的工作。他的第一句话是：“你会喜欢德国的，罗达也会喜欢。你要是放过这样的机会，就真的太傻了。”

他的胳膊肘放在椅子两边的扶手上，一只脚干净利落地搁在另一只脚上，他说话还像过去那样娓娓动听。直到现在，他依旧是帕格那一班最漂亮的同学，但也是最不幸的一个。海军学院毕业两年后，他在一次舰队的军事演习中出了事故。他当时是一艘驱逐舰的总值日军官，正好海上起了风暴，时间又在夜里，一艘潜艇事先没有发出警告，忽然在他前面一百码的地方浮出海面，结果就和驱逐舰撞上了。责任并不在他，也没有人受伤，普通军事法庭只给他记过处分。但这个处分阻碍了他的晋升，影响了他的前程。他一边讲话一边喝酒，在约莫十五分钟内喝了两杯马提尼。

后来维克多·亨利向他打听纳粹的情况，问他应该怎样跟他们打交道。基普·托莱佛忽然把身体挺得笔直，做手势时把弯曲的手指也伸直了，他的语气变得很坚定。国社党上了台，他说，其他的德国政党下了台，就像在美国民主党上台、共和党下台一样。这是从一个方面看问题。德国人喜爱美国，拼命要获得美国人的友谊。帕格只要把他们当人看待，就会发现条条渠道都对他敞开，情报会源源而来。报刊上有关新德国的评论都歪曲了事实。等帕格跟那班记者混熟以后，就会明白里面的原因——他们大多数都是心怀不满的“左”倾分子和酒鬼。

“希特勒是一个真他妈的了不起的人！”托莱佛说着，放正了两个胳膊肘，用一只擦洗得很干净的手托住下巴颏儿，另一只手随随便便地耷拉着，脸上容光焕发。“我并不是说，他，或者戈林，或者他们一伙里的任何一个，不会谋杀自己的祖母以增加他们的权力或者增进德国的利益。可这就是今日欧洲的政治。我们美国人实在太天真。苏联是欧洲必须面对的巨大现实，帕格——那些斯拉夫蛮子正在东方兴风作浪。我们很难理解那种感情，可是对他们来说，却是政治的磐石。共产国际不是在那儿打麻将，你知道，那班布尔什维克马上要出来统治欧洲，不管是用诡计还是用武力，或者是二者并用。可希特勒不让他们那样做。这是问题的核心。德国人搞政治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譬如说对付犹太人的手段——不过这仅仅是一种过渡现象，再说也不关你我的事。要记住这一点。你的工作是搜集军事情报，你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弄到一大堆情报。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很自豪，也喜欢向人夸耀，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会给你真实的情报。”

帕格又去调马提尼酒，罗达就提出几个有关犹太人的问题。托莱佛斩钉截铁地告诉她，报纸上的报道全都言过其实。最坏的也不过是所谓的“水晶夜”，一些纳粹打手出来敲碎百货公司的橱窗，放火烧了几家犹太会堂。连这也是犹太人自己招来的，是他们先谋害了德国驻巴黎使馆的一个官员。托莱佛还说，他自己作为一个使馆工作人员，对这件事有一种悲观的看法。那天他和他妻子正好在戏院里看戏，回家时看见选帝侯大道上有不少碎玻璃，远处还有一两起火光。可是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好像整个德国都在燃烧，犹太人在遭到集体屠杀。不少新闻报道都互相矛盾。据他所知，没有一个人在肉体上真正受到伤害。为了抚恤那个死去的使馆人员，罚了他们一大笔钱，大概十亿马克之类。希特勒是相信用烈药的。“至于总统下令召回我们的大使，我看是一种多余的姿态，完全多余。”托莱佛说，“这只会使犹太人的处境更糟，同时也完全打乱了我们使馆的工作。在华盛顿这儿，简直没有一点点关于德国的常识。”

