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道学文化的现代意义

再过三年多的岁月，我们就要跨入下一个千年纪元之门。在世纪之交，学术界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因为海内外华裔学者似乎有一个共识：中国要现代化，社会要发展，必须以文化为先导。那么，文化中的科学、哲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如何？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是什么？道学文化的现代意义及其发展前景？这些都成了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第一节 世纪之交的科学、哲学和宗教

“文化”是自然的人化，它本身是一个不易界定的复杂概念，抛开政治、经济的层面不说，它至少还包括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以及同民族性格及其价值体系密切相关的风俗习惯等伦理学要素。文学艺术是异质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先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触动异族人的心弦，能被人类所共同鉴赏。风俗习惯则积淀在文化的底层，是社会伦理的载体，而且和宗教的信仰密不可分，往往随着宗教的传播而扩散到异质文化中去。科学、哲学和宗教是文化中的三大基本要素，它们代表着文化的不同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中国，由于儒家的伦理观念也渗透进道教之中，中国的民俗基本上是属于道教的，道学包括了科学、哲学、宗教信仰的民族特色，因之鲁迅先生有“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之论。老子的道论成为中国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及风俗习惯得以创生及发展的源头活水，这是不难理解的。道论能激发科学与文学艺术的创造精神，能给哲学以辩证思维和究天人之际的恢宏气度，能深入人心、移风易俗为基层民众所信仰，这同道家大慈大善、大诚大信的悲天悯人的信仰情怀密不可分。

《老子》讲“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尊道贵德，不弃人，不弃物；使人求以得，有罪得免；常善救人，以百姓心为心；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对道要敬畏，如冬涉川，若畏四邻，俨兮若客，皆体现出宗教家的博大崇高之胸怀，故能为中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之忘我探索精神奠定下坚实的信念。因为一个民族的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必须有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去忘我探索，这和儒生读经求官的人生动力不同，而是要以一种价值观和信念为基石。自然界及科学技术体系本身给不出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判断，因为价值判断皆是以人为主体抉择的。人的主体作出价值抉择，又须有一种信念，深信科学与哲学探索事业有价值，才肯为之做出牺牲。这种信念，归根结底来源于对道的终极信仰。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发明创造，中国哲学史上诸家学说，说穿了，都是古代科学家和哲学家对天地之道和人之道的忘我追求，他们揭示道的奥秘的理性思维是建立在对道的本体存在之非理性的终极信仰之上的。在西方，近代科学和哲学的迅猛发展，其驱动力亦来源于宇宙具有内在理性的信念，这些信念植根于基督教特别是《旧约》创世观的传统，又受古希腊柏拉图哲学的孕育。爱因斯坦1940年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科学、哲学与宗教大会”上说：“有科学而无宗教乃是跛足的科学，有宗教而无科学则是失明的宗教。”对宇宙的宗教情感乃是近代科学家推进科学研究的最高驱动力，开普勒与牛顿能够解开天体运行的奥秘，也是依赖对宇宙理性结构的信仰，依赖于要理解宇宙显示出的一点一滴的理性的渴望。由此看来，宗教文化既是哲学也是科学的母体。

中国的诸子百家学说都源于先民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原始巫术是人类童年阶段非理性思维活跃时期的产物，它是不能和迷信画等号的。这种巫史文化包罗在道学之中，而中国的古代科学，又是从道学中孕育出来的。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也源于宗教，科学史家W. C．丹皮尔就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一书中探讨了科学、哲学、宗教三者之间的同一性。牛顿、开普勒那代科学家献身科学的动机来源于上帝创世的宗教信念，他们相信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因之行星运动三定律发现后不去争发明权，而是首先给上帝写赞美诗。日本学者佐藤进教授也认为，“哈密顿最小作用量原理”是在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运动守恒定律是根据神的单一性原理推导出来的结论。

在科学、哲学、宗教三者关系中，由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而是最活跃的因素。它给哲学不断提供新问题，促使人们世界观的转变，并迫使宗教退出地盘和更换教理体系。科学家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指导，他们的创造思维也常常到宗教文化中寻找灵感。宗教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它从非理性的角度满足人类情感和信仰的需求，它的作用不是理性思维的科学和哲学所能取代的。有关人生和人类心灵的认识本来属于未来哲学和科学研究的重点，却在关心濒死体验和心灵归宿的宗教母体中长期孕育着，宗教徒的宗教体验和修道感受也为科学和哲学特别是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素材。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当科学理论和实验事实发生冲突时，只能是修正理论以解释实验事实，而不能否定事实而曲从理论。科学革命是以发现违反旧理论范式的事实开端的。