这个本来坐得笔直的战士又喝了两杯马提尼之后，腰也弯了，话也多了。他滔滔不绝地谈起海军内幕情况，回忆各种酒会、各个周末、几次打猎旅行，等等。他回想起有一次在国社党集会之后怎样和一些德国空军军官喝了个通宵，到天亮时大家都喝土豆汤解酒；他还回想起自己怎样跟一些著名的演员和政界人士交朋友。他笑嘻嘻地说，只要你不打错牌，武官工作是非常有趣的，也可以生活得非常好。再说，搞这些玩意儿本来就是你的工作，以便搜集情报。这是梦想中的工作。一个人既然进了海军，就有权在海军里得到最多的东西！他坐在最前排，看着历史一幕幕地上演，同时也获得最大的享受。“我跟你说，帕格，你会喜欢这个工作的。这是目前欧洲最有趣味的职务。纳粹里确实鱼龙混杂，有些人很能干，但我跟你说句知心话，有些人也相当粗俗。一般职业军人都有点儿看不起他们。可是他妈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政界人士又怎么样？希特勒现在掌着大权，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论了。他的确是一个大人物，我一点儿不骗你。因此，别谈论那话题，那样你的日子就可以过得很好，因为的的确确没有比德国人更好客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很像我们，你知道，比法国人甚至比英国人更像我们。他们见了一个美国海军军官，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他看看帕格，又看看罗达，脸上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带点儿忧伤，也略有点儿沮丧。“特别是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不等你到达那儿，他们早就把你了解得一清二楚了。也许我问得大率直了——要是这样，请告诉我——像你这样一个热衷于搞枪炮的人，怎么忽然干起这工作来了？”

“怪我把脖子抻得太长了。”帕格抱怨似的说，“你知道我在军械局的时候，曾研究过磁石鱼雷雷管——”

“他妈的，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还获得了奖状吗？”

“嗯，此后我就一直注意鱼雷的发展。我在作战计划处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注意有关武器和装备的最新情报。日本人正在制造一些很有威力的鱼雷，基普。一天晚上，我拿出自己的旧计算尺来，计算了一下数字，发现我们的军舰设备已经落伍到安全水平之下。我写了份报告，建议在‘马里兰’号和‘新墨西哥’号一级的军舰上加添或加厚防雷隔堵。今天海军作战部部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我的报告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舰船局和军械局彼此指责，备忘录满天飞，防雷隔堵已决定加添或加厚——”

“结果，老天爷，帕格，你又给自己弄到了一张奖状。干得好！”托莱佛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闪着光芒，他舔了舔嘴唇。

“我给自己弄到了一个去柏林的命令，”维克多·亨利说，“除非我能提出足够的理由不服从这个命令。海军作战部部长说，白宫已断定这个职位在目前极为重要。”

“不错，帕格，一点儿不错。”

“嗯，也许是不错，不过有利必有弊。基普，你干这种事很有办法，我可不成。我只会做机械工作。我不属于那个圈子。上头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我正好倒霉，被看中了，就是这么回事。我还凑巧懂得点儿德文。现在我骑虎难下了。”

托莱佛看了看表：“嗯，别放弃这个机会，这是我作为老朋友给你的忠告。希特勒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欧洲可能就要出什么大事。我该到大使馆去了。”

维克多·亨利送他到门外，一直送到那辆崭新的灰色梅赛德斯汽车停着的地方。托莱佛走路的姿势有点儿晃晃悠悠，但讲话的声音非常镇静清晰。“帕格，你要是决定去，就给我来个电话。我可以抄给你一本子电话号码，你好找一些合适的人谈谈。事实上——”一个苦笑在他脸上一闪而过。“不，用不着给你女人的电话号码，对不对？嗯，我一向非常钦佩你的为人。”他拍了下亨利的肩膀。“老天爷，我对这个酒会寄予很大的希望！自从离开柏林后，我一直没喝到过一杯地道的摩泽尔葡萄酒。”

 

维克多·亨利重新进屋的时候，几乎被一只手提箱和一只帽盒绊了一跤。他女儿穿着一件绿色羊毛衣站在门廊的镜子旁边，拿了一顶尺码非常合适的帽子往头上戴。罗达在看着她女儿打扮，华伦在一旁等着，他的军大衣搭在肩上，手里拿着一只旧的猪皮旅行包。“怎么啦，梅德琳？你要到哪儿去？”

她冲着他微微一笑，把她的黑眼睛睁得很大。“哦，妈妈还没告诉您吗？华伦要带我到纽约去。”