当自然科学叩开20世纪之门时，人们普遍相信牛顿、拉瓦锡等人奠定的科学大厦已经完美无缺，以后不会再有惊人的新发现了。1900年4月27日，英国物理学家凯尔文勋爵（即威廉·汤姆逊）踌躇满志地宣称，物理学的天空已经明朗洁净了，只剩下两朵“乌云”，一朵“乌云”联系着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另一朵“乌云”和麦克斯韦——玻尔兹曼能量均分学说有关。然而，正是这两朵“乌云”在20世纪酿成了一场空前的科学革命，诞生了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人们知道，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以形式化的逻辑体系为基石的，因之数学便成了所有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的标准，能否数学化是判定一个学科是否发展成熟的标志。在19世纪末，数学、逻辑工具也日益完善，亚里士多德的演绎科学的理想似乎接近实现，人们期望着全部数学定理的形式化。然而，20世纪以来，哥德尔不完全定理证明在形式体系中完备性和一致性不可得兼，由此打破了西方追求普遍完美的逻辑形式化体系的迷梦。在量子力学领域内，海森堡发现了测不准原理，使决定论的物理定律变为统计性的几率描述，“上帝也玩骰子”的事实使爱因斯坦陷入苦恼之中。爱因斯坦和维特根斯坦终于发现人类理性是有极限的，爱因斯坦推崇直觉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维特根斯坦认为对理性极限之外的东西就不要用语言去描述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研究进展，后现代思潮和非理性主义兴起，展开对神圣化了的理性统治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人类要科学，但不要对科学的迷信；人类要理性，但不要被神圣化、违背人性的理性；唯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万能的西方传统观念被西方有识之士所唾弃。这样，20世纪与其说是科学的世纪，不如说是在科学面前恢复人的尊严的世纪。

中国的情形则不然，在20世纪初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真正的挑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觉察到了维护家长制宗法政治的儒家伦理纲常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病根，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尽管现在看来“五四”运动的先觉者倡导“全盘西化”等反传统思潮失之过激，但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当时对民主和科学的理解也很肤浅）真正抓住了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因为离开民主与科学便无法使中国现代化。而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激起千百万中国青年的热情，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得以成功。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将“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思潮推向极端，却导致“现代迷信”和封建宗法思想的复辟，受到历史辩证法的惩罚。“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人们又呼唤“民主”和“法治”的口号，“商品经济”和“人权”的观念也逐渐被人们理解。尽管眼下人们对“民主”、“法治”、“人权”的内容还有不同解释，但鉴于“文革”以来不少人生命安全、人格尊严被任意践踏的历史教训，人们是不会拒绝将这些珍贵的文化要素融入自己的民族文明之中的。

20世纪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化大革命”而得到经验教训，中国的思想家和学者们应该学会对自己的文化包括科学、哲学和宗教进行冷静的反思。由于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以救亡图存为主题，因之“五四”运动也以救亡为主，新文化运动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然而却由此引进了西方的科学和哲学，中华民族的古代科学思想和儒、道、释互补的哲学传统因之中断。在哲学上，外来思想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才能成活，这是历史规律。20世纪中国思想界那些激烈的“反传统”的思想家们，实际上他们的思想都没能真正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窠臼，这是颇耐人寻味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什么能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共鸣且站住脚，其文化背景和内部机制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继续认真研究的学术课题。人们至少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接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要素。例如古代“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有相近之处；历代农民战争的思想资料可以鼓舞“反剥削”、“反压迫”、“打土豪、分田地”的阶级斗争；老子的道家哲学使人们对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似曾相识。当然，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必然会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的比附和融汇，在这方面我们只要研读一下《毛泽东选集》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清楚了。至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也无法根绝数千年的封建宗法家长制意识的影响，这也是毋庸讳言的。

近年来不少中外学者发现，道学的思想对引进先进的西方文化要素，克服现代西方文化的弊端更有用处。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地球变小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距离变近了，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道学文化的现代意义。在科学上，对中国的大多数民众来说，说接受西方科学思想不如说接受西方的科学启蒙主义思想更确切一些。20世纪以来中国亦步亦趋地照搬了西方的现代科学以及20世纪之前的科学迷信，广大民众对于科技促使人类最终进步并造福人类这种启蒙主义者制造的神话仍然深信不疑，而对工具理性万能的思想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却没有根本的反省，缺少西方后现代思潮那种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意识。在宗教上，中国的思想家还一直缺少睿智的反思，多数民众则被导入意识形态的误区。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君权至上政治传统的国家，需要争民权而抑君权；没有西方中世纪神权至上的宗教传统，因之不能正确理解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争人权而抑神权的文化背景。由于“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把人类生存的最终价值建立在宗教的根基上”，没有看到西方社会人类生存的权利意识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反而对启蒙主义者出于抑制神权的需要对人权等价值观的“世俗化解释”觉得很合“口味”。特别是我国由于长期受前苏联反宗教、无神论宣传的影响，学术界对宗教的文化功能认识不足，多数人缺少宗教学的知识，错误地把宗教等同于迷信活动，误认为反迷信就要反宗教。有的学者至今还坚持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观点，认为宗教信仰是愚昧落后，是“傻子遇到骗子”，他们把宗教同科学、哲学对立起来，忽视三者在文化起源及发展中的依存关系。