帕格严厉地瞅着罗达，罗达就说：“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亲爱的？华伦多买了几张戏票，她喜欢看戏，华盛顿又很少演戏。”

“可是大学停课了吗？已经放复活节假了吗？”

女儿说：“我的功课都准备好了。只去两天，两天里不考试。”

“你准备住在哪儿？”

华伦插嘴说：“可以住在巴比宗妇女旅馆里。”

“我不喜欢这样。”维克多·亨利说。

梅德琳用恳求的目光望着她父亲，那目光就是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要软下心来。她今年十九岁，个子矮小，身材苗条，皮肤很像罗达，而她的两只眼眶很深的棕色眼睛和那副果断神气，使她看上去很像她父亲。她朝着亨利皱了一下她的小鼻子，她这个小动作往往能博得他一笑，使她如愿以偿。这一次，他的脸色一点儿没有变。梅德琳先瞅一眼她母亲，又瞅瞅她哥哥华伦，向他们求援，但他们都毫无表情。梅德琳的嘴弯出一个微笑，这是一个撒娇的笑容，有时比发脾气、顶嘴更难对付。她脱下帽子：“好吧，算啦！华伦，我希望你能把多余的票处理掉。什么时候吃晚饭？”

“马上。”罗达说。

华伦穿上军大衣，拿起旅行包。“喂，顺便问您一声，爸爸，我可曾跟您说过，约莫在两个月前我们副舰长曾提出要进行飞行训练？我递了一份申请书，不过想凑凑热闹。嗯，今天看见契特在海军人事局溜达，看来我们俩都有希望被录取。”

“飞行训练？”罗达显得很不高兴，“你是说你要当航空母舰的飞行员了？就这样决定了？也不跟你父亲商量商量？”

“怎么啦，妈妈，这也不过是一种混资格的办法。我认为这样做是有意义的，您说呢，爸爸？”

亨利中校说：“一点儿不错。海军的未来准是属于这帮穿褐色皮鞋的。”

“这个我倒不知道，可彭萨科拉这地方一定挺有趣味，只要我不在头一个星期出丑就成。星期五回来。对不起，梅德琳。”

她说：“谢谢你的好意，祝你玩得痛快。”

他吻了一下他母亲，就离开了。

帕格·亨利绷着脸，一声不响，心不在焉地喝着法式奶油汤，吃着葡式烤鸡和杨梅馅儿饼。基普·托莱佛那么热衷于这种平凡的间谍工作只能加深亨利的不快，梅德琳老想逃课总是叫他心烦，但最糟糕的还是华伦那个随便讲出来的消息。亨利既觉得骄傲，也觉得害怕。虽然当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是海军中最危险的职务，但连他这个年纪的军官都在申请到彭萨科拉去接受飞行训练，以便将来可以到航空母舰上去服役。亨利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海军人员，他一边吃饭，一边心里琢磨：华伦这样做究竟对不对，他自己要不要也提出参加飞行训练的申请，以便体面地（虽说有点儿穷凶极恶）逃避去柏林的使命。

梅德琳始终保持着兴高采烈的脸色，跟她母亲谈论乔治·华盛顿大学里的学生电台，这是她在学校里最感兴趣的东西。用人是一个爱尔兰老人，天气暖和时也附带照料花园。他在这个点着蜡烛、陈设着罗达家古董的饭厅里走进走出，脚步很轻。罗达也出钱支付家庭费用，这样他们才能在华盛顿保持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她的那些老朋友在一起。维克多·亨利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但有苦说不出。一个中校的薪水不多，而罗达是过惯了比较好的生活的。

梅德琳在她父亲的额上吻了一下，很早离开了饭厅。吃甜食时，席上依旧阴沉沉的，一片寂静，只听见那个老用人轻轻的脚步声。罗达一句话也不说，等着她丈夫的心情逐渐好转。后来他清了下喉咙，说还是到廊子上去喝白兰地和咖啡吧，她就愉快地微笑着回答：“好的，咱们去吧，帕格。”

用人把银茶具放到廊子上，开亮假壁炉里一闪一闪的红灯。她耐心地等着，直到她丈夫在他喜爱的椅子上坐好，慢慢地喝着白兰地和咖啡。于是她说：“你知道吗，拜伦来信了。”