在这方面，唐逸教授的论述可谓振聋发聩。他说：“现代世界是文化多元的世界。然而容许不同文化信仰平等共存的前提是什么？仍然是信仰自由。信仰乃是关乎一个人的全人格全经验的内心最深处的愿望与抉择，也是一切人类价值的终极依据。故信仰自由乃是人的根本自由。惟其人是价值抉择的主体，人方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的尊严便在于此。如果一个社会不尊重人的价值主体性，则对人的尊严之践踏可以没有止境，勿论怎样践踏亦可以振振有词，如有理焉。也惟其信仰为价值的依据，故多元文化价值平等共存的前提，便是信仰自由。”“社会之存在，需要最低限度的意识形态，即多数人的共识，多数个人的信念之可公约部分，成为一种传统，方有法治的可能。因此，法治的基础，也是价值信念。如果社会没有这内在的理性秩序，即使有完备的法制，也不可能有自觉认真的遵守，也就没有法治。故法律既以信仰自由为前提，又要调节信仰，保证不同信仰有平等的权利，并通过教育立法及实施，以促进社会对信仰的尊重及不同信仰间的交流与理解。宗教组织是一种世俗权力，一如其他世俗权力，也应受一般法律的制约，以保证公民的不同信仰自由。”他还认为只有对无限本体的终极信仰，“方能给人以统一于人格的完整价值，给人生以根本的解决。”“以此之故，一切有限之物，一切可能误导无条件信奉之物，皆不能承担人的信仰。人固可以将有限之物作为信仰的对象，但人类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信仰有限之物，皆有可怕的后果。无条件地信仰圣人、领袖、教派、教义、主义、国家，皆曾产生残酷的压迫与流血。信仰科技，而科技造出毁灭人类的武器，虽也有造福人类的成果，但究竟使用什么成果则不取决于科技。信仰一切有限之物，皆可能导致狭隘的情绪冲动、偏见、迷信乃至仇恨。而信仰那不涵历史规定性和局部利益的终极本体，则提供宇宙观点，来观照人类价值，既对有限之物持理性批评的态度，又对同类同胞生出油然的悲悯，以最宽容最谦卑的心情来构建人生价值，以最深沉最谨敬的态度省察自身的过失。这并不是说，终极信仰在逻辑上导致此种态度。而是说，前者为后者提供一种可能，一种开放，一种心灵的倾向而已。”“然而本体信仰毕竟提供一种土壤，对终极信仰和未来科学同等开放。一个社会有无这土壤，于该社会的生存质量实有莫大关系。”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汲取了西方的科学和哲学，但买椟还珠式地拒斥了基督教文化的信仰情怀，而这种信仰情怀却是我们的民族走向现代社会所必备的，因之引进的是一种不完全的西方文化。这样不仅造成在科学思想上比西方社会慢半拍，而且在宗教学的认识上缺乏高度和广度，陷入信仰有限之物的怪圈之中。中国历史上之暴君残忍荒淫，礼教之“杀人如草不闻声”，近世军阀割据、政治斗争之残酷惨烈，社会上缺少悲天悯人之信仰情怀，当权者肆无忌惮，搞得冤狱遍地，家破人亡，造下无边恶业，皆与信仰有限之物有关。对无限本体的信仰为宗教之根本特征，而信仰有限之物实为迷信，信仰对象不同判明了宗教和迷信的分界线。而今我国思想界尚对此缺乏认识，分不清迷信与宗教之真伪，反而使真正的宗教信仰屡遭摈斥。过去我国的宗教学研究一直时紧时松地受到批判封建迷信政治运动的冲击。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大地泛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想，到“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政治动乱，《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被否定，宗教文化被斥为封建迷信，宗教学的研究被划为禁区，不仅宗教界爱国人士深受其害，而且连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者也不遑宁处。社会实践证明那种认定宗教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反动、落后意识形态，企图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的和非常有害的。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实事求是的宗教学理论研究作指导，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民众的宗教意识复苏的背景下，必然出现某些和信仰情结相关的复杂社会现实问题。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政教合一的传统不仅同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不相容，而且往往在宗教狂热中掺杂进政治因素，成为造成社会动乱的隐患。宗教问题往往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历史上民众的宗教信仰渠道被堵塞必然导致“邪教”丛生，“妖言”流传，民心沸动，而宗教革命的出现往往又催发社会革命，这说明宗教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道教是惟一土生土长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宗教，又有政教分离的特色，但不改革是没法顶替西方基督教的功能的。我们应对民众的宗教信仰需求予以高度重视，理顺有关宗教的政策，使宗教信仰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改革宗教以适应现代化的进程。