“什么？他真还记得我们都活着？他身体可好？”

他们有好几个月没收到他的信了。亨利常常做噩梦，梦见他儿子死在意大利一辆掉进水沟、冒着烟的汽车里，或者梦见他死于其他方式或受伤。不过，他从接到最后一封信以后，一直没提起过拜伦。

“他身体挺好。他目前在锡耶纳，已经不在佛罗伦萨学习，他说他已经对美术感到腻烦了。”

“我听了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锡耶纳，那地方仍属于意大利，是不是？”

“是的，靠近佛罗伦萨，在托斯卡纳山区。他一直在托斯卡纳山区打转。他似乎对一个女孩子有了好感。”

“一个女孩子，嗯？什么样的女孩子？意大利姑娘？”

“不，不，一个纽约姑娘——娜塔丽·杰斯特罗。他说她叔父是一个名人。”

“我明白了。她叔父是谁？”

“是一个作家。他住在锡耶纳，名叫埃伦·杰斯特罗博士。勃拉尼说，他曾经在耶鲁大学教过历史。”

“信在哪儿？”

“在电话桌上。”

几分钟后他拿着信回来了，还拿来一本有黑色包封的厚书，封面上印着一个白色十字架和一个蓝色六角星。“这就是她叔父写的。”

“哦，不错。《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这本书是某个读书会寄来的，你看过没有？”

“我看了两遍。写得好极了。”亨利借着黄色的灯光翻阅他儿子的信，“嗯，事情看来进展得相当快呢。”

“她好像挺可爱，”罗达说，“不过他过去也曾有过这种情况，九天的热恋。”

亨利中校把信轻轻地扔在咖啡桌上，又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我过会儿再细看。他从来没有写过这样长的信，信里有什么重要的话吗？”

“他想要继续留在意大利。”

“真的吗？他打算怎样生活？”

“他跟杰斯特罗博士一起做点儿研究工作，那姑娘也在那儿工作。他认为靠他自己所挣的钱，加上从我母亲的信托财产里拿到的不多的几块钱，就可以凑合了。”

“当真？”亨利盯了她一眼，“连拜伦·亨利也谈起自己养活自己了，这倒是自从你生下他以后从他那里听到的最大新闻。”他喝完杯子里的白兰地，站起来，砰地拍了一下桌子，才把信拿在手里。

“别生气，帕格。拜伦是一个奇怪的孩子，不过他很有头脑。”

“我还有点儿工作要做。”

亨利进了他的私室，点上一支雪茄，把拜伦的信仔细看了两遍。这间私室是女用人的房间改装而成的。楼下原有一间漂亮的书室，装着落地窗，望出去可以看到花园。这间书室在理论上是属于他的，但这个房间实在太可爱了，罗达有时喜欢用它来接待客人，她丈夫要是留下一些文件和书籍在里面，她就要跟他唠叨个没完。这样过了几个月，亨利就把几个书架、一张小床、一张用旧了的小书桌搬到原来给女用人住的小房间里，自己也住在里面。他对这个小天地感到很满意：过去住的驱逐舰舱房比这还要小呢！

亨利抽完雪茄，就向他那台旧手提打字机走去。他把两手放在键盘上，停了片刻，注视着桌上皮镜框里的三张相片：华伦，穿着军装，刺猬似的头发，严肃而孩子气的脸，他是海军将级军官的接班人；梅德琳，才十七岁，但看上去要比现在年轻得多；拜伦站在中间，挑衅似的大嘴，半闭着的、善于分析的眼睛，又浓又密的头发，有点儿像瓜子形的脸上奇特地混杂着温柔和桀骜不驯。拜伦的外貌既不像他父亲也不像他母亲，他只是他怪模怪样的自己。

 

亲爱的勃拉尼：

你母亲和我接到了你的长信。我打算认真地对待这封信，你母亲宁愿一笑置之。我记得你过去从来不曾写过这样长的信，也从来不曾用那样的言辞形容过一个姑娘。我很高兴你身体很好，还找到了有收益的工作。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从来不曾认真看待过你要学美术这件事。