现在我们即将叩开21世纪的大门，新世纪的科学、哲学和宗教呈何特色，新的科学革命的前景又如何呢？

根据汤浅光朝的分析，世界科学中心从意大利相继转移到英国、法国、德国，1920年美国成了世界的科学中心。21世纪能否转移到世界的东方，这要看东方国家能否具备成为科学中心的条件。从科学方法论上看，西方文化还原论的分析方法面临革新，将被东西方结合的辩证的有机整体观所取代。本世纪发展的量子场论、系统科学、自组织论、耗散结构、协同学、混沌学、分维学等为研究复杂巨系统提供了工具，实际上是东西方科学思想在方法论上的结合。西方辉煌的科学技术并未穷尽宇宙的奥秘，东方民族的智慧照样可以发现真理。我们决不能满足于现有的科学理论，而拒绝接受未知世界无法用旧理论范式解释的事实。现代科学对宏观和微观的物质世界都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而对于人自身，对于人的大脑，对于生命和意识的本质，对于人的心灵活动却所知甚少。当代科学在这些领域还被一片“乌云”笼罩着，许多生命现象和心灵潜能的效应因为和旧理论范式有冲突在学术界引起一次次争议。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可以断言21世纪的带头学科将是生命科学，特别是脑科学、人体生命科学、心理学、心身医学等生命和认知科学领域会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与此相应，21世纪的哲学和宗教也将以人为主体展开，宗教学的研究将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这是世界文化运动的大趋势。

第二节 道学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在世纪之交，道学文化越来越受到全世界有识之士的重视，《道德经》成了其译本数目仅次于《圣经》的在各国广为传颂的圣书。尽管国内外学者对道学著作还有许多误解，但它的文化价值震撼着千千万万人的心，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智慧闪光。在下一个千年纪元中，道学的根本精神将为世界上东西方文化所普遍接受，现代社会的人们将愈来愈珍惜道学文化的启示。道学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它给现代社会哪些启示？这是我们下面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 道学的平等、宽容精神

《道德经》云：“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十六章）“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七十七章）“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三十四章）道学在看待人和万物的关系上，没有人类中心论的观点，认为人是域中四大之一。在文化上，道学主张多元化，容纳不同的价值观，否定高低贵贱之分，反对自我中心论。道教不排除异教和异神，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道学平等视物，以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对外界其容若水，容万物而不惟我独尊。道家以道并包天地，泽及天下，常宽容于万物，显示了高尚博大的胸怀。道学的这种平等、宽容的精神，符合世界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潮流，必将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一个民族，只有确实树立起“平等”的社会观念，才有可能形成社会的公正原则和对人权的普遍尊重；一个国家，只有高扬起“宽容”的精神，才有可能鼓舞公民对自由的追求和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

二 祈求太平、爱好和平的思想

道学以兵为“不祥之器”，“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七十四章），公开提出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思想，并祝愿人民遇上“太平盛世”。《太平经》就是道教祈求太平盛世的经典。老子也向往一种使人民“安平泰”的社会。道学反对滥杀人，不得已用兵战胜侵略者也要以丧礼处之，不能冤冤相报，伤害无辜。老子斥责那些“代大匠”而屠戮人民的刽子手，必然得到“其事好还”的报应，“希有不伤其手矣”。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那些行事伤天害理的人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些以权力残害人民的独夫民贼是没有好下场的。道学的这些思想，必将成为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强权政治、反对战争的理论武器。

三 周穷济急、救人救物的人道主义观念

道学提倡取有余而补不足，要人们周穷济急，以使社会上无弃人无弃物。《太平经》云：“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老子认为善救人者无弃人，善救物者无弃物，反对个人依仗权势聚敛财富和压抑人才，倡导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社会。社会上那种财富权力化，权力私有化，以权力化公为私，多捞多得，剥削人民的趋势，是违背道学中和之德的；那种依靠权力通过不公平竞争暴富起来，不肯救济贫穷，使天下有才能之士困于逆境无法为社会效力，皆是无道的行为。道学的这些爱人惜物的人道主义观念，这种以劳取酬、均有财富的社会理想，也必将为世界绝大多数人所拥护。

四 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生态智慧

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形成一种信念，认为大自然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可以在征服自然中获得经济的无限增长和尽情的物质享受，而不需向大自然支付什么。他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以征服世界便意味着社会的进步，这种高科技的进步是不可停止的。然而“科技万能”的工具理性固然改善了物质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这种大自然的报复终于延伸到文化层面，人成为科学技术产品的奴隶，环境的危机带来心理上、生理上的多种社会病，空气污染、气候异常，资源匮竭、人口爆炸、生物灭绝、毒品泛滥、恐怖活动、灾疫流行、核弹及生化武器、臭氧层破坏等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人们生态环境意识逐渐觉醒后，一些污染性工业又输出到急于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当前，西方社会有识之士越来越重视道学文化的生态智慧，我国更不应该走西方国家工业发展的老路，而需要在道学文化的启示下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道学主张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这和培根以科技征服自然的观念是不同的。人类应该是大自然的朋友，同大自然和谐相处，才不会招致大自然的报复。

五 返朴归真、反对异化的价值取向

道学尊重人性和人的主体价值，提出“因道”、“因性”的主张；反对社会对人的异化，主张返朴归真。现代社会不仅因片面追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人沦为科技产品的奴隶，而且因世俗文化的发展造成道德堕落、人性扭曲的文明异化现象。异化的实质是通过工具理性控制自然和社会并形成一套思维方式与权力机制，从而脱离开道家以人的生命为中心的思考方式。现代的“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理性万能”的思潮使人们越来越失去自然和社会的诗情画意，而紧张的社会竞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又使人们身心交瘁活得很累，以工业化为主要内涵的现代化使人的劳动变得工具化和公式化，这都使人们发觉现代化并没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从而向往道家返朴归真的生存状态。现代化使人们距离自然界越来越远，世俗社会的伦理教化也给人的心灵套上数不清的枷锁；道学却主张人类的生存应回归自然，解脱世俗社会教化强加给人性的层层束缚，以恢复人的本性和生活的自然状态，消除人类的生存危机。在现代社会里人和人之间残酷竞争、罪恶事件迭出、人人紧张奔忙、物欲横流的现实状态下，道学返朴归真、反对异化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服清醒剂。

六 崇俭抑奢、知足守道的生活原则

道家在生活上提倡勤俭朴素，反对奢侈浪费，对那种穷奢极欲、暴殄天物的生活作风深恶痛绝。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集团、一个家庭，莫不由勤俭朴素而兴盛，莫不由穷奢极欲而败落。天地生万物供养人类，人类要珍惜万物，知止知足，不应超过限度地高消费，更不应该以铺张浪费掠夺和伤害自然和社会的恩赐。天地赐人以财，是要人替天行道；社会赐人以权，是要人为民造福，如人挟持财权以自重，背道丧德，倒行逆施，必遭天谴。道家认为金玉满堂，高官重权，“不如坐进此道”。有了道，就可以超越外物，不受物欲之惑；就可以超越社会，不以荣辱为怀；就可以超越自身，达到心灵的净化和升华。社会上达官显贵一掷千金，而农村少年却因无钱读书而失学；社会上豪门权要盛开华宴觞咏管弦，而贫穷地区民众却不得温饱，因而道家崇俭抑奢、知止守道的原则，对社会人心有着现实的教化意义。

七 尊重女性、敬老爱幼、慈善谦让的社会伦理

道家哲学是一种女性的哲学，因而特别提倡尊重女性；道教继承了中国孝顺父母、慈爱子女的传统美德，倡导敬老爱幼的社会伦理规范。《太平经》谓男得天气为阳，女得地气为阴，天地合而阴阳交，“今天下失道以来，多贱女子，而反贼杀之，令使女少于男，故使阴气绝，不与天地法相应”。“男女夫妇者，主传统天地阴阳之两手也”。“故凡事者，像此两手，皆当各得其人。并力同心，像此两手，乃吉安太平之气立至也。”世上的男女，家庭中的夫妻，像两只手一样，同心协力，办事可成，太平盛世可至；如果重男轻女，残害妇女，则是无道，阴阳不调，必致凶咎。道家这一主张，是对儒家宗法礼教男尊女卑传统的抗议。《太平经》又云：“天地之道，乃一阴一阳，各出半力，合为一，乃后共成一。”“男女各出半力，同志和合，乃成一家。”在家庭伦理中，男女也应该是平等的，男女和合的人道与阴阳和合的天道是对应的。道家的男女之别是生理自然状态之别，而不是被文字符号、社会观念异化了的男女之别，因之道家之女性解放思想是解脱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异化。道家倡导对人要慈，行事要善，自处要谦，处人要让；天下利益争则不足，让则有余，以慈善谦让的态度待人接物，敬老爱幼，尊重女性，整个社会的伦理关系就达到道的境界。

八 少私寡欲、无己无待的人格修养

道学在自我人格塑造上要求人们“无己无待”、“不为物累”、“少私寡欲”、“啬精节情”，以完成心灵的自我超越，达到道的境界。《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十二章）“治人事天，莫若啬。”（五十九章）道学是以人体生命为出发点的学问，因之不主张把生命能量消耗在追求声色滋味等外部刺激上，要节制自身追求外物的欲望。《老子》还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四十四章）外界的虚名、财货等比起自己的生命来，哪个重要呢？获得这些东西而丧失生命，哪个更有害？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道家是一种追求内在超越的生命哲学，反对“伤性以身为殉”。《庄子·骈拇》云：“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当今世上有人身壮如牛，力举千钧，外物之打击不能伤其毫毛，但其内心的烦恼、焦虑、忿怒却足以使其残生损性。人心的忧伤、焦躁又从何来呢？无非是私己的欲望不遂，名利难得，人生道路的穷通晦显所致。由此可知少私寡欲，无己无待，确是解脱人生心灵枷锁的仙丹妙药，是通向大道的人格修养途径。