现在谈谈娜塔丽·杰斯特罗。在这可悲的日子和时代，尤其考虑到德国目前发生的情况，我得首先表示，我对犹太民族没有一点儿偏见。我跟他们交往不多，因为海军里很少有犹太人。在海军学院学习的时候我班上有四个，在一九一一年，这也是很罕见的现象。他们中有一个毕了业，他名叫汉克·高尔德法伯，是一个很好的军官。

在华盛顿这儿，对犹太人的偏见颇深。他们做生意的本领太大，最近终于遭到物议。不久前，你母亲的一个朋友讲给我一个笑话。我听了并不觉得好笑，大概是因为我自己的曾祖来自格拉斯哥的缘故。他说，国会图书馆里三本最薄的书是：《苏格兰慈善事业的历史》《法国妇女的贞操》和《犹太人生意道德的研究》。哈哈哈！这种笑话可能是受希特勒宣传的影响，不过讲给我听这个笑话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律师和基督教徒。

你最好仔细想想结婚的深远意义。我知道我这话说得太早了一些，可是在你不能自拔之前，现在正是好好思考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样一个真理：你要与之结婚的姑娘，和你必须与之共同生活的女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女人一般都喜欢注意眼前的生活。在结婚之前，她一心想赢得你。结婚之后，你只是她生活中的许多因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重要性只排在第二位，因为她已经占有了你，而其他的一切却在变动——孩子们、家庭生活、新衣服、社交关系。如果这些其他因素不合她的意，她就会使你的日子过得不愉快。

万一你跟娜塔丽·杰斯特罗这样的姑娘结婚，所有其他因素都会经常给她带来烦恼，从混血的孩子到社交上很细微的歧视。像中国人用眼泪折磨人一样，这一切都会使你痛苦。如果是这样，你们两个都会渐渐觉得苦恼和悲伤，可是到那时你们已经有了儿女，分离不开，结果你们就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人间地狱。

我只是把我心里想的告诉你。也许我是老脑筋，或者太愚蠢，或者太没有同情心。我不在乎这个姑娘是犹太人，虽说孩子们的信仰将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徒，比现在的华伦更好。你形容她头脑如何聪明，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我也毫不怀疑，因为她身为埃伦·杰斯特罗的侄女这件事就是证明。《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是一部很出色的作品。如果我认为她真能够使你幸福，能够在生活上给你一些指导，那么我就会欢迎她，而且如有人胆敢对她无礼，我就会亲自给他鼻子上一拳。我觉得这可能成为我将从事的第二种事业。

嗯，我已经同意你按照你自己的志趣行事，这一点想必你早已知道了。我写这样一封信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自己真像一个傻瓜，把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加以发挥，把我自己厌恶的真理加以解释，尤其是让我自己来干涉你的私人感情。可是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你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我的理解是你要一封回信，我只能做到这一点。你要是把我当作一个老顽固，我也没有意见。

这封信我要拿给你母亲看。她一定不会赞成我这样写，因此我要在她不签名的情况下把信寄给你。也许她会附上一笔，跟你讲几句她的心里话。

华伦在家。他已申请参加飞行训练，有可能获得批准。

爸爸

 

罗达喜欢睡懒觉，但她丈夫第二天早晨八点就叫醒了她，递给她一封他写给拜伦的信和一杯热咖啡。她像发脾气似的霍地从床上坐起来，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信，看完后一言不发，把信还给了他。

“你要在信上加点儿什么吗？”

“不。”她板着脸。刚才读到帕格写的关于女人和婚姻这一段时，她微微把眉毛一拧。

“你赞成这样写吗？”

“像这样的信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罗达说，表示了很深的、很有把握的轻蔑。

“我可以寄出吗？”

“我不在乎。”

他把那封信放进前胸口袋里。“今天早晨十点钟我要去见普瑞柏尔海军上将，你还有其他想法吗？”

“帕格，请你完全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办好不好？”罗达说，口气里带着痛苦和腻烦。他一离开，她就一下子钻进被窝了。

当亨利说他愿意接受这个职务的时候，海军作战部部长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惊奇。早在黎明时分，亨利一觉醒来，深深觉得自己已无法逃避这个使命，也就索性不去想它了。普瑞柏尔要他赶紧准备，去柏林的命令已经发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