九 重生养生、功行两全的修持方式

道教以生道合一为纲领，以“我命在我”为号召，故养生文化在道学中特别发达。道教中兴起的内丹仙学，更将养生学推向登峰造极的境界。道学贵生，将人类生命的价值放在首位，不仅珍惜自己的生命，还珍惜他人的生命，推而至于爱惜天下之生灵，将伤生害命作为世间不可饶恕的罪行。道学以养生养身为功，以爱生济世为行，提倡功行两全，“当为天下养身，不当为天下惜身”，以身为天下苍生行道。明代张鼐松《却金堂四箴》云：“省嗜欲，减思虑，戒仇怒，节饮食，此养身也。规利害，避劳怨，营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全真道丘处机带18弟子千里跋涉去见成吉思汗，一言止杀拯百万黎民生命于蒙古铁骑之下，这显然是为救天下苍生而行道的典型。历史证明，凡是道教关心社会，关心民众疾苦的时候，道教就兴旺发达；凡是道教脱离社会，不问国计民生的时候，道教就败落下去。道学之重生养生，不可走弃世遁世的道路，而要为促进民众的健康尽力，为老百姓的生死存亡说话，这种功行两全的修持方式才是有社会意义的。

第三节 道学和21世纪的新文化

20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风靡全球，在这之前一些古文化如巴比伦、埃及、苏美尔、印度文化等皆相继沦落或衰退，中国文化也受到强烈冲击。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大量局部战争，其中都有文化冲突的背景。中华民族在20世纪经历了丧权辱国、抗日救亡、民族复兴、“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文化问题也一直是矛盾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重新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历史任务又重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重构。第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大约历时550年，奠定了以儒家文化为表层结构，道家文化为深层结构，融汇诸子百家的中国文化格局，出现了大一统的汉代王朝。第二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近400年间融进了大量异族文明并接引印度的佛教入中国，形成了儒、道、释三教分立而互补的文化格局，出现了开放、强盛的隋唐王朝，中国成了世界上东方文明的中心。历史上这两次文化革新和重构都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加强，传统文化的精华得到提炼和净化。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革新和重构是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估计在21世纪才能完成新文化的建构。这是由于“五四”时期摆在中华民族面前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是“救亡图存”，根本来不及完成深入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批判儒学和礼教，根本原因在于儒学和礼教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中国要前进就必须解除封建伦理纲常的枷锁。而后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原因也在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由此看来，文化的选择必须同社会进步的历史潮流相适应，时代的主旋律将根据需要使民族文化被提炼和升华，淘汰掉那些腐朽、落后的文化要素。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我们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它的兴衰直接和我们的民族命运始终相连。中国文化的重新建构意味着我们民族精神的革新。中国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文化传统与西方根本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无法亦步亦趋地照抄西方模式。然而，由于近世中国的思想家在民族危亡关头难以抑制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情绪，在这方面一直缺乏深切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迫不及待地全盘西化，照搬苏俄，都程度不等地吃了苦头。现在，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总算有了某种程度的自觉。人们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同中华民族的血缘、地缘、国情、民情息息相关，它的遗传基因融化进每个羲黄子孙的血液中，这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历史事实，关键是如何引进优秀的外来文化优化它。任何外来文化要在中国扎根生长，要成为中国文化中的要素，首先是要适应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的需要，再是要和中国文化相互筛选、拼接、融汇和整合，这是符合信息传递和增殖的科学规律的。印度佛教引入中国变为中国佛教就是这样，近代西方的科学、哲学、宗教根据需要进入中国本土也要有一个相互融汇的过程。

根据钱学森教授的分析，世纪之交的全世界已变成一个整体化的大社会。一方面，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激烈斗争。另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信息、交通的发展，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缩短，谁也无法再闭关锁国，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促使世界社会化。这是继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后的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将逐渐打破地区、国家的界限，日益促使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为走向世界大同，奠定物质、精神、文化的基础，从而叩开共产主义的大门。钱学森教授不仅提出“世界社会形态”的观点，还在科学思想和方法论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整体观，提出了集古今中外智慧之大成的“大成智慧学”。他认为各门科学研究的对象都是统一的物质世界，区分只是研究的角度不同，这就从根本上填平了以往各学科之间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开辟了人机结合集智慧之大成的途径。大成智慧学可以促使人们更新思维方式，创造性地从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上把握自然、社会中的复杂事物，找出科学、民主决策的最佳方案。因之21世纪的世界文化，必然以“多元并存，相互融汇”为基本特征，并逐步趋向世界文化的一体化。根据这一趋势，我们要敢于以道学的思想接引现代西方文化中的先进要素，在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融汇中重新建构新的道学文化，以使道学文化中的思想和观念跟上现代社会发展的步伐。新道学应该是一种活的、发展的学说，要有时代精神，要研究现代社会的实际问题，抱残守缺、务虚避实、固步自封的治学途径是没有前途的。

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家一批科学人文主义的学者如李约瑟、汤川秀澍、卡普拉等注意到了道家思想的现代性和世界意义，并在自己的著作中以现代科学和哲学汲取道家与道教文化的精华发展出道家的新形式，被董光璧誉为“当代新道家”。我们应该在中国学术界迅速培养出一批道家学者，改变陈旧的经学式的治学方法和思维模式，努力吸收现代科学和哲学的精华，实现道学的现代化，以涌现出一批中华民族的“当代新道家”。

同时，我们还应努力发掘道学文化的精华，纠正西方文化的弊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以东方文明的智慧来弥补西方观念的缺陷。道家的智慧不仅可以纠正“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偏颇，给人类生活带来诗情画意，而且道家的价值观也可以成为新科技发展的重要导向。老子的道家思想和西方哲人巴门尼德的“存在不能从非存在产生”的思想相反，主张宇宙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西方科学已从过去只研究“存在”，不研究“生成”和“演变”的根深蒂固的“构成论”旧观念，向“宇宙万物都是生成的”这种现代“生成论”的新科学观念转变，而“生成论”恰恰是道学思想的核心。道学思想不仅可以革新西方科学自古希腊原子论复活以来“构成论”的思维方式，而且在科学方法论上也会导致以分析为主的还原论方法向钱学森教授倡导的那种有机整体论方法的变革。从现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看，生命科学特别是认知科学必将成为新的科学革命中心，而生命现象乃至人的心灵是高度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它是不适宜用拆成小零件的还原论分析方法来研究的。科学观念的革命为道学思想推向世界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更进一步，我们还应提出以道学等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使道学的智慧直接应用于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建设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近几年来一直倡导要用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学术工程，我们应当努力着手去做。

可以想见，在未来的新时代里，新道学将被世界发达国家的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道教内丹学的科学内容也将被提取出来为人类服务。那时候，人们对出生、死亡和性的观念将发生根本变革，修道将成为社会上极普通的事情，性享受也不会仅作为少数人的奢侈品像现在这样骇世惊俗。因为社会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观念的变革都会带来一次性观念的解放，死亡禁忌和性禁忌必将被新一代人所打破。随着世界范围的人口恶性膨胀和老龄社会的到来，人们将重新评价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和老年养生学的理论，这是21世纪初期就可预见到的事情。

当前，国际上汉学界新儒学的研究如火如荼，新道学的研究尚是一片空白，这是不正常的。新儒家学派鼓吹“复兴儒学可以救中国而化西洋”，客观上只能是开历史的倒车。《论语·先进》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这段话揭示了儒学始终为封建帝王和君权政体所必需的秘密。家长制的封建等级思想正是儒学的核心，中国文化中这种积淀数千年的封建陈腐观念自“五四”运动以来虽受到较大冲击，但至今还没来得及彻底清算。儒家文化是一切封建帝王观念的渊薮，封建特权观念又是所有官场腐败现象的总根源。因之，儒家的这种封建陈腐观念不肃清，必然将“家长制”、“一言堂”、“君临天下”、“权大于法”等旧传统遗存到社会生活中去。儒家政治传统无法解决选拔人才上的“任人唯亲”倾向，也摆脱不了政权交接中的“传宗接代”模式，很难从“人治”走向现代的“法治”社会。在内政上，政府官员按儒家的传统必然由社会公仆演变为“民之父母”，以“纳谏”和“为民作主”的心态统治人民，更不要说等而下之的“以权谋私”了。在外交上，则以“夷夏之分”、“接受朝贡”的心态看待邻国和小国，落后于时代潮流。儒家的这些陈腐社会观念和道家“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大邦以下小邦”的思想差别不可以道里计！就连新儒家标榜的那种与西方不同的“儒家式现代化”也缺乏科学根据，是一种纸上谈兵的浪漫社会理想。几千年来吃人的礼教给中国人戴上了无形的精神枷锁，不打烂它就没有全民族的精神解放，就无法以新的面貌斗志昂扬地面向新时代。在文化上，夫欲有所立必须有所破，立是要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并继承魏源、严复、吴虞乃至汤用彤、胡适、陈寅恪、王明、陈撄宁、金岳霖、方东美、蒙文通、宗白华、萧天石等人的道学传统，形成当代的新道家学派；破是要反省和扬弃儒学的封建传统观念和落后伦理思想对人性的束缚，而不是全盘否定儒学，取其人文思想和进取精神为我所用，化腐臭为神奇。我们要以道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汲取包括新儒学在内的中外文化优秀成分，使道学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为重新建构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而努力。中国的思想家和学者们应该认清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在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学文化现代化方面提供更多的研究成果，实施新道学的文化战略，由此促使我国从文化的层次进行社会观念的更新，顺应世界潮流迈向21世纪！

附带说明，本篇涉及对宗教问题的某些新观点，甚至发掘出《道德经》中隐藏的宗教含义，请读者不必骇怪。我原是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接受前苏联反宗教、无神论的思潮顺理成章，也相信“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然而“文化大革命”以来我耳闻目睹了那么多罪恶事实和商品经济中人们见利忘义的龌龊行为，使我对反宗教的传统观点有了新的反思。20世纪以来，一方面是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投入了教会的怀抱，另一方面是学术界一批人认为宗教是野蛮人的迷信残留物，该由科学启蒙思想取代它，甚至连蔡元培先生都有“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想法，其他还有以“科学代替宗教”（胡适）、“以哲学代替宗教”（冯友兰）、“以德育（伦理学）代替宗教”（张岱年）等提法，足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崇尚科学而厌恶宗教的情绪了。1902年，瑞士分析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在题为《论神秘现象的心理学及病理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了每个人都有一种追求“心灵完整”的自然性向的基本观点。他在欧洲、非洲、美洲的长途旅行考察中，探讨现代西方人与原始民族之间潜意识心灵的沟通和异同，并认真研究了中国和印度的古老文化。荣格发现，现代物质文明的进化并无法掩饰人类内心所具有的原始民族之心灵特征。他得出结论：现代人的精神之所以苦恼，部分是由于缺乏宗教的信仰寄托所致。每个人的潜意识中，不仅蕴藏着他的个体从胎儿、幼儿到童年时期的记忆，而且还包含着他的种族发生和演化的心理文化历程。童话、神话、幻觉、梦等表现出来的原始宗教意识是每个人本能所具有的，换言之彻底无信仰心理的人是不存在的。科学、哲学、宗教、社会伦理、文学艺术都是人类文化的基本要素，五者是相互补充、交叉依存不可或缺的。科学和哲学是人类理性对“真”的追求，它们都以研究有限之物为基点，因而不能代替宗教作信仰的对象。伦理学和文学艺术是对善和美的追求，但也不能代替人的信仰。宗教是真善美的极致，是“全”的象征，是无限性和整体性的追求，是人类心灵的完整状态，是文化的最高层次。

我描述的是人类的信仰情怀，这是一种形而上的“元宗教”文化观念。“元宗教”不同于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具体的宗教，因为统治阶级可以把社会上的某种宗教利用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和控制人心的工具，而元宗教对无限本原的信仰情怀却是统治阶级无法抹煞的。元宗教是对无限之物（世界本原）的敬畏和信仰，元宗教观念超越于现世的具体宗教，但又体现在现世的具体宗教特别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中，当然也包括道教。在世界历史上，当统治阶级蜕变为少数人既得利益集团的专制政权时，都不约而同地将人民的宗教信仰需求引向崇拜有限之物的迷信上，从而滋生出许多罪恶现象却貌似有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释三教，本来都包含着浓重的元宗教观念，都对无限本原存有敬畏的信仰情怀，这曾经是中国社会数千年稳定发展的基本要素。佛道二教自不待言，就连宗教色彩隐蔽的儒教祖师孔子亦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试想一个国家，人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不畏天道，不畏伦理，不畏法律，为名利色权行险而无忌惮，这是最可怕的。如果大家都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肆无忌惮地使用权力，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都可以做出来，社会必然充满了罪恶，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渴望宗教的拯救，这说明宗教的出现也是社会的需求。光靠制定细如牛毛的法律而无人遵守仍无济于事，刑事惩罚并不能遏止人们的贪欲，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不能没有宗教。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里，人的宗教信仰情怀实际上是法治的基础，一个缺乏元宗教观念的民族是无法进入现代法治社会的。

李大钊先生曾说：“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梁启超和陈独秀也反对“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主张言论自由不应受法律限制，“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然而学术界至今还没深刻认识到，宗教信仰自由才是人类最根本的自由，是人异于禽兽的文明标志。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则不可能争取到言论自由，不可能有新闻、集会等其他自由，更没有思想解放、民主和法治。以上观点虽与蔡元培先生有异，但我相信坚持“自由”、“宽容”精神的蔡元培先生一定会说：“我虽然反对你的意见，但是坚决认为你有发表你的意见的权利！”至于如何分析我国在宗教意识复苏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如何使宗教信仰真正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如何使经受商品经济洗礼的社会长治久安且迈向现代法治的轨道，这都要留待读者自己去思考了